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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与清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西学与清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06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06-08

主办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会议文集：“西学与清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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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本文讨论的“清代广州十三行艺术”，是指在清代中西贸易的大背景下，受从明末开始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因广州十三行的活跃及粤海关的成立，而逐渐形成的广州本土制造的一些新的艺术品。大体上可分为广式钟表、广制紫檀家具、珐琅玻璃牙雕工艺及广东彩瓷与外销画诸类。这些艺术门类的共性，从制做工艺、造型纹饰到所用原材料，均体现有中外合璧的特点。
  • 摘要：雷学淇，嘉庆甲戌进士，初授山西和顺县知县，后改为贵州永从县知县，贵州地远僻荒，不久雷学淇便“以亲老告归”，以著述终生。作为清代嘉道时期学者，由于其宦迹不显，著述流传不广，其学术成就一直淹没不闻。雷学淇在清代学术史上第一次辑录、校订古本《竹书纪年》，撰《考定竹书纪年》十四卷、《竹书纪年义证》四十卷，一反明清以来学术界对《竹书纪年》是伪书的贬斥态度，而极力为其正名。另外，雷学淇还辑录《世本》二卷，在有清一代十余种辑本中，雷氏辑本最为谨严。在古代天文学方面，雷学淇撰有《古经天象考》十一卷、《图说》二卷，《夏小正经传考》二卷、《本义》四卷。
  • 摘要：中国学术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经典思维是中国学术的一大重要特征。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天文学为什么能够率先占领一个如此重要的学术领域呢?笔者认为明末清初中国的历算界和数学界都面临着有传统而无经典的尴尬局面，西方天文学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中国，并且成功地在清初占据了历算之学的主流地位，成为官方学术。清政府借助西学，组织学术界完成了树立历算经典的大业；同时中学传统也在向历算领域回归。中学和西学共同促成了清代历算和数学的繁荣。
  • 摘要：考察和研讨清代西学的时候，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和深思。在19世纪中叶，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用汉文编译出版了一批书籍、报刊，即所谓汉译西书。他们本来的意图是要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并影响中国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的思想。这些汉译西书虽然对晚清中国人接受西学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是在中国强大的保守势力和传统文化的的抵制下，收效不大。不料其中的一些书刊，通过文化交流的渠道传到日本以后，却很快得到翻印或翻译，广泛流传，在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开国维新、思想启蒙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真好比“墙内开花墙外香”，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播的种，却在日本结了果。本文论述了汉译西书传入日本的背景、状况和效果，并择要介绍了一部分地理类、医学类以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汉译西书传入日本后被迅速翻印、翻译、出版的具体情况。认为这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怪现象，恰恰反映了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对待西方文化的认识和态度上的差异，发人深思。
