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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暨两岸四地方志文献学术研讨会

第三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暨两岸四地方志文献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3
  • 召开地：东莞
  • 出版时间： 2013-10-09

主办单位：中国地方志学会;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

会议文集：第三届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暨两岸四地方志文献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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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历史主义是上世纪初传入中国的一种重要的史学理论,并曾在史学界引发广泛关注.近年来,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历史主义开始运用于方志研究及其编纂实践.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方法,以求"历史"地、"联系"地和"发展"地看问题,同时分别处理好"明古"与"详今"、"存真"与"求实"、"述"与"论"等三对辩证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该文就地方志的编纂强调志书是记载“历史和现实”的资料性文献，从这个意义上说，志书编纂关键是如何处理好“古”“今”关系问题，“科学详今”是第二轮续志不同于第一轮通志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该文谈到志书必须“去伪”才能“存真”。强调了存真的的方法，要善于运用传统方法，如辨伪、疑古等方法以保证去伪存真；要善于借鉴现代化手段，借助于现代化媒体的“数字史学”来得出结论，其关键是“求实”，在续志编纂过程中，在对待现实时，对人志资料一定要实事求是严格把关。该文强调“述”与“论”是方志编纂中的一对重要范畴，“述而不论”历来是志书编纂的一个重要原则。以一定的综合方式（如“综述史实”）来贯通古今，从而存于历史并留与后人评说。强调“述而不论”原则，并不一概否定“适论”，更不意味着编者就没有丝毫的主观意图甚至是感情色彩。，另一方面，“论”与“述”的总体比重要合理。允许续志有一定量的“论”，但“论”与“述”的总体比重仍然要合理分配，不能喧宾夺主，本末倒置。
  • 摘要：本文回顾台湾运用口述历史于社区营造计划的不同发展阶段,探索两者之间与地方志的运用和后续永续经营可能方案,同时研究如何借由参与式、多层次应用于社区营造计划的口述历史运用方式,如何以此丰富地方志永续采集与后续修编的方式,提出说明、反思与建议.借由后设地讨论当代社区历史书写以及口述历史实践所面临的挑战,针对运用多元、多层次认同叙事的口述历史实践,回顾台湾利用口述历史促进社区营造计划量能的学校社区伙伴关系形成的三阶段:首先由初步大学社区伙伴关系建立的尝试开始,检视此口述历史实践于多元参与地方志运用与收集的可能意义;而后搭配扩大社区营造到健康城市政策的历史转折,应用口述历史访谈成功社区营造领导人物,比对检视地方志在社区营造中的应用模式,以及后续编修发展的可能;最后以信息社会到来后,检视所提出未来社区发展的口述历史应用于未来指挥科技研发,并以生活实验室的概念带动永续的地方史料建立与搜集方案.本文透过不同层次与规模社区营造的口述实践布局,拟探讨地方志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性.
  • 摘要：地方志编纂的过程中,人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形成了一系列共同恪守的规则.包括遵守疆界、确立断限、横排门类、重在记述、执简驭繁、详今略古、生不立传、实事求是等规则。这些规则开始由少数志书发凡起例,逐渐被其他志书所采纳,一旦得到公认,便形成不成文的文法,对众多志书都有一定的约束力.在通常的情况下,大家都要共同遵守,否则将被视为不合志体,招致种种批评.这些规则大多是围绕志书的资料取舍、编纂方法而提出来的,认真研究这些规则,对于编修新志无疑有其借鉴意义.对于方志编纂中以上这些成文和不成文（约定俗成）的规则，作为新志的编纂者，第一，要认识、了解、把握，因为这是传统，是前人的经验，不可把这些看成旧志信条而轻蔑之。第二，对志书传统的编纂规则，有用的保留；不完善的加以改造，使之完善；不合时宜的弃之，做到有因有革。
  • 摘要："按语"在明清等旧志中多有使用.按语的价值主要有补体例之缺失、释内容之隐晦、评历代的得失和抒现实之情怀等四个方面,恰当使用按语有助于提高地方志书的学术性,值得目前正在进行的续修志书参考借鉴.笔者认为，地方志中的按语，或考查辨析、或解释说明、或辑校纠谬，既廓清了事情本来的面目，又充实了书目的相关信息，于志书有益，于史籍有补。史、志固然不同，志以存史，“存史”实为识史、证史，如果修志者有此意识，则在考虑充分、客观的基础之上，志中略示史学之意，岂不美哉？当然，本文强调志书的学术性的同时，也认为：地方志的编纂者在“评述”时应做到适可而止、点到为止、恰如其分，切忌枝蔓过甚，借题发挥。这自然是要提高修志者的综合素养才能做到的了。
  • 摘要：纵观中国修志史,续修与重修方式并用,以重修居多且无休无止.然时至当代,无征不信,字字有据的纂辑之志难以达到;微言大义,纵论古今的著述之志难以产生.著述与纂辑二体之争,由古迄今,未见分晓.其实,一部综合性地方志,著述与纂辑二体相互依存并重.只有以纂辑体志书作基础,方可产生著述体志书.若采用数字方志与纸本方志相结合的模式,数字方志采用纂辑体,博采广储,出处翔实;纸本方志采用著述体,言简意赅,言近旨远.数字方志的编纂,为著述体志书的产生建立巨大而坚实的基础.已生活在数字时代,而仍然采用延续千年的雕版时代的修志模式,编纂方式及信息存储方式与数字时代相悖,已不适应时代对方志信息的需求,必将为纂辑体数字志书与著述体纸本志书相结合的新修志模式所取代.修志模式的变革是历史的必然.
