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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全国博士生论坛暨宏观经济青年学者论坛

2011年全国博士生论坛暨宏观经济青年学者论坛

  • 召开年:2011
  • 召开地:厦门
  • 出版时间: 2011-12-04

主办单位: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厦门大学

会议文集:2011年全国博士生论坛暨宏观经济青年学者论坛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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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正是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一直紧张,政府的制度建设还不够完善,导致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过程中,劳动者在与企业进行工资谈判时处于弱势地位,其要价能力也无法提高,甚至在逐年下降,因而导致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1)要以建立工资协商机制为核心,建立健全劳动力市场制度,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以提高劳动者的要价能力。搜寻模型下的劳动者工资,不是由劳动者的生产率单一决定的,而是在一个工资讨价还价机制下博弈的结果。于是,工资讨价还价机制就显得非常重要。在一个不存在这一机制的环境里,或者说劳动者的要价行为被抑制环境里,劳动者的工资将低于匹配的均衡工资,极端情况下劳动者仅能得到保留工资。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与经济转轨以来对劳动保护的弱化有关。未来,应当加强对劳动者的制度保护。最低工资立法和《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朝正确的方向迈进了坚实一步。近期频繁出现的劳动纠纷,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构建雇佣双方协商机制的重要性。因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工会制度建设也需要进一步加强,并在实践过程中贯彻执行劳动法律法规,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彻底扭转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不利局面。(2)要继续坚持就业优先的发展战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协同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以此增强劳动者在工资谈判中的主动性。中央政府多次以“就业乃民生之本”来强调就业的重要性。在本文的分析中,社会整体的就业状况通过影响劳动者的谈判能力,从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如果不解决好劳动者的就业问题,那么我国劳动收入占比不断下降的局面也难以发生根本性的扭转。(3)要继续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破除劳动力市场存在的制度性分割。劳动力市场环境是影响劳动者工作搜寻效率的重要因素。一个劳动者能够自由流动、自由选择工作的统一的市场,劳动者寻找到一份替代工作所需的时间也越短,因而也容易在工资谈判中占据主动。而一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自由流动自由选择受到阻碍,成本也较高,劳动者的搜寻效率下降,其要价能力也会降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统一与整合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着户籍、社保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限制了劳动者的自由流动。未来,消除市场分割,构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改善劳动者谈判地位、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着力点。
  • 摘要:通过构建的理论模型以及数值模拟,认为有以下几点结论值得注意。政府对于民生的关注程度提高将降低经济增长率。这和我国长期追求扩张性的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相一致。但是增长的目的是福利的改善,经济增长只是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在新时期,我国中央政府更加开始注重社会福利的改善。但是由于分税制与“晋升竞标赛”的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激励,带来了地方政府还是有着急切的发展高速经济增长率的动力。而在目前分税制的体制下,地方政府承担了更多社会公共物品、绩优物品的提供。从模型和数值模拟的结果来看,地方政府如果加大了社会公共物品的提供将导致经济增长率的直线下降,而在现有经济与政治双重激励下,地方政府年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势必带来对社会福利关注度不够。从这个角度来讲,改变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的偏好是提高社会福利的重要方法。当政府对社会福利关注水平较低的阶段,通过提高政府对民生财政的投入的关注可以提高社会福利。我国进入新世纪以来,加强了对社会福利的关注,取得了一些成效,社会福利有所提高。但是还要看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广大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落后,政府对于公共物品的提供也较低。