  • 摘要：明末清初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促使中国人的语言和思想发生重大变化，西方文字中的系动词“是”这个西方文化基因植入中国文化的有机体，促成了汉语“是”字从用做实义动词转化为以系动词用法为主的重大转变。本文依据明清天主教的相关文献，描绘这一过程的轮廓。指出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促成了中国人近代理性思维方式的诞生，改变了中国人的语言习惯，这是这场文化交流最重大的成果。
  • 摘要：众所周知，清代康熙、乾隆二帝皆对西洋的科技知识颇有认识。康熙皇帝尝跟从耶稣会士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1623-1688)、徐日升(Thomas Pereira，1645-1708)、安多(Antoine Thornas，1644-1709)、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张诚(Jean-Francois Gerbillon，1654-1707)、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杜德美(Jartoux Pierre,1668-1720)、戴进贤(Ignatius Kogler，1680-1746)、徐林德(AndrePereira，1689-1743)等学习西洋数学及天文学。康熙帝赞翼西学之举对雍正、乾隆诸帝影响甚深。乾隆皇帝即礼待及奖掖耶稣会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1689-1759)，郎世宁(GiuseppeCastiglione，1688-1766)，蒋友仁(Michel Benoist，1744-1774)，杨自新(GillesTh6baut，1703-1776)，韩国(Pierre-Martial Cibot，1727-1780)，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等从事有关西学的译介或仪器制作。康、干二帝更多次下令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在耶稣会士的协助下制作天文或计时仪器。本文将以康熙御制简平仪及乾隆御制三辰公晷仪和玑衡扰辰仪等天文仪器为例说明清代帝室赞翼西洋科技仪器制作的历史经纬，并试论康、干二帝的“科技政策”。
  • 摘要：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一直是由皇家垄断的。这种垄断局面直到明代后期才开始被打破，而进入清代之后，随着西方天文学在清代取得官方地位，局面发生了剧烈的、彻底的改变。这一改变对清代中国的政治、哲学、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清代在最重要的政治象征——历法和皂家天学——上改用欧洲天文学，为此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天文学又成为清代上层社会的一种时髦，民间的天文学研究也受到官方鼓励。中国一度非常接近欧洲的天文学前沿，但中国天文学最终未能继续前进，则主要是内部的原因。
  • 摘要：清末陈垣医学文章，写于1908-1911年他在医学院学习并教书期间，包括新闻报道，医事批评，科学知识以及中国医学史料整理等，题材各异，长短不一，按照内容大体可分为四类：即报道防疫状况、批驳传统观念：关注国际动向、倡导医学自立；著录医学革新、剖析背后矛盾；撰写古今医史、发展国家医学。本文即依照这一分类分别叙述四类文章，并从三重视野分析清末陈垣医学文章：第一、原引文视野，即从陈垣引用的报章、杂志、布告以及函电的原作者的视野来看，这些文章展示出清末传统与现代碰撞下医学卫生状况的生动画面；第二、从陈垣的视野，即从陈垣取材、评析的范围和角度，理解他的倾向、主张以及对问题的看法；第三、即今天阅读者的视野。
  • 摘要：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介绍了清代数学的发展历程：清代数学与西方数学的比较；无穷级数开拓者明安图简介；在中算史上无穷级数的产生；无穷级数理论和学派的形成；晚清徐有壬和戴煦工作简介；西算取代中算与全盘西化说。
  • 摘要：王徵与丁若镛是公元16至18世纪中韩两位实学家，他们融贯东西学术，研究制造西洋奇器。王徵译著《奇器图说》，丁若镛据《奇器图说》制造举重机，既促进了中韩近代科学的发展，又反映了明清时期西学东渐的媒介与途径，即传教士将西学带到中国，再由中国传播至韩国。西学传播，士人起了关键作用，王徵与丁若镛即为典型的代表人物。
  • 摘要：铜版画作为西方的一种艺术成就，是通过耶稣会传教士引进中国的，最初在民间，尔后在宫廷流传，随着介绍进宫廷的西洋绘画风格的信息增多，并与康熙皇帝复兴科学的强烈愿望相结合，铜版画的传播因此呈现出新的局面。乾隆皇帝时代，证明是铜版画艺术的高峰。但其后在嘉庆朝，则进入衰落的时期。
  • 摘要：明中叶后，西洋钟表作为礼品和商品开始进入中国。及至明末，个别地区已出现国人学习钟表技术并仿制生产。入清以后，全国多处地方出现专门的钟表制造并成为清代手工业中颇为独特的一行。本文拟在广泛系统搜集中西文献、档案及前人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对清代前期全国各地出现的西洋钟表仿制与生产情况进行文本上的实证，以求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化。
