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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生态文化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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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美国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Yi-fu Tuan，1930-)在地理研究中反对科学实证主义，吸收现象学、存在主义等哲学观点，建构了深具人文主义精神价值取向的人文主义地理学。段义孚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并不研究客观的地形、地貌等自然现象，而是以人之生存为核心研究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他把研究重点置于人直接经验的生活世界和环境的社会建构，强调人性、人情、意义、价值和目的，关注人的终极命运，进而发现人类在生态整体中的定位以及人类与环境的本质关系。段义孚的诠释将人对现实环境的感受与似乎和地理学不太相关的哲学、心理学、环境美学及人类学方面的见解联系在一起。他对问题的思考往往纵横予诸多学科之间，其著作的影响不只限于地理学，而远至于哲学、心理学、环境美学等领域。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跟生态密切相关，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思想。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天然地处在他对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美学思考中，贯穿于其人文主义地理学形成的整个过程，而且抓住了生态文化的核心--入的问题。对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把握有助于启发未来的生态文化理论建设，有助于促进当代环境问题的实际解决。然而遗憾的是，国内外学术界至今还没有一部系统研究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思想的学术专著问世，以此为专题的研究性论文也很少。尤其是目前国内外还没有人运用生态学理论，从生态环境视角，对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中的生态文化思想内涵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在占有丰富原始材料的基础上，通过研读段义孚的经典作品，运用生态观念与生态文化理论研究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对其中的生态文化思想内涵进行全面、系统的阐述。本研究主要内容如下：
　　 导言部分简要概述了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现状、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生态文化思想研究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以及本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本部分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的总体情况，进而阐述了从生态文化角度研究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指出本文是以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视野、采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思索其中可能影响生态观、审美观的诸种概念；说明了从分析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生态文化思想的形成，到探讨段义孚生态生存观、生态整体观、生态伦理观之生态文化思想范畴，进而论述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的研究思路。
　　 第一章分析了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生态文化思想的形成，认为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生态文化思想与其独特的生命历程、毕生的人生思考及其哲学立场密不可分。首先，段义孚早年就远离中国故土，四海为家、漂泊不定的生活和曲折的人生经历使其逐渐产生了浓郁的地方情结，这是促使他一生深入思考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从事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原因；而终生痴迷于对人生意义的探寻则是其执着于以人之生存为核心的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最大动力。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渐渐形成于他对人与生存环境关系的探索中。其次，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是段义孚人文主义地理学生态文化思想的哲学基础。在对抗科学实证主义地理研究的过程中，段义孚将现象学作为其研究方法的立论哲学，运用现象学描述的方法，探讨人的空间感、地方感等地理经验。段义孚所诠释的地方空间理念，受到海德格尔“在世存有”之空间思想的启发，提倡“在世之人”或“人之在世”的空间性或地方性；段义孚在人的实际生活经验层次上对人与环境关系的关注则受海德格尔“关切(concern)”之观点的影响；在环境构建中，段义孚提倡道德与想象力的结合，对人类压制、扭曲环境的“自然本性(Nature)”的强权心理进行无情的批判，这与存在主义，特别是海德格尔的“本真性”观点一致。在上述分析基础之上，本章进一步概述了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内涵及逻辑结构，指出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提倡具有人文精神的研究向度，体现了深厚的人文关怀。段义孚的生态文化思想主要体现在生态生存观、生态整体观和生态伦理观，其中以生态生存观为核心。这三大范畴都紧紧围绕“地方”、“空间”与“生存”，并以人的美好生存为旨归，共同构建了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有机整体。
