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
高级搜索  >
历史搜索 清空历史
首页>中文会议>其他>“新材料、新方法、新视野：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变迁”研究生学术论坛
“新材料、新方法、新视野：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变迁”研究生学术论坛

“新材料、新方法、新视野：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变迁”研究生学术论坛

  • 召开年：2009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09-08

主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会议文集：“新材料、新方法、新视野：中国古代国家和社会变迁”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热门论文

全部论文

全选（0）
  • 摘要：进行南北朝研究时的基本史料是唐初贞观年间编纂的正史。但是近年有人指出正史之中反映了唐室的意向，因此很有必要对正史所描绘的南北朝进行再探讨。在此，值得注意的史料是《帝王略论》。《帝王略论》是虞世南在贞观初年(627年前後)撰写的史书。 其主要内容是将自三皇五帝到隋文帝的明君、昏君的事迹以<略>的形式进行总结，然後以公子和先生问答(<论>)的形式进行批注。从《帝王略论》中能够看到与正史不同的南北朝时代。然而，《帝王略论》在宋元时期散夫了，所以不存在完整的版本。20世纪从敦煌发现了卷一、卷二的断片(敦煌本P.2636)在日本发现了镰仓时代的抄本金泽文库本《帝王略论》卷一、二、四。由于这一发现，使得复原{帝王略论》卷一、二、四的全文成为了叮能。但是直到现在《帝王略论》的录文和校注尚未公开发表。今後，笔者准备制作{帝王略论》的录文和校注。在制作《帝王略论》的录文和校注时，必须确认引用的典籍的性质和引用状况。有鉴于此，在本报告中作为制作《帝王略论》的录文和校注的第一步，对于唐宋时期《帝王略论》的利用状况进行探讨，尝试搞清楚《帝王略论》的散佚时期和散佚原因。探讨的结果是《帝王略论》在唐代是作为史书、君主论来积极利用的。可是，到了宋代该书被分类到了子部(诸子、杂家)，不再作为史书、君主论来利用，在南宋末、元代就散佚了。 模仿《帝王略论》而写的《通历》代替了《帝王略论》作为史书的作用，也是该书散佚的原因之一。此外，遗有另外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在宋代王权思想变化的结果，使得《帝王略论》的君主论不再适合当时的时代，不再为时代所关注。
  • 摘要：自894年日本停止派遣唐使以来一直到镰仓时代，中国和日本之间没有了国家间的正式外交往来，但是两国间民间的交流却从未中断。北宋时期正直闭关保守的藤原氏贵族全盛时期，只有北宋商船单方面往来于中曰两国之间。到南宋时期，新兴的具有开拓精神的武士领袖平清盛崛起，大力推动同南宋的贸易，两国商船互相往来频繁。南宋乾道八年(1172)後白河法皇和明州刺史赵伯圭二人之间的牒状和礼物往来达到了两宋时期中日两国交往的最高峰，具有准官方交往的性质。“华裔秩序”的思想阻碍了两国之间的深度交往，致使两宋其间中日两国从始至终未能建立起政府间的正式外交关系。总之，两宋时期的中日关系可以稻作是“政凉经热”。
  • 摘要：文章主要运用清代文集、笔记、小说、医药文献等史料，考察了大黄在清代日常饮食和临床疗疾时的使用情况，指出：清代人普遍持有“恶大黄”的心态，大黄不仅是攸关病人生死的一剂“毒药”，也往往成为人们评判名医与庸医的一个不言自明的标准，以至医家与病家均有意识地避免使用大黄治病。医家与病家对大黄的看法正是儒医正统意识与身体观这一更深层次的文化意涵在当时日常生活中的体现。
  • 摘要：研究中国历史可以有多种角度，中原主导的角度并不能观照全部中国历史的现象，从游牧社会去发现历史，可以给以新的认识。本文以11-13世纪蒙元对汉蒙民族的影响为例，探讨了蒙、汉族群互动与汉民族的离散化加剧以及汉民族“雪球”粘附力的有限性问题，并且运用戈登的理论做民族关系量化之尝试，来说明蒙元时期蒙古民族对汉蒙民族双方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 摘要：记注官即负责修撰的起居注的官员，宋代记注官的侍立问题的发端与起居注密切相关，因为这是记注官原本的职责所在。但当起居注的重要性日渐下降后，记注官职能的转变则与侍立问题密切相关。从记注官兼谏职，到记注官兼经筵官，直至记注官可以不修起居注，这一转变的过程都是围绕记注官侍立问题展开的。这一转变的原因及其发生方式都与宋代皇权政治密切相关。
