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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乡村精英结盟、通胀与保护型经纪:国民党新疆政权与汉族乡村的关系——以绥来为例

摘要

1940年代,国民党新疆政权与北疆汉族乡村社会的关系呈现出复杂特征。一方面,通过与县以下乡村社会的精英结盟,政权强化了对基层乡村各种资源的掌握和管控。通过对县长的遴选、创设区村-保甲制及对乡保甲长的"收买"策略,国家掌握了乡村资源的详情并强化了其汲取和动员力。同时,通过现代金融体系和通货膨胀政策、军供体系、县以下的行政体系三方面的密切合作,以北疆各县"购粮委员会"、"北疆粮食会议"为标识,国民党政权在1940年代实现了对乡村资源、尤其是最紧缺的粮食资源的占有,而农民得到的只是贬值速度越来越快的纸钞。另一方面,国民党新疆政权对东逃的汉族难民大力实施救济,并对荒歉的灾民进行详细调查和豁免救济,体现出某种"保护".此外,面临来自"三区革命"的强大外部压力,国民党新疆政权对社会各界实施了严厉的管控和规训,藉此达到动员战力、维持其边疆政权的稳固的目标。简言之,汲取资源、救济保护、管控规训成为国民党新疆政权与乡村关系的并存不悖的三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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