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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电影学青年学者论坛

第二届全国电影学青年学者论坛

  • 召开年:2015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5-11-27

主办单位:北京电影学院

会议文集:第二届全国电影学青年学者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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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电影作为一种政治社会化媒介,其成熟标志之一是运用超意识形态特征的语汇来进行意识形态的政治表达,而中国电影特别是涉及政治权威的电影尚未发展到这一阶段,还远未完成从直接意识形态宣教向间接意识形态感染的媒介形态转型。从“文化帝国主义”势头开始强劲铺展开来之际,跨越文明界限和制度藩篱,“国际电影节”的内涵和外延都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延伸,并且在文化的全球扩张中挑战不同文化的独立性。时代呼唤新的发展模式,及时捕捉社会转型需求,审时度势,锐意创新,勾画出一幅新时期下良治图景。国际电影节的成功无疑体现右识寸本民族内部成员的吸引力与影响力,又引竺界政治文化发展潮流的向导力与推动力以及外部世界对该民族文化的赞赏和认可程度。中国建构大国形象绝不能抽离独特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传统,更不能脱离积极运用新方式和新手段。对文化内在驱动力的认同逐步加深,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在国际电影节中的主旋律和主脉搏会是中国文化时代的崛起。这不仅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机遇,也将是中国树立自身形象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一次契机。
  • 摘要:西方电影节与非洲电影的藕合,不仅是非洲电影改善自身在非洲内部的生存处境的必需,同时也是西方电影节的发展使然。对于各大电影节而言,除了比拼开、闭幕式明星阵容,参展影片数量与质量是它们彼此较量的重要珐码,能不能邀请到年度最重要的作者和作品是衡量一个电影节级别的重要指标。对于非洲而言,电影节的意义不仅让非洲电影进入国际视野,成为“可见的”民族电影,更在于从扶持力度上给予非洲电影关照。在笔者走访的南非两大城市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的其他商业电影院内,排片表上也都是清一色的欧美电影,未见本土电影的身影。在既缺少国家资金支持,又缺少本土市场的双重压力下,为西方电影节拍片成为非洲导演们实现电影梦的不二选择,“目前欧洲电影节对非洲电影的贡献要比非洲政府多”。非洲国内支持不够的情况下,非洲导演需要借助电影节的展示获取投资,他们青睐西方电影节基本呈现为一种“参赛一获奖一获得投资”的循环。西方电影节上的非洲获奖配方不仅体现内容层面,还体现在制作流程上。
  • 摘要:电影节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模式,它们遍布于世界各地不同国家、地区、城市;它们由国家政府、产业组织协会或民间机构创办组织,并且形成不同的规模。不同组织结构的电影节呈现出不同的气质与诉求,电影产业在每一个举办电影节的城市中都会有不一样的地位与形象。电影产业在每一个举办电影节的城市中都会有不一样的地位与作用,每一个举办电影节的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特征,将电影节与城市文化结合,通过明确城市文化定位和观众组成的定位,找到电影节自身独特的电影趣味和价值取向,以电影作为载体呈现着一幅幅世界地图、城市地图或是一种属于它们自己的自画像。一个成功的电影节组织者应该有这样一个超越经济驱动力之外的文化诉求:通过电影节表达城市的气质,塑造提升城市的文化软实力。电影节的举办对于城市的经济和文化会有一定的影响与推动,而电影节的国际影响力一定是体现在城市文化软实力的不断提升与强大之上。
