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

摘要： 胡瑗性善论的特色是在肯定人皆禀有“五常之性”的同时,又认为圣人所禀为“天地之全性”,弘扬“仁义”并把它落实于现实中也就率先成了圣人的使命与义务。但这并不是说禀有“善性”量较少的普通士人就可对此置之度外。在胡瑗看来,培育并推行“仁义”不仅是士人一生的志向,还是价值的终极追求。胡瑗对“天地”是否可以“道德”论之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其一,受道家的影响,认为人与天地不同,天地不仁而人则有仁;其二,继承了《易传》《春秋繁露》的看法,认为天地有仁,圣人亦有仁。此中的“仁”与“不仁”之抵牾充分说明了胡瑗思想的局限性。

摘要： 世人皆知刘备三顾茅庐,求贤若渴;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齐桓公曾五访小臣,礼贤下士。《韩诗外传》卷六载:齐桓公见小臣,三往不得见。左右曰:"夫小臣,国之贱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见,其可已矣!"桓公曰:"恶!是何言也!吾闻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贵,不轻身于万乘之君;万乘之君不好仁义,不轻身于布衣之士。纵夫子不欲富贵,可也,吾不好仁义,不好也。"五往而得见也。

摘要： 中国传统思想偏向于不直言抽象原则,而是通过论述具体事件来表达普遍真理。据此理,本文将以庄公二十五、二十七年《春秋》经:“冬,公子友如陈”之经文为例而阐释出儒家思想基本性之“亲亲”“尊尊”对立面概念结构。通过仔细分析公子友之性格、政治背景以及历史角色,将讨论“亲亲”“尊尊”与一系列对立面概念之亲密关系,即“质”与“文”,“阴”与“阳”,“仁”与“义”,“内”与“外”等因素,然后考之于先秦典籍,既指出其张力以及互相排除关系,又解释其相辅相成而互相依赖之本质。最后,将“亲亲”“尊尊”与其对应概念系列置于妥当哲学背景下,论述为先秦儒家思想之普遍思维形式之一,有客观重要性于人性、道德、社会、历史以及政治思想。以期能够揭露《春秋》公羊学连贯一致逻辑结构之一隅。

摘要： 由于在现实中找不到一个合格的王者来实现天下太平,董仲舒转而强调孔子天下观念中的仁义理念。在董仲舒的设想中,只要帝王奉行仁义,爱人律己,区分“内治”与“外治”,经由“京师—诸夏—夷狄”的“近—远”进路,仍然可以实现四夷臣服、百蛮朝贡的太平局面。可是现实中的天下并不太平,华夏与夷狄的矛盾终未消散。董仲舒为此又提出了“说之以厚利”并“结之于天”的方案。然而其对世俗性与神圣性的糅合,使王者对天命的兑现和对天道的践行必须通过巨大的物质牺牲来实现。这样,天下太平就只是一种表象,“天下”也无法获得统一的内涵。“天下”这个“无外”的生存空间本然地意味着整体性,并要求内部的和谐。这需要天下内部的各类群体在长期的交往中修正偏见,凝聚共识,适时地构成一种新的交往形式、生存形态和文明类型。如此形塑的“天下”,才能克服帝国式的暴力治理与扩张。

摘要： 在先秦,《易传》对“仁”的论证逻辑是先预设天的道德属性,而后以此作为道德人伦的哲学依据。如果说胡瑗是从“生生”的宇宙论上论证“仁”之来源主要是继承了《易传》思想的话,那么他从“人性”的内在性上论证“仁”的来源则是根本性的创新。他认为“人皆有善性”,这就在整体上肯定了人人皆有实施“仁义”的能力,同时指出“众人禀赋有厚薄”,承认现实生活中个体在推行“仁义”方面存在能力的差异。虽然有推行“仁爱”的能力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将其付诸实践,但胡瑗认为仁爱天下、经世济民既是“圣人”的宿命,又是普通士人的终极价值追求。因此,对于普通人而言,必须通过后天的修养成为圣贤,才能仁爱天下。

摘要： 陆贾《新语》的问世不仅让一贯轻儒的汉高祖刘邦连连“称善”,而且《新语》蕴含的思想对汉代的政治走向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新语》之“新”体现之一是命名之“新”,其原因是汉初期社会的需要,以及因汉人“喜新”而著书者纷纷以“新”名其书,陆贾的《新语》开创了以“新”名书之先河;体现之二是内容之“新”,其内容是将道家的“无为”思想与儒家的“仁义”思想相融合而独创为儒体道用的一种新的德政思想;体现之三是文辞之“新”,陆贾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文化水平而制定独有特色的语言及论说方式。总而言之,陆贾《新语》所体现的“新”,无论是思想方面还是文辞方面,它的出现是汉代儒学与当时政治磨合而成的一部承前启后的著作,为汉朝诸子以“新”命名的文献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要： 通过原文解析、案例导入、情境模拟等环节把“仁”“义”的内涵和理念有机融入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中,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通过内化仁爱之心和公义之心,推动学生在生产、管理、服务等环节中外化于形,成长为技能与素养兼具的综合型人才。

摘要： 孔子的文质观主要是从君子的视角进行论述,表现为“文质彬彬”与“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表记》作为“七十子”之作品,表现出对孔子的君子文质观的继承和发展。具体来说,《表记》认为君子应当“文”“德”表里循环,“表里”结合;认为为政者应当追求“有至”或“至道”,即仁义兼顾,仁义相半,以合于儒家王道政治的理想;认为虞帝能够兼顾“亲尊”和“仁义”,表现出对夏商周三代之治的纠偏和超越,成为后世王朝治理的典范。

摘要： 在佛教盛行、道教兴旺的唐代,韩愈立足于捍卫儒家圣人之道,开辟了一个纲领性的法理命题:依道治国。就像当代中国的依法治国把法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一样,依道治国是把道作为国家治理的依据。根据韩愈的叙述,作为治国依据的道是儒家圣人之道,与老子之道具有本质的差异。儒家圣人之道的实体内容是仁义,具体体现为礼乐刑政。仁义是道之端,礼乐刑政是道之末。通过“求端讯末”,韩愈建构了一个赖以载道、据以治国的规范体系。从思想渊源来看,依道治国命题在内容上主要承袭了孟子的思想,在方法上吸收了禅宗的“教外别传”观念。从思想影响来看,韩愈的依道治国命题构成了“宋学”或“道学”的先导,为宋代的“四书”编纂提供了思想铺垫,构成了中国法理学史在汉宋之间的一个关键性纽结。

摘要： 儒学史上存在“即道言统”与“即统言道”两种道统观,实际上,言道统只能“即道言统”,而不能“即统言道”。道统的核心是仁义,儒家的仁义存在“居仁由义”与“处仁以义”的不同进路,前者是由仁而义,后者是由义而仁。作为道统的仁义应是“居仁由义”与“处仁以义”的统一,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谱系不足以代表儒学发展的全貌,传统的四书存在明显的欠缺。因此,以新道统为纲领,以新四书为基本经典,成为统合孟荀及儒学创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