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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史研究的新疆域:内陆与沿海城市的比较研究国际学术会议

城市史研究的新疆域:内陆与沿海城市的比较研究国际学术会议

  • 召开年:2013
  • 召开地:重庆
  • 出版时间: 2013-11-05

主办单位:重庆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会议文集:城市史研究的新疆域:内陆与沿海城市的比较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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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至14世纪初时,中国已拥有若干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中国甚至可以被称为当时世界上最城市化的社会.这些城市并不享有、也不明确地要求从大一统的政治统治中寻求"自治",但它们实际上享有一定程度的社区自我管理权利.明清帝国时代的中国城市史以特殊的方式延续着这些发展.不同地域的人群被卷入国内长途贸易的活动之中,由此形成的国内侨居人口(internaldiaspora)的频繁交往给城市带来了更为多元的人口结构,也为城市文化的种种创新作出了贡献。更为复杂的城市社会和城市经济也带来了一波大规模的私有性质和半公共性质的社团建构的浪潮,极大地增强了市民进行自我管理的能力,并最终使城市人口产生了一种与帝国政府相疏离的感觉。这三个地区在近代都经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城市化进程,尽管这一时段欧洲的城市化速度看上去超过了中国,而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在中世纪时代可能是世界的领袖。尤其是在18世纪晚期的工业化开始之后,西方的城市化集中在大型工业化城市里,而在中国,人口的增长更多的是集中在城市层级结构的底端,或者是在农村。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是通过小型的、非行政性的市镇的蔓延和生长的形式而产生的,它们的功能是协调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快速增长的交换关系。然而,近代西欧、日本和中国的城市都展现出许多共同的特征。文化上,城里人拥有的城乡差别意识在这三个地方都增加了。不断提高的识字率和“印刷革命”带来了崭新的、不同种类的自助手册;与此同时,如咖啡馆和茶馆之类的社交场所得以蓬勃发展,剧院里也是人满为患。不同地域之间的人口流动也大大加速(这在欧洲和中国的发展要比在日本更快),社会组织变得更复杂、精致,城里人的各种社团大大地扩展了他们实施自我教化的空间。在这个意义上,近代出现的城市化的确是一种全球化的现象。
  •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1950年代城市小商业和公共生活的变迁.由于种种因素的限制,对1950年代的中国小商业和社会文化生活的研究不多.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15卷中,社会学家M.怀特(Martin King Whyte)撰写了"人民共和国的城市生活"一章,分别对1949-1956年和1957-1976年的城市生活进行了整体性的描述.但当时他没有可能利用档案,其使用的资料主要是内地到香港人士的采访记录,一些个人经历的叙述以及一些报纸报道和文学作品.
  • 摘要:本文叙述了有关南京、重庆近代建筑遗存的史实来看,其与现有命名之间,虽有所对应,也有所错位。在南京,“天王府”之于“天朝宫殿”,“临时政府参议院”之于“参议院”;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之于“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人民解放纪念碑”之于“抗战胜利纪功碑”,都是后来者用后来的词语取代该建筑遗存前此已有之名,属于“后话说前事”。在这“后来居上”取而代之的过程中,被易之名原来所蕴涵的内容,在“后话”(后来的词语)所述以前发生的某事(“前事”)之时,就难免不被有所遮蔽。所谓“天王府”自曾国藩以降,中经民国时期而沿用至今,已经很难唤起对于“天朝宫殿”的历史记忆。在清末预备立宪过程中特别是国会请愿运动中风头甚健的“江苏谘议局”的“前事”,在“临时政府参议院”这“后话”中无从寻觅。“八路军办事处”的门牌在重庆虽然未曾挂出过,但后来以之命名其建筑遗存,就位移了对于确曾有过的“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视线。