  • 摘要:作为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才浮出历史地表,并且在世纪之交才开始进入大众文化领域的生态话语,实际上是非常晚近的、晚生的产物,但在今天的社会现实生活中,俨然已经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普遍”真理。尤其是在中国,美丽中国、节能减排等概念的提出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这也意味着下到娱乐文化消费,上到国家宏观政策,不同层次的审美诉求在这个领域都能愉快、顺畅地达成共识。生态话语在今夭的大众文化政治实践中的确具有“旗帜”性的号召力量,是大众文化的深层次审美需求的喷发焦点,任何需求和消费的呈现与表达,只要沾上生态话语,就能立即获得大众文化领域政治正确的“豁免权”。所以,生态话语、大众文化的生态政治,进入电影领域,特别是以科幻题材电影的形态来呈现,不过是上述时代逻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必然结果。当下大众文化领域的生态话语几乎无一幸免地通过将自然、将宇宙予以诗意的符号化,将现代意义的人类社会、人类活动与自然、宇宙的关系,以几近二元对立的结构安置在这个价值序列中,并在此基础上进而一步步完成对当下身份认同的重构,而人类“现代”的积极意义也因此被无视和遮蔽。
  • 摘要:在科幻电影所营造的社会想象文本中,这种趋势变得更加明显,本应坚定的性别概念变得游移不定,性别、性向则都跨越了物种和非生命的藩篱。而这种后性别的话语,更以复杂含混的性别结构创造出的全新的政治关系,描绘着身体与社会之间的现实。在这里娱乐至死的文化修辞不过是田园牧歌般的存在,全新伦理结构在狂欢中创生,生产、繁殖和想象的目的论在技术杂交之下被颠覆,而由泰勒主义所积累起来的现代性秩序梦魔在自己所创造的科技发展面前一步步崩塌。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言:“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 摘要:本文并没有过多涉及“元年”前科幻的产业、科技面向的问题,而以科学的“乌托邦”与“恶托邦”两条文化线索,来一探中国科幻这条被近乎遗忘的文化文本之脉络。进入21世纪,面对好莱坞科幻奇观中成长起来的新观众主体,科幻“新元年”在科幻文学崛起以及资本膨胀中即将鼓风远航,也必将在新的文化土壤中生成其独特之态。
  • 摘要:2015年初,科幻作家刘慈欣的《三体》被中影集团正式列为主推项目,一大批科幻电影亦欲横空出世。陷入一派电影产业狂欢的中国电影,资本力量几乎成为唯一的文化逻辑—与其说2015年是“中国科幻电影元年”,不如说是“中国科幻资本电影元年”。那“耻辱的尾巴”,将被表现为长期得不到满足的资本权力欲望,势必通过先进特效技术制造的视听轰炸,在银幕上一根根地拧掉。而回顾近百年的中国科幻电影历程,科玄思维是中国科幻影像与叙事独有的文化模式,并通过科幻空间表征不同时期的中国身份困境。如今,中国科幻电影呈现出一派“乌托邦狂热症”之势,文化身份的日益暖昧,令坐标不明的科幻空间再度落空。
  • 摘要:从当代英国科幻电影中的“恐慌叙事”中可以看到明显的对战争和恐怖主义袭击的担忧,以及英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孤立感和对英美同盟关系的反思。“恐慌叙事”中常见的人口密集的大都市受到致命威胁而陷入恐慌中的场景,往往源自对战争和恐怖主义袭击以及社会问题引发的暴乱的回忆。而当代英国科幻电影中,“似人的非人”的他者形象,不仅反映了人类对科技和机械的过度依赖和对人际交往的疏忽,更深入探讨了人类与机械、科技间的辩证关系。同时,这类“他者”形象作为人类的镜像,折射出人类在情感和人性上的缺失。
  • 摘要:本文旨在将《阿凡达》影片的文本解读置于“帝国”三部曲的理论框架之内,以一种“斜目而视”的方式重新审视影片中所蕴含的后现代话语的主权形式、抗争主体、政治组织规划。这种解读固然是不充分的,但却仍然是必要的。
  • 摘要:新中国在1956-1957年参与戛纳国际电影节跌宕起伏的过程,呈现了“光荣序列”和“声誉日隆”背后新中国电影业的对外探索与开拓:是谨慎小心的投石问路、是事到临头的恍然大悟、是出乎意料的半路折返、是各方出击的层层铺设,新中国这一时期对包括戛纳电影节在内的国际电影节的参与,固然有意识形态输出和政治宣传的要求,但更多的是借助电影节构筑的市场平台从而扩大和促进影片对外输出的现实考量。同时,新中国电影的戛纳经历也映照出作为法国政府的一张文化牌,这一时期的戛纳电影节在国家利益考量下具体运作的灵活性以及它的开放性带来的多方力量冲突与制衡。除新中国电影与国际电影节互动外,香港“左派”电影也应纳入到新中国电影的整体格局中,了解影片《阿Q正传》从摄制到参加1958年洛迎诺电影节的过程,是对新中国电影“例外”状态的考察。该片在拍摄上与国家规划的冲突,正体现了后者的力量与威慑。香港“左派”电影人个体与新中国电影界整体规划上的分歧,改写了影片《阿Q正传》的命运。意大利“左派”电影人给予了这部香港“左派”电影特殊的机遇,使之通过洛迎诺国际电影节登上世界舞台,终究归位于新中国电影的“光荣序列”。