  • 摘要：当前影响修志发展的思想障碍与制度瓶颈主要有四个方面:官书定位,忧患意识不强:墨守成规,思想解放不够;人云亦云,自主创新不多;制度缺失,发展后劲不足.如何摒除?首先是解放思想,将传统的官书重新定位为官书民本,服务广大民众而不仅仅是政府官员:路径是大胆创新,重塑志书的理论框架,接轨网络时代所需的价值认同,修改条例,完善机制体制,推进地方志事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总的说来，摒除修志发展的思想障碍与制度瓶颈，，就要敢于创新，敢于闯禁，敢于变革，以大变来适应时代的巨变，而不是谨小慎微、以不变或者小变来适应时代的巨变。既要继承又要创新，只有冲破禁锢，不断创新，才能够大发展、大繁荣。
  • 摘要：中国地方志与地图渊源极深.地方志从产生到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它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山海经》《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等书,其后历经地记、图经及定型的地方志等几个主要历史阶段.相伴于地方志的发展,地方性志书中的地图也产生了由主体到附庸的变化.历代地方性志书的编纂者,都对地图的应用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在第一轮方志编纂用图意识渐弱的情况下,笔者认为,第二轮志书编纂应增强用图(地图)意识.
  • 摘要：旧志地图既是传统方志的主要体裁和重要内容之一,又以数量众多、运用广泛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本文对广州地区61部旧志中的地图作概要梳理,比较了各个时期旧志中的地图数量、种类与编制方法,并阐明其学术价值.作者将明代、清代，以至民国初年广州地区旧制地图作了非常详细的讨论，并详述不同时期地图的编绘方式，以及其影响，讨论精辟，虽名为初探，实已详具深入研究之实质。根据本文的讨论，现存广州地区旧志中，地图之普查及应用主要在明中叶以后纂修的，方志，系受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之影响。清代以后，西方现代制图学传入，广州地区旧志中地图数量明显上升。道光时期，随着名家修志，广州地区志书中运用数学法则制作的地图增多，在科学性、准确性方面有相当之进步。咸丰以后，名家纂修的志书地图大多采用经纬网绘制。清末民初，广州地区志书地图普遍采用现代制图法，均绘有图例、等高线、比例尺等制图要素。在中国地图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 摘要：广东开展地方志资料年报工作是贯彻落实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广东省地方志工作规定》的内在要求,也是地方志事业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料年报工作是针对第二轮修志过程中出现的资料缺失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是为下一轮修志做资料准备,其在时间、承报单位与人员等方面均具有可行性,亦能有效避免第二轮修志过程中出现的资料断层,提升资料的可信度,促使地方志资料来源的多元化与介质的多样化,同时调动承报单位的积极性.具有存史资治功能。笔者还从承报单位、报送内容、征集方式和保障机制四个方面对如何做好资料年报工作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 摘要：清代西藏由于设县时间较晚,故府县志的数量极少.宣统年间段鹏瑞《门空图说》及程凤翔《杂瑜地理》二书皆初具地方志性质.《门空图说》涉及了今察隅一带的历史、地理、交通、经济、物产、民族、民俗、宗教等,是研究西藏东南部历史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杂瑜地理》记录了杂瑜地区的地理及此地区内的山川、形势、气候、津梁、关隘、路程及部落等情况.清代西藏的府县志极其缺乏,藏东南地区更几为空白.因此,有关方志目录应著录《门空图说》与《杂瑜地理》,清代西藏方志的研究者也应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 摘要：续志标题制作要规范化,相同类目的标题要统一规范,志书标题中不宜加"地方"二字,不宜加志书的行政区划名,组织机构名称作标题要尽量用简称,标题不能添加修饰类附加用语,避免上下级标题重复,目题不宜加序号,升格标题排序亦应遵循逻辑次序.续志篇目标题制作规范化的命题对于提升第二轮志书的编纂质量具有现实意义，其篇目标题制作规范化的要点对于志书篇目标题制作具有操作价值，第二轮修志者足以借鉴之，使篇目标题成为画龙点睛之笔。
