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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古(中世)社会诸形态中日研究生学术论坛

中国中古(中世)社会诸形态中日研究生学术论坛

  • 召开年:2011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1-12-24

主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日本明治大学文学部

会议文集:中国中古(中世)社会诸形态中日研究生学术论坛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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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唐代,从王公贵族到百官将校,拥有私人马匹的风气非常盛行,私马的数量蔚为大观.通过新发现的《天圣令·厩牧令》可知,在唐代的驿传制度中,允许使臣将自己的私马用于交通.但这是有一定条件的,一是使臣必须是五品以上,二是所用私马的数量不能超过其自身在传送制度中所能乘用之数.这样做,最大的好处就是减轻了国家在交通用马上的负担.但既是允许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私马,国家就要承担一定的义务,这就是《厩牧令》中所说的"粟草官给"与"因公致死者,官为酬替".然而政府不会无偿给私马提供优待,还要尽量收回一定的成本.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厩牧令》加强了对私马的管理,以防止侵占官马现象的出现,这是通过私马造帐和私马印记两个方面的法令规定来实现的.总之,唐代《厩牧令》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管理和约束马匹的使用,这种法令规范的实施,保证了国家马匹数量的稳定,使民不得与国家争利.
  • 摘要:长安作为唐王朝的都城所在,有着重要的政治意义.唐长安承袭隋大兴城,以朱雀大街为界,以东是为街东,属万年县,以西称为街西,由长安县领.在唐朝前期,街东、街西在诸方面并无过多差别.而在武后时期,街东逐渐成为政治重心所在,这里居住了一批官员、举人等.而街东形成了五个比较重要的分区.此外,安史之乱后,由于王朝内部势力衰落,中央政府对周边民族的战略由攻势转变为守势,吐蕃却趁机崛起,并吞并与唐朝之间的吐谷浑,与唐王朝直接相接,使两者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直接威胁西陲.但迫于关内藩镇之乱,唐朝君臣多探取缓和西疆矛盾,重点打击藩镇的策略,从而暂时维持现状,但吐蕃并没有因此放弃与唐朝的敌对,在贞元年间,吐蕃多次出兵骚扰河西、陇右地区.西部边陲的不稳定,导致了王朝与西域诸国联系的中断.而此时,政府的一切用度多取于江淮各地,处于漕运线路的街东,地位自然更加重要.
  • 摘要:唐代的私家婢女在唐代良贱体系中属于贱民,但是其身份并非不变,有可能通过多种管道进身为良民.通过上清这一私家婢女的典型代表,可以发现唐代私婢的各种身份变化,反应出唐代良贱制度从发展到崩溃的一个侧面.
  • 摘要:撰写北魏历史的正史《魏书》与撰写西晋、东晋历史的正史《晋书》里有相关五胡十六国史的记载,在这里专门记述十六国中十四个国家的历史,此外该书卷八六、八七各有前凉和西凉君主列传.这些都是现存的相关五胡十六国的系统性史料,也是研究十六国史的基本史料.学术界一般认为,《魏书》、《晋书》十六国史料的主要来源是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周一良先生对《魏书》十六国史料进行了研究,并对研究结论做了相关评价。
  • 摘要:西晋前期玄学思潮虽然处於低潮,但是一股复兴的趋势已如潜流暗涌.首先,许多士人试图从道家自然无为思想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可能性和希望,道家无为而治成为士人共同的理想;其次,士人们的礼仪观渗入玄学色彩,尚权变,在情礼关系上则偏重情感,因情废礼;第三,庄子热依然持续,甚至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仕进之路.晋武帝平衡党争的举措以及玄学名士长期占据吏部尚书之位都为玄学思潮的进一步高涨蓄积了政治力量.
  • 摘要:所谓"百六掾",指的是司马睿自以安东将军身份出镇江左至进爵晋王这一时期所征辟的掾属僚佐.这些僚属对于东晋政权的建立与演进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他们为东晋政权的建立提供了较为充分的人员储备;另一方面,他们在东晋政权在江左获取政治认同与支援、稳定局面等进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百六掾"本质上是以南渡的北人为主体而参用南人.南渡的侨姓士族通过这一事件在江左建立了其门阀政治的基本格局.在司马氏政权以北人为主体进行统治的局面下,江左士族亦因其阶级之差别而分为不同的政治集团.高门士族对东晋政权探取了较为认同、支持的态度;而非高门士族则更多对依赖侨姓士族统治的东晋政权持有冷汉乃至敌对的态度.这样的一种政治集团分化延续了东晋一朝.幕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政治在一定程度也可以称之为幕府政治.在这样的一种政治下,掾属僚佐也发生了品位化,成为了一种品位性官号.