　　 第二章主要探讨了段义孚的生态生存观。段义孚强调美好的生活需要地方与空间以及与地方空间密切相关的个体和群体的对立统一。首先，从地方与空间的关系层面分析了段义孚的生态生存观。段义孚认为，地方与空间的交替出现共同建构了人的美好生活。空间与地方需要相互界定，地方是具有既定价值的安全中心，抽象的空间被赋予价值就成为地方。地方给人以物质上，尤其是精神和心理上的稳定与安全，同时地方也意味着束缚，阻碍人的发展潜能。空间内含自由、潜能、未来，意味着生命力和活力，但也意味着威胁，带给人茫然不安之感。单纯的地方与单纯的空间对人的生存各有利弊。人既需地方也需空间，人类生活就是庇护与冒险、依附固守与自由的辩证运动。一个完整坚定而又不断成长的自我需要地方与空间之静与动、稳定与自由不断交替的过程。其次，从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层面上对段义孚的生态生存观加以分析。段义孚认为，自我意识与空间的分隔相辅相成，随着社会的进步，自我意识导致空间的分隔，空间的分隔进一步加强了自我意识和自我观念。空间分隔与自我意识的增强皆有利弊。从人的生物性存在和超越性存在这两个极端来看，空间分隔与自我意识能为人提供独处的机会，增强独立意识、自由意识和洞察意识；同时也会导致脱离群体、孤立孤独。空间分隔和个体意识的极端化倾向使现代人渴望自我能融入更大的整体，以弥补个体的脆弱、孤独和空虚，更好地体现个体价值，这使社会凝聚力呈现逐步增强趋势。在此基础之上，本章分析了针对现代碎片化和冷漠的社会中人们由于过度分离、过强自我意识而导致的孤独、冷漠现象，段义孚所提倡的避免分离、加强人际联系、重建社会和谐整体的种种尝试。
　　 第三章分析了段义孚主客交流的生态整体观。段义孚不仅强调人具有感知环境的能力，还强调环境对人的刺激作用。第一，段义孚认为人对环境有两种基本情感，即“爱”与“怕”。“爱”主要指人对环境天然地有一种依恋感，即“恋地情结”。“恋地情结”表现方式多种多样，情感反映范围和强度不一，主要有强烈却瞬间即逝的审美反应，触觉上的快乐以及持久且难以表达的归属感。“怕”主要指人对自然环境、对人文环境以及对混沌的恐惧。第二，段义孚认为人具有建构地方意义的能力。人的各种感官融入环境并获得有机的审美感知、审美体验，而人类特有的文化是人融入环境的媒介，极大地影响对环境的感知。第三，从环境对人感知的影响、环境的审美特质以及环境的象征意蕴三个方面阐述段义孚有关环境刺激作用的观点。环境对人感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视觉感知、感知敏锐性、感觉的真实性以及世界观等方面的影响。具有不同审美特质的环境会带给人不同的美感：相对于人而言，从中心到边缘的次序上看，不同位置的环境产生不同的美；从规模上讲，不同规模的环境带给人不同的美感。除此之外，环境具有象征意蕴，其中地方是身份认同的源泉，体现了人的观念、信仰；某些自然环境象征人类的理想世界。
　　 第四章阐释了段义孚的生态伦理观。段义孚认为利用想象力构建宜居环境时应提倡想象力与道德的平衡。本章主要从段义孚对强权心理的批判、对想象力恶果的担忧和提倡环境改造中道德的高扬三方面进行了探讨。段义孚对强权心理的批判体现在经济实用领域对环境的肆意掠夺，尤其是审美文化领域对环境(不仅包括植物、动物、地形、气候，也包括人造空间和人本身)的自然状态的任意压制与扭曲；段义孚所担忧的想象力恶果主要是化约、物化了的人地关系以及非真实的存在；此外，段义孚提倡创建注重人性化、内在道德美和通向真实感的人工景观以及升华人性和敦化风俗的艺术世界。
　　 第五章主要分析了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首先，将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进行对比，指出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与二者的异同，探讨了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二者的超越。在此基础上，论述了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的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应用价值。理论价值主要体现在调和了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二者的片面性，凸现了任何生态文化思想的本质归宿--人的问题，抓住了生态问题的核心。在现实实践层面，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启发人们对传统空间规划进行反思，树立具有人文精神的空间规划理念，侧重人性化空间规划，同时启发人们分析城市等环境问题时应重视感觉经验而不只是依赖理性推论。
　　 结束语在肯定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价值的基础上指出了其局限性。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毕竟是在反思与批判60年代科学实证主义思潮的基础上产生，具有很强的经验性和直观性。要使段义孚生态文化思想发挥应有的作用，我们应该发掘其积极的一面，使其与当代形态的生态理论相结合，探寻出一种与时俱进、更为合理的促进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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