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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民国时期东莞地方志的编纂思想——以陈伯陶所修《东莞县志》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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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地方志的编纂,自元代皇庆年间(1312-1313)陈庚编纂《宝安志》以来,迭经历代修纂而日趋完备,尤以民国时期陈伯陶主持编纂的《东莞县志》为上乘.该志不但名闻遐迩,其修志思想也对东莞后来修志产生影响.民国时期,东莞地方志除继承传统方志的优秀部分,还顺应时代变化,在志书记述内容、体例等方面都有了一定新变化.究其原因,与陈伯陶的地方志编纂思想有很大关系.本文拟分别从陈伯陶编纂地方志所处的时代背景、地方志编纂思想的可取之处及局限性,分析陈伯陶的地方志编纂思想对今天修志的借鉴之处,及其对客观评价民国时期广东修志人员的地方志编纂思想意义.该文由三大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对陈伯陶的生平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作了简要介绍；第二部分对陈氏修纂县志应予借鉴学习的方法和理论作了研究分析，认为继承吸收前人修志成果的长处，广泛搜集整理先贤著述及金石文献，征引宏富、详注出处，考证事实准确且加按语，注重图表及图文运用，纠疑载新，尤重反映时代变化及新生事物等是其显著特点；第三部分指出陈伯陶编纂方志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其修纂思想有“敦尚节义”的倾向性，并认为这种思想意识不可谓不好，但为节义而记载地方历史，尤其以这种思想意识记载清朝时期东莞的历史，却会影响方志记载的客观性，史料的取舍自然便会有其局限性。这不仅是陈伯陶个人当时的修志思想，同时也是东莞乡绅对编纂志书内容的想法。由王氏的论述可见，陈氏之所以能以一人之力，在时局动荡不安中，编纂7部志书，并修纂出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民国《东莞县志》，首先，因为他是一个精通国史编纂的专业史学工作者，他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武英殿纂修，同时又有为官地方的施政经验，曾担任江宁提学使和布政使等职，他的这种特殊阅历，从事方志编纂不仅胜任而且具有一般人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因此由他来修纂自己故里的县志，当然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选项，从而也使他的方志思想、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得以在县志修纂中得以应用和彰显；其次，注重资料文献的厚积薄发，他从民国4年(1915)开始启动修纂，经六载寒暑成“九十八卷（附《沙田志》四卷），合一百三十余万言”，其中三年时间都在搜集整理和考订资料，注重历史文献的梳理考证，又补充采访调查资料，而丰富的文献资料积累工作为县志的修纂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既然方志是资料性文献，没有丰厚的资料储备是修不出名志的，然而获得这些资料势必要修志者亲历亲为或保障措施得力不可，否则要想修出名志佳志只能是一种美好愿望而已；第三，注重在志书中反映地域和时代发展特色，如志书记载林则徐、关天培、陈连升等领导东莞民众禁烟抗英斗争，咸丰年间何六率领红巾军起事等事实尤为翔实。所载清末兴学堂、废科举、修铁路、办实业及其他新政内容也颇为详明。又如人物略中袁崇焕传记内容，征引文献80余种，考证之精，篇幅之大，为民国初年以前袁崇焕传记之最。志末所附沙田志4卷，更是研究广东沙田史的重要史料等，均堪称具有典型意义者。此即为研究陈伯陶民国《东莞县志》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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