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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歌创作中“穷苦”与“欢愉”之说

         

摘要

“诗穷而后工”,是我国古代诗歌理论中一个非常传统的观点。从发端于司马迁《报任安书》中申述他受官刑的奇耻大辱后,决心“发惯著书”起,到唐代韩愈倡导“欢愉之辞难:工,穷苦之音易好”(《荆潭唱和诗序》)之说,宋代欧阳修则更进一步发挥到极致:“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盖愈穷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而后工也。”(《梅圣俞诗集序》)这些立论提示出我国封建社会的一条诗歌创作规律,即:作者愈接近底层民众,愈能反映民众的呼声,作者自身遭受的苦难愈大,义愤愈深,那么,在作品里对现实的抨击愈深刻锐利,作品愈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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