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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的专家体制——三峡工程决策的技术-政治过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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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选题的意义

1.1.1 选题背景(一)

1.1.2 选题背景(二)

1.1.3 选题意义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1.2.1 关于“专家知识与政治决策”已有的研究进路

1.2.2 科学与政治关系的研究

1.2.3 长江三峡工程决策相关研究

第三节 研究内容和创新点

1.3.1 研究思路

1.3.2 研究内容及章节安排

1.3.3 研究难点、创新点

第四节 研究方法及资料的收集

1.4.1 资料来源

1.4.2 研究方法

第二章 专家体制:论题与论点

第一节 专家知识、专家与专家体制

2.1.1 专家知识:决策行动的能力

2.1.2 决策风险:专家还是专家体制

2.1.3 专家体制:决策行动框架

第二节 专家体制的合法性与决策的技术—政治过程

2.2.1 专家体制的合法性

2.2.2 决策的技术—政治过程

2.2.3 专家体制的争论、共识与秩序

第三节 专家体制与现代国家建构

2.3.1 国家:社会学议题

2.3.2 现代国家建构:本土化意义

2.3.3 专家体制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关系

第三章 专家体制与三峡工程议程的提出

第一节 三峡工程决策进入政治议程

3.1.1 国家权力整合危机:没有进入政治议程的缘由

3.1.2 现代国家建构:进入政治议程的支持力量

3.1.3 洪灾:进入政策议题的突发事件

第二节 议程提出过程的专家知识

3.2.1 文献计量学分析

3.2.2 核心群专家公开的学术争论:林李之争

3.2.3 竞争性专家知识的表达困境

3.2.4 影响决策进程的知识主张

第三节 议程提出过程的专家行动

3.3.1 中苏专家长江查勘团

3.3.2 周恩来带领的考察团

3.3.3 葛州坝工程上马的专家论证组

第四节 议程提出过程的决策行动结构

3.4.1 中央政府是唯一的决策者

3.4.2 政治:行动者的行动逻辑

3.4.3 专家体制是政治权力推动的单向度结构

第四章 专家体制与三峡工程决策的论证

第一节 结构之网:缘何重新进入政治议程

4.1.1 知识维度

4.1.2 权力维度

4.1.3 利益维度

第二节 工程论证过程的专家知识

4.2.1 文献计量学分析

4.2.2 体制依附性:专家争论的背后

第三节 工程论证过程的专家行动

4.3.1 长办选址会议专家组

4.3.2 长办研究较低水位方案专家组

4.3.3 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查会

第四节 为何重新决策——政府决策的合法性危机

4.4.1 地方政府的利益表达:重庆市提出180方案

4.4.2 国家战略目标:专家论证的话语策略

4.4.3 参政议政:政治身份的决策意义

第五章 专家体制与三峡工程的最终决策

第一节 宏观社会变迁:专家体制与转型期的公共决策

5.1.1 社会转型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

5.1.2 转型期公共决策的权力结构

5.1.3 社会转型与专家体制的兴起

第二节 工程最终决策过程中的专家知识

5.2.1 文献计量学分析

5.2.2 核心群专家的形成:政府组织

第三节 决策行动:微观磋商过程

5.3.1 政府推动的决策程序

5.3.2 专家争论实况

5.3.3 “中央决策”与“法制程序”:专家争论的解决

第四节 决策行动结构:相关群体的力量关系

5.4.1 政治领导人的意见

5.4.2 “专家争论并没有充分展开”:反对意见

5.4.3 大众传播媒介争夺战:借力

第六章 专家体制、现代国家建构与当代中国实践

第一节 三峡工程决策过程专家体制的特征

6.1.1 “技术—政治”的阶段性变迁

6.1.2 结构之网中的“专家知识”

6.1.3 专家体制的行动与结构

第二节 意识形态:专家体制与现代国家建构(一)

6.2.1 专家与意识形态改造

6.2.2 技术理性:专家体制的实践意义

6.2.3 技治主义:新的意识形态

第三节 官僚体制:专家体制与现代国家建构(二)

6.3.1 现代官僚体制:韦伯意义上的专家体制

6.3.2 官僚化不足:中国官僚制的问题

6.3.3 超越官僚制

第四节 均衡治理:专家体制与现代国家建构(三)

6.4.1 结构失衡:专家体制的困境

6.4.2 “建构国家”还是“建构社会”

