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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媒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对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制度框架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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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摘要

前言

第一章我国传媒经济的发展现状

第一节中国传媒经济的总量规模

一、中国传媒业的经济总量

二、中国媒体广告市场规模

三、传媒经济发展带来的变化

四、传媒经济的发展潜力

第二节传媒经济发展的困境解析

一、传媒类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分析

二、传媒经济发展的瓶颈何在

第二章传媒经济与传媒制度框架

第一节有限制度空间内的传媒经济因素运作

一、以恢复广告为标志的传媒经营观念突破

二、以扩大产品规模为目标的传媒经营手段突破

三、以加速竞争为特征的传媒运作方式的升级

四、以资本运营为标志的传媒经济突破

第二节中国传媒制度变迁的可能与可行

一、制度与制度创新

二、中国传媒制度结构

三、传媒制度变迁的动因

四、启动中国传媒制度核心的变迁

第三章建立传媒新制度框架的探索

第一节明确传媒性质定位打破市场运作障碍

一、1949年以来中国传媒的性质和功能定位

二、目前中国传媒性质和功能定位的缺陷

三、当前中国社会对传媒功能的现实需求

四、事业与企业:两种传媒体制的裂变

第二节建立产权制度破除保护主义

一、集约化经营的区域壁垒与行业壁垒

二、突破壁垒:明晰产权

三、建立和完善传媒产业链

第三节导入社会监督确保传媒经济健康

一、新闻寻租行为损害公众利益

二、低俗煽情化倾向伤害社会公德

三、浮躁导致传媒社会功能虚置

四、建立第三支监督力量

第四章结语

注释

参考书目

主要参考论文

后记

论文独创性声明及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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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论文首先从中国传媒经济发展的现状入手,描述了目前我国传媒业的发展速度、产业规模、结构、经营业绩以及出现的问题。进而分析,目前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得出的结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不在经济因素,而在于非经济因素。中国传媒经济在迈进21世纪以来,发展速度明显放缓。由于区域和行业的分割,中国的传媒市场是分散的、割裂的。依靠行政手段合并成立的传媒集团,不能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也不能改变媒体大面积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的状况。因为,到目前为止,在现有制度空间内,传媒经济因素的运作所释放的能量已经达到极限,传媒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对制度环境提出了新要求。  本论文借鉴了制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结合中国国情,寻求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相适应的传媒产业制度系统建设。首先,通过考察传媒业作为党和政府喉舌的历史演变,分析社会环境的变迁与媒介的社会功能定位之间的关系,提出当前我们应该重新界定党和政府的喉舌的范围。透视制度系统背后的支撑:对不同层次的传媒的性质和功能进行分层定位,才能打破市场运作障碍。其次,从中国传媒业对突破区域、行业壁垒,形成统一的传媒市场的需要入手,可以发现,直接遏制传媒经济发展要求的是: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因此,传媒业制度系统创新的方向是:理顺管理体制,建立产权制度,破除地方、部门保护主义。最后,在中国社会生态转型的背景下,新闻事业开始由单纯的宣传工具向社会公器转变。作为社会公器,大众传媒是服务于社会的公益性事业,必须有对公众负责的意识。因此,传媒经济要健康发展,必须在“事业”和“商业”双重压力下找到制衡点。本文提出,在传媒经济制度环境的外围,必须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体系。即传媒业制度系统的延伸:导入社会监督,保证传媒经济发展的健康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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