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考察了清代《巴县档案》中70个行帮公产纠纷案例,发现清代重庆的行帮公产纠纷多数不易用调解的方式解决,行帮更倾向于通过诉讼处理此类问题.而且在清末新政之前,行帮的确能够凭借与地方官府的互惠关系,比较有效地利用法庭处理纠纷、保护公产.这与"中国传统法律不保护产权关系"的既有论断截然不同.但是在清末新政实施之后,情况发生了突变.地方官府在日益增大的财政压力之下,转而利用诉讼剥夺行帮公产.基于这样的事实,本文提出了"官府掌控下的'理性市场'"这一分析框架,即官府主导着市场的命运,但也会在经济、社会比较稳定的前提下,给市场发展留下一个弹性的空间.然而在面对财政压力和形势突变的时候,官府又会不遗余力地打压和剥夺工商业者,工商业者则根本无力对抗.本文认为,这些既矛盾又共存的现象,并不意味着一种混乱,而恰恰是一种微妙、变通的制度安排.清代中国的许多地区,或许都存在着"专制统治"与"理性市场"的共生.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清代中国既有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又没有形成一个独立自主的商人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