6.4.3 均衡治理:专家体制的出路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

致谢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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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专家知识与政治决策”之间的关系逐步成为广受关注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本研究在探讨专家知识的社会行动属性以及公共决策的技术-政治过程基础上,从专家体制的视角揭示“专家知识与政治决策”关系的社会学特征:专家体制是社会建构物。专家体制既是专家参与公共决策的制度化方式,又是政治决策合法性的技术来源,因而蕴含着现代科技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运作逻辑和基本结构。
  本研究以社会学理论中行动与结构的建构关系研究为起点,以科学技术建构论、政策过程理论为理据追寻决策行动,以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和社会转型理论探索制度特征和权力结构。通过描述三峡工程决策个案从议程提出到最终决策的全过程,重点分析决策过程的行动逻辑和结构力量,揭示专家体制的特征,反思专家体制的困境与出路,透视现代科学技术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
  新中国建立以来现代国家建构进程嵌入了三峡工程议程的提出、论证和最终决策的全过程。本研究回顾了社会学视野对国家问题的研究,阐明当代社会学理论发展趋势对国家议题的关注,根据建国以来中国社会发展总体状况,提出“现代国家建构”作为本土化社会分析框架,探索“社会中的国家”,即国家对社会的嵌入方式和嵌入程度,以及“国家中的社会”,即政治权力向社会的分权过程。政治权力集中、渗透、转化和分权对专家体制行动逻辑与结构力量产生影响;反过来,行动过程回应、改造和再生产着社会结构,推动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三峡工程决策过程呈现技术-政治的阶段性变迁,具体来说:
  议程提出过程:随着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进入全能主义政治时期,国家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中央政府具有最高权力。决策的技术-政治过程表现出国家控制模式,专家体制是政治权力推动的单向度结构。国家通过对专家的政治身份认定,隶属行政机构、政治运动等方式,使专家服从于政治任务与政治需求。专家无论是人员数量还是影响能力都是有限的,他们扮演“内参”角色。核心群专家的学术争论集中在政府部门之间。三峡工程的技术工程研究受到当时国家建设需要和政治形势的影响。因而,即便进入政治议程,由于政治形势等发生变化,也被搁置起来。
  议程论证过程:改革开放伊始,全能主义政治被打破,国家建设由政治中心转向经济中心,但是经济发展仍通过国家和政府的力量来推动。决策的技术-政治过程表现出国家规划模式,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促使利益动机得到确认。关于坝址以及蓄水位问题的专家知识漂移不定,表达了权力-利益-知识结构之网的建构作用。中央政府以外的其他行动力量被调动起来,地方政府、政协委员以及不同部门的专家都运用各自的专家知识进行论证,中央政府决策遭遇合法性危机,三峡工程议程重新进行论证和决策。
  议程最终决策过程:决策的技术-政治过程表现为政府推动的磋商过程模式。社会转型期的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削弱,政治权力发生分权现象。一方面,地方政府、各国家机构与中央政府之间出现利益磋商过程,并改变“中央决策”。另一方面,对决策过程提出了程序合法化要求。1986开始的有组织的论证到1992年最终决策,围绕程序的合法化展开,表明现代国家的建构需要一套高度法制化、制度化的体系作为支撑。决策争论受到“中央决策”与“法制程序”的共同推动而达成共识。政治权力依然是主导力量,但国家和社会开始出现有限分化,一些大众传播媒介、政府机构外的专家等社会力量参与进来。
  专家体制与现代国家建构的困境根源和出路是同一的。从“社会中的国家”层面可以看到,现代国家建构通过意识形态和官僚体制实现对社会的嵌入。意识形态是国家权威获得合法性的非制度化力量,专家体制的兴起表达了政治发展的技术理性倾向,走出专家体制困境需要现代国家建构在意识形态层面实现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官僚体制是国家权力在政治体制内的运作过程,加强官僚体制的理性化与规范化是从体制内部探寻专家体制建设的路径。从“国家中的社会”层面可以看到,追求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也是逐步向社会分权的过程,均衡治理旨在引入公民社会的权力制衡功能,国家、市场与公民社会的均衡结构是专家体制的出路所在。
  本研究认为,专家体制不只是技术-政治过程的一种载体,而且是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表达秩序的一套象征系统和现代社会的一种总体性的社会/文化现象。专家体制在现代社会的实践,也在生产和再生产着社会结构,不断引入决策过程的相关利益的团体、组织以及公众,成为中国公民社会培育和发展的内在力量。因此,现代国家建构进程寻求政治合法性的实践也在推动公民社会的成熟和壮大,从这种意义上看,国家建构的过程也是社会建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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