在这些地区,中央政府应当加大对于公共物品的支持力度,以提高这些地方的福利水平,并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政府对于社会福利关注度如果过大,会导致社会福利下降。从模型中可以看出,政府对于社会福利的关注度提高,从直接提高社会福利,但是也会降低经济增长率,从而降低福利。这两个作用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最终当政府福利关注系数过大的时候,社会福利出现下降。在拉美国家出现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福利赶超”的历史教训与本模型的结论相一致。而且福利存在“刚性”,当福利提高之后下降就比较困难。所以政府财政对民生的投入不能过高而损害经济增长水平。从本文的研究结果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是实现社会福利的决定因素。我国政府不能为了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福利的改善,尤其在当前公共物品提供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应当加大政府投入中对民生财政的投入,以期改善社会福利水平。但同时也不能为了提高社会福利过度损害经济增长,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增长是社会福利改善的基础,如果过度关注民生领域而忽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投入将导致经济增长速度停滞,最终带来社会福利的下降。如何在民生财政、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之间平衡,是我国进入中等收入水平之后面临的重要课题。
  •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使中国进入了中上等收入国家,跻身世界经济总量大国行列。未来20年内,能否继续保持这种持续稳定发展态势,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将决定着中国能否顺利地步入现代发达经济行列,真正实现中华民族崛起。基于对这一问题的关注,教育部及国务院学位办主办、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承办“2011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暨宏观经济青年学者论坛—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于2011年12月4-6日在厦门大学举行。论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践,阐述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基础与外部条件,以及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 摘要:在存在内在禀赋和个人财富差异的代表性消费者理论中,本文研究发现生产率和时间偏好率同时决定收入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生产率和时间偏好是决定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共同因素。通过数值计算发现,本文的理论模型很好地解释了我国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所表现出来阶段性的特征,不仅为理论模式研究提供了支持,而且为我国收入不平等的原因提出了新的解释。我国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结论意味着,缩小收入不平等的政策可能损害经济的增长。因此,在制定缩小收入不平等的经济政策时应考虑其对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本文确立了技术与收入不平等之间一种新的作用机制,这种机制并不要求技术的某种特别(如技能偏向型)属性。导致生产率增加的任何积极的技术冲击(包括体制改革导致激励机制的改变)将改变不同劳动个体的有效劳动供给决策,增加了经济中有效劳动的供给。有效劳动供给的增加加快了经济增长,同时改变了工资和利率水平,从而改变了收入的不平等。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增长通过有效劳动供给变动这种机制与技术进步联系起来。时间偏好率的下降,或消费耐心的增加,或高储蓄率确实能够增加有效劳动供给和加速经济增长。中国的高储蓄率确实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但相对于其所导致的收入不平等来说,作用相对较小。本文的数值例子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储蓄率的增加却有利于减少劳动收入的不平等。我国资本大量投向了基础设施和劳动密集型的行业,增加了低技能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而我国工资水平相对缺乏弹性,所以投资的增加能够缩小劳动收入的不平等。除了本文揭示的生产率和时间偏好因素外,偏向技能型的技术进步通过强化技能劳动供给约束带来收入不平等的上升和经济的增长。前者是在新古典增长模式下的研究,而后者是在经济转型模式下的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经济转型模式更符合其发展的特征,是一种更合适的研究模型。这也是本文所存在的缺陷之一,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基于本文模式的数值计算确实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特征。