“人民解放纪念碑”之新命名虽然宣示着“新中国代替旧中国”(其实“新中国”一词在清末梁启超以降至民国时期曾为多方所乐用),但与“抗战胜利纪功碑”所相关的对日抗战史实由此而长年隐而不彰。前已述及与“后话说前事”所交互为用的是“后来说前话”。与1961年命名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旧址”所相关的历史叙事(笔者称之为“八路军叙事”的构成部分),几十年间给一般人留下的印象是只知有过八路军而不知有过十八集团军,特别是当年在“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过的人员在其忆述文章里也大多对之避而不提,这就使其所唤起(且有建构)的历史记忆并非那么切近历史原态。再者,在复数的重大历史记忆中,被优先选择者往往为时局所急需。南京的“太平天国天王府遗址”和“总统府”两名即然。前一命名得于1982年,当时对于太平天国的研究犹红有余紫。2002年1 1月重挂“总统府”金字之时,则很难说就没有遥对海峡彼岸之意。不仅如此,在前一命名之下,那些与天朝宫殿建成前及其被毁后的“清两江总督署”相关的记忆(特别是从洋务运动到晚清新政诸位名总督事迹)也难以浮出。后一命名虽也蕴涵着“孙中山叙事”,但其语义重心则已移向蒋介石及李宗仁的总统府(21世纪以来有关总统府的出版物的内容就重在孙中山解职临时大总统之后,总统府观览者和导游者的关注重心亦然)。
  • 摘要:本文通过梳理外国考察家部分著作中有关喀什噶尔的记述,来展现清末至民国时期喀什噶尔的部分社会面貌。以历史情景与今天的喀什相比,会明显地看到喀什及新疆发生的历史性巨变。让人们在外国考察家著作的引导下,穿越时空隧道,领略近百年前的喀什噶尔风光。
  • 摘要:北京作为众多文化事件与文化活动发生和展开的舞台,为它们提供社会空间,同时也或显或隐地制约着它们的表现方式.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中,政治与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关联,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往往高度重合.通过介绍民国肇建与北京文化新气象,研究了国都南迁与北平文化格局的自我调适以及北平知识分子的聚合形态与文化立场,探究了“京派”的文学世界,分析了这一时期北京文化发展的断裂与传承,1946年国共内战的爆发之后,北平政治军事局势迅速陷入恶化,各种社会危机纷纷浮现,此时,战争是时代主题,文化发展无从谈起。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北京文化进入了从未有过的历史轨道,在各个方面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历史面貌。
  • 摘要:1949年解放军进入上海以后,人民政府即开始对上海城市进行新的定位与调整。为了把上海建设成为一个“生产性”城市,上海市军管会、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对上海各类人员进行分类,并通过各种途径将那些他们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经济上多余或剩余的人员清理出城市,并在疏散人口的同时对城市基层社会进行改造,通过发现、提拔和使用积极分子逐步控制城市基层社会。1955下半年至1956年上半年,上海市政府在调配工人支援内地工业建设、动员农民回乡生产、收容改造游民妓女的同时,动员了大量社会青年、三轮车、人力车工人以及部分失业工人到江西垦荒。通过分析可以看到,虽然垦荒是以“支持”江西农业生产、“支持”江西社会主义建设的名义组织的,要求动员那些有劳动力的“劳动人民及其子弟”。但事实上,上海利用向江西移民垦荒的机会,大量疏散了那些“有政治历史问题”或是与“有组织工人”竞争工作机会的人员,既疏散了上海人口,同时也保障了上海城市基层社会的清洁,还保障了那些“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的权利,是新政权建立群众基础,加强向基层社会渗透的有力途径,可谓一举多得。
  • 摘要:作为工商业中心的重庆,其工业体系不是一蹴而就的,比之于地理条件优越的华东、华中地区,重庆工业的奠基、成长、跨越都经历了更大的努力与变革。对于今天重庆工业的成就,除了赞美与欣慰之外,也感慨历史变迁的力量。战争虽然加诸于重庆人民无限的苦难,但也造就了一座新兴工业城市的雏形,而作为这个城市工业和社会经济发展见证的重庆兵工产业则永远值得记忆。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重庆的兵工企业的命运似乎就如同这个饱经磨难的民族一样在坚忍不拔中不断地创造一个又一个的传奇。抗战兵工企业内迁成长的画卷不仅仅是一座城市工业与经济发展的画卷,也是社会文化变迁的画卷。写在重庆这座古老而又年轻的直辖市丰碑上的重庆兵工产业成长之路也是这座城市文化的精华所在。重庆抗战历史文化、重庆开埠文化、近代重庆工业文化的光环将永远烘托伟大的重庆兵工产业。