  • 摘要：五代江陵城作为高氏荆南的国都，在高氏荆南的政治、经济、军事中起重要作用，尤其是其军事作用，更是不容忽视的。本文从江陵城的重建过程，江陵城的规模，城墙的附属建筑(包括：城门、城楼、瓮城)以及城内县治等方面来探讨五代时期江陵城的面貌。
  • 摘要：在扩展历史研究的空间中，图像和传说正逐渐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如何从图像与传说中解读历史，挖掘出有说服力的历史信息?本文围绕韩城周原大禹庙的考察，试图在图像与口头传说中寻找多样的历史声音。
  • 摘要：《武经总要》体制完备，材料详寅，为後世学者所重，然其纂修经过却不甚明了，对其成书时间的认识也多有歧误。通过对《武经总要》修纂的历史背景的追溯，笔者就其编纂的时间问题索隐鈎沈，考出其编纂的较为准确的年代应始于庆历三年十月，讫于庆历七年四月至六月间。另外，对学界常常忽略的另外几位参修人员也做了考寅，就其编纂原则也做了说明并对其影响做了探讨。
  • 摘要：宋神宗曾颁布《公主行舅姑礼诏》，认为“本朝旧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辄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但宋代并没有为公主“避舅姑之尊”而规定驸马升行的国家制度。真宗朝仅有的驸马升行的三例个案，只是宋真宗为使驸马与公主辈分匹配而实行的权宜之计。士大夫在宋代“祖宗家法”遣一特定的政治语境中，真宗朝的个案被夸大和嫁接，成为了与历史事实颇有出入的“国朝旧制”。由於反对这一“旧制”的批评，符合道学伦理的构建需要，在获致後世认可和称赞的同时，历史的真相却日渐模糊。
  • 摘要：明皇朝建国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建都于南京，奠定了南京城在明初的重要政治地位。这个时期所山现的有关南京的文字与地图都凸现了南京身为国度的崇高地位。换言之，这个时期所出现有关南京的描写文字、图样往往都是由国家的高度视角去描绘南京。由国家视野的角度所描绘出来的南京缺乏了自己的主体性，南京作为一个城市的重要性在於她身为国都的重要地位。然而自永乐皇帝迁都至北京开始，南京的政治地位开始下滑。南京不再是明皇朝的京师，转而成为了留都。大量移民由南京移居于北京，对南京的人口与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到了晚明时期，南京的士族开始以文字为南京重新塑造一个新的形象。他们以南京人的视角，描绘出一个属於南京人的南京。他们不再把南京当成一个纯粹属於明皇朝的都城，而是以他们的文笔点出南京有别于其他中国地方的独特地方色彩与历史。笔者认为，南京士族在描写南京时着重点的转变反映了地方意识开始在晚明时期南京士族之间兴起。本文将借对南京士人的笔记，文集的研究，去探讨这些南京的地方精英如何随着南京由国都降为留都的命运，从以国家视角去描写南京，转变成由南京本身的地方视角去塑造一个属於南京人的南京。
  • 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明代南方长城(史料中的记载是“苗疆边墙”或“黔楚边墙”)的概要。现在，南方长城是一个旅游热点。但，还是南方长城的研究不多，南方长城的具体规模、建设的详细情况也不太明确。在《明史》、《明实录》等官撰的史料中，没有记载。所以南方长城的研究都只是利用清代编纂的地方志来做的。本文利用《天下郡国利病书》里的《议添募兵筑边墙》等从来没用过的关於南方长城的史料,进一步具体分析了南方长城。 明朝一代，湘西地区的防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约260年中，湘西苗族地区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就有33次。但是，万历年间(南方长城大规模建筑的时候)的明朝，在经济、政治上有很多问题。为什麽需要南方长城呢?