  • 摘要: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得知,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产品质量问题的存在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够的必然结果,因为生产力水平不足以支持人们消费高质量的产品,而且收入分配也会通过人们的偏好和支付能力来影响产品质量结构。一般来说,随着收入的增加,相对而言人们更偏好高质量产品。即使相对偏好不变,高质量产品的成本降低也会降低低质量产品的比重。然而,并非收入分配越完善,低质量产品比重越低,而是在接近收入均等的一定区间内,收入的增加使以往的低收入者对高质量产品偏好足够大的情况下,改善收入分配才能降低低质量产品的比重。由此可以得到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管和确保产品质量信息的广为人知非常必要,但是不能解决全部问题。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条件下,通过加强监管和发布信息来约束和规范产品质量的作用有限。第二,对目前的中国而言,在加强质量监管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可以进一步促进产品质量的提高。改善收入分配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通过税收进行再分配固然是一种方式。但从模型分析来看,如果偏好不变,税收反而会增加低质量产品比例。还可以考虑另一种收入分配改革,即改革制度环境与政府对经济的过度介入,从而达到降低产品成本,增加低收入群体实际收入的目的。这也是今后该课题将要努力的方向。
  • 摘要:文章得出了1994-2011年中三个不同时期房地产市场财富效应的相关结论,并由此对房地产市场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提出一些政策启示:通过金融创新,使得房地产商品具有较强的流通性、变现性,会缩短房地产价格变动与消费需求之间的传导距离,增加房地产市场财富效应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为房地产开发和销售提供充足的流动性,为稳定房地产市场提供保证。政府在为房地产市场增强流动性的同时,也有必要对资金的流动进行监控,尽可能引导资金向有利于居民消费的方向发展。且我国当前经济结构急需调整和优化,而现阶段的关键点就是扩大内需,在刺激国内需求的大环境下,应该更好地利用房地产的财富效应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前文的分析,长期来看房地产对消费的促进作用是较大的,因而要使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得以发挥,房地产市场的长期稳定发展是前提,如此才能使消费者形成稳定的预期,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消费和储蓄。这也是生命周期假说的含义,即消费者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通过理性预期权衡其消费和储蓄,来平滑自己的消费路径以达到其效用最大化。总而言之,房地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任何过于激烈的市场价格波动都会对房地产业造成巨大影响,进而干扰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对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的研究,恰恰是厘清在研究一个住宅价格如何作用作用于居民消费、进而作用于宏观经济的有效渠道,这势必会有助于深入理解房地产市场价格与宏观经济间的关联调控机制,从而使房地产业发挥出对我国经济增长应有的作用。
  • 摘要:观察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全球失衡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便是,经常项目出现盈余的国家主要是处于结构转型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经常项目出现赤字的国家主要是发达工业国家,那么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发展阶段的差异是否是导致全球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呢?本文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首先,本文以刘易斯模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理论模型来解释,如果一个国家处于结构转型之中,大量的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劳动力的工资将被维持在最低工资水平,那么现代部门利润将会大于一般利润水平,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收益将全部被资本所有者占有,此时,现代部门的资本所有者将是储蓄和投资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利润增大导致储蓄增多。此外,由于存在土地资源等固定生产要素,那么在二元经济中通常表现出的资本边际回报不变的情况将发生改变,资本的边际回报将表现出递减的特征,因此,投资不会无限扩张。理论模型表明,如果一个处于结构转型的国家,劳动力呈现无限供给的特征,基于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现代部门采取的是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的生产技术,在此条件下,经济增长对经常项目的影响将会被结构转型的特征所抵消,其经常项目也将更有可能出现盈余。其次,利用了79个国家的1990-2009年的数据对该命题进行了验证。由于经济增长会提高资本边际回报,储蓄会流入,而如果一个国家处于结构转型之中,那么经济增长对经常项目的负面影响将会被结构转型抵消。在实证检验部分,采取了不同形式的回归模型,并采取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其回归结果均证实了所提出的命题。