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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浙东学派的杂文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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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绪论

第一章 浙东学派的兴起

第一节 浙东学术和浙东学人群

一、“浙学”的外延和内涵

二、浙东学派兴起的背景

三、浙东学人群的交游网络

第二节 浙东学派的道论和道统观

一、道的醇与博:朱、吕理学内部的分歧

二、道的断与续:朱、陈之辩的实质

三、永嘉学人对理学道德论的反拨

第三节 浙东士人致君行道的理想及其安顿

一、浙东士人“致君行道”的外王理想和上书行动

二、浙东人士对“道学”的维护

三、“庆元党禁”中浙学士人的行道努力

第二章 浙东学人统合文道的努力

第一节 游移于文、道之间——吕祖谦融合文道的努力

一、吕祖谦的思想渊源和文学修养

二、吕祖谦对理学与苏学的兼容

三、“工夫散漫”与“敝精神于闲文字”

第二节 薛季宣陈傅良的道论与文学思想

一、永嘉文化和文学传统

二、薛季宣的道论与诗学思想的演变

三、陈傅良归本于礼学的文道观念

第三节 叶适文道观的复古倾向

一、以“皇极”为中心的“治道”理想

二、回向三代的复古文道观

三、叶适的以道衡文

第三章 浙东学派经世思想的文学表现

第一节 吕祖谦的史学思想与创作倾向

一、吕祖谦的事功思想和史学价值观

二、吕祖谦的以文治史

三、吕祖谦的“因史成文”之作——《东莱博议》

第二节 陈亮的经济之怀与奇情壮采

一、陈亮“非常之人”的人格追求

二、英雄失路:从科举之途看陈亮的悲剧命运

三、陈亮的载道之文

四、陈亮的载道写志的词作

第三节 叶适的淑世情怀和豪纵的论说风格

一、叶适“以古变今”的政治改革构想

二、笔力横肆、致密畅达的《贤良进卷》

第四章 浙东学者的科举文法和选本思想

第一节 出入举子事业——陈傅良、吕祖谦与“永嘉文体”