  •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第一轮修志,已经在上世纪90年代基本完成.目前,第二轮修志正在进行中.本人翻阅了一部分第二轮县市志或志稿,初步印象是,第二轮志书能继承第一轮志书的长处,继承中有发展,但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例如,格局雷同,篇目相似,叙说平板,面面俱到,编排老套,缺乏亮点和生动.当然,方志有种种严格的基本要求和必须遵守的规范,不可能有大的突破和改观,它的改革和创新,只可能是渐进的、局部的.因此,第二轮修志中出现的一些细微的改进创新,都是难能可贵的,应该十分珍视,十分爱护,小心扶持,把它们抉发出来,为它宣传、呼喊、喝彩.本着这样的思考,介绍第二轮志书中的一些新的看点.在不违背客观真实，保持传统体制的基础上，需要有创新的研究方法、灵活的思维方式和个性的记述形式来书写地方志，开辟新的角度来探索历史，反映地情，开创出百花齐放、绚丽多彩的方志事业。
  • 摘要：台湾方志纂修源自清代,方志纂修历史迄今已长达三百多年,无论是理论或实践,均累积诸多前贤的丰富经验,方志纂修乃成为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文化资产.战后在政府大力推动下,台湾各地掀起编撰志书的热潮,致使各地修志事业呈现蓬勃发展的景象,统计1945—2012年全台各地出版的县(市)志,至少有七十部,其中,《新修嘉义县志》和《新修桃园县志》因皆为新修,且出版时间相近,又属同一级志书,乃为主要研究对象.台湾方志纂修的发展，可谓已进入崭新的历史阶段，方志纂修普及，体例与纂修方法更为科学，各地创修的方志均有所贡献。本文以《新修嘉义县志》《新修桃园县志》为例，综析并总结其在中国方志史上的贡献，至少包括“传统创新并进”“老干新枝并存”“跨领域组织”“突破纂修旧法”“建立审查机制”“扩大服务对象”“反映发展轨迹”“忠于历史事实”“凝聚乡土意识”“尊重多元族群”“突显当地特色”“提供研究史料”等，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贡献.
  • 摘要：战后的屏东县志最早于1969年出版,记载1961年以前的屏东历史与社会.1993年陆续重修出版了文教志、人物志和政事志选举篇.依往例屏东县政府文化局为屏东县志重修出版统筹单位,原则上每20年纂修一次,经邀请专家学者讨论后,拟定出12篇章及编纂方向与建议.据此以屏东县政府文化局为统筹单位,邀请学者专家9位,组成"屏东县志纂修委员会"订定纂修事项与执行细则.修订方式依文字、内容、舆图、影像、图表.文字以汉文为之,文字以简明、白话为原则.内容涵盖自然及人文各方面,并应编入大事记.各门之撰文,注记资料出处及列举参考书目.舆图编入本县行政区、山脉、水系、地质、气候、物产、交通、街市、名胜及古迹等专图.影像编入地方文化资产、重大史事及其他重要名胜之图像.图表编入土地、住民、经济、文教、政治及社会等相关之统计图表.rn 屏东县志纂修共12篇章,章节包括总体发展图像、地理空间篇、人群分类与流动篇、社会形态与社会构成篇、生态环境变迁篇、原住民族篇、文化形态与展演艺术篇、产业形态与经济生活篇、信仰与宗教篇、健康与医疗篇、政治与历史经验篇及教育与教养篇等十二篇章.rn 自2008年到2013年,以六年为期共分两个阶段,每半年开一次阶段审查会议,每个阶段审查会议各为六次,总共12次,各篇章原始文献资料,分门别类整理建档,并妥为保管运用.为广为运用同时发行平面印刷本及电子版,各章篇成立工作小组与作业准则,以健康与医疗篇成立工作小组为例,依共识制定"重修屏东县志健康与医疗篇作业准则",其目的在为搜集、保留屏东县人、事、物等史料,以田野、访谈及文献搜集等方式进行,确实完整呈现屏东县健康及医疗纪事.凡与重修屏东县志健康与医疗篇相关之人、事、物等史料之收录、搜集、审核等作业,均需依准则规定办理.结果依原定时程完成,除了十一篇政治与历史经验由简炯仁主繤,与十二篇教育与教养由陈国彦、黄文三主撰无法如期完成或通过审查会议,已于2013年第五阶段会议审查通过"停写"决议外,其他十章如期完成.
  • 摘要：自然村是农村社会的基本社区,每个自然村都是农村社会的一个缩影,要想了解农村社会,就不能不从自然村入手,而反映自然村的历史和现状的全貌正好是村志的特长.本文从7部村志入手,指出了村志编纂多是自发行为，志书在反映村情方面的独特优势逐渐被普通大众所认可；借鉴县志，创造出了村志独特的体例；采用了大量一手资料，挽救了大量即将消逝的文献和口碑资料；视角独特，对保留和研究乡村文化有重大意义；以普通村民为记述对象，接近原生态生活；并提出了村志编纂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首先是村志种类偏少。其次是已出版村志面临流失的危险。再次是在村志质量上，也存在粗制滥造、体例不当、内容失真、宗族倾向明显等问题，这些问题，多是由于村志编纂人员没有经过系统的专业培训，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政策理解所致。这就需要县以上方志机构，对已经和即将编修村志的地方，在村志编修规划、提供学习资料、培训人员、制定篇目、工作方法、搜集资料途径、记述重点、撰稿技巧、体例规范、疑难问题处理等方面，给予必要的业务支持。分析了村志编纂出版对现实和历史的重要意义.