本文分析了明朝一代的湘西防苗战略，得出一个看法。南方长城建设之前，明朝对湘西苗族地区采取同样的战略。 宣德年间萧受设置24堡，嘉靖年间张岳设置13哨，都有同样的目标。这些战略和南方长城的建设有关系。宣德年间的24堡形成了“苗疆”，嘉靖年间的13哨加强了“苗疆”的包围体制。到了万历年间，发生了矛盾。一方面是苗族和汉族之间的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是自然灾害等环境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明朝决定建筑南方长城。利用《利病书》里的有关南方长城的史料，来证明上述的看法。
  • 摘要：宋太宗朝与北方民族政权的战争频发，如何对军队尤其是将帅进行有效控制是维护趟宋王朝统一与稳定的前提，也是宋太宗一朝面临的重要问题。为了更好地控制与驾驭出征将帅，宋太宗开始实行“将从中御”的政策，授予出征将帅应对谋略、攻守计划，或授以阵图以指挥前綫将帅作战。但由於各种主客观原因的限制，宋太宗朝“将从中御”政策施行效果并不尽理想。
  • 摘要：明代在地方上实行分权制，除布政使司统辖的府、州、县等管理民籍人口的行政区划之外，都司卫所由於同时具备军事战守与管理卫籍人口，组织屯田、微纳子粒等多重职能，被学术界认为是“准行政区划”，而非单纯的作战单位1。与此相应，拥有独立驻地城市的“实土”与“准寅土”卫所，其治所城市也要适应军事攻防与行政管理的双重定位．而并非普通军事堡垒。防御北方蒙古势力的南犯，是有明一代边防的重中之重。宣府(万全都司)、大同(山西行都司)二地同属桑乾河流域，担负着拱卫北京的重要职能，在明代是北边防御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自洪武时期开始，就在宣大地区广设卫所。本文综合运用文献梳理与古地图、实地考察等研究手段，发现正由於都司卫所的双重职能，卫所城市的选址，除了由於组织屯田与管理军籍人口，所要求的周围宽敞平坦地带以外，还因为所担负的军事职能，导致宣大地区的都司卫所城市统一向阴山余脉南麓的冲积扇缘地带靠拢，形成一条沿边墙分布的“极边”城市带，与桑乾河以南的由州县城市组成的“次边”形成强烈对比。
  • 摘要：南宋时地方士人开始积极参与大型桥梁修建活动，并且以资金直接参与和非资金参与两种方式发挥自己的影响。资金直接参与的方式有官员劝导，地方士人出资；地方士人独立山资承担；地方士人共同出资修建。社会影响参与的方式有参与桥梁建设的过程管理：依靠自己的舆论优势影响造桥活动；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劝说富人出资。南宋时期士人群体的壮大为参与公益事业提供了主体，政府施政能力的萎缩为士人参与地方桥梁修建活动提供了空间，社会观念对“富”的批评为士人提供了参与桥梁修建的舆论支持，佛教徒也为士人参与桥梁修建活动做出表率。士人参与桥梁修建体现了士人对地方事务的关注。通过参与桥梁修建等活动士人获得了舆论的好评，造成为新的基层社会势力成长的标志。
  • 摘要：唐代的科技教育很有特色，在国子监下设有算学，太医署设有医学，太仆寺设有兽医学，太史局设有天文学与历学,唐代文化对东亚各国影响很大，日本、朝鲜等国的科技教育体制基本沿袭唐制。印度虽为文明古国，但在科技教育上却无甚建树。中世纪欧洲的科技教育非常落後，与唐朝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其最早的大学都比中国晚了数百年，其所学课程属於科技的仅医学一门，後来才增加了数学、天文学等课程。因此，可以说有唐一代在科技教育方面，处於当时世界的最前列。
  • 摘要：《天方正学》是晚清重要汉文译着，成书于咸丰年间，译着者蓝煦，此书主要阐释伊斯兰教义及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通之处。与明清时期其他汉文译着所不同的是，此书在阐释伊斯兰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相通之处时，试图把中国传统文化及历史和神话人物纳入伊斯兰教文化和圣人体系，同时此书具有浓厚的苏菲神秘主义特色，而且给女性以一定的关注。本文就《天方正学》的以上特点略作论述，以此探讨晚清汉文译着的新走向。