  • 摘要:西方文化霸权下的东方中国形象的主观构建,已经成为一个深刻而顽固的现实存在。“真实的知识总伴随着想象的虚构,任何一方对对方的诊释,都包含着特定语境造成的偏差,他们一方面在掌握关于对方的知识,另一方面又在其中加入一些以利用为目的的主观想象性的解释。”。“第五代”“第六代”及“新生代”的中国电影突出西方化的叙事视角,学界已经从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诗学理论视角给予了各个角度的反思和批判。作为当代中国真实而本然电影的影像叙事,应当积极摆脱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固有的“前见”,因而从深层的哲学理路给予反思和批判认为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侧重点是立足于当下现实,做出真正的合理性理论视角与框架,实现当代中国形象展示和故事叙述的本体化与自在化。驱除了西方与东方之间的神秘性和主观性的“魅惑”认知,积极构建现实对撞的实践理性,“他者”主观立场的消亡,交往理性中实现主体自我立场下实现互为客观的认知。
  • 摘要:以“手册派”为代表的“新浪潮”影人以笔杆和摄影机为武器,竭力将商业和政治的挟持从电影创作中驱逐出去,虽然纯粹的个人化“作者电影”只是个理想,但以此为终极目的的“艺术电影”场域和有别于通俗大众评价标准的电影艺术评价体系因他们的奔走呼号、身体力行得以建立。“场域”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阐发的概念,此概念“用关系式思维思考社会中不同的‘游戏’领域,彰显社会世界中或明确或隐蔽的关系”。在“艺术电影”的场域之中,在“作者论”的庇护下,大量非主流小众电影获得了脾脱好莱坞标准大制作的“文化资本”,在这里,推崇“先锋”和“预言”,胜过已经获得大众肯定的“经典模式”,个体电影人的创造力受到鼓励,世界电影艺术的生态多样性得以维护,这是“新浪潮”的宝贵遗产。
  • 摘要:电影业的真正发展壮大,核心在于人,青少年儿童是电影业未来的希望。注重青少年儿童电影素养的培育,才能做到“江山代有人才出”。举办青少年儿童电影节只是北欧国家青少年儿童电影素养培育中的重要一环。事实上,北欧国家纷纷将电影素养教育纳入到政府政策之中,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政策和措施,正是青少年电影素养培育的基石。
  • 摘要:民族电影一直是个“问题性”的议题,随着时代的变迁,政治、经济地位不断更替发展中,民族电影的文化表达也随之变换。而置身于国际电影节的文化研究之中,民族电影除了携带本有的民族基因—共通的美学认识、情感表达、政治意识外,还因有艺术电影、作者电影的偏扰,使其文化身份的表达性变得模糊、暖昧。最后,民族电影完成了自身文化表达的同时,国际电影节这一特殊节事活动的设置,使得扮演不同角色的观看者(受众)有了新的观影感受。在作品与受众之间,电影节是一种不断变化的催化剂。而中国台湾电影为什么值得讨论,正是因为其身份的特殊,将民族电影在电影节中的文化身份表达讨论变得突出、强烈。电影节是一个仍在持续变化的“器皿”之内,问题在不断催生,答案在不断变化,在讨论民族电影与电影节之间的关系时,难以有极强的通例,但个例的形成,引发的探索与讨论,恰恰能给予多种不同的视角去探索电影文化的发展与进化,这是一个时代性的命题,对电影史学有着极大地推进,也对引入多角度的研究方法有着重大启示。
  • 摘要:本文阐述了科幻电影对人类文明的思考,在政治方面,科幻作品的想象力其实相当匾乏。不外乎有两种情况:像《星球大战))这样,把人类历史上的社会形态依葫芦画瓢放到银河系;反乌托邦式的悲观想象,越是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初衷,越是会导致这个世界变得更糟。和《星球大战》这类依葫芦画瓢的路子相比,在科幻作品里确有一种未来社会的形态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只不过,这类作品对于这样一种社会形态的描绘是负面的和悲观的,这就是所谓的“反乌托邦”。在《极乐空间》这部电影里,来自南非的年轻导演和在处女作《第九区》中一样,依旧在科幻的框架里,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展现贫富问题和种族问题。