  •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南京国民政府通过自身军政力量和策略的优势,逐步确立了形式上对整个中国的统治权.但是,涉及地方的具体施政层面,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和影响则大多徒具虚名,思想文化领域内"多个世界"并存的情形亦是一种常态,而地处西南边疆的四川在当时更基本等同是一个"国中的异乡".卢作孚对北碚的地方建设前后历时八年,并最终以“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形式完成了“国家化”,这一过程与国民政府宣告统一中国至其势力渗入四川的时间基本一致。其间卢作孚及其北碚建设不仅受到国民政府统一运动的外来影响,也主动参与到现代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来,这就为人们考察现代国家概念的具体落实提供了一个个体的视角;同时,也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了解民国时期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经济领域内的互动情形。卢作孚及其北碚建设在“地方化”和“国家化”二者间的转化固然受到时局的影响,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国家”和“地方”本身内涵的丰富,“地方”中包含着“国家”,而“国家”也并非仅仅是“中央”。这样,考察卢作孚及其北碚建设在四川与中央互动中的“意象”的变迁,就从“微观史”的角度为20世纪前期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参考。
  • 摘要:根据笔者现在所掌握到的资料来看,可以明显地感觉到改革开放前后新闻媒体对于小三线报道的视角、内容、话语等方面都有些不同,小三线与媒体之间互动方式有所转变。因此,笔者主要先简要介绍一下改革开放之前的新闻报道,随后对改革开放之后的新闻报道展开详细论述,重点对生产和婚姻两个方面进行解读。上海媒体与上海小三线之间从刚开始的零互动发展到后来报纸媒体帮助小三线寻求出路,直至后面对小三线的撤回起到一定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这是由两方面原因所促成的:一方面,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小三线这种不顺应时代发展的经济模式,势必会被淘汰;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新闻报业的发展,大众媒体为公共服务的特点越来越明显。可以说,两者的互相联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没有那样的历史背景,就没有现在所看到的互动火花。如在生产上,媒体帮助小三线工厂刊登广告,宣传产品。如果当时小三线没有进行军品转民品生产,那么这些工厂的产品销售还是像以往那样,由专门的机构收购,也就不需要在报纸上刊登产品信息,进行广告宣传。而如果当时中国新闻报业没有进行革新,没有开放广告版面,那么小三线的广告信息也没有办法刊登,进而起到广而告之的效果。因而笔者认为,上海媒体与上海小三线之间的互动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的特殊契合,是时代发展的特殊产物。
  • 摘要:对创意城市而言,文化影响到中美城市发展的战略决策、城市建设的具体走向,甚至市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质量等,只有树立了正确的文化观念,中美创意城市才能健康地发展,它是创意城市发展的方向。这需要组织文化的转型与变化,需要创造条件使人们成为变化的推动者,同时也需要将转型看作是一种生活体验,还需要政府机构本身具有创意的意识与行动。决策者们应认清各地的丰富及复杂性,从接触文化知识中获得力量。联结并利用文化的一切层面,不仅促使它与其他领域协作,也有助于激发新创意。在城市独特的发展历程中综合中美两国自身的传统文化与所处的地域文化从而形成独特的城市文化,成为创意城市的宝贵财富。
  • 摘要:本文的主角佐藤俊子(亦叫田村俊子)女士,是战时在沪日本女侨民的一员,曾是日本知名左翼作家和女权分子。她在上海的七年,正是中日交战时期,利用殖民者的特权,她主持了战时上海最重要的妇女杂志——《女声》。她的故事为人们研究殖民地时期上海的中外冲撞,近代中国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冲突与合作,提供了饶有意味的切入点。