  • 摘要：莲麻坑村位于香港新界东北部沙头角地区,地处深港边境的禁区之内,建村于清朝康熙初年,是一个古老的客家村落.2011年,应叶定仕之子叶瑞山先生邀请,香港地方志办公室协助修改叶定仕传略,因而有机会对莲麻坑村的历史有较多的了解.认为,编修一部《莲麻坑村志》,不仅是为该村整理和保留文化遗产,亦可通过莲麻坑的个案,加深香港市民对新界历史、新界生态环境、辛亥革命史、抗日战争史、中港两地关系史和客家文化的认识,对《香港通志》的编修,对香港的历史教育,都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编修村志的困难之一是资料匮乏.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依靠口述历史资料.在民间其实是有一些很有价值的史料.如果注意去寻找,有时会有意外的收获.在莲麻坑发现的这些民间文献资料体现出慎终追远、知恩图报、环境协调等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值得很好地整理利用,记录在村志之中,使之流传下去.文章以口述史料为突破口，解决村志编修欠缺史料的普遍问题。在口述史料的基础上，深入挖掘民间文献资料，可奠定村志的历史文化底蕴。村志篇目结构全面而富有地方特色，显示了学者修志的理论功底。莲麻坑个案很有代表性，此个案揭示了编修村志的意义与价值。刘教授善于从个案探讨编修村志的意义与价值，这比从理论上探讨更有实际意义，也更有操作性。因此，重视村志的编修，从口述史料入手，深入挖掘民间文献资料，增强村志的资料基础和历史文化底蕴，具有重要意义。
  • 摘要：文章介绍了北斗镇的地理位置与历史发展，阐述了《北斗镇志》编撰经过，分析了《北斗镇志》之内容与条例。《北斗镇志》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在1996年年底完成初稿，于1997年年底出版，2000年被选为台湾最好的乡镇志。台湾省由学界与民间人士参与纂修的乡镇志系列，不仅具有普遍意义，而且其体例与内容更为丰富和多样，彰显了台湾乡镇志的地域特色和时代风貌，形成为中国乡镇志系列的奇葩。
  • 摘要：本文主要目的即在透过《富里乡志》的评介,来试图理解花东纵谷中段的富里乡的开发,以及其开发过程中的族群关系,尤其是有关客家族群的书写.经由本文的评介当能提供各界对东台湾多元族群有一初步的了解,进而让学界思考应该如何投注更多心力来关注东台湾的学术研究.
  • 摘要：潮州,开治自隋文帝平定陈.而潮州随其经济之发展,及唐始辟学,人物英贤接踵辈出,而有"海滨邹鲁"之誉,益后之莅潮官师多以蜀学、闽学引入,贯穿儒学、韩学,不断发扬教化美治,遂为修志事业提供基础.然则邑之有志,始于何时?世因难以知其详.隋、唐、两宋、明、清为中国方志发展特盛时代,然于潮州当时之发展如何?有多少志书之编纂,时至现今仍有待研探之需,尤其隋唐、宋元及明初更属千古之谜,就所搜资料及就经目志书,或考订,或作管中窥象,考镜存真,使全局元明清三代郡志发展史辙勾出,将前所佚之篇目,纂修者、修刻时代全予稽考排列,作献疑焉,尚祈雅博君子赐正为荷.潮州之《郡志》，始修于隋，历代续修，不知凡几，惜多散佚。几经广搜资料，广为博稽，于《永乐大典》中考勾出于元代有丁聚、陈肃等《潮阳三阳志》之至元本；卡立宗、虞士龙等《续三阳志》之大德本；王元恭、张复等《三阳图志》之至顺元统本；以及张弼、黄刚等《三阳志》之至正本七卷，凡四种，惜于明清间散佚久亡矣。综上言之，元志四种，明志十六种，清志七种，附志三种，共三十种而已。但从佚亡之迹及现存志书、与遗下序跋、目录学、《大典》残存中，未尝不能窥潮州方志编修源流及发展之概：故探得元明清存佚互见者凡三十种，由此数之略，足证潮人与官师崇尚图经、方志文化之承先启后与光践之优良传统。
  • 摘要：吴兴为浙江湖州之古称.《吴兴备志》是明代天启年间(1621～1627)董斯张编纂的一部湖州府志.《四库全书》据两淮盐政采进本著录.流传至今另有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董朝柱钞本,清孔氏岳雪楼钞本,及民国3年(1914)刘氏嘉业堂重刊《吴兴丛书》本.今本人手头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和嘉业堂《吴兴丛书》本,通读两种版本,发现有不少异同,今就《四库全书》本存在的缺漏和错误作一探讨,以便该志更好的流传和利用.《吴兴备志》是珍贵的古籍校勘资料，珍贵的科举资料，珍贵的社会经济史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 摘要：本文从修志传统入手,阐述了修志人的担当精神、如何实事求是地保存信史、如何保存历史的记忆、方志编纂应该记录什么样的内容等,文章分读书人的担当，执政者的抱负，古今一脉相承；实事求是，保存信史，是古今共同的追求；志文尚朴实，而不尚辞藻，是志书提倡的风格；捕捉一时之风尚，把握时代的本质，需要敏锐的观察和稳健的思考；存史实，昭公理，不以一时定是非，编纂者须超越时代，具历史眼光；保存文献，重视诗文碑碣；记录古城村落面貌，重视文物遗存和博物馆重要藏品；注意灾害和救灾的记录，注意社会保障的制度和设施；新编志书要照顾到本地（本行、本专业）史事的完整性；提倡新技术手段进入志书等十个方面叙述,意在沟通传统与当代方志编修,连接历史与现实,使方志编纂和修志精神做好传承.