  • 摘要:陈初,在江东豪族重新崛起以及南方土着豪族蓬勃兴起的同时,北方豪族中的庶族也趁势崛起,但仍以次等士族为主体.因历史渊源、地理因素,北方豪族多与梁朝关系密切,与陈霸先集团则无甚渊源.所以,北方豪族多追随王僧辩或王琳集团,与陈处于敌对状态,归陈较晚,这种情况使也使得陈统治者对大多数北方豪族将领并不信任,从而限制了他们在陈朝建立与巩固过物中发挥作用.因此,在陈朝的建立、巩固过武中,北方豪族只起了次要作用,失去了在东晋、宋、齐、梁四朝武力支柱的地位,降为"配角".
  • 摘要:在南北朝时期的史料中,散见"菩萨"、"罗汉"等从佛教语而来的名或字.那些人并非僧侣.这一时代的人名,为何背中国本来之习惯而使用佛教语呢?此研究努力把握当时与佛教语相似的人名之实态,以此作为与南北朝时代及佛教相关之考察的线索.前人研究中,没有出自正史的例子,也没有对出处和本贯的归纳.将这些全部抽出、整理并列表,数量高达约1100名.为分析人名的特征,特别列表统计出姓氏、出身籍贯、尤其是南北朝佛教语的音译和意译,可以看出以下诸特征:1.佛教传入的晋至唐时期,佛教语的人名很多.2.北朝与南朝的倾向不同,北朝音译、而南朝汉译的佛教语很多.3.佛教语的人名较多的和没有佛教语名的氏族都存在.其数量存在不同,而且,并不与氏族佛教信仰深入的器度成比例.4.也有未被用於人名中的佛教语. "释迦"、"如来"等开悟後佛陀自称的名,"弥勒"也属于这种情况.由此,对于佛教语人名在南北朝时期增多的情况,不能断言是由于佛教的广泛传播而使佛教语的人名流行或佛教信仰本身造成的.
  • 摘要:《唐故蜀州司户豆卢府君墓志》是洛阳新出唐墓志之一,墓主豆卢钦文系名门望族豆卢氏之后,出于各种原因,豆卢钦文并不见于史传记载.墓志之出土发现,不仅对补正豆卢氏之世系有重要作用,其中涉及之诸多问题也为探讨家族发展与政治局势演变间之关系提供重要思考线索.
  • 摘要:作为淮西核心割据势力的河北利益集团在李忠臣节度期间已经形成.淮西正式走上割据之路后,一直处于"国家州县"的包围之中.由于李希烈逆乱的失败,淮西割据势力遭受重创.为解决割据势力面临中断的危机,在四周处于朝廷包围的情势之下,以吴少诚等为首的新时期河北利益集团不得不对自身进行由河北平卢化向淮西本地化的转变.而转变的成功与否则将直接影响到淮西割据事业的成败,这一点在元和淮西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 摘要:唐代陇右牧代表了古代中国国马牧养的最高成就.本文通过对传世文献、出土墓志的收集整理,探讨群牧管理与使职制度的关系,对监牧数量、地域问题也有涉及.关於监牧管理与使职制度.从武德至麟德的近四十年间,陇右牧不仅没有群牧使,也没有群牧使下设的诸监牧使.它严格分为左右监,由专人管理;诸监牧由太仆寺统一负责.麟德以前陇右牧不存在四使或八使的划分.约在武周至睿宗初年之间,已有南、北、西、东宫四使.具体说来,至迟在神龙初,已有南、北、西三使;至迟在景云初,已有东宫使.关於监牧命名方式.唐朝最初设的陇右诸监牧,是以数字命名的.现已知唐监牧的绝大多数都未以数字命名,其中包括楼烦、沙苑这样的大监.至少直至开元间,唐代监牧在规定上都是按左右监分别顺次编号的.在监牧使形成後,仍有以数位命名之例.这种分法与"以地为名"的方法究竟存在什麽样的关系,现在尚不清楚.一种可能的推测是, "以次为名"是一种正式的命名方式;"以地为名"则当是陇着唐体牧制的发展,在实际运作中一种习惯性称呼.关於河曲析置监牧.河曲监牧在麟德前即已存在不存在所谓自成体系的"夏州群牧".监州使统河曲八监格局的形成不早于中宗末睿宗初.在武周中后期陇右监牧使出现后的一段时期内,河曲八监的一部或全部曾属陇右北使管辖.