  • 摘要:在2014年的新版《机械战警》中,机械战警墨菲的诞生,却并不是因为他的“人性”对于机械身躯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是因为公司为了进入“注重人性”的美国本土市场不得不借用他的人类身份。一个细节改动显得别有意味:当诺顿博士发现半机器人墨菲在执行任务时会犹豫和恐慌,因而比完全的机器人低效时,他便为墨菲做了脑部手术,令机械身躯脱离他的控制自主运作,同时令他的大脑留存一种仍在控制身躯的错觉。于是,“人性”在此不过是具有欺骗性的一场公众表演,而自由意志也不过是大脑皮层的一组错误信号。当然,作为一部好莱坞大片,新版《机械战鳌》未能在这一点上走得更远,它在片尾生硬地转回了人性觉醒的老调,而不断穿插在影片中的墨菲第一人称视角镜头无疑也预先规定了观众的认同位置。尽管《她》很难说是跳出了人文主义话语,毕竟占据镜头的是西奥多的爱与失落,但是萨曼莎对“人”的身份与价值的超越以及她仅以声音出现、没有获得任何的视觉影像的形态,都为影片打开一重新的再现维度。相反,《超验骇客》中人与网络、人工智能结合而成的超人智能体尽管不再认同人的身份,但仍不得不生硬地陷落在了“人性”的部分上。在二者的对比中,可以隐约感觉到人文主义话语的失效以及它所召唤的主体所遭遇的挑战。结合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到,在近几年的科幻影片中,这种修复“人”的完整性的尝试渐渐变得无力和僵硬,而关于“次人”或“准人”的想象也开始变得模糊而复杂。
  • 摘要:本研究以“儿童”作为最小形象单元,不仅考察了中国科幻电影如何呈现这一母题,更通过“儿童”将中国早期科幻电影和儿童文学、少儿科幻、科普作品等脉络串联起来。具体而言,又通过“幸运儿童”这一次要母题看出中国科幻电影人对“下一代”的殷殷期望与对童真情怀的想望,还通过“悲惨儿童”这一次要母题看出中国早期科幻电影作品借儿童的悲惨处境说出了对高歌猛进追求科学技术发展的层层忧虑。
  • 摘要:2014年,一部《星际穿越》令全球观众为之震动,它天马行空的想象和光怪陆离的视觉表达实现了电影中科学和艺术的完美结合。这部影片之所以受人青睐,除了它用较大段落展现神秘的物理空间,满足人们的好奇心之外,更多的原因是它对人类终极命运的思考和对家庭个体亲情的关怀,带有极其鲜明的伦理色彩。这充分说明,科幻电影中的想象与创作必须要有一种合法的约束,它的叙述才能被认可和接受,而对伦理性的关注正是这种约束的具体体现,这种伦理意象满足了人类共通的情感诉求。虽然华语科幻电影在创作和内容表达上常常为评论界所垢病,但也并非如有些评论所说的那样令人担忧。它虽然缺乏西方科幻电影对人类未来生存图景的科学展望,但却也能剑走偏锋,更多地在创作中注入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伦理性想象。无论是社会伦理、家庭伦理,还是医学伦理、生态伦理,在华语科幻电影中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观照。这些伦理性想象弥补了华语科幻电影在科学想象中的不足,带有浓重的民族色彩,恰恰体现了中国科幻电影强调“人文主义”的独特面向。
  • 摘要:由于不受现代科学技术的限制,科幻电影仅通过电脑特效和演员精湛的演技就可以制造出形态万干、功能多样的机器人。因此,本文并不把它限定为单一的无生命的“机器人”或是“机械人”,而是两者皆有或者融合。有关机器人的形象建构总是以制造它们的人类为出发点,所处的社会地位直接决定了它们成为人类伙伴或敌人的原因,也决定了它们作为各种用途功能性出现的意义,而一部纯粹以机器人为主角还是以次要角色出现的形象建构则直接反映出电影的主题。因此,多元多样的机器人形象建构有利于人们全方面地了解机器人,这个由钢铁所制造的,与人相似、智能的在未来有可能实现科幻电影中描述的功能性的机器人形象。
  • 摘要:电影史上,科幻电影对于两性关系的探讨一直没有中断过。在女性主义这个问题上,科幻电影一直在“物化女性”和“女性崇拜”两种极端态度之间摇摆不定,女性扮演着多种角色身份。在科幻电影的语境下,人类不再是文明唯一的、确凿无疑的主人,有可能被自己所创造之物而取代。这种伴随科技发展而日益增长的悲观主义色彩,越来越多地折射在科幻电影当中。朱迪斯·巴特勒的理论形成与完善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的性别运动浪潮之中,通过重读波伏娃与福柯的理论,巴特勒对性别消解和性别权力关系颠覆的趋势做出了准确的判断。用巴特勒的理论解读科幻电影中的性别关系,也似乎印证着人工智能体作为一个新的种群,在谋求其权力地位的过程当中,各种争斗与冲突将会重演。