  • 摘要：本文主要讲述澳门地方志工作的筹备及其进展情况,拟定了澳门地方志工作规划方案，起草了编纂澳门地方志工作的各种文件。开展了澳门历史研究现状及其资料储备情况的系统调研和访查工作。拟定了科学的研究计划，对澳门近现代史的薄弱方面展开专门研究，出版了阶段性成果。调研考察祖国内地及台湾省的修志工作，借鉴学习他们成功的经验和好的方法，为我所用。均为澳门地方志的开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 摘要：本文试图就方志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作一探讨，期望以一家之言抛砖引玉，以求正于同仁，并希冀有益于方志学的学科建设。本文对构成方志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并对统领性的理论与方法横排竖写、原则性的理论与方法述而不作、秉笔直书和彰显特色、指导性的理论与方法总分结合、明古详今和体裁适当、操作性的理论与方法生不立传和越境不书以及价值性的理论与方法关注人文的一般含义、大体内涵、基本特征和注意要点等进行了概括性的探讨,试图以一家之私说求正于方志界同仁,且谋求为建设方志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作出微薄的贡献.
  • 摘要：横排竖写编纂原则,是地方志极为重要的一个编纂原则.对此原则的理解,关系到地方志编纂的重大问题.通过两轮新方志编修实践,对此问题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需要及时从理论层面上加以总结,以推进方志编纂理论建设.本文围绕对此原则的加深领会,从志体特征、部类划分、分编体式、横排方法、篇目设置等相关问题,作一析论.文章强调横排竖写是方志的基本特征，但不是方志独具的形式，阐述了对志书“部类范畴”的认识。尽管“部类”一词在全国层面的地方志文件中始终未见出现，也不见于权威工具书，却屡见于有关方志的著述和文章中。对大、中、小篇（编）体划分提出自己见解，认为方志界关于大、中、小篇体的概念并非清晰可辨，在研究著述和教材当中的概念也不统一，各行其是，划分标准不一致，容易造成认识上的混乱，通过比较研究得失利弊，认为志书采用中、小篇结构较为适宜，但两者相权重，更倾向于小编体。总结了志书横排方法的利弊，认为志书横排竖写，横只是排，而竖才是写，但在实践中，何时由横排转入竖写，必须根据具体对象作出决定，不能横分到底，层次过多过细，也不能机械横分，统一全志记述单元的层次。志书横排竖写的运用之妙，在于如何与记述内容相适合，但如果记述内容本身就虚泛不实，那么，在形式上横排竖写再精致也是排不出精品的。阐明了对现行有关文件规定中关于“篇目设置原则”的看法，认为“妥当处理科学分类与社会分工关系”的表述更为明确直接，符合志书记述需要，更具有操作性，因为方志理论最重要的特性就是它的实践性。在实践中行不通的理论，是没有生命力的理论，也是伪理论。
  • 摘要：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有的优秀文化传统.1953年国家将编修地方志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当代中国编修地方志至今已整整60年.20世纪50-60年代修志虽然并不成功,但为此后的修志打下了舆论和实践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开展修志工作至今,已完成首轮修志,正在进行第二轮修志,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编修地方志传承体系.对编修地方志这项独有的优秀文化传统,当代中国具有高度的自觉与自信;在全国上下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地方志编修组织机构,培养了一支编修地方志专业队伍;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编修地方志法律和制度体系,依法修志、依法治志;积极开展地方志理论研究,坚持志书体例的继承与创新;坚持志书质量第一的原则,逐步完善志书质量保证体系;注重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开展旧志整理,加强宣传教育;开展对外交流,逐步建立地方志收藏机构,为社会提供地情资料服务;不断提升传承编修地方志的能力与水平.当代中国对编修地方志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已在认识国情、传承文明、科学研究、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等方面显示出巨大价值,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和源泉.本文认为地方志编修传承体系的三个鲜明特点：一是始终将地方志编修视为中华民族的优良文化传统，毫不犹豫地加以继承；二是坚持“古为今用”和“推陈出新”的原则，与时俱进，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三是坚持修用并举原则，以适应和满足时代发展与社会公众对地方志工作的需求。
  • 摘要：1915年,金门单独设立县治,1921年首修县志,至今已历七次编修.本文简介《金门县志》的编修情形,并以1992年版《金门县志》为例,提出欲提高县志的质量，先对本县旧有志书加以检讨，从中汲取借鉴与继承，而其基础功夫则要先致力于持续的资料收集与调查研究，倘各村里与乡镇落实资料之收集与调查，则县志取材有据，亦即借助全县居民之力来修志，让更多的居民加入修志行列。阐述了如何提高志书的质量,如加强考证、加强补遗、引用数据必须注明出处、修志撰稿人员要加强培训提升专业能力等.