  • 摘要:弘农杨氏越公房兴起於北魏,是一支地位显赫的军功士族.唐代的弘农杨氏越公房高官云集,英才辈出,尤其兴盛于唐代后期.这一时期的越公房主要有五大支系,其代表人物分别为杨弘武、杨收、杨嗣复、杨虞卿、杨凭等人.本文以弘农杨氏越公房这五大支系为研究对象,梳理其世系,考察其仕宦状况以及其向城市迁移的过程.在此基础上,探讨弘农杨氏越公房由北魏以来的军功士族向唐代统一帝国中新兴官僚阶层的发展演变历程.
  • 摘要:在明代的景德镇,有为制造宫廷使用瓷器,而设置的官营工厂.这种工厂称为御器厂,在这里生产了很多优质瓷器.关于御器厂的先行研究很多,但那只是研究了其在景德镇的情况,尚未有关于管理御器厂的中央机关的研究.笔者解析史料之后认为,明代官窑制度发展的重要时期与内府的影响有关.在这篇论文中引用了明代中央下令景德镇官窑生产瓷器的史料,指出了明代官窑和内府的关系.由此,在理解生产御用瓷器的背景的同时也可以把握明代内府势力的动向.洪武年间的瓷器大多都很粗糙,永乐、宣德年间以后生产了许多优质的瓷器.这一变化发生的时期与内府首次管理瓷器生产的时期一致.关于御器厂的成立年代有很多说法,笔者认为在永乐帝刚刚即位之后,内府就设立了御器厂.在明代中期,曾多次派遗宦官到景德镇,监督瓷器生産,使御器厂生产的瓷器变得多样化.御用瓷器的订货数量越来越多,而从事瓷器烧造的窑民的生活变得穷迫了.嘉靖年间以后,随着生产瓷器数量的增加,御器厂生产的瓷器变得供不应求,官府开始委托民窑制造瓷器因此民窑和官窑烧造瓷器的技术差异难以区分.之后,起于内府官员的矿税之祸导致了民变,毁坏了御器厂的设备.从此以后没有再重建过御器厂,明代官窑就此结束.在明代,御用瓷器生生产的不同情况与内府的影响所有密切的关系.从美术观点看内府生产的瓷器大多是优质的,在后世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内府的影响是明代官窑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
  • 摘要:唐代藩镇军将的退休制度史料记载较少,以新出唐代藩镇昭义军墓志为中心,可以对此问题作一番大略的考察.通过新出昭义军墓志可见,唐代藩镇军将不仅可能存在退休问题,且有一定的制度规定,新出昭义军墓志材料为研究唐代藩镇军将退休制度提供了线索.
  • 摘要:在唐代,随着科举制的发展,举人逐渐成为士人阶层中特殊的群体,并开始逐渐分担起墓志铭撰书的角色.尤其在唐朝中后期,举人成为除文官外,最主要的墓志撰文和书写群体.本文试以长安、洛阳两京地区举子为中心,以举人为社会其他人员所撰写的墓志为重点,考察其墓志撰书者的社会角色,并分析其撰书墓志的社会意义及影响等.
  • 摘要:丧葬习俗及人们对丧葬的态度反映不同时代人们的某种观念.在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出现了较多的迁葬或返葬现象,其从唐帝国的边缘地区归葬于国家的中心长安、洛阳.唐代国家观念中的天下观与家国观,实际上蕴含着地域观念和家族观念.地域上是对天下中心的王朝核心区的归属与认同,家族观念上以忠孝的方式表达对家国的忠诚,为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路.迁葬或归葬这种耗资巨大的行为仪式即是唐代士大夫阶层朴素的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分析唐人的国家认同与唐代社会的互动,有助于吸取各史养分,理解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促进现代国家认同.