  • 摘要：在现代中国卫生史研究中，“卫生”概念内涵的古今差异和演变，是一个已经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却未能给予较为清晰说明的问题。本文以与“卫生”相关的诸多文献为立足点，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晚清“卫生”概念的演变做出一个尽可能清晰的阐释。本文认为：在东亚世界，虽然近代卫生概念首先出现于日本，但却不能简单地把现代汉语中“卫生”视为一个日源词。它实际是在西方卫生知识的传入、日本近代的“衔生”(eiseyi)用语与卫生制度的引介以及中国士人对传统的重新阐释和利用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逐步、自然形成的。
  • 摘要：本文通过对合信编译的《西医略论》的分析，指出合信传播的医学知识反映了当时西方医学的发展水平，作为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传教士医生，合信希望通过编译医术将西医知识介绍到中国，而对中国的本土医学知识基本上持批评看法。合信的《西医略论》等书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时间里，作为标准的医学教科书，对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的价值及影响。
  • 摘要：本文将清代西乐与清乐关系分为两个阶段，介绍了清代西乐入华的两大内容：音乐艺术、音乐文化。总结清代西乐传播中国的主要形式，分析介绍了清代西乐对中国音乐的若干影响。
  • 摘要：哈尔滨是清朝末期在我国东北边陲迅速建设起来的现代国际大都市，素有“东方莫斯科”之称。文章探索了哈尔滨市兴起的原因、形成的空间社会的基本概况。 本文选择哈尔滨市作为研究对象，一是基于对家乡的热爱，二是基于哈尔滨市作为现代化城市的建设特征在全国具有典型意义，三是基于目前哈尔滨市绝大部分历史文物被毁，以此推动保护城市历史文化资源的社会意识。
  • 摘要：作为历史上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澳门从明末起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从人类学角度兼具欧亚特点的澳门土生人必然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担任主角。清末民初在澳门兴起的办报热潮即是明显的一例。
  • 摘要：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割让香港与沿海沿江通商口岸，从此西力东渐，其中西方传教士来华宣教，影响至大，相继建堂宣教，兴办教育、医疗及出版等事业，传播基督教教义及西方史地格致之学，西学由是于沿海中国蔓生。其中香港一地1841年为英国所占后，于港岛北部修建维多利亚城，移植英国政教，而浸信会、伦敦会、圣公会等亦相继来港建堂办学，推动医疗、出版。香港由是成为西学栽植之地。并培养出一批中英双语具有西学素养的城市精英，较着者如容闳、黄胜、洪仁玗“、王韬、何启、胡礼垣、王煜初、区凤墀、杨衢云、孙中山、谢臢泰等人。本文即从香港双语精英的诞生，说明香港西学的由来及其对近代中国改革与革命运动的影响。
  • 摘要：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封建婚姻文化受到文化精英的有力批判，进而产生了新的婚姻文化观。显然，这与中国当时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变革关系密切。同时，我们若从婚姻文化的视角来思考问题，那么文化精英的婚姻观与国人当时接触到西方婚姻文化并受其影响和启迪，当认为不无相应地联系：即赴欧美的国人对异域婚俗的直接闻见，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介绍西方的婚姻文化观，西方婚姻文化的理论形态对国人价值观的影响，均为形成文化精英新婚姻观的一些值得探究的文化要素。 尽管文化精英对封建婚姻陋习抨击的笔墨有限，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集中笔力，击中封建婚姻陋俗文化的主要特征，就已值得称誉了，十九世纪后期文化精英以自主为原则，以情志为媒介，追求个人人生幸福的婚姻观达到了十九世纪中国进步婚姻文化观的最高水平。
  • 摘要：清末是中国传统制度向近代制度转折的肇始期，它从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开始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转轨。随着西方宪政理论传入中国，财政学说作为宪政理论的副产品通过“日译西学”之途径转道介绍到中国。中国在税制改革、预决算制度及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等方面开始了中国财政思想早期近代化的变革历程。近代财政研究也在满清王朝清理、改革财政的实践推动下蹒跚起步。
