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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台湾围绕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交涉之研究——以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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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6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研究，已有相当的成果。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蒋廷黻资料”是台湾当时在联合国中的“一线外交官”留存的资料，相对完整，内容丰富，而同类的史料极为鲜见。目前，“蒋廷黻资料”尚在整理之中，未刊布，因此很少有研究者利用。
　　 本文拟以“蒋廷黻资料”为主体史料，探讨台湾在1961年第16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前后，围绕中国代表权问题与各方交涉的过程。通过对这批珍稀史料的整理，拾遗补缺，还原与补充这段历史中被岁月遮蔽的一些细节，以使历史更臻清晰与具体。为完成上述研究目标，本文主体部分的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缘起与发展(1949-1960)”。主要以“蒋延黻资料”提供的脉络，梳理台湾“外交”困局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产生，1949至1961年间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的政策及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演变，1949至1961年间台湾当局为确保中国代表权展开的“外交”活动及成效，并述及蒙古入会案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关联，以为后续各章论述之基础。
　　 第二章“蒋廷黻等在联合国内的交涉活动”。此为全文重点之所在。主要依据“蒋廷黻资料”，论述1961年台湾围绕如何确保其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同时阻止蒙古入会，以蒋廷黻为首的台湾“代表团”与各方，主要是与美国的交涉活动。在交涉过程中，对是否应各方要求放弃“缓议案”、“重要问题案”等替代方案的利弊、在阻止蒙古入会的前提下应否对蒙案灵活投票、如何减轻法非集团国家对台湾的怨怼、审议蒙案时应否退席等重要问题，蒋个人的看法与建议。蒋的哪些建议为当局采纳，哪些建议为当局否定，对当局决策的影响。这些内容，先行研究均未提及。
　　 第三章“台湾决策层围绕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交涉与决策”。蒋廷黻等人的建议最终要通过蒋介石才能变为政策实施。在中国代表权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蒋介石是最高决策者。本章辅以《蒋介石日记》等珍稀史料，尝试呈现1961年作为台湾最高决策者的蒋介石围绕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策与心路历程，并披露蒋介石与中东、法非集团国家元首交涉的细节和对一线“外交官”的指示。同时关注参与决策的“外交部”和“行政院”的内部讨论、多方交涉及向“驻外”机构发出指示的过程与实施效果。
　　 第四章“‘驻外各馆’、‘民意’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交涉”。“蒋廷黻资料”有丰富的内容，其相关部分显示出，1961年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在岛内引起多方的反响，台湾“外交”有诸多的制衡因素。本章通过对“蒋廷黻资料”中涉及台湾“驻外各馆”围绕中国代表权和蒙古入会问题与各方交涉的情况，“民意机关”对行政当局问责的情况、质疑与决议，岛内媒体舆论对行政当局交涉与决策的反应等方面的梳理，看行政当局关注哪些内容，如何有计划地利用与引导舆论。希望多侧面地展示台湾“外交”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复杂性。
　　 本文仅就“蒋廷黻资料”等珍稀史料中涉及到的问题有所论述，不少地方可能疏漏。为更明晰地反映1961年台湾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交涉与决策推进的整体进程，特编制了“1961年中国代表权问题大事记”，作为“附录”。
　　 本文是在对“蒋廷黻资料”辨读、整理与分析的基础上，比照先行研究，力图对台湾1961年围绕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交涉过程中，诸多历史细节有所补充，尤其着力研究先行研究中鲜有人提及的，以蒋廷黻为首的台湾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各种努力和台湾“驻外各馆”与驻在国接洽的情形，并对某些既有认识有所修正。此外，尝试根据“蒋廷黻资料”提供的线索，辅以“蒋介石日记”、台湾“外交部”档案等一手史料，通过对1961年台湾围绕中国代表权问题交涉过程的研究，展示当时台湾“外交行政体制”决策的某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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