  • 摘要:宋《天圣令》及所附唐令的发现,使唐代法律中对免课役身份的规定,得以清晰呈现.而《赋役令》宋6条及李锦(缱)据此复原唐令,则涉及到任官者免课役的具体程式——蠲符与告身的先后使用.以往的唐代赋役制度史研究,制度的执行层面是缺环.借助本条蠲免课役的新材料,结合与之相关的传世、出土文献中的经济史料,对于蠲免复除之制在唐代财税行政中的实际运作,可以有相对清晰的认识.有告身的职事官流内流外,散、勳、卫官、爵等身份,京司诸色杂职掌人、地方杂任,皆须依据蠲符免课役.蠲符作为任官文书之一种,官员之免役凭证,与告身、签符配合使用,制作蠲符之蠲纸由各州提供,朝集使每年送至户部司,铨选工作完成後,户部郎中、员外郎据吏、兵部提供的每年新任官及地方新选杂任资料,以州为单位,制蠲符,并通过蠲使、朝集使或其他使职下颁至府州.府州掌握辖内免役情况并在必要时间向下通知.《赋役令》唐、宋异同还提示了,唐代官员及杂任、诸色人皆可据蠲符免课役,而宋代仅有品官之家方可免户役,仅验告身,蠲符不再行用.各中原因应从唐、五代、北宋王朝政治、赋役制度起伏变迁的长时段历史背景中来探索.
  • 摘要:敦煌写本《下女夫词》所反映的唐代婚俗不同于官颁正礼的记载,其反映了唐代民间特殊婚礼——男就女家成礼的仪程.《下女夫词》自披露以来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和重视,相关的研究成果亦层出不穷.但迄今为止,没有一位学者从《下女夫词》的写本本身来对其进行研究和探讨.郝春文教授指出:"从写本本身的留存信息来发掘其文献价值和意义,是为进行敦煌写本历史学考证的基础和前提.对个体性很强的敦煌写本而言,即使是同一内容的文本,由於抄写目的的差异,其性质和用途也可能判然有别."考察写本本身反映的信息是对《下女夫词》进行历史学研究的基础和前提,并有助於学界长期存在分歧的一些问题得以解决.笔者通过初步的考证发现,《下女夫词》目前所见的十五件写本可分为六种不同的性质和用途,其不同系统的各件写本在内容上亦存在一定的差异,可见《下女夫词》所反映的民间婚礼具有不同时代和区域传播的诸多个性.本文仅从这两个方面对《下女夫词》作进一步的探讨,希冀此研究会助於学界对《下女夫词》有更加深入的认识和了解.
  • 摘要:一直以来,唐代宫人的治疗都没经过充分的研讨,属于唐代医疗社会史研究的一个空白部分.唐代的宫人们也不能回避病魔,也有罹患重病的时候.那麽,她们在哪儿接受什麽样的治疗呢?为了了解唐代医疗制度下的宫人治疗,笔者注意到了叫"宫人患坊"的设施.但是,实际上患坊的基础的内容还不清楚.所以,利用正史史料、唐代宫人墓志和天圣医疾唐令等,分析了唐代宫人患坊的具体内容.可以发现,在唐代律令制度下的医疗制度,通过宫人患坊,确实发挥了治疗宫人的作用.
  • 摘要:弘农杨氏是在东汉时期有很大的影响力的一族.经过从杨震到扬彪的四代,被就任了三公,叫"四世三公".他们对东汉的政治是不是给予了怎样的影响,有许多优秀的研究.可是,关於杨彪以後的世代的研究不足.并且,魏晋时期是门阀士族势力扩大的时期.作为豪族社会的代表的弘农杨氏他们在新的时代潮流中是不是采取了怎样的行动?那是在考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族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上重要的主题.在那里,考察汉末魏晋时期的弘农杨氏,即是杨彪、那个子孙们和西晋外戚的杨骏兄弟.杨彪的一族学问的才能出色,与当时的有力士族们交际,作为士族社会的一员被认可.可是,因为被西晋末的战乱卷进,在东晋建国后南迁,在江南士家族社会被冷落.另一方面,杨骏兄弟作为西晋武帝的外戚掌握了权力.但是,与门阀士族对立,不能得到支持,以兄弟姻戚和寒门的人士为中心建立了势力.为此,庇护者的武帝死后,杨骏兄弟下台被处刑了.从这样的事来看,弘农杨氏有在士族社会中成为有力一族的可能性,可是有与战乱和门阀士族的不支持,不能获得了那个机会.