一、南宋科举政策的走向

二、陈傅良的科举教育与“永嘉文体”的特点

三、陈傅良与永嘉学人的科场佳绩

四、陈傅良、吕祖谦对“永嘉文体”的最终放弃及其余响

第二节 金华学人的文章选本和评点

一、博采众家、谨于取舍的《宋文鉴》

二、以文章之“法”授人的《古文关鍵》

三、“法”“意”兼重的《崇古文诀》

第五章 浙学的演变与浙东后学的创作追求

第一节 “庆元党禁”后浙学的动向

一、浙学的萎缩与理学官方地位的确立

二、浙学与朱学合流的新趋向

第二节 从周南到戴表元:文胜于学的思想演变轨迹

一、叶适弟子的文、道思想

二、舒岳祥与易代之际的永嘉学传人

第三节 永嘉文学的别派:四灵诗派及其美学趣味

一、叶适对“中和”诗教的阐发

二、琢磨刻画,出以淡泊:“四灵”对叶适诗学理想的践履

三、叶适主张的学唐路径与四灵的“苦吟”选择

四、叶适后期对四灵态度的转变

附录

参考文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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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浙东学派是盛行于南宋中期的学术流派,包括金华吕祖谦的中原文献之学、永嘉经制之学、陈亮的皇帝王霸之学三大派。他们治学以史学为根柢,贯通经史文章,注重历史经验和事功,与当时盛行的朱子之学存在很大分歧。本文一方面从纵向考察浙东学派的兴起和演变的过程,另一方面以浙东学者的体用论思想、政治思想作为基础,从学术文化的角度观照南宋浙东的杂文学思想,围绕他们的文道观、文章写作、文法思想几方面展开论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古代文学的一大部分是杂文学,重在经史文章之学,而余事作诗。 浙东学派的兴起,很长时间内都伴随着与朱熹及其理学思想的冲撞。朱熹对吕祖谦的批评体现了两者为学方法“醇”与“博”的歧异。吕氏对“内省”的强调,与其向外博求的学问路径之间难以融通,显示出其修养理论的不完善。朱熹与永康陈亮、永嘉诸学者的论争,则涉及对“道”本身理解的差异。朱熹以恢复纯粹至善的性理之道为社会历史的理想,认为此道自孟子后湮没不彰;陈亮则认为舍“人”无以为道,关注“人”的历史行为的效果,故以汉唐事功为大道流行不废的明证。永嘉学者推崇三代,认为三代“治道”就在实在的礼文制度当中,而不在虚渺的“心传”,叶适更对程朱一系宣扬的道统说作了全面颠覆。朱熹与永嘉、永康的辩争,显示了性理之道与事功之道的尖锐冲突。 浙东学术与正统理学在“道”的认识方面的差异,决定了双方文道观的分歧。程颐等理学前辈从追求道体的纯全和涵养持敬的思想出发,大多蔑视文人及其文学的价值,以至于北宋中期以来逐渐形成了程颐所确立的“道统”和以苏轼为代表的“文统”的对立格局。浙东学人大多是南宋的文章名家,他们对“道”的理解较为平实,文道观也显得通达,尤其是吕祖谦和叶适,更以兼祧文道自任。在吕祖谦那里,重道和好文纠结于一身,他一方面秉持“文本于正”的理学家论调,同时又慕好苏学,认为苏轼之文和理学之道可以并行而不相悖。永嘉学者中,薛季宣明确反对“作文害道”之论;叶适受陈傅良推崇三代“治道”思想的影响,将三代作为“文”、“道”合一的典范,强调文合于“治”。陈、叶的复古文学思想决定了他们仍停留在泛文学的阶段,尤其是他们本于儒学功用色彩的文艺观对纯文学的排斥,更显示出偏狭的一面。 浙东学术和文学之间的互通,还体现在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对文章面貌的影响。这在浙东学人的史论文和政论文中表现最为突出。吕祖谦以史学为学术根基,强调史学“成己成物”的价值,他不但沿循“以文治史”的学问路径,并且“因史成文”,即写作史论表达自己对历史的看法,文风亦整饬工巧。陈亮以身处度外的“非常之人”自许,求声气于汉唐“因事作则”的英豪。他的史论富于气骨,说理朴素,是典型的“载道之文”。叶适更着眼于内政的改革构想,而力求将三代治法落实到社会问题的解决,其政论文笔力横肆,说理致密,亦是科举文的佳作。浙东学人大多与科举有密切的关系,出于科举教学的需要,他们对文法也有较多的研究。在科举圈子里,陈傅良声望最著,有鉴于南宋科举愈趋于程式化,他创立了细腻巧熟、带有强烈应试色彩的“永嘉文体”。吕祖谦则是此文体的推波助澜者,他写作科举范文,教授文法,选评佳作,使学人作文有矩可循。他们的科举学在当时的学人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外,浙东学人的文学观念也以文章选本的形式体现出来。吕祖谦除了文章评点著作《古文关键》授人以行文变化之法,还编有博采众家、谨于去取的《宋文鉴》。吕氏弟子楼昉编纂的《崇古文诀》与乃师《古文关键》近似,但铨择的时代范围更宽,且含有审美的标准,其评点亦表现出“法”、“意”兼重的倾向。 该文讨论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浙东学派的流变。浙东学人在“庆元党禁”中遭受到重大的打击,解禁后仍旧门庭冷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学在党禁后的迅速复苏和不断壮大,并最终被钦定为官方学说。与朱熹体大思精的理学相比,浙学的理论建构尚显浅薄,而且他们的事功精神缺乏道德的支点,很难受到浮慕道学的统治者的青睐。浙学弟子在学术方面罕能继踵前哲,而纷纷向朱学靠拢,逐渐丧失了个性和生气。在学脉绵远的永嘉学术谱系中,由叶适的弟子周南一直到舒岳祥、戴表元,总体显示出由“文”、“学”兼擅到“文胜于学”的演变轨迹。作为永嘉别派的“四灵”更是刻画雕琢,而出以淡泊,成为南宋浙东文学中一道淡雅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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