  • 摘要:本文以《联合版》为个案,运用丰富的中外历史文献,通过对重庆大轰炸环境下该报的创刊、运营、话语特征,以及终刊原因等问题的分析,专题考察1939年5月至8月《联合版》镜像中的重庆图景及其意义,进而从侧面探究战争、传媒与大后方城市变迁之关联。言报》的报道文本关注日军轰炸后逐渐形成的“大重庆”景观问题。伴随重庆城市管辖面积的拓展,城市空间的调整必将改变重庆传媒的受众空间布局,为日后的重庆传播业带来深远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空袭疏散后带来的城市人口的走向,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与重庆大学等知识分子群,以及中央机关的公务员集中在北碚、沙坪坝等文化区域,给报纸的受众群体布局带来的新趋势,沙坪坝区和北碚作为文化区的重要性凸显。
  • 摘要:根据这个论文集所收入的论文,笔者从城市的现代性、重庆城市研究、社会主义城市以及比较的视野五个方面来对这个论文集进行一些概括和评论。这次学术讨论会是近几年都市和都市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罗威廉的主题报告,给人们展示了近代早期中国城市的发展和转型西方研究的各种重要成果。从西方对中国城市的研究题目和深度来看,中国学者对城市的研究还存在相当的距离。但是最近20年来,这个距离在逐步缩小。这次会议论文所取得的成果,便证明了这一点。关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学术讨论会,过去相当大一部分都集中在一些沿海大城市,特别是关于上海的研究。但是,这次会议有不少论文研究重庆,从关注沿海逐步延伸到内地,这既反映了城市史的发展,也说明了重庆研究城市的队伍的扩大。另外,这次会议有的参加者并非来自历史学界,他们的参与,反映了中国城市研究多学科交叉的新趋势。中国城市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人类学、社会学、文学、新闻学等学科的影响。多学科交叉有利于课题的开拓,认识的深入,资料的扩大。
  • 摘要:在中国现代化转型中,城市的作用似乎很有限,主要动力来自民族国家的自觉和工业化的冲动。也就是说,国家精英发出的、深入人心的富国强兵动员令是现代化的主要动力。城市和城市居民在这里扮演的角色似乎并没有独立的重要性,也似乎没有产生独特的、具有革命性的城市意识形态或政治纲领。住在城市里的精英们所代言的是民族国家,而不是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即使他们具有某种模糊的城市意识,仍然会以民族国家的话语表达出来。中国现代转型中,城市这个变量十分微弱,没有能够与工业化和国家富强动力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其结果是传统政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为新的国家作承袭,国家主导着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而西方意义上典型的城市及其所代表的自由贸易和宪政民主精神在定义中国现代性方面的作用十分微弱。极端地说,直至1990年代以前,中国的现代转型是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这一关于城市和中国现代转型的观点与罗威廉教授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之研究形成一个对话,提出了一个新问题。近代时期出现的城市化进程,从欧洲到日本再到中国,是一个全球化现象,但城市化这一现象在欧洲、日本、中国的意义是不一样的。作为概念的城市及其民主宪政之政治模式和资本主义之市场经济模式似乎并没有起到重新定义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作用。这样一个关于中国城市史的观察也许可以为人们理解今天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开启一个新的角度。
  • 摘要:本文主要综合笔者对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心得与成果,试图以较宏观的角度,来观察19世纪中叶后,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城市(treaty port cities)的历史意义及性格特征,并希望进一步与同时亚洲各地(特别是东南亚与南亚)的殖民城市略作比较分析.这批亚洲各地的口岸城市,都是在近代西方势力侵逼及影响下开放的,甚至不少是由西方人所建立或发展起来的.西方和中国的两种制度,虽然分别存在通商口岸及其附近广大的农村地区竞争,但两个制度却各行其是。西方商业、技术和制度上的改革,大致未能影响范围更广、经营更有效率,但彼此不相关联的中国传统制度;且中国不觉得有改革的需要。就某种程度而言,这带来了都市和农村的分化。口岸代表一个新的、完全西式的都市现象,中国其余地区仍以农村为主;而传统城市基本上也属于不同的阶层类型,与其在农村的腹地有很密切的共存共荣关系,这是通商口岸所明显缺乏的。通商口岸经济活动区域界线较为分明,几乎在所有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在半殖民地的中国,以沿海口岸城市为中心及西方文化导向的改革途径,和广大无边际的中国乡村地区,几乎形成了互相难以影响的“两个世界”。或许可以说:通商口岸在中国始终成为“孤岛”;它的影响,如与亚洲其他地区比较,是更接近负面的(negative),而不是正面的(positive)。