  • 摘要:隋唐时期存在着多种杂色荫,主要有前朝荫、赠官荫、征官荫、六品以下荫和宦官养子等.唐代的前朝荫包括,前朝名臣子孙荫和"二王三恪"荫两种.前朝名臣子孙荫有三方面的表现,可用荫减罪,可擢拔子孙,也可直接授给子孙官职.在特点上,无固定的时间限制,取决于政治需要,所荫前朝也仅限于北齐、北周、隋三个朝代.唐代群臣对"二王三恪"理论上理解的不同,导致了"二王三恪"内容的不断变化,在唐后期"二王三恪"已能出任官职,并有了为其辍朝之制.唐代赠官的特点是,所赠官职均在五品以上,可以是职事官,也可以是散官,也可以是本品加职事官;赠官并不限於一次,也不限於一个;赠官的官品也不一定会高于此官员去世前的所任官品.赠官可以荫子,如果所赠官不能转化为本品,那么就依据其官品进行用荫."死王事"荫子所获得的官职,往往要高于一般法令的规定.唐代的征官荫子制,来源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屡征隐士父子为官的制度.六品以下荫也属于门荫,品子入仕的途径主要有:补风事、帐内,纳课,捉钱,补牧长、牧尉,入学馆,为斋郎等.宦官可以养子,但却不能荫子.宦官养子制度与品官的门荫制度在时间上和形式上都有所不同.
  • 摘要:长流是唐代始创的流刑,它游离于三流和加役流之外,始终未入正刑,未进入法律体系之内,但它却在唐五代刑法中占有重要位置,实际起着免死刑的作用.长流与三流、加役流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区别在于在惩罚手段和惩罚力度不同,在刑法中的所起的实际作用不同,处罚的原因不同等等;而长流毕竟属于流刑之一种,所以长流在执行和管理方面与三流及加役流又有某些相通之处,如适用决杖、量移之法等等.墓志中有反应长流制度的史料,虽然黄永年、牛致功二位先生曾先后对这方墓志进行过研究,但因各自的侧重点不同,对其中涉及的长流制度还有待商榷.此外,长流也被某些文人创作在传奇故事中,但所反映的制度规定却迥然相异,这体现了作者融入其中的思想感情.长流在唐五代被频频施用,在整个流刑中占有重要地位.但自宋以后却逐渐退出了刑法舞台,笔者推测其原因是经济发展使得人身对土地和政府的依附关系松弛,而以终身禁锢为特点的长流已不能适应这种状况了.
  • 摘要:《新唐书·柳冲传》所附柳芳文历来是学界研究中古谱学与士族问题所依据的重要文献.然此文经宋人删述,其主旨难以把握,且逻辑主线断续不明.本文在对《新唐书》所录传世文本进行逐段疏解的基础上力图还原柳芳文章的原始面貌并推原其写作动机,同时对中古谱牒研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再研究.作者认为中古"谱学"一词有特殊含义,系源头为东晋南朝对官修总谱的编制研究之学,是为唐代"谱学"之源流,而北朝则有谱无学.柳芳的重大贡献是从政治文化高度而非维护士族门阀的立场重新论证了"谱学"的重要性,但却仍然掩饰不住他出对士族阶层历史命运的优应.伴随着中古士族阶层在唐代发生重大变化并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中古"谱学"亦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并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
  • 摘要:洛阳师范学院收录的《唐故朝散大夫使持节都督寿州诸军事守寿州刺史充本州团练使兼御史中丞柱国阳紫金鱼袋孟公墓志铭》记述了正史中不见传载孟珏一生经历.结合已经出土的孟氏家族其他人的墓志,反应出唐末以科举起家的文学家族在仕宦与婚姻方面的一些特点.
  • 摘要:唐人在前代寿命周期理解的基础上,将寿命观提高到一个新的理念层次,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种概念、一套体系,期望值较高.从墓志材料上看,普通百姓除沿用旧有的寿命观念外,唐人将40岁定为人生寿命的重要指数,是人生的重要阶段,未超过此数,称为"天"、"夭没"等等,看作人生的最大悲哀.而10来岁-50岁亡故,在唐人眼中被视为"早亡"、"短世"、"短折"、"短命"等等,40来岁-60岁亡故,则探用"寿不延永"等词语来描述唐代墓志中充分表达出对寿命达到百龄的渴望,50岁以上才可称为"中寿",90岁之上才可被称为"上寿".唐人还将自己的寿命寄托于某些常录的树木,如柏权等等,称为"寿比灵柏".本文以唐代墓志为主要资料来源,对其中透露出的唐人寿命观进行了探究.
  • 摘要:寺院演艺活动发端于南北朝,兴盛于唐代,是中古时期佛教繁荣的直接产物和集中体现也是探究中古时期社会文化流变趋势的一扇窗口.唐代寺院演艺活动的广泛开展、"戏场"和"变场"的出现,一方面反映了佛教的世俗化,另一方面体现了唐宋之际广建寺院和"舍宅为寺"所引起的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大、社会文化从"士人"向"市民"的转型.唐代寺院演艺活动上承南北朝时期寺院演艺活动的余绪,下启宋代勾栏瓦肆的形成,是中古时期继往开来历史大势的一个缩影.