本文这一发现对于理解全球失衡和中国所经历的非均衡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 摘要:本文从企业融资约束的定义出发,利用企业的财务信息构造了反映企业融资约束的指标,并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框架下对指标的有效性进行了3个统计检验,结论是本文的指标premium能有效代表企业融资约束。支撑本文结论的实证结果有:(1)本文指标premium比企业杠杆率能更有效地代表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且经济解释唯一;(2)本文指标premium和文献中关于受融资约束的企业的可观察的特征是吻合的;(3)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中加入本文指标pre-mium有助于分离出企业融资约束对投资的影响,解决遗漏重要解释变量造成经济解释不唯一的问题。除了构造企业融资约束指标外,本文的贡献之一还在于部分解释了法扎里、哈伯德、彼得森(1988)和卡普兰和津盖尔斯(1997)实证结论不一致的原因:由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回归模型中遗漏了真正的企业融资约束的代理变量,使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上升的来源(现期投资机会增加,或者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上升)在模型中不能识别。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面临更多现期投资机会时,会出现卡普兰和津盖尔斯(1997)中企业投资-现金流敏感性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程度下降而上升的实证结果。
  • 摘要:通过对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析了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源泉之间的关系,全国数据表明,贷款规模并没有对我国经济增长起到推动作用,反而起到了抑制作用,这种抑制性的产生主要由以下两个原因所致:(1)贷款规模直接导致了我国TFP增长率的下滑;(2)贷款规模对城镇居民储蓄率起抑制作用,对农村居民储蓄率有促进作用。而地区水平的数据证实,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是负向影响,但东部地区却没有体现,此外,中部地区主要是通过抑制资本存量与投资水平来实现的,而西部地区是通过抑制资本存量与TFP来实现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相对储蓄率的影响而言,贷款规模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负向影响是稳健的,因此,综合这几种分析可知,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不是金融发展,恰恰相反,一致看好和发展的金融手段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更为关键的是,目前的金融制度安排已经影响我国TFP的积累水平。
  • 摘要:本文运用1992-2009年我国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基于格林-索洛模型的思想,对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进行了分析,通过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与相关政策建议:(1)人均GDP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在三个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环境保护问题,尤其是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虽然经济发展阶段不同,但是都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2)人口增长率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均是正向的,这种影响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是显著的,而在西部地区是不显著的,这与我国不同地区人口增长以及人口密度差异较大有关;(3)技术进步在三个地区对环境的影响差别很大,因此,东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更加重视清洁生产技术的革新与推广,改变当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观念,积极投入到环保工作中来;(4)三个地区的环境政策均未起到降低污染排放的目的;(5)经济结构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环境污染的影响是不明显的;(6)贸易开放程度对环境污染的影响是显著的。总体来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国际贸易和地区间贸易都变得越来越频繁,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很容易将污染严重的企业通过投资形式转移到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对当地造成严重影响。虽然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仍落后于发达国家,污染企业仍有很大可能输入我国。因此,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尤其是落后地区,应将眼光放长远,对外商投资严格把关,严格限制高污染高消耗企业的进驻,将保护环境作为首要前提。