  • 摘要：北宋韩琦(1008-1075)知定州时重修岳祠,并亲撰《大宋重修北岳庙记》,勒石为记.然而,后人并未因此而清楚北岳所在,后人争论北岳的祭祀地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演越烈,乃至最后在清初时移祀浑源.大约金元时期,山西当地对北岳已出现一些龃龉,至明初渐趋明朗,成弘以后议论转趋强烈,甚至有官员奏请更改北岳祀典,但终明之世皆未采纳,至清顺治十七年(1660)诏改北岳祭祀,从河北曲阳移至山西浑源,却引发另一波学术论战.由于过去的相关研究,皆是从文本上讨论北岳的议论问题,笔者拟采不同的研究方法,从图志查看自古以来北岳是如何被表现出来，是否随着时代脚步而呼应北岳的争议，地图与文字表述的地理志所呈现的北岳是否皆同步反映不同时期的观点，议论的关键变化期主要是在明代,那么明以前与明以后,官方与民间在地图与地志上又有何异同，尤其是仅以线条绘制的地图怎样标志出北岳，以及从图志之间应可看见,还可看出怎样的端倪。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 摘要：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是当代地方志编修的一项制度创新.本文结合深圳市史志办公室的实践,探讨社会变迁背景下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的源起、工作重点及实际效用等问题.主要观点: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是社会变迁的产物,是地方志事业科学发展的基础.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存史,其工作重点是及时收录社会各领域各类事物的发展与变化,力求全面客观地反映社会变迁.资料年报制度需要结合各地实际,整合资源,讲求实效,逐步推进.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资料年报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更好地发挥存史资治功能.
  • 摘要：《绍兴地方文献考录》是陈桥驿积数十年之功编写的一部著作.它为《绍兴市志》《绍兴县志》的编纂提供了清及清以前绍兴地方文献的"户口簿",给绍兴地区方志工作者开启了找寻资料的门径.这两部志书的成功,表明地方文献考录工作对确保志书质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全面、系统、准确考录地方文献,是提高地方志书编纂质量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这就是《绍兴地方文献考录》给当前修志工作的有益启示.
  • 摘要：清末民初由个人撰写的日记传世不少,陈光前的《迪山日记》是其中之一.《迪山日记》始记于1906年,终于1932年,版本保存完整,内容涉及中国四川西昌的民风民俗、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内容;日记中有大量的对联、游记、诗词、报刊文摘;作者本人喜好赵孟頫书法,日记均用毛笔楷书书写,文笔俊秀飘逸,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民俗文化价值和书法鉴赏价值.
  • 摘要：笔者在口述访谈基础上,对澳门柿山哪咤古庙做了一些整理与总结.哪咤庙小巧灵秀,有着三百多年的历史、世世代代承载着澳门人的精神寄托的神圣庙宇.这里,仅就澳门柿山哪咤庙的起源、发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澳门哪咤信俗的概况作一简论.澳门哪咤信俗弘扬贯穿其中的浩然正气、人格风范和启民益智的功能，就能够对弘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而且“生生不息”、代代传承起积极的作用。通过对澳门柿山哪咤古庙资料的整理与总结，就澳门柿山哪咤庙的起源、发展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澳门哪咤信俗的分析研究来兼谈澳门方志编纂，是值得重视的，有窥一斑而知全豹之效。澳门的哪咤信仰与习俗已经具备了构成完整信俗的诸多要素。它在澳门传承了数百年，以民间性、亲和性为主要特征，在澳门信众心中已经深深扎根，融入了澳门坊众的日常生活，演变成为澳门居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民间习俗和节庆活动，更得以传承延续，发扬光大，形成了独特的澳门传统民间节庆文化，并与祖国内地以及香港、台湾的哪咤信俗相映成辉。
  • 摘要：2008年,作者曾发表了一篇"小议志书'目'",谈到志书是类目不是条目这一问题.此篇文章从目前志稿的编纂情况,通过分析类目体与篇章节目体在编纂中采用的情况,说明志书的目与年鉴的条目的区别,指出无论采用什么体式,必须遵循志体的要求.
