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道德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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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 40 年的改革开放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从基础薄弱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腾飞，再到当下的新发展阶段即“新常态”。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如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实现经济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已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问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一种新的以信息社会的发展、社会组织的繁荣、生产性公众的不断壮大等为背景的道德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其对效率、公正、可持续价值的追求令其成为一种时代新趋势，也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启迪。　　对道德经济特别是中国道德经济发展的路径，学界应该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运用价值分析法、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来展开研究，这对于经济伦理学为经济发展创设价值目标之学科价值的展现，丰富经济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促进中国政府职能转变，推动社会组织发展和创新，为经济决策提供指导，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国外学界对道德经济的研究大致有三方面：一是运用道德经济的分析范式探究民众抗议行为的原因；二是阐述和论证道德经济的内涵、关键元素；三是探讨如何促进道德经济的发展。这些方面是相互区别的，第一、二方面的道德经济是一种研究范式和一种经济价值观；第三方面是道德经济的发展路径；但又是相互联系的，第一、二方面使人们逐渐获得关于道德经济的总体看法，并深化、建构和完善道德经济理论，第三方面则是发展道德经济的方法。国内学界的研究起步晚，尚处于概念的评介、梳理和著作的翻译阶段，缺乏微观层面的实证研究和系统的理论研究。　　所谓道德经济，是指以社会制度和共同价值观为主导，以服务于社会为目的，力图实现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相统一的经济组织方式或经济活动形式，同时它又是一种判断经济组织方式的道德哲学性质的解释方式。中国发展道德经济宜遵循的路径是，要借助具有最高效率优势的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律制度的保障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在社会层面大力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完善和加强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此路径出于以下理由：　　第一，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构成中国道德经济发展的经济社会背景。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新常态这一新阶段，其呈现出诸多新特征，如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转换、传统产业和中低端产业转向中高端产业、经济结构趋向合理化等，这些新特征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但是，促使这些新特征出现的动因是什么呢？经济伦理学的“韦伯命题”可以给我们提供如此基本启示：经济发展与伦理价值观之间有着密切联系，任何阶段的经济发展都有特定的伦理动因。中国的经济新常态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前提，社会主义伦理价值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为经济发展提供价值定向，确保经济发展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进入新常态后的经济发展目标，该目标蕴涵着丰富的伦理内容：效率增长方式、方法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基本价值追求，公正是经济发展的道德价值目标，社会责任是经济发展的重要道德价值追求。这些构成了中国发展道德经济的良好社会经济背景。　　第二，中国道德经济发展的经济机制是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虽然具备了发展道德经济的适宜社会经济条件，但由于道德经济只是一种经济组织方式，而不是独立的经济形态，中国经济走向道德经济之路还必须借助于市场经济体制。与其他经济体制如自然经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的自愿自发激励机制令其具有更高的效率，而且自愿自发激励机制以利益为驱动力，推崇经济主体自主性，在道德上认可和尊重经济主体人格，从而给市场经济注入了深厚的道德内涵，这构成了中国发展道德经济要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性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分配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结合。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实现社会功能的重要载体；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有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各项生产要素的积极性，也是实现人人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重要途径。通过比较自然经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我们可以发现，市场经济具有走向道德经济的优势。市场经济具有的“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等经济伦理属性为其走向道德经济提供了可能。在经济新常态下，以市场经济体制为依托，利用市场的自愿自发激励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一系列举措发挥公有制经济的公有潜能，释放其道德示范性功能；同时，在公有制经济的带动下，激发广大非公有制经济的创造性活力和积极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真正走向道德经济的有效经济机制。　　第三，中国道德经济发展的政治安排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借助市场经济发展道德经济是通往道德经济的有效经济机制，然而，道德经济要实现的不仅仅只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是其重要目标追求。因此，发展道德经济，除了经济机制外，还需要政治安排。而政府就是任何经济包括道德经济得以发展的政治安排，因为政府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现代服务型政府用经济杠杆和法律制度管理市场来实现其对社会正义和社会责任的道德价值追求。在“建立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目标的导引下，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之约束下，中国政府以主权在民、以人为本、尊崇民意、保障民生为价值取向，致力于平衡社会利益和维护公共利益。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发展道德经济，需要政府更好发挥作用，通过其公益性来引领市场经济，推动其走向道德经济；在政治和法律约束下依法行政以促进市场发挥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合理调节资源配置方式并加强市场监管以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平；提供优质公共服务以满足公众需要和社会需要，为道德经济的发展创建有效政治路径。　　第四，中国道德经济发展的社会路径是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对公正价值的追求是中国发展道德经济的出发点，而要实现社会公正，除了要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外，社会组织在社会层面的作用也必须得到重视。当代社会是由市场—政府—社会构成的宏大的三维结构系统，显著区别于此前的市场—政府构成的二维结构系统。与市场、政府相较，构成社会结构系统第三维的广大的社会组织，具有平衡社会利益冲突、协调各方行为、增进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公平等优势；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公益、团结和参与的伦理属性能弥补政府作用的不足和缺失，改善市场化造就的社会不公，推动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多年来，在政府的大力推动和民间力量的催化下，中国社会组织不断发展与壮大，在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协助政府工作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中国社会组织应以社会的和谐安宁为伦理目标，与市场和政府相互监督、互为补充、相互制衡，以社会权力平衡国家权力，抑制政府的官僚主义，并以社会权力平衡和清除资本权力的侵蚀，弥补市场失灵所造成的缺失，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好地发挥其内在优越性。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发展道德经济，要厘清社会组织与道德经济之关系，并直接视社会组织为道德经济；还要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引导下，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感召公众、说服人心的道德优越性；各种社会组织也需要加强自我管理，积极发挥作用并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为道德经济的发展创设可行的社会路径。　　总之，中国道德经济发展遵循这样的总体逻辑：以企业为主体，由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企业、政府和社会组织在目标和功能上相互依赖、互为补充，结合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企业开展具体的经济活动，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制度，引导和推动道德经济的发展；社会组织则促进人们共同价值观的形成，凝聚社会各方力量进行道德经济建设。企业是“着力点”和“转化器”，直接推动道德经济的进行；政府是“调控器”，引导企业的行为方向；社会组织是“助推器”，支持和帮助道德经济发展。企业、政府、社会组织通过相互支撑、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发挥各自的作用从而实现道德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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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周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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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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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学科经济伦理学
授予学位博士
导师姓名龚天平;
年度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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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语种 chi
中图分类
关键词
中国,道德经济,经济新常态,政治安排,社会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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