  • 摘要:尽管许多文献强调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与发展至关重要,然而,有关产权保护与寻租和掠夺制度的决定性因素的研究,仍然不能令人满意。许多研究从社会冲突的角度探讨了产权保护的决定,然而社会冲突的各种版本得到的结果依赖于模型的具体结构,并且都缺乏长期历史的视角,无法解释产权保护出现的跨国差异和跨期差异,经济学家仍然缺乏一个建立在基本的人类行为上的完全和统一的产权保护出现的模型。鉴于此,本文采取长期的历史眼光去探讨了产权保护的出现。在增长与发展的框架内建立了一个迭代模型,考察了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在生产中的重要性的影响,进而影响了资本家(富人)对产权保护制度的态度。由于生产过程需要结合富人的物质资本和工人的人力资本,且工人的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依赖于工人行动,即需要资本家与工人的合作。那么经济发展会导致资本家和富人的物质资本积累上升,从而导致(工人的)人力资本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上升。因而为工人提供产权保护使富人和资本家面临一个权衡:一方面会鼓励民众(工人)对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提高富人的物质资本的收益,但另一方面会使得富人或资本家失去寻租的收益。当经济发展水平和物质资本水平充分高时,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也将充分高,那么前一个效应会超过后一个效应,从而资本家会为工人提供产权保护,导致产权保护制度的出现。理论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也与历史逻辑相一致。本文中的产权保护的出现,不是由于社会阶层紧张对立和冲突的结果,而是资本家(精英)阶层和工人(民众)阶层相互合作的结果,这是因为产出依赖于两个阶层的生产要素,而这些生产要素都分别取决于他们各自的行动和收入。在社会冲突观点的各种版本中,要么假定个人或家庭是独立的生产单位,无须与经济中的其他人进行合作;要么假定工人(民众)的生产要素是固定的,资本家无须对工人进行激励。与之不同,本文则不仅强调了不同生产要素的结合,同时也强调所有经济人的生产要素都是可积累的,这意味着经济人(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相互依赖,有助于合作和“好的”制度(产权保护)的出现。
  • 摘要:本文在帕拉多(2004)和加利和莫纳切利(2005)研究的基础上,构建了开放条件下包含金融开放度和利率调整时滞的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为了分析在面临不同经济冲击时,金融开放度和利率调整时滞变化对宏观经济福利的影响,本文利用MATLAB进行了蒙特卡罗随机数值模拟。主要得到三个结论:第一,金融开放度和利率调整时滞对宏观经济稳定有着相似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替代性;第二,当面对国内冲击时,金融开放度的提高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当面对国外冲击时,金融开放度的提高会加剧宏观经济波动;第三,存在最优的金融开放度,对于不同的国家,应该选择适合本国经济发展情况的金融开放度。结合中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可以得到如下启示:(1)实现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和改革国内金融市场同样重要,需要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目前中国利率的市场化程度还不高,央行仍然掌控着作为货币政策操作工具的利率体系,包括法定准备金利率、超额准备金利率、再贷款利率、再贴现利率和央行票据利率等。在利率市场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国内经济冲击对宏观经济稳定的不利影响很难通过金融市场进行分散,不利于国内宏观经济稳定。(2)中国在金融开放中要坚持适度的原则,过度的金融开放会给国内宏观经济稳定带来巨大冲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国都希望能够在这一大趋势下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特别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在国内经济发展处于较低的阶段时,完全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期待通过外资的引入发展本国经济。这种过度的金融开放政策会给宏观经济埋下长期的不稳定因素,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就给过度金融开放的国家敲了警钟。(3)面对不同的国际和国内经济环境,中国应该采用不同的金融开放政策。当国内冲击居于主导地位时,应该积极的推动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当国外冲击居于主导地位时,应该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管。在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等主要国家的经济发展强劲,世界经济发展稳定,而中国国内的技术不断革新。意味着当时中国面对的国外冲击较小,国内的技术冲击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开放金融市场能够有效分散国内的经济风险,为国内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提供保障。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中国不断努力加入WTO,逐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同时中国经济也保持着快速稳定的发展。但是,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以后,国外冲击居于主导地位,中国宏观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动荡。