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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殖民翻译研究中抵抗英语语言与文化的帝国主义话语——从阅读Johan Galtung谈起

摘要

本文在简要评介Johan Galtung关于英语作为国际语言之“三大权力”——内在权力(lnnate Power)、资源权力(Resource Power。)、结构权力(StructuralPower)的论述之基础上,借用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在“翻译的政治”一文中关于“语言的国际地位与翻译的政治息息相关”的论述,旨在挑战诸如I.A.Richards等学者那种把英语看成是“整个发展人类传统之工具”的语言文化帝国主义话语。在后殖民的文化语景中从事翻译和译学研究,这一批判视角十分重要。我们深知,欧美民族中心主义与近几百年来的种族主义、历史偏见、性别歧视、殖民现实和文化霸权密切相关,要对它进行反思并思考我们新的文化价值取向,我们必须在展示欧美主流“知识形态”的内在矛盾之同时,在文化翻译工作者中培植发展作为文化抵抗的阅读与翻译;在形形色色的西方理论满天飞的“后现代”、“后殖民”、“后女权”、“后理论”时代,努力去审视、选择、构建我们“自己的”阅读与翻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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