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厘清近代体操教育流变的脉络、各流派的特征,探寻其当代启示,研究认为,近代医学与思想领域对“身体教育”重要性的揭示,使近代体操教育的创立成为可能。18世纪中后期近代体操教育创立阶段,为建立属于每个国民的体操教育,突出完善人格教育的价值,以“自然性”为教育方法论,维劳密勾勒出了近代体操教育的基本方向,古茨穆斯承前启后,从实践出发,奠定了近代体操教育发展的基础,维斯则开启了“科学”研究体操教育的序幕,裴斯泰洛齐(Johan Heinrich Pestalozzi)从教育学、心理学角度洞察到了体操教育的人格陶冶价值。19世纪初,战争的威胁和工业的发展使德国、瑞典、丹麦成为了近代体操全球化的三大策源地。在国家主义背景下,政治性、道德性、军事性是之后各国近代体操教育的普遍特征。扬(Friedrich Ludwig Jahn)以“国民性”为思想依据的“德国体操”,突出精神的培养,重视器械体操。林(Per Henrik Ling)以生理学为理论基础的“瑞典体操”,带有鲜明的科学主义特征,重视徒手体操和轻器械体操。布克(Nicls Bukh)纠正军事化体操教育的弊端,创建的民众化的“基本体操”,突出强健性、柔韧性、灵敏性,重视基本体操、韵律体操、手持轻器械体操。19世纪中期施皮斯(Adolf Spiess)开创的近代学校体操教育必修制度重视集体徒手秩序体操。研究认为,反思“身体教育”“自然性”的内涵,正确认识身心关系,统筹考虑运动文化属性,有利于体操课程现代教育使命的更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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