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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少民族劳动力外出务工对农户生计模式的影响——以东乡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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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历史、自然方面的原因，我国小少民族普遍表现为“三个落后”，即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文化发展水平落后、群众生活水平落后。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以谋求新的生计替代模式，这其中也包括了很大一部分少数民族。
　　由于自然区位和经济区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即不同生计背景各不相同，致使不同农户的生计模式与外出务工的压力并不一致。东乡族是中国典型的小少民族，东乡县作为东乡族集中分布的区域，是全国主要的特困地区之一，生境条件差、生计资源有限，呈现出“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的状况。
　　论文以民族学、社会学的原理和方法为指导，在探究少小民族一般特征与生计模式关系的基础上，选择微生境和生计资源不同的东乡族集中分布的三个村（天桥村、三源村、陈家村）为样本，通过入户调查和深度访谈，解析劳动力外出务工对生计模式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东乡族是中国典型的少小民族，在中华多元一体的民族体系中，有其特殊的民族文化生态位。在东乡族漫长的迁徙、形成过程中，受历史时期特定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格局的影响，致使少小民族在民族利益的对抗和在生存空间争夺中处于劣势地位，被挤压在自然条件非常严酷的生境中，生境的严酷性决定了生计模式的脆弱性和单一性，为了缓解生计压力，只能突破自身生境的局限，通过外出打工谋求生计替代模式。
　　（2）三个样本村天桥（山顶村）、三源（山腰村）和陈家（河谷村）的区位条件、生计资源（尤其是水土资源）等不同，生计压力各异，生境条件的优劣和生计压力与外出务工存在明显的关联性。改变家庭收入状况是外出务工的普遍追求，这是外出务工的最大“拉力”，与此同时，“人多地少”、“种地收入少”和“不想种地”则构成外出务工的主要”推手”，映射出原生境和生计条件对劳动力的胁迫性。
　　（3）从外出务工者与生计方式的相关性考察：①受东乡族传统文化和生育观念的深刻影响，东乡族保留了大家庭结构形态，主干家庭（直系家庭）和联合家庭占主导地位，抚养指数较高，劳动力外出务工与家庭规模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即家庭压力越大，生计胁迫性越高，外出务工者越多。②外出务工者中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占绝对优势——给原本脆弱的传统农（牧）业生计模式带来更加沉重的负担。③外出务工者普遍文化水平低，制约了生计能力和生计替代模式选择，低端的建筑业、服务业成为主要的行业选择。既暗合了东乡族传统的生计优势，也限制了生计方式的拓展。④特有民族宗教文化（信仰伊斯兰教）、饮食文化（清真食品）、民族语言（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和独特的人际关系（重视“联手”），导致东乡族外出务工时，往往结伴而行，就近务工。路径依赖和路径单一特征非常显著。⑤由于生计压力无法缓释，因此长时间外出务工成为“常态”。
　　（4）外出务工从不同层面改变了传统的生计模式。①改变了传统生计资源（土地、劳动力等）重新配置的格局。家庭规模越大转出耕地的可能性就越小；拥有技术特长的农户更偏向于转出耕地；务工地方越远、务工时长越长转出耕地的可能性越大。家庭非农就业人数越多、耕地规模越大，农户土地撂荒的可能性越大，说明生计环境和耕地资源质量对基本生计资源配置有深刻的影响。劳动力外出务工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资源禀赋下降，并且农业收益越小受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影响越大。②改变了传统生计方式，加快了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并且生计压力越大对传统生计方式影响越大。山腰村和河谷村农业种植趋向单一化，但山腰村的种植规模也明显下降；生计资源最差的山顶村养殖规模则有扩大的趋势，山腰村和河谷村则相反。③改变了生计质量：外出务工改变了家庭收入结构，有利于农户降低恩格尔系数、改善住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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