  • 摘要：自上世纪韩明士提出了地方主义在南宋的兴起后，丙方学者开始热衷於地方史的研究，纷纷以不同地方的个案来探讨地方主义在不同时空下的各种形态。沿着这条研究的脉络，笔者将以陕西省泾阳县为研究个案，探讨士绅们在明清时期行为和态度上的转变，来刻画此县地方主义的出现以及演变。笔者将会运用嘉靖、康熙、乾隆以及道光版本的泾阳县志来完成这项任务。除了以当中的资料来重构士绅们在地方建设的参与和支持外，本文将会着重的比较这些不同时期出版的县志，以全方位洞察地方主义在泾阳县的出现。通过这个方法，笔者观察到了泾阳县士绅的行为在乾隆时期起了明显的变化，不但在地方上变得极为活跃，在各项公共建设中也出钱出力。此外，地方士绅的势力甚至渗入了官方权利的场域，连原来只限于地方政府负责的官方建设，如县衙门、城墙和文庙等，也都需有他们的支持才能进行。这种趋势发展到了道光年间，更是出现了深化的现象。士绅们不但左右了县志的撰写来为自己在历史中留下更大的席位，某些市镇的乡绅更是出版了自己的镇志，来与县志争夺正统性。通过这些分析，本文想要说明在研究地方主义时，除了可以运用方志的内容外，其形态、编辑格式以及版本之间的变革也都是可以关注的观察点。
  • 摘要：达呼尔五百官兵是清朝廷於康熙二十二年决定编设的一支驻防八旗部队。因经历了一个编佐成军的过程，其前往戍所瑷珲，实际上是在康熙二十三年。由於官兵对待遇不公的不满，各佐并未按计划於当年秋季迁移家眷。雅克萨之战期间，达呼尔五百官兵参加了两次攻城战，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军事活动。尼布楚条约签订後，达呼尔五百官兵受命永戍黑龙江、墨尔根二城，其家眷也随之迁往定居。达呼尔五百官兵对後续成军的三十一佐索伦、连呼尔官兵曾有过重要的影响。成军後，达呼尔五百官兵作为正规驻防八旗的地位逐渐得到了肯定，在俸饷待遇、官员选任、兵员补充、武器装备等方面的制度规定，与满洲官兵绉同。对相关的满文档案进行解读，可以补正清代官书史志记载的某些缺漏，可以纠正学界以往的一些认识偏差。
  • 摘要：制砚业是重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长期以来，制砚业重心在北方。唐宋时期，制砚业重心出现大的地理变迁，一方面是制作区域向全国范围迅速扩展，另一方面是制作重心向南方地区逐渐转移。制砚业重心的地理变迁，既伴随着我国古代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而改变，又与自身发展中的技术因素和资源环境因素息息相关。通过探讨制砚业重心的地理变迁，相信能深化人们对中国古代手工业经济重心南移问题的认识。
  • 摘要：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身体”成为西方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新突破口。欧美和日本等国家的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宗教学、心理学乃至文学和历史学等等学科都开始将身体作为一个重要的考察对象纳入各自的研究范围，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至今对於身体的研究仍然方兴未艾。中国学界对於身体的研究起步较晚，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在理论上也初具规模，但是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上仍然有待拓宽和加深。身体研究的兴起，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新的研究视角，以身体为切入点，可以“发现”很多新视界。头发和胡须作为身体的一部分，也是身体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对自己身体处理的一部分，人类对於头发和胡须的处理不仅仅是出於生理功能的需要，也与社会背景和文化观念相关．本文先结合儒、释、道三教的观念从相关文献中梳理出一些三教关於头发和胡须的处理方式和意义阐释，然後结合一些考古材料和实物材料做进一步分析，希求能从中解读出信仰、族群、政治、性别、身份辨别与身份认同以及信仰族群对於自身身体的处理以及相关艺术创作的一些关系。对发须的处理可以产生身份辨别，也能产生身份认同。这种处理既有实际的生理功能的作用，也有文化上的象徵意义。
