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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汉新儒学统治思想地位的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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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西汉,是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儒家在经历了秦朝“焚书坑儒”的巨大灾难之后,在这一时期慢慢走向复兴,并且最终取得了西汉统治思想地位,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多年。本文认为西汉之所以能成为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与汉代儒学呈现出的体系化特点息息相关。汉代儒学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形成了一套包含哲学基础、政治模式、纲常伦理秩序、践行主体、延续措施的完备理论体系。体系设计极为完整,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使得一整套体系运行起来,生命力极其顽强,能够迅速扎根于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异常稳定。而这正是汉代其他学派所不具有的优点。
  秦末连年战争,致使社会经济疲惫不堪。所以,汉初的统治者取得天下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发展经济,恢复生产。至于选择与之配套的指导思想,汉初的统治者积极吸取秦朝因法而亡的惨痛教训,希望对法家思想敬而远之,但是“汉承秦制”的汉初政治现实要求新的指导思想必须要能对法家思想客观影响汉初政治给与合理的解释。于是,道法结合的“黄老之学”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黄老思想在肯定法制作用的同时,主张“清静无为”,由此而在汉初营造出一个相对宽松的思想文化环境。儒家思想在这一环境下得到不断的恢复和发展。以叔孙通为代表的汉初儒生积极发挥儒家的“入世”精神,对儒家传统礼制加以改造,制定出符合汉初政治的“礼仪制度”,得到统治者的重用,是儒家登上汉代政治舞台的开端。其改造儒学,适应现实政治需要,以达到“入世”的方法,开汉代儒生改造儒学之先河,此后的儒学一改先秦儒学的理想化特点,和现实政治的结合越来越紧密。而陆贾和贾谊将儒家和道家相结合,大大提高了儒学的社会影响力。
  迨至武帝,儒家体系化的特点越来越明显。为了迎合武帝转变统治思想的需求,经学大家董仲舒以传统儒家理论为基础,融合道、法、阴阳五行等家思想精华,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学体系。这个体系以天人理论为基础,董仲舒从《春秋》中提炼出“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观点,认为“君权神授”,在肯定天的权威的基础上,提高君主的地位。德主刑辅的政治模式是这个体系的核心政治主张,董仲舒认为“德”为阳,“刑”为阴,阴为阳之助,所以统治者应该顺应天道,实行“德主刑辅”,霸王道杂之的政治统治模式。儒家纲常伦理思想是这个体系所提倡的社会秩序,董仲舒认为“三纲五常”是天道秩序在人道中的体现,所以,人君作为天的代言人,应该在人道中维护纲常伦理以维护天道秩序。儒生政治是该体系的践行主体,董仲舒认为政府选拔官员应该以儒家的“德”“才”为标准,做到“录德以定位,量才以授官”,让儒生更多的参与到现实政治之中。最后,在儒学体系的保障和延续方面,董仲舒认为应该充分发挥教化的作用。首先,设立太学,提高经学的地位;再以博士为师,对官员进行儒学教育;其次,在全国范围内广建学校,教授儒家经典,而在社会教育方面,他则建议树立“忠孝”典范,鼓励人们崇尚儒家伦理。这个新儒学体系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是“大一统”,政治一统于中央,权力一统于皇权,文化则一统于儒家。董仲舒所构建的“新儒学”是一套非常系统的完善的理论体系,其中包括理论基础,政治建设,伦理建设,践行主体,延续手段,终极目的。所以,即使其中有一两项暂时没有得到采纳,其他环节也会慢慢的将其拉起来,从而完成一整套体系的确立。武帝虽然部分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但是在他在位的中、后期“多任法”的政策倾向,使他偏离了新儒学所提倡的“德主刑辅”的政治轨道,新儒学和儒生的地位逐渐边缘化。
  昭宣时期,经过三十余年儒学选官制度和儒家教育的发展,儒生群体不断壮大,他们要求在政治上获得更多的权利,要求国家回到新儒学所主张的政治轨道之中。这一时期新儒学体系的完善,集中表现在儒生政治的崛起和“德主刑辅”,霸王道杂之政治模式的实践上。宣帝时期,经学权威的树立,标志着新儒学的思想统治地位在西汉最终确立。自此,儒学开始成为中国两千多年传统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董仲舒对新儒学体系的构建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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