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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昌回鹘时期吐鲁番观音图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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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回顾

三、研究思路、内容、方法与材料

四、研究重点与难点

第一章汉藏共融:高昌回鹘佛教与观音图像调查

第一节高昌回鹘佛教及其艺术遗存

第二节观音图像的调查、分类与年代

本章小结

第二章救难与往生:西方净土信仰体系下的千手千眼观音经变

第一节图像内容考析

第二节绘画传统与艺术风格

第三节西方净土信仰体系下的救难与往生思想

第四节高昌回鹘时期的千手千眼观音信仰

本章小结

第三章慈悲、妙慧与万行:华严信仰体系下的三大士图像

第一节图像内容考析

第二节华严三大士图像的滥觞与发扬

第三节华严思想的彰显及其与密教观音的融合

第四节难陀童子所反映的吐鲁番与五台山之交流

第五节天部像和于阗王像及其与敦煌、黑水城之关联

本章小结

第四章山林、猕猴与月轮:禅观意境下的如意轮观音经变

第一节图像内容考析

第二节山林禅定与月轮观想

第三节绘画题材、风格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

本章小结

第五章威德神力:观音与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变

第一节图像内容考析

第二节宝王经变与壁画绘制年代

第三节宝王经变在石窟中的宗教意义

第四节宝王经变与汉译佛经入传吐鲁番

本章小结

第六章净土的选择:汉藏混合风格的六字观音经变

第一节图像内容考析

第二节六字观音像及其信仰

第三节七观音像及其信仰

第四节观音信仰的净土选择

本章小结

结语多元荟萃:高昌回鹘时期吐鲁番观音图像的若干认知

附录

参考文献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目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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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昌回鹘佛教是以汉传佛教为主导,在唐西州佛教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蒙元时期,随着藏传佛教的传入,进而形成了汉藏佛教共融的格局。从吐鲁番石窟壁画和出土的回鹘文佛经来看,高昌回鹘时期主要流行法华信仰、华严信仰、阿弥陀信仰、弥勒信仰和观音信仰,其中观音信仰尤为繁盛。因此,本文以吐鲁番的观音图像为基本研究素材,通过对图像内容的释读和绘画风格的分析,以期揭示高昌回鹘观音信仰的特点及与周边地区的交互。 第一章首先简要叙述了高昌回鹘佛教的兴衰和艺术遗存,其次,将这一时期吐鲁番的观音图像分为三期、五种组合和两大体系。从绘画风格上看,观音图像可分为三期:(1)9世纪中叶至10世纪,这一时期的观音像与敦煌的观音像非常相似,模仿痕迹较为明显。(2)11至12世纪,这一时期的观音像本土绘画风格已然成形,造型庄严,遵循一定的造像法度,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3)13至14世纪,这一时期的观音像,虽也有部分精品,但总体上已呈现衰落趋势。石窟内的观音像以观音经变的形式呈现,与窟内其它壁画题材构成五种组合,分别为:(1)单一的观音经变。(2)观音经变与佛本行经变的组合。(3)观音经变与鹿野苑说法组合。(4)观音经变与净土经变的组合。(5)观音与文殊、普贤构成的华严三大士组合。以上五种组合归属净土信仰和华严信仰两大体系。 第二章以柏孜克里克第14、41窟的两铺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画为中心,探讨了高昌回鹘时期千手千眼观音的绘画传统及其所蕴含的宗教思想。两铺千手千眼观音经变画中,主尊观音饰以莲瓣形装饰图案,与敦煌的圆形装饰图案不同,观音两侧配置六身菩萨,与主尊一起构成七观音组合,这与敦煌亦不相同,体现了回鹘人独特的审美情趣与信仰传统。第14、41窟正壁塑绘阿弥陀经变,侧壁塑绘千手千眼观音经变。两种经变画相结合,完整的呈现了西方净土信仰体系下的现世救难与来世往生思想。此外,第41窟正壁阿弥陀经变中的阿弥陀佛来迎图,体现了宋代中原和河西地区流行的新的净土往生思想在高昌的传播。 第三章以柏孜克里克第39窟的壁画为中心,探讨了三大士(观音、文殊与普贤)图像的华严思想背景及其与周边地区的关系。第39窟的观音位居正壁,与两侧壁的文殊与普贤构成洞窟的主体,而中央佛坛的释迦牟尼佛塑像与两侧壁的十大菩萨与四大天王,共同构成了宏大的说法、听法和护法场景,信徒礼拜三大士时宛若置身于庄严的华严海会之内。第39窟的三大士图像均以经变画的形式呈现,三大士各有眷属为其助会,某些眷属的像式与敦煌、黑水城同类题材的像式非常接近,体现了三地之间在绘画传统上的承袭关系。此外,第39窟新样文殊中难陀童子的首次出现(不见于其它地区),反映了高昌回鹘时期吐鲁番与五台山之间的文化交流。 第四章集中探讨了柏孜克里克第40窟右侧壁的如意轮观音经变,与敦煌石窟的如意轮观音经变相比,内容更加丰富,有许多题材是敦煌所未有,如十大明王、释迦与弥陀组合像等。这些新增的题材彰显了宋代中原与高昌回鹘的佛教文化交流,中原的佛经翻译和佛教实践为高昌回鹘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是高昌回鹘佛教繁盛的源泉。从宗教修习角度来看,该经变中山林禅定和月轮像,体现了修行者通过观想猴子来收摄心猿,心专则可念诵如意轮陀罗尼咒,以心月轮观想入手,观想本尊如意轮观音及诸像,从而生发菩提心,证入初地菩萨终至成佛的美好愿望。从绘画风格来看,该经变融合了中原和龟兹两种画风,体现了高昌回鹘时期吐鲁番佛教艺术的多元化。 第五章重点探讨了柏孜克里克第17窟券顶的几幅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变。该经变是根据北宋时期印度来华僧人天息灾翻译的《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而绘制,由此可以说明中原的佛经翻译是高昌回鹘佛教发展与繁盛的源泉。同时,该经变作为新创作的经变画,不见于全国其它地区,反映了高昌回鹘时期观音信仰形式的多样化和丰富的内涵。第17窟壁画的绘制年代,学界一般认为是在唐西州时期,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变的首次释读纠正了这一错误。该窟壁画的绘制年代,上限当在《开宝藏》入传高昌的景祜四年(1037),根据窟内出现的回鹘供养人判断,其下限当在回鹘归顺蒙古之前的13世纪初叶。 第六章从柏孜克里克第29窟左侧壁的六字观音经变入手,首先分析了该窟的壁画内容与藏汉混合的绘画风格。其次,讨论了六字观音经变的像式,即主尊为六字观音,与两侧的六身观音共同构成了七观音组合。这样的组合,在吐鲁番石窟壁画和纺织品绘画中屡见不鲜,反映了高昌回鹘时期七观音信仰的繁盛。最后,从观音信仰的角度分析了该窟蕴含的宗教思想,指出出资修建洞窟的功德主有意将弥勒菩萨置于正壁,而将阿弥陀佛“偏居”侧壁,这至少反映了功德主在选择往生何种净土时,更倾向于弥勒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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