面对美国持续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的热钱冲击中国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甚至是农产品市场都出现了剧烈波动,通货膨胀居高不下。(4)中国需要加强国际货币政策合作。随着中国金融开放度的提高,美国等国家的货币政策溢出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对于正的溢出效应,中国很乐意接受,也不需要采取防御措施。但是,负的溢出效应往往更多,如果中国仍然不采取防御措施,其对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将产生较大的冲击。面对负的溢出效应,中国需要积极寻求国际货币政策合作,与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建立长期的货币政策协调机制,避免“以邻为壑”和货币竞争性贬值的情况发生。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它给各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同时也隐藏着巨大危机。在全球化的趋势下,中国仍然需要坚持改革开放的经济战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但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经济情况,稳步推进。
  • 摘要:“扩权强县”是优化省以下政府层级和权限的重大改革,大部分试点改革包括财政“省直管县”和经济管理权限下放到县两个维度,从而让地方政府的激励和竞争进一步“基层化”。理论上,财政上“省管县”降低了“市管县”的可能,改善了分税制改革以来基层政府财权和责任严重脱节的状况,促进了公共品的提供和弱化了政府的“攫取”倾向,还可能降低对信贷市场的挤出效应。县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扩大也有利于减少委托代理层次,发挥自身的信息优势,作出更正确的政策和设计合理的制度安排。另外,市级权力的下放也减少了管制机构和层级,从而促进了市场发育和创新。实证研究表明,“扩权强县”确实促进了县辖区内工业企业的发展,特别对资产增加率的效果更为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县政府通过提供良好投资环境来提高辖区内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另外,有证据表明,“扩权强县”对县辖国有企业的增长效果较微弱,县域经济的发展主要来源于非国有企业,因而“扩权强县”可能对市场化改革有长期的正面作用。地方分权是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制度安排,但也是造成诸多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中国政治经济制度改革的关键和困难之一便是寻找政府上下层级之间集权和分权的平衡点。即将推广到全国的财政“省管县”改革,直接目标是在分税制以来的税收体系没有大改变的前提下,通过县财政与省财政对接的方式改善县级财政,也是寻求此平衡点的重要尝试。本文的现实意义和政策含义在于对它的正面作用提供了一个经济增长方面的证据。但限于篇幅,大量文献中提到的财政分权弊端本文并未涉及,余下的工作将是对“扩权强县”的其他效应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 摘要:从计划经济时代走来的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之后,现在正面临着新的跨越,而实现这种跨越的关键在于对现行的政府竞争模式和地方官员治理结构的科学重构。结合本文的结论,认为在科学重构的过程中,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是必须予以认真考虑和谨慎处理的:第一,如何处理好改革与增长之间的矛盾。现行的政府竞争模式和地方官员治理结构在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如果要对其进行改革,必须寻找到新的同样有效的增长机制。否则的话,很容易造成经济的急剧衰退,最终导致改革受挫甚至失败。第二,如何处理各区域之间的矛盾。只要各区域之间仍然存在竞争关系,则任何改革措施都会带来利益的重新分配,如何处理好各区域之间的矛盾,如何在新的政府竞争格局中对各区域进行合理定位,也是改革过程中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 摘要:本文的研究,从收入分布的视角切入,通过观察我国贫困阶层收入分布的演进态势,观测并发掘出有助于理解贫困人口收入变动的细节性信息,尤其关注相对贫困问题,进而为促进我国扶贫工作的开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研究发现:(1)农村贫困人口的相对收入分布状况并没有随经济发展而改善,最贫困人口数量有上升趋势;(2)2010年之前扶贫标准未能涵盖农村全部贫困人口,以温饱标准制定的贫困线无法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3)2011年年末中央扶贫工作会议中大幅提高贫困线标准的举措,具有顺应发展的划时代意义;(4)用特定均值倍数作为“发展贫困线”的评价标准,提供了新的贫困标准判定思路。政策建议:(1)考虑将0.35-0.4的均值倍数作为“发展贫困线”,重视相对贫困问题;(2)实施最贫困人口、收入的年度统计,关注最贫困人口;(3)计算多维贫困指数,优化扶贫理念。