  • 摘要：重大事件列入志书编纂的范畴,是新编地方志的创新,重大事件志要在"重大"上下功夫,要重视细节和过程的记述,要把握内涵、框好外延,要处理好以事系人的关系,要处理好前因后果.在探讨重大事件志如何把握中，还有应时出版的问题，可能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环境出版，能够及时产生应有的影响，及时发挥资治、教化的作用，《奥运会志》是在新一届奥运会（伦敦奥运会）正在进行之时，北京奥运会开幕纪念之日举行的首发式，因此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关注。在重大事件志的编纂中，应该认真反思事件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教训，这也是志书必须要承担的责任。《奥运会志》在这方面做的还是有欠缺的。这部志书的编纂紧随着事件的发生，几乎与之同步，有些经验和教训还来不及总结，有些资料还有待沉淀，这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 摘要：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历经新政权的替换,台湾各地方行政机构在编写该段历史时,如何描绘所在地在接受殖民统治时期的初等教育发展样貌,实值得高度关注.为此,本文即以今台湾桃园县下辖之十三个乡镇市(即桃园市、中坜市、平镇市、八德市,大溪镇、杨梅镇、芦竹乡、龟山乡、龙潭乡、新屋乡、大园乡、观音乡与复兴乡)为例,利用多种已出版之地方志书,大略整理其相关殖民地时期的初等教育记述,分析其撰写内容的差异与笔法.总体来说，战后桃园各地方志书对于殖民地初等教育的叙述重心多为各校之沿革简历，晚近出版的志书，由于能搜集到资料较多，故有较深入的描述，反之，较早形成的志书则多以纪事方式呈现，未能看出学校演变的过程、后续的发展及影响，甚或学校在其他方面的描述也几乎付之阙如，如学校的课程、教材、经费、活动及师生的互动发展等。总结近半个世纪以来桃园县各地方志书对日据时期初等教育之书写，虽有一定的描绘与贡献，但若能利用更多已出版之相关研究为文，并取得更多一手史料的协助，如学校出版品、职员录、学籍簿等，相信会有更深入的书写，且能帮助读者理解该地在日据初等教育之全貌。至于地方志书最常呈现的学籍统计资料，如班级数、学生人数、毕业生人数等，也有进一步分析之必要，非仅单纯胪列。另有关学校教职员，尤其是校长，若能进一步解读分析，或提出一些教职员的事迹建树，相信也能呈现更多的教育内容与旨趣。另一方面，有些学校在所属行政区外设置分校，然此等分校的相关事件较少谈论，若能进一步描写，或许更能看出日据初等教育的扩张，以及学校与周边地方的关系。至于在原住民教育书写部分，桃园县虽有以泰雅族为主之复兴乡，然该地志书对原住民教育的书写仍显不足，由于蕃童教育所乃日人统治下的特殊产物，如何突显该制度之地方特性，也是可以考虑的方向。
  • 摘要：中国农村至今保持着极其丰富的历史记忆和根脉,以及丰富的文化遗存.新农村建设的深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有的村尽管名字还在,但已难见旧有的痕迹.乡村的巨变,迫切要求以村志的形式,留住村的地理、历史、经济、风俗、文化、教育、物产、人物等方面的状况,迫切地要求村志细致地反映当代乡村向城市演进的过程.村志编纂就是一种回顾历史与展望未来的有效方法.村志作为中国地方志浩瀚海洋中落户较晚、相对年轻的居民,处在多层级志书链接的最后一环,却日益受到瞩目.尤其是近20年来,村志本身受到了来自学院和民间关注.除了村中的原住民之外,历史学、方志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方面的学者纷纷将目光转向村志,为村志能质朴自然地成长出谋划策,客观地给予评价,适当地发掘潜能,适时地向外推荐,让村志在更广阔的天地间施展才华.与此同时,作为书写者——村志的纂修人以及他们与志书之间的联系也得到了相应的重视.
  • 摘要：本文回顾台湾乡镇志的发展过程,并分析纂修工作的运作及其可能遇到的实际困难,以供借鉴.清朝统治时期,台湾已有省、府、县、厅级志书之编修.日本殖民时期,台湾总督府继续了编修志书的工作,不少县、厅级志书,行政层级更小的街、庄级志书也纷纷出现,并进行了田野调查与风俗采访,编成许多《要览》《地情书》等书籍.台湾光复以后,因政治戒严、经济欠佳等因素,编修乡土志的工作停滞不前、成果较少.1980年以后,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推动各县、市、乡、镇政府全面修志,使社会大众开始重视乡镇志的价值、功能与影响,进而发展出对乡土文化、地域的认同与所在地的情感.1990—2010年,各地乡镇志的修纂虽蓬勃发展,却也面临许多实务上的困难.本文将分析台湾乡镇志修纂工作的应对之策,并说明其未来之展望.