  • 摘要:本文即将施美夫的记述作为样本,观察这位抱着向中国人传播“上帝福音”使命的传教士,如何进入刚开埠的福州,民众作出了怎样的反应,他又由此得出了什么结论,冀以探索福州开埠之初中西民间接触的态势及其意义。从施美夫在福州的活动及其记述中可以看到,福州开埠之初,西方人,即使是宣称要给中国人带来“上帝福音”的传教士,也是以战胜国征服者姿态,挟持着征服者特权及文明优越的傲慢心态进入中国社会,拓展他们对这里的“深入”征服。初撄其锋的福州民众,在战败弱势的官府压制下,不得不被动而无奈地接受。虽然他们大多对外来“闯入者”及其居心缺乏了解,也没有作好主动对应的准备,但这些征服者、“闯入者”的蛮横与侵害行径,在人们的心中很自然地埋下了仇恨与排斥的种子。施美夫对官方保护下成功闯入刚开埠的福州城而产生的胜利喜悦,只是他作为一个征服者初战告捷的感受,他将福州人民对他表面上的反应当作胜利成果,显示出他对中国社会与民众的认识多么浅薄。外国征服者借助中国官方保护,闯入中国社会,造成民众对外来“闯入者”表面上的疑惧及内在的排拒。“百姓怕官,官怕洋人”,这种近代中西接触格局起初就是这样形成的。
  • 摘要:本文梳理了美国历史保护学的演进历程与发展脉络,深入分析了传统历史保护的局限和误区,论述在历史回归公众的过程中,历史保护如何成为城市规划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探讨叙事方法是如何有助于解构历史环境中的情感、记忆和地域认同。回答“为谁保护历史”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公众的观点和价值能否在保护过程中得到尊重和实现,从公众史学看,历史保护是美国历史保护学的发展趋势,对中国的历史保护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支撑抗战,将密集于我国东部地区相对先进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管理手段,众多的工厂、学校、文化教育机关、科学技术团体以及各种人才等,迁到了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西部抗战大后方,并使之得以保存、运用和发展,从而大大促进了中国西部地区的开发,改变了西部地区落后的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而作为中国战时首都的重庆,则于战争的洗礼中茁壮成长,发生着其有史以来的大变化和大进步。
  • 摘要:公共卫生与日常生活紧密相关,但它是一个现代名词,其发展往往受预防医学、环境医学以及社会医学进步的影响较大.特别是在近代西方传染病学发展的基础上,公共卫生领域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一变化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通往卫生现代化的路途中,专于个人养生与保健显然是不够的,以此为基础推动众人共有之卫生事业才是时代进步之必然要求。传统的卫生方式与近代的卫生诉求之间存在差异已不必再论,这也是近代中西医长期争论的基本原因,但传统与近代之间未必只有隔阂。事实上,传统与近代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它们在致力于促进健康方面是殊途同归的。正如不能将“中西有别”夸大与割裂一样,传统与近代在这里也是复线交织的,这实际上是晚清以后中国社会在与国际交往中自我调适的一种反映。
  • 摘要:抗日战争给重庆带来的巨大影响。四川最大的军阀刘湘曾割据重庆长达十余年,使重庆的社会一度相对稳定,经济和城市建设也有所发展,但期刊杂志业在全国处于较低水平,仅比行政区划下的“西北三省二区”和西藏略微发达一点,完全不能与发达的东南沿海,尤其是与上海相提并论。抗日战争期间的重庆的期刊杂志业飞速发展,完全得益于“战时首都”这个无可比拟的地位。作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在文化方面,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极大影响和推动了全国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期刊杂志业也形成了出版史上的一座高峰,在中国期刊杂志出版的历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值得认真研究。