  • 摘要:本文在运用中国1978-2008年30个省、市、区的人均消费数据,在对数据进行处理的基础上从三个角度考察了中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与经济平等的福利权衡问题,得出的主要结论为:首先,1978-2008年全国层次上的经济不平等主要是由于地区之间经济不平等造成的,东、中、西部地区内部的经济不平等除东部地区外有下降的趋势。其次,全国层次上的消除经济不平等的福利收益大于零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说明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收益不能抵消经济不平等带来的福利成本。我国现阶段在积极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把消除经济不平等放在与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位置来看待。最后,消除东、中、西部地区内部的经济不平等的福利收益远小于零经济增长的福利成本,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收益在抵消经济不平等带来的福利成本后还有剩余,对东、中、西地区来说,促进经济增长比消除经济不平等更重要。在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中国经济实现了持续高速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国民的收入也有很大程度提高,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到了每一位公民,但经济不平等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具体表现为居民收入的差距在近十多年越拉越大。如果经济不平等失去了控制将导致社会混乱经济增长则会停滞,中国宏观经济能否持续高速稳定增长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因此,中国应在积极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的步伐,尽可能地促进经济平等,进而从经济增长和经济平等两个层面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只有这样,才能遏制中国现阶段经济不平等程度继续提高的现状,从而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并最终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 摘要:本文在夏皮罗和施蒂格利茨(1984)的基础上,假定工人的瞬时效用函数是随机的,随机项服从Gumbel分布。以Gumbel分布的方差大小来区分不同工人效用评价的差异性。参照麦克法登(1974)的多项式Logit模型,运用离散选择理论计算工人选择怠工的概率,重新构建了一个效率工资的怠工模型。研究发现:(1)夏皮罗和施蒂格利茨(1984)的模型是当Gumbel分布的方差趋于0时的特殊情形。当β→∞时,所有工人对效用的评价都是一致的,怠工行为完全消失。基于随机效用的效率工资怠工模型退化为夏皮罗和施蒂格利茨(1984)效用工资怠工模型,不怠工选择概率等值曲线簇相应地退化为一条曲线,即夏皮罗和施蒂格利茨(1984)模型的不怠工条件。(2)在随机效用的假定下,市场均衡的效率工资(最优工资)总是大于或等于夏皮罗和施蒂格利茨(1984)所确定的工资水平。数值分析的结果表明:当0<β<∞时,W*随β单调递减;当β→∞时,W*=W。(3)由于Gumbel分布的方差一定程度上体系现实经济中的行业差异,因此,经济中效率工资的确定以及效率工资对工人的激励程度依行业或企业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不论经济中的行业及企业的差异如何,只要工资水平高于等概率策略工资W,就业工人中选择不怠工的工人比例都将随着工资的提高而提高;越是低端的产业或对于再就业选择机会越小的工人,效率工资激励他们选择不怠工的作用就越大。(4)较高的工资虽然能够降低怠工概率,但不能完全消除怠工现象。
  • 摘要:在内生增长周期理论框架下,本文基于金融约束影响企业生产率促进型投资的思路,分析了周期性财政支出对于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的影响。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首先,无论是在繁荣期还是衰退期,相对于产出缺口的扩张性财政支出都倾向于抑制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其次,衰退期反周期财政支出的负面作用主要是通过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资源实现的;最后,支出总量过度并不能合理解释这种负面作用,财政分权条件下地方政府对信贷资源的选择性干预所形成的配置无效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对企业技术开发投资的挤出效应是这种负面作用可解释的结构性原因。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基于传统内生增长周期理论所推断的衰退期扩张性财政支出对于技术进步和效率的促进作用,在我国并没有得到实证层面的支持。而其主要原因在于与地方政府支出政策相伴随的相关制度环境所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因此,要确保衰退期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正面作用,一方面,应当从政策本身的周期特征出发;另一方面,则应注重与之相关的制度环境的建设,而作为这种制度环境基础的重要特征,则是经由分权竞争所形成的地方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行为。因此,本文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将分权视为一种增长模式的制度背景,得出了其对于长期增长动力即技术进步和效率改进的含义。仅仅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的分权体制中所包含的不合理因素必须进行调整和改变。
  • 摘要:本文中,试图提出一个观点:发行非国际货币的发展中国家所选择的汇率制度通常可称为“储备型汇率制度”。该制度旨在要求发展中国家的中央银行按照一定的规则积累外汇储备,如使外汇储备与经济规模保持一个恒定的比例等。为此,其汇率制度必将是固定汇率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非完全浮动的汇率制度。为了积累国际货币,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通常设在本国境内)的干预主要是以竞价的方式高价买入(而非卖出)国际货币,这意味着相对于没有中央银行干预的情形,本国货币贬值,贸易出现顺差。该种观点不仅与当今世界汇率与汇率制度分布之事实相一致,而且还可以通过一个反映发展中国家中央银行行为的动态优化模型进行论证。尽管“储备型汇率制度”可能与目前IMF所规定的反“货币操纵”条款相冲突,但是在当前这种不公正和非对称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该制度无疑是发展中国家的最优选择。