  • 摘要：灵岩寺是北宋山东佛教的典型，对《勅赐十方灵岩寺碑》的全面考释可以看出：该寺当时如何从甲乙制转变为十方制，禅宗南宗开始在山东佛教中居主导地位；朝廷对佛教事务的管理加强，朝廷、地方、寺庙三者之间存在博弈关系；山东寺院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 摘要：明代卫所制度研究的重大意义一度为学界所忽略，近年有所改观。本文即以韶山毛氏家族为例，探讨这一特殊的移民群体在地方社会的建构模式。从明代毛氏家族隐瞒军户身份，落籍湖南并被编为民户。而明中叶因被仇人所告不得不承担军役，家族因赋役摊派而重新加以整合，到清代形成了以“房”为中心的宗族组织形态。人类学者对宗族的研究重视房份的家族意识整合，却忽视了此後的制度背景。
  • 摘要：河渠水利图是描绘河道及其水利工程的舆图，在中国传统舆图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清代河渠水利图是现存传统绘本河渠图的主体部分，黄河图又是清代河渠水利图的主体。康熙时期的河渠水利图大多是由康熙帝授命、河道总督组织编绘的，它既是河臣陈述治河政见的重要工具，也是清廷了解河务、进行决策的依据，在河政运作中起着重要作用。康熙二十六年间下河治理争端引发群臣党争，为陈述政见，河督靳辅将聘请画师周洽精心绘制《黄河图》连同下河治理之题本一并呈上。经九卿讨论、康熙帝御览後，靳辅进呈的《黄河图》入藏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黄河图》描绘了康熙帝、靳辅治理黄河修筑的重要水利工程以及黄河下游两岸重要的自然和人文地理景观，反映了清代的舆冈绘制机制，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此图是仅存的几幅鸟瞰式水利图之一，也是最精确、最精美、最能代表康熙前中期绘图风格的黄河图之一，在中国地图史和艺术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 摘要：面对嘉道以来的统治危机，中国学术发生了变化,乾嘉历史考证学从学术谱系的中心开始向边缘滑动，一些汉学家通过学术的自我反思来认识和改变当前社会问题，他们对汉学的学风、理论、治学方式都进行了思考；宋学家以倡导理学为手段，一方面是为获取社会地位的认同，另一方面是为挽救时局危机，通过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以吸引士人的注意；龚自珍、魏源等人则利用了今文学的微言大义，阐发社会变革的思想。同时期的西学输入的内容，也成为士人所利用挽救时局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四科”之一的史学山现了新迹象：考证史学地位受到挑战，史学经世思潮兴起、边疆史地和当代史着作受到关注、西学开始进入到中国史学的视野，历史观念发生变化，等等。史学作为经世的寅学手段重新被重视起来，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也由古代史学迈进近代史学的门槛。历史考证学地位的迁变，不仅受本学派方法和范围的限制，遭受到除政治局势变动影响之外的学术纷争的牵制。这一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的过渡阶段，研究古代史学或近代史学的学者因其过渡性，对其研究没有给予充分重视。本文着重从由时势变迁引发的学术风气转向，探讨史学发展之行迹。
  • 摘要：清儒囿於周公制礼的传说，对礼典性质的认识缺乏观念史的反思。诠释方法上，清末廖平经学今、古文分野的理论预设，影响了学者对《王制》性质的判断。清中期刘文淇“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的目的在於辟清《左传》与《公羊》的学术分野，诠释礼意带有偏向。比较而言，清中期以降具备史学规模的通礼着作却是清儒考礼的可贵尝试，是清初宏大学风的流衍。秦蕙田《五礼通考》备辑历代制度，追摩宋儒，力求於沿革中明义理。但缺少史家断制，诠释略欠精审，影响了发明经义的意图。清儒声稻其礼学考据有思想建构的目的，但方法上仍然乞灵於字义训诂，不够思辨和广大，最终无法上升到本体论层面。
