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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術、時令、郊社制度與《唐月令》

         

摘要

在中古時期國家祭祀形成過程中,郊社制度與二十四節氣相應,具有時令性,而國家現行時令多由曆術推算而來.本文聚焦於《唐月令》,以爲《唐月令》約在開元十三年至二十六年(725-738)之間成文,並進而推定《唐月令》日躔中星與曆術之關係,確定《唐月令》日躔中星所據乃《大衍曆》,絶非《麟德曆》.《唐月令》正值唐代國家祭祀轉變的開元時期,在唐人改經風氣之下,唐玄宗據《大衍曆》改定《禮記·月令》日躔中星,增益唐代郊社制度,賦予經典以現實實用性,《唐月令》由此成爲唐宋時期國家郊社祭祀時令,亦爲唐宋時期經典世俗化之顯著標誌.唐玄宗御删《唐月令》,不過是唐玄宗在經典撰述上塑造並强化個人權威的表現之一.結合唐玄宗改定宗廟制度,可知經典及鄭玄經注在唐代禮制實踐上均不具權威性,皇權權威高於經典及經注之上.職此政治環境之下,唐代國家祭祀制度走出經典及禮學家學說的範疇,走向世俗化實用性之路,勢所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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