  • 摘要：梧栖镇是台中县的一个镇,也是台中港所在地.2000年,应镇长尤碧铃的邀请,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王仲孚,提纲组成团队,进行搜集资料与编纂镇志的工作.《梧栖镇志》纲目的拟订除力求详备外,兼采政典和风物并列之原则,镇志内容把握客观的立论,对于地方特殊情况作增删取舍,同时也参考地方绅耆意见而订定,其记载的断限自梧栖开辟,迄2001年12月底.除"大事记"外,计分11篇.该志不仅成为梧栖当地社区研究的重要宝库,也成为协助地方民众认识本镇历史与当代社会、文化状况,甚至可提供各领域学者专家查考的线索与依据.本文对该志编纂的缘起、体例、内容及资料的搜集整理进行了阐述.乡镇志的纂修由于涵盖范围较小，具地利之便，因此其资料的搜集除采征集法以搜集记录资料外，也多采取田野调查法以采集非记录资料。田野调查资料的大量利用是乡镇志的特色，也是其特殊贡献所在。以《梧栖镇志》为例，由于当时梧栖镇长尤碧铃女士的见识与魄力，积极推动镇志的纂修。因此，镇志各篇主持人在纂修计划进行期间，除获得镇公所相关行政措施的全力支持外，并得到地方人士的热心协助，搜罗丰富，内容翔实。《梧栖镇志》的编纂，不仅可以作为梧栖当地社区研究的重要宝库，也可以成为协助地方民众认识本镇历史与当代社会、文化状况，甚至可提供各领域学者专家查考的线索与依据。该志文字力求浅显，兼顾学术性与普及性，除可增进镇民对乡土的认同与关怀外，亦可作为本镇学校实施乡土教育的重要参考。
  • 摘要：江阴素有编史修志的优良传统,自北宋早期所修江阴军《旧经》《图经》等书开始,迄及民国时期陈思修、缪荃孙纂《江阴县续志》,民国24年(1935)王维屏撰《江阴志略》,先后修纂过十余部志书.本文对早已散佚的宋《江阴志》进行辑佚和整理校勘,也是丰富江阴古城文化内涵的一件大事,宋时江阴地情之概况,人文之精粹,先辈业绩之德行,无不跃然志乘.本文对于整理发掘江阴地方历史文化，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对于古籍文献的抢救、保护、整理和研究，以及对于促进历史学、历史地理学、方志学、文学史、文献校勘、目录学等诸多学科的建设，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所谓，零圭碎璧，犹可珍惜；残膏剩馥，沾溉无穷。
  • 摘要：《江浙须知》一书,之前被误认为是一种明代的浙江地方志.其书名被称为《江浙须知》,是元代的一种地方志文献.可以从现存的《永乐大典》及《永乐常州府志》中辑出其部分文字,并据此可对《江浙须知》一书的面貌进行推测.宋元时期存在着一种以"须知"命名的方志体裁,故命名为"须知体"方志.元代浙江留存至今的地方志，有四部：《至元嘉禾志》《大德昌国州图志》《延祐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其他尚有多种山水志、人物志等专志。江浙须知》的组织结构，很可能是以府为单位的。如绍兴府、汀州府、常州府等。每个府下面的基本内容，至少包括有如下内容：至到、户口、衙门。其中“汀州府”的所引内容，有可能就已经较为完整地抄录了《江浙须知》中的相应部分。对"须知体"方志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 摘要：巡按御史戴璟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编修的《广东通志初稿》,是第一部广东通志,由于对戴璟及其《广东通志初稿》的研究并不多,致使其在广东方志发展史上的意义与作用尚未得到充分认识.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拟对戴璟其人及《广东通志初稿》编写经过作一纠误,并分析该志在体例、体裁、资料选用方面的特点,阐述《广东通志初稿》的文献价值.当然，《戴志》也存在一些错漏不足。正如《黄志》凡例批评“旧通志有黄朝奉、李朝请之类，乃散阶尔，皆误以为名”，以及东筅的“筅”字写作“莞”。而人物入志也有重复记述的情况，如周敦颐，在“循吏”卷的韶州府和“名宦”卷的广州府都有记载；韩愈在“循吏”卷广州府和韶州府都有记载，虽内容上略有不同，各有侧重，但仍有重复之嫌，说明其总纂力度尚不够。尽善尽美是古今志书编纂者都追求的目标，但在实践中难以完全实现。俗话说，瑕不掩瑜，在承认《戴志》存在这样或那样不足时，更应挖掘其特点优长，以利于客观认识广东方志的发展历程，也为新方志的编修寻找经验与启示。
  • 摘要：金门地区方志之先河,滥觞于明代隆庆二年(1568)洪受所撰著的《沧海纪遗》.自洪受于隆庆创肇《沧海纪遗》后,直到18世纪中叶,汶水头人黄锵另加补缀,而见《沧海纪遗》今日之版本.本文深探作者撰述的动机,编纂的内在理路思维,及其黄锵补缀的动机与选材,并考证该书历代版本,一舒其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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