  • 摘要:通过1999-2007年地区间的劳动力价格对比,发现东部地区的工资水平仍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这与东部地区更快的发展水平和更深层次的产业结构有关。这些地区虽然对要素的流入,尤其是从中西部地区转移出来的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入有较大的吸引力,但地区间的工资差异问题却得不到缓和,这可能主要源于发达的东部省份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和公共服务质量鸿沟,以及外来劳动力与当地已有的从事高层次产业的工人之间存在较大的技能差异。即使由户籍制度等行政手段导致的地区间要素流动限制在不断放松,但绝对工资水平差异的持续扩大敦促以建立统一大市场为目标的中国政府需以产业转移和升级、劳动力市场体制的完善为手段,建立好东中西部产业承接的纽带,加强完善劳动力的技能培训和就业保障体系,形成更公平的政府转移支付体系。基于劳动力相对价格角度的考察,地区间也存在明显的相对工资差异问题,即相对要素价格均等在中国并不成立。各地劳动力市场存在分割问题,这与地区间的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差异是相符的,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西部地区,产业所面临的相对稀缺的劳动力供给导致了劳动力相对价格的高涨,以及在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足的东部和中部地区,随着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转型和升级而对资本和技术有更大需求,因此相对工资呈现出东低西高的态势。但从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动趋势看,中国在全面的发展进程下,省际差距幅度有一定程度的减小,这主要是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并吸收了大量剩余劳动力所致,地区间要素相对报酬差距的缩小将有助于减少扭曲的资源配置,政府可通过促进全面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完善就业市场体系,缓和地区或要素间不合理的供需竞争和保护。然而国内要素市场与实现市场一体化仍有一定距离,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深化内部的制度改革,充分认识中国式分权制度的弊端,以市场为导向,加强政府和行政手段对经济发展的服务职能,进一步消除地区间市场壁垒,通过提高地区内产业聚集和多样性减少劳动力相对价格的差异。
  • 摘要:我国存在U型的城市化能耗库兹涅茨曲线,阐明城市化不是我国能耗拐点的原因,提出能耗上升可能会成为阻止城市扩大的离心力。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认为由于U型的城市化能耗库兹涅茨曲线的存在,在节能减排任务日益紧迫的今天,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深入,由城市化所导致的环境压力会日益增加,而由于经济增长的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还没有到来,再考虑到工业化的发展带来的环境压力,三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将对我国的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产生重大的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是不能停滞的,因此如果对能耗的控制过于激烈,例如个别地方政府为了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而采取强制拉闸限电的措施以及在国际碳排放谈判时制定的限额过低,将会对我国的社会发展产生重大的阻碍作用。因而为了缓解高能耗带来的环境压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一方面城市化发展的重点不应当是超大型城市的发展,而是中小型城市的协调发展,同样的城市化水平,如果中小型城市大量涌现,那么产生的环境压力要小于这些人口集中于超大型城市的状况。另一方面,在大型城市中由于环境压力较大,会对城市的发展产生重要的离心力,促使部分资源向新的城市和地区转移,因此,应当合理引导,促进我国部分产业发展的良性转移。最后,虽然能耗会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提高,但如果能不断调整我国的能源消耗结构,发展清洁能源的话,那么由城市化引致的高能耗所产生的高环境压力将会有所缓解。
  • 摘要:本文在结合原有估算设备利用率和资本存量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估算工具来同时估算设备利用率和资本存量两个宏观经济学中的重要指标。本文的估算工具具有系统性,它在同一套假设下完成了对于设备利用率和资本存量两个指标的估算,避免了假设方面的冲突;方便性,没有受到投资价格指数等人工构造指数的影响,对于资本存量的名义量和实际量都可以较为便捷的得到;合理性,本文估计的资本产出比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变化或者无限制地上升或下降的现象。本文构造了一个企业投资的选择模型,作为本文的微观基础,通过优化过程得到了设备利用率的表达式及其变化规律,并不仅估算了中国的设备利用率和资本存量还利用美国数据对本文所总结的设备利用率的变化规律进行了计量检验,得到了较好的支持。另外,本文所提出的假说:设备利用率在资本存量不变的条件下服从单位根过程,即命题7,还可以进一步进行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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