  • 摘要:针对重庆所独有的厚重历史和文化积淀,如何去找准并发挥优势,保护、开发、打造主题城市文化,打造在国内国际有重要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品牌,提升城市的吸引力、凝聚力、辐射力和综合竞争力,是思考传承重庆母城文化,提升重庆历史文化名城影响力的焦点.重庆作为历史文化名城要真正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吸引力和竞争实力,就必须具有代表重庆形象的经济和文化支撑。而重庆形象的文化支撑就是传承的深厚母城文化和重庆的城市文化品牌。所以传承母城文化及找准我市的历史文化优势、打造主题文化,强树城市文化品牌,加强软实力建设,是提升重庆历史文化名城影响力的关键。
  • 摘要:国家政策的整体性与“三线建设”的时代特点使得1980年代三线工厂回迁城市的过程基本相似,均经历了国家、工厂与地方不同层面的交织互动。因此,在微观层面对三线工厂的搬迁过程作个案分析,考察影响工厂搬迁的主要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在搬迁过程中的权重变化,既有利于推进“三线建设”研究,也有利于深入理解转型时期国家与社会之间在不同地域和层面的空间内相互博弈的变化过程。此外,此一时期由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新调整,导致各级单位权责不清,权利不足与越界现象时有发生,极大地影响了行政效率,增加了组织间的协调成本,造成部门之间相互推诿,使工厂与地方政府双方既能够从国家颁布的现行政策条文中找到有利于自身的证据,又无法据此达到各自的目的。双方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最大化而不得不进行疏通上层关系网络的大量私下活动,延缓了三线工厂的异地迁建。这是必须看到的。三线工厂经历了隶属关系变更及回迁城市的过程后,在获得更多自主性的同时,工厂被逐渐纳入地方经济社会体系。在一系列正式与非正式规则交织渗透的博弈中,相当一部分三线工厂以不同方式和途径迁人了城市,纳入了新的地方产业格局中。地方政府在财政收入、人事任免等方面对工厂的依赖与掌控以及工厂自身的转型调整既是决定工厂日后发展轨迹的主、客观因素。在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浪潮后,J厂生产效益逐渐下降。2005年,J厂资不抵债宣布破产。J厂所属地块被市政府强行收购后拍卖给万达集团等几个大型房产企业。而位于G市的H厂则成功存活下来,并全面改制成为一家生产电子产品的民营企业发展至今。也许二十余年前敲定迁厂地点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两个工厂今天迥然不同的命运。
  • 摘要:本文追溯了1921年上海“信交风潮”过程中,新经济学的文化锻造过程,以及经济学观念的传播。上述事件中,股票交易在社会上非常流行。如果没有报纸作为经济信息的传播媒介,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关于股票交易的日常信息通过广告、新闻、经济文章、漫画、小说和幽默小品在市面上流通,也让上海市民认识了资本主义金融(和投机)的新工具,并刺激了投机者的欲望和恐慌,更散播了有关日本人和外国人蓄意破坏的种种谣言。
  • 摘要:女性主义要把情感纳入集体想象的领域,对父权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提出批评,声明要创造出女性自己的表述方式。法国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提出了“阴性书写”的概念。这种书写的理念就是拒绝阳性写作和思考。而阴性书写提供了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可以作为颠覆思想的跳板,它是一种转变社会和文化标准的先驱运动。”这是一个流动的、异质的,无层级的情感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的提法冒着被批评为本质主义的危险,有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之间也存在不可避免的鸿沟和差异。例如白人中产阶层的女权主义运动和诉求,把男性至上凌驾于种族主义之上,在黑人女权主义者看来是从根本上忽视了黑人女性的实际状况。但是,人们能够认同一种情感,是因为人们置身于一个诠释网络之中,这个网络起着赋予意义的作用。而且女性主义要成为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和变革力量,就必须建立起女性的某种集体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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