  • 摘要：本文利用中英文档案检讨有关岭南学堂(大学)的文化相遇问题，目的在于对Edward Said在中国近代基督教史研究中极有影响的“西方与非西方”模式和文化帝国主义论提出异议。针对在英文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中流行的文化帝国主义论以及公众对于美国化的世界性影响的忧虑，我的兴趣点并不在于西方对于中国的了解和认识，而在于揭示早期由美国人创办的岭南学堂(大学)和地方社会之间的联系纽带。研究当代高等教育的学者通常把全球性和地方性这两个似乎矛盾的概念分开处理，本文从岭南大学史的角度同时分析全球性和地方性这两个概念，试图运用这两个概念去理解中国基督教大学的历史及其运行。
  • 摘要：就现实与学理的关系而言，严复对近代学科的建构既有学理的追求，又对现实政治中救亡图存的反思。严复的学科建构思想是“变”与“不变”的统一，前者表现为其学科思想的连续性，后者表现为非连续性。就“变”的层面而言，严复对学理的建构与近代社会变革寻求理论的支撑密切相关。以1905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为界限，严复对近代学科建构可分两个阶段。从甲午战争到清末新政宣布废除科举，严复侧重用狭义的进化论结合学科知识，探求西方富强之缘由。1905年前后君主立宪得到朝野呼应，严复在学理上将广义的进化论诠释为狭义的社会进化阶梯，从改良层面解释政治制度变革的艰难。在治学方法及治学路径的选择上，严复以天演进化论为学科理念及对逻辑论证方法的强调，是“不变”的一面。简言之，严复对近代学科建构离不开救亡图存的社会语境，他以追求富强为目标，以天演进化论为学科理念，以归纳、演绎为学理论证方法，探究近代政治变革的学理依据。其与近代社会转型的关系，特别是对近代学科的逻辑建构，对传统学科的近代转型既有西方学理成分，更有近代世变之亟的困境下实现民族救亡的思路。
  • 摘要：康熙年间天主教耶稣教士已在南京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天津条约》(1858)，在鸦片战争后《江宁》和《望厦》等条约已开放五海口中更加入了允许外人居住其它地方的条件，也担保宗教自由。传教士就涌入内地，开始活动了。美国内战完结(1865)，七十和八十年代农工商业发展，中美来往增加；来华美国人数愈来愈多。基督(新教)传教士在各省城市村庄建立教堂，创办医院，学校。虽然驻南京人数不多，但也代表几家宗派，其中有美以美会，北长老会，和基督会教士。金陵大学于宣统二年(1910)正式成立，是由此三家教派组织的教育单位合并的。到民国初期金大“水平已可与美国大学本科相比。”现合并入南京大学，为国家重点高等学府之一。解放前曾培养了中国最多的农业高级专业人才。它的物理和化学在中国名列前茅；中国文化研究所汇聚了大批著名的国学研究者。
  • 摘要：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的日趋严重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国民素质的竞争，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深层次的原因是国民素质的低下，必须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晚清女学兴起并得到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西方女子教育的发展轨迹相比，它不是拓展女子本身权利的需要，而是出于提高中华民族国际竞争力的考虑。因而，积极要求发展女子教育不是女子本身，而是社会各界的有识之士。这是其特色，也是其局限。当然，随着女学的兴起，一些率先觉醒的女性也积极投入到社会变革的洪流之中，喊出了“天下兴亡，匹妇亦有责焉”的口号，开始在社会变革中打上自己的印记。
  • 摘要：中国现代学科作为“援西入中”的产物，引出两方面的问题：其一是西方分科观念是如何传入的；其二是中国本土是如何接引的。对这些环节略作梳理，便可发现，接受西方分科观念只是问题之一面，什么因素主导着中国对西方知识的接引，是值得重视的另一面。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作为“传播者”，在“援西入中”的过程中，其身份已决定了所谓“援西”是有高度选择性的，甚至不免迎合本土的知识架构;“接引者”呢，也往往将外来知识纳入其所熟悉的知识架构，尤其致力于从中发现西学之“关键”。这篇文字正是试图探讨晚清在接纳西学过程中值得关注的一幕：西人对知识分科观念的传播，并未过多涉及学科之次第问题，然而晚清对西学分科观念的接纳，往往致力于探索各学科之次第(后集中辨析“西学门径”)。无论是辨析西学学科次第，还是探讨“西学门径”，都构成晚清接纳西学重要的一环，也是审视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不可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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