  • 摘要：早年研究清代秘密社会之学者多认为天地会系统之会党源於明朝灭亡的国仇家恨，其宗旨为“反清复明”，然於阅读天地会会簿《西鲁序》时，却使人疑问顿生：若“反清复明”源於国仇家恨，何以《西鲁序》中但见史无可稽的火烧少林寺、五祖结义，而不见明清易鼎之际“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痛史?再据其他文献考察，入会党者对自身之利益考量更甚於复明之心，清季保皇党策动自立军起事，更有哥老会成员参与其中，则“反清复明”为思明者的复国大梦?抑或萌芽於民间的“发明”?孙文曾言：洪门(天地会)为明朝“二三遗老，见大势已去”才“结为团体，以待後有起者”，则明朝遗民群体对反清复明的意识起了何种作用?此种历史记忆之保存景况又是如何?清季许多革命人士声稻其排满思想系受明朝遗民之着作而来，过去高举“反清复明”大旗的会党也慢慢与革命党入汇流，使反清与排满各为表里，“明朝”作为符号历经记忆与失忆之过程，至此已不为反清之目的而为反清之引信。从秘密会党到革命党，历史文本是如何被创造与发明的?本文希望藉由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以文本分析与历史记忆理论，剖析上述种种问题，了解时移世易下，历史话语的建构过程。
  • 摘要：唐宋时期文人的岭南意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宋之问和韩愈看来，岭南环境险恶，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毒物。对於苏轼而言，岭南部分地区风土良好，只要长期居住岭南就可以久化其中,而且他还总结了各种各样预防瘴病的方法。唐宋文人的岭南意象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岭南的自然景观带有“蛮夷”的色彩。第二，岭南的生态环境对南下之人的生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不同之处表现在宋代文人较唐代文人对岭南生态环境的认识更加理性、更加客观。一方面，宋人认为南下之人能够适应岭南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宋人也认为瘴气并不可怕，一改唐人对其盲目恐惧的倾向。这种不同的形成与由唐到宋医者地位的转变以及宋代文人尚医风气的形成紧密相关。宋代文人与医学的结合不仅改变了医者的地位，也提高了文人的医学素养，使得他们能够从环境的角度或者医学的角度正确认识岭南的生态环境及其风土病。同样，这种不同也体现在国家对岭南的医药政策方面。宋代颁布了大量针对岭南的医药政策，唐代即使有，恐怕也不多。以环境史的视野研究唐宋文人岭南意象的变化，不仅可以为唐宋变革提供新的视角，也可以丰富其内涵。
  • 摘要：《百二老人语录》(Emu Tangro Orin Saqda-i GisunSarkiyan)是清代名臣松筠(sungyun，1752-1835)的着作。据松筠所说，该书为其所记之一百二十则老人旧言，而这些话包含了旗人应该知道的事。全书由满文写成,此份文献在海外满学家中受到重视，但在台湾与中国大陆学界未受普遍重视。《百二老人语录》中的“一百二十位老人”，虽然不一定真有其人，所述说的故事也可能有虚构性。但可以将这些故事视为松筠以为应被记得、保存、流传的记忆，而此书目前留存十余份抄本，也由其他旗人翻成汉文，可见不只松筠认为这些记忆应该被保存与流传。因此从这些记忆中，可以见到松筠等人希望旗人以怎样的形式去记忆与认知过去。本文拟以《百二老人语录》为焦点，探讨旗人如何记忆“旗人与皇上之关系”。透过史料考证，发现清代对於“旗人与皇上之关系”，有两种论述，一种是“旗人称奴才，具奴性”；一种是“奴才与臣都只是称呼而已”。而《百二老人语录》可视为第三种论述，他表示了旗人怎麽想，这种论述认为“旗人就是皇帝最听话的奴才”。第一种论述与第三种论述互相竞争，各自被记忆，而第二种论述由乾隆皇帝提出，希望调和此二者，可这种论述最後渐渐被失忆。随着辛亥革命爆发，第一种论述被继续记忆，成为主流论述，另外二者便逐渐被遗忘了。

客服邮箱：kefu@zhangqiaokeyan.com

京公网安备：11010802029741号 ICP备案号：京ICP备15016152号-6 六维联合信息科技 (北京) 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

  • 客服微信

  • 服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