  • 摘要:21世纪以来毁灭城市的幻想在美国及全球范围内大举扩张。影片中洛杉矶、拉斯维加斯、西雅图、新奥尔良、旧金山已经被地震撕碎,被火山掩埋,被吸血鬼围困,被核武器炸毁。至于国际化大都市,伦敦、柏林、巴黎、东京、布拉格以及其他城市已经被疾病、炸弹、无政府主义者彻底葬送。当然,从来不扭捏作态的好莱坞之所以转战其他城市,更实际的动机在于钱。首先,影片拍摄制作中,“炸掉”纽约是很贵的,而且并不容易。如果预算不足的话自然只能作罢。其次,近年来,相对于北美市场,海外票房持续走高,亚太地区的票房增长尤为强劲,并于2013年首次超越北美票房。逐利的资本因此将好莱坞电影的故事背景扩展至更多的亚洲国家或地区。此外,在影片中,选择不炸掉一个城市可能也是出于商业上的保守考虑。出于对中国电影审查制度以及民族主义情绪的充分估计,一些作为地标的传统建筑并不在“可以毁灭”的清单之列。不过,影片中灾难幻想并没有抛弃纽约这位老朋友,只是纽约不再唯一。当极致恐慌不再以纽约为背景之时,这将意味着纽约不再是唯一的许诺之地,这也意味着这座城市不再主宰美国乃至世界的想象力,更为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这座城市对流行文化长达百余年来的“霸权”的终结。
  • 摘要:本文依据科幻迷群的实际活动通过文本分析来探究科幻迷群自我身份建构,也了解到科幻迷群通过在网站论坛同其他迷群的互动来分析其自我认同,同时也对这一群体的内容再生产进行具体分析,探究这一行为背后的动机。文中对科幻迷群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科幻网站的活跃者,而也有很多科幻迷并不会在论坛发帖去表达情感,他们往往是在论坛中获得资讯,并不参与科幻的再生产制作,他们往往是沉默者,对于这一部分群体,本文并没有仔细探究,使得本文对科幻迷群的探究有失偏颇。同时本文研究采用定性分析的方式,涉及定量研究的内容较少,只是进行了简单的内容分析,因此总体上缺乏数据支持。
  • 摘要:本文试图从文化政治的角度,初步检索电影节文化系统的多元互涉,以期获得更多启示,助益拓展世界电影的研究面向。相对于导演间严肃的艺术角逐,电影节从不吝惜向好莱坞的电影明星们派出大奖。虽然影片价值各异,但优秀演员却可以中和电影风格的差异。获得褒奖的明星们得到了艺术家的称号,进一步奠定了他们在国内影坛的地位,反过来又向电影节贡献了星光,投入艺术电影的创作,滋养了行业的良性循环。可以说,电影节谙熟于收编明星,改造价值的一套,从不孤芳自赏,单讲艺术而决绝于商业。不容忽视的是,戛纳电影节每年仅经济价值就高达9亿欧元,吸引3万名游客,其文化价值更不可低估。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多元化的运作,使得商业成功成为艺术至上的底气,电影节系统对世界电影的意义,正源自其搭建的框架打通了商业运行和文化交流的命脉,使政治、经济与文化多元化地表达于同一场域。
  • 摘要:经过将近20年发展,诗兰丹斯电影节与圣丹斯电影节每年都在同一时间、同一小城举办,它们看上去似乎有抵触,但是却有着共同的对独立电影精神的追求,彼此相映成趣,这客观上也完成了圣丹斯电影节文化形象的自我批判与修复。圣丹斯电影节推动和见证了美国独立电影的勃兴,伴随着斯蒂文·索德伯格、凯文·史密斯、昆汀·塔伦蒂诺等大导演从这里崛起,圣丹斯电影节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文化上的叛逆者形象。它推行一套颠覆好莱坞的制作系统,同时又努力以商业的方式为边缘题材影片开拓生长空间。它像是好莱坞的人才预备库,为电影业提供源源不断的个性化新人。有人说圣丹斯电影节是“政治与美学的结合”,是以独立和非主流的文化姿态来反对商业电影的媚俗、平庸和刻板,鼓励艺术的原创性与标新立异。随着中国对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电影开始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而在国外的电影节获奖,则不仅仅是对影片艺术水平的肯定,还可以与地方的文化管理部门的政绩挂钩,因此这些影片的出品方会专门拨出一部分发行和宣传费用,专门用于参加电影节。对于某些中低成本影片,在国外电影节获奖甚至还可以成为一种盈利模式,打开欧美艺术院线市场之门,获取更多的边际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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