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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正义——一位80后女书记员眼中的西部基层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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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论

(一)为什么80后女书记员?

(二)为什么柳青?

(三)为什么西部基层法院?

(四)为什么透过书记员观察西部基层法院?

(五)研究方法

(六)论文结构

二、一位80后女书记员的故事

(一)柳青其人

(二)从前台秘书到书记员

(三)书记员后

三、柳青眼中的审判

(一)“基层法官办案,直接与当事人联系”

(二)“重要的是过程,过程是可以操作的”

(三)“操作过程,形成案卷”

(四)“不要打官司”

四、柳青眼中的法院

(一)院长、副院长、庭长与法官

(二)审判委员会

(三)柳青眼中的司法公正

五、柳青眼中的当事人

(一)“老百姓很无助”

(二)“关系,关系,主要是关系”

六、柳青的理想

(一)“法院没想象的好”

(二)“法官荒”33

(三)柳青的痛苦:“我只是书记员”

(四)柳青的理想:“我一定会当法官”

七、结语:遥远的正义

(一)法院队伍建设落后

(二)当事人的能力不足

(三)被“操作”的正义

(四)研究方法的反思

致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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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利用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透过一位80后女书记员的眼睛,观察西部基层法院的司法运作,展现了正义在中国西部基层法院实现的艰难与遥远。
  全文共分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导论”,交待论文选题的目的、意义、研究方法与全文的逻辑结构。本文从四个方面概括了选题目的:为什么80后女书记员?为什么柳青?为什么西部基层法院?为什么透过女书记员观察西部基层法院?书记员是法院审判工作的事务性辅助人员,主要负责审判记录并办理有关审判的其他事项。本文透过一位名叫柳青的80后女书记员的眼睛,观察西部基层法院的现状与运作。基层法院是司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等落后地区的基层法院在运作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特点。本研究展示了西部基层司法的真实状况,反映了中国司法改革的艰难,进而显示出在中国基层社会实现正义的艰难与遥远。
  第二部分“一位80后女书记员眼中的西部基层法院”,细致描述了贵州省A县一位名叫柳青的80后女大学生从前台秘书到担任书记员的经历。文章通过柳青的叙述,展现了西部基层法院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以及这些环境对基层司法的影响。A县法院地处西部,民族众多,经济和社会发展滞后,人们容易满足于现状而缺乏进取心,优秀人才也不容易留住,人才流失的情况严重,事实上,西部基层法院比较普遍地面临严峻的队伍建设问题。
  第三部分“柳青眼中的审判”,透过柳青的眼睛观察西部基层法院的审判。基层法院法官办案直接与当事人联系,甚至进行私下交易。这在相当程度上导致开庭审理成为走形式和走过场。法官掌握了一整套“操作”技术,善于操作审判过程。在这些“操作”技术中,最重要的是对庭审的“操作”,通过白纸黑字形成案卷。各种各样原因导致老百姓打官司难,于是柳青发出了“不要打官司”的感慨。
  第四部分“柳青眼中的法院”,透过柳青的眼睛观察西部基层法院的组织结构与权力运作。院长、副院长、庭长与法官的关系是微妙的。院长权力大,说了算,副院长权威性次之,法官表面上会尊重副院长。庭长有能力才有威信,没能力的庭长,连书记员也不太理会。面对领导交办的有压力的案件,法官推卸责任的惯常手法是提交审委会讨论。而审委会大多采取院长的意见,出现了“审委会的意见主要就是院长的意见”的现象。对于当事人的“闹”,院长及承办法官往往会说:“这是审委会的意见,我也没办法。”审委会被操作成了院长和法官推卸责任的一种工具。在柳青看来,司法不公是客观存在的现象,枉法裁判也许并不多,进而司法腐败不仅是法官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的普遍问题。
  第五部分“柳青眼中的当事人”,透过柳青的眼睛观察当事人。老百姓打官司很不容易:一方面,总觉得自己有理,要到法院去说理;另一方面,老百姓又不会打官司,自身文化水平和法律知识有限,加上很少请律师,因而往往会被当事人搞定的法官“套”住,难以切实维护自身的权益。在当下中国,打官司要找关系,凡是能找到的关系都会找。当事人有时也会聘请律师。不同的律师对诉讼结果的影响可能不同,与法官关系良好的律师容易胜诉。
  第六部分“柳青的理想”,反映了书记员的成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西部“法官荒”问题,进而对法院人员分类管理体制进行了分析。文章也讨论了法官的发展问题。法官的行政化管理限制了法官的发展空间,法官不会把法官职业本身视为荣耀,而把担任行政职务作为法官职业生涯发展的最高境界。
  第七部分“结语”,试图对全文进行理论提升。文章从法院建设落后、当事人能力不足、被“操作”的正义三方面分析了正义实现的艰难与遥远,引出本文的主题——“遥远的正义”。正义的实现既需要当事人为正义而斗争的努力,也取决于制度和环境的改进。例如,司法制度应当进一步完善,法律程序应进一步科学化,法院队伍的素质应大大提升,当事人的诉讼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等等。最后,文章还对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指出书记员柳青仅仅是作者的观察工具,作者只是透过她的眼睛观察司法的运作状况,而并非把她对司法的看法凝固为“真理”。
  本文讲述了一位80后女书记员的故事,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具有一定的新颖性,透过柳青的个体经验也有助于直观地展现当代中国西部基层法院的运作状况、面临的问题及其发展方向。当然,仅基于柳青的个案来讨论中国西部基层法院面临的各种问题,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尽管本文立足于个案研究,而无意从个别推导出一般,但克服个案与一般、经验与理论之间的断裂仍将是作者今后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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