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在场视域下成吉思汗祭祀仪式音声中的民族文化认同

摘要

“民族”与“国家”作为当下社会的一对叙事结构,在现代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诠释着“国家在场”下多民族多元共存的一体化格局。国家在场与国家权力之于族群、民族的认同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成吉思汗祭祀是人类祭祀活动在当代社会变迁中的一个缩影,作为蒙古民族“标志性”文化现象,在长时期的仪式展演中逐渐凝定为族群记忆、地方记忆、民族记忆,表达着蒙古族情感与文化认同。如果仅将成吉思汗祭祀视为一种历史的文化遗存,就不能认识到它在当下蒙古族文化中的重要性。若从“非遗”视角来看,成吉思汗祭祀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具有解构、建构、重构文化的功能。既是蒙古族现代祭祀文化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社会重构蒙古族祭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历时与共时,“重构”是历代祭祀文化“变迁”的重要特征。“公祭”所体现出的文化展演,体现出官方祭祀文化的当代变迁。鄂尔多斯市政府(代表国家)征用了“族群符号”“重构”了现代官方祭祀,打造了地方文化景观—成吉思汗祭祀“经典符号”的生产过程。笔者认为:无论从成吉思汗祭祀“历时性”溯源,还是从成吉思汗陵旅游景区“共时性”文化土壤来看,成吉思汗祭祀是达尔扈特族群在不同的时代,在其拥有的历史记忆中“主动”与“被动”的双向选择中所走出的一条传承与发展之路。“主动”目的在于在社会变迁中通过保持“小传统”的手段,力图保护其族群文化,这一选择既与历史传统有关,也贯穿着诸多地方性知识。“被动”则体现出国家征用族群符号,打造地方文化的过程。从而实现 “多元并存“和而不同”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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