  • 摘要:十六国又被称为五胡乱华的时期,十六国各国多以某部族为核心集团,已经是学界的共识.汉赵是十六国的第一个国家,其核心部族五部匈奴又与秦汉以来的匈奴有密切关系,因此有很多学者曾对汉赵及五部匈奴进行研究.但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汉赵建国以前及建国初期的历史.本文拟结合前秦建元三年的邓太尉祠碑铭文中出现的"五部领屠各",对汉赵历史及其核心部族的演化进行整体贯通的考察,以探索十六国历史的某些规律和性质.
  • 摘要:本文首先细读《弘明集》所收桓玄与慧远等人辩论的原始材料,考证事件始末并检讨佛教史书的叙述方式,揭示慧远和桓玄从默契到紧张的微妙关系,以及东晋朝野对沙汰沙门和沙门不敬王者两事的态度.然后考察桓玄、王谧、慧远三方立论的依据.桓玄将君主抬高为自然的代理人,提出新君权说,王谧以师道为佛教辩护,二者辩论仍局限于玄学范围之内.慧远以神不灭理解涅盘,将"自然"归为因缘宿构,提出"求宗不顺化",显示出玄佛分途的趋势.最后,本文指出,这一趋势和晋宋之际佛教的转型——即寺院主义的兴起有关.佛教摆脱玄学清谈,转而与本土经学传统结合,研寻原典.
  • 摘要:北朝时期讲武的含义较为宽泛,除讲武礼外还包括蒐狩田猎、治兵大阅、马射等诸项.北魏讲武并非继承自魏晋,而是直接取法《周礼》,延续汉代都试秋射制度,并结合鲜卑族七月七日马射之旧习,以军事训练为主要目的,礼仪性质较薄弱,通常在战前进行,且早期讲武时间不拘泥于秋冬二季.与之相反,南朝讲武则是承袭自汉朝立秋貙刘的魏晋讲武制度的延续,具有较为固定的时间地点和完备的礼仪规定,兼有祭祀和治兵的双重目的.在南朝礼制的影响下,北齐时期讲武的礼制规定逐渐完善.南北朝讲武最终殊途同归,最终共同发展为唐代开元礼中的讲武礼.
  • 摘要:唐·贞观6年(632),太宗认吏部尚书高士廉编纂《贞观氏族志》,评定各氏族等第.书中以皇室列入第三等,以山东士族博陵崔民干,列入第一等.太宗仍不满意,根据唐朝的官品的高下修改门第.结果,崔民干降为第三等.有关这个事件,内藤湖南先生·陈寅恪先生,论述门第的社会的声望优越皇帝·国家的权威.陈先生,更加论述,太宗的氏族政策是为了压制山东士族的政策,关陇集团独占唐初政权中枢部,那个背景,有唐室作为代表西魏·北周系的关陇集团和东魏·北齐系的山东士族的对立的构造.如上述,从太宗的氏族政策讨论唐初政权的性格的时候,考察崔民干的门第被降格的背景是关键.于是,关注新出《崔干(崔民干)墓志》(永徽元年(650)2月刻),崔民干的事迹复元,指出门第降格的同时崔民干被降职.踏这个事,有关太宗的氏族政策,尝试新的解释.
  • 摘要:本文以曹弘立墓志为例,结合传统史料,详细考察了曹氏的官职、族属、仕宦经历,家族迁徙路线等问题.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佐证了墓主的粟特后裔身份,同时补充和修正了以往学界的一些结论.文章最后在具体考证的基础上,对曹闰国的汉化变化进行了全面总结.
  • 摘要:中国古代,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政务运行中,文书的上传下达发挥着重要作用.唐代中央机构中设置有一种文吏一令史.唐代令史集草拟文书、保存档案等多重职能于一身,藉此舞文弄墨、谋取私利.名义上,令史没有决定事务的权力,仅负责协助主官处置具体事务,但作为中央机构中数量颇众的办事人员,该群体是中央政府政令的具体执行者,是国家机器运转的重要环节.政务执行的好坏与否,与令史贯彻落实的质量息息相关.主官大权在握,公务繁冗,簿书期会之间,事如蝟集,不能一一躬亲,这就为令史窃取部分权力提供了契机,从而为其作奸犯科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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