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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召开年：2012
召开地：北京
出版时间： 2012-07

主办单位：北京大学

会议文集：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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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耦合治理结构与大国治理：对“双轨政治”的重温和拓展性解读
- 黄杰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费孝通的“双轨政治”论不仅是解释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结构的一把钥匙，而且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深刻解释力的概念。在当下重温这一概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其进行阐发和拓展性解读，以“耦合治理结构”为基础去探讨大国治理的相关问题也具有重要学术价值。本文以中华帝国和罗马帝国为案例所进行的分析，初步证明了大国的耦合治理结构同它的治理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强耦合性的治理结构是大国实现良好治理绩效的重要基础和条件；反之，弱耦合性的治理结构则不利于良好治理绩效的实现，甚至会导致治理危机的不断累积和政治体系的最终崩溃。文章最后概括了大国实现有效治理的重要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对于当前中国的大国治理和崛起也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2.单位体制、社会转型与国家治理——一家国有企业的劳动纪律
- 王修晓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作为中国独有的一种社会组织现象，单位被认为是透视中国城市社会基层组织制度和秩序结构的一个基本视角和独特窗口。我们选择了一家在京热电厂作为我们的调查对象，试图“从工厂透视社会”，以微观案例研究，理解并解释整个“单位”社会的治理结构和运作逻辑。作为一家垄断型国有企业，京华电厂是最为典型、最具“单位”色彩的一种单位类型。体制改革前后，京华电厂经历了痛苦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从一个只需机械地接受上级指令、完成下达指标，到不仅要搞好生产，而且要独立经营的现代企业，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的组织结构和人际关系，都发生了剧烈的改变。透过对作为一种日常制度和实践的劳动纪律的考察，我们发现，京华电厂从以往的以强烈的身份认同为基础的参与式管理，到现在的以物质奖励和经济考核为基础的简单强制性控制。国家、市场和科层制三个共同作用，塑造了当前单位内部的权威关系模式。
3.权力介入与治理体制选择——转型期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生成机制及运行逻辑
- 李增元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在我国农村历史发展进程中，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经历了一个历史变迁过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生成与实践运行本质上体现着不同性质权力的互动关系。不同性质权力的自身能力、介入社区管理的程度及方式决定着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生成机制及运行逻辑，不同社区管理体制结构反映着不同性质权力的配置结构与组合方式。在社会转型发展中，现代国家已经开始突破传统单一治理模式，探索构筑多元权力主体参与的合作治理机制，通过促进基层治理体制的多样化发展推动基层治理方式的民主化、开放性、包容性发展。当前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实践生成及运行机制呈现出多样性与类型化特征，它是性质不同的权力介入社区方式不同形成的必然结果；它也是现代国家依据现实发展要求，对多元权力存在背景下的农村基层治理体制进行的重新调整。最终，通过多种力量的互动与合作，创新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优化基层治理结构，促进基层社会和谐发展。
4.协商治理：一个成长中的新公共治理范式
- 张敏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协商治理是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形成的一种新型公共治理范式，主张公民通过一定的公共协商程序进行理性参与进而在公共治理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协商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主要来源于协商民主理念及其在公共治理领域的应用以及一些原发性的民主治理创新，它遵循民主治理的理念，并追求公共治理中的民主真实性、更好的公共理性与公共政策的合法性等非效率性价值，因此协商治理的出现是一种民主治理的范式变革，并以此区分于其他公共治理范式。协商治理在现实实践中有多种形式，并产生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与全球性的示范效应。基于实践中民主治理的需求以及特有的治理理性，协商治理可以成为一种具有重要影响的治理范式。
5.单位体制下的人大代表履职——对三地人大代表议案建议的统计分析
- 陈川慜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中国人大实行的以兼职代表制为主的代表制度使得人大代表的履职行为带上了单位体制的烙印。本文通过对Y 省K 市、G 省S 市和G 省人大代表工作单位和其领衔提出议案建议的数量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代表的工作单位类型与其履职积极程度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在党政机关和基层自治组织的代表中，同级单位、下一级单位和下两级及以下单位的代表的履职积极程度依次递增，上级部门直属单位的代表履职积极程度一般较低，低于下一级单位的代表或与之相当，低于下两级及以下单位的代表；在事业单位的代表中，受管辖单位的代表的履职积极程度要高于不受管辖单位的代表；在国有（集体）企业的代表中受管辖单位和不受管辖单位与代表的履职积极程度之间没有固定的关系。政协、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履职积极程度较高。私人部门的代表的履职积极程度低于部分单位体制内的代表，特别是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本文通过中国单位体制模型和对议案建议内容的分类统计分析对这种联系进行了进一步的解释，认为不同类型的单位由于在单位体制下处于不同的利益格局之中，而不同的单位利益又驱使了代表做出不同的履职行为。
6.结构、行为与制度：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变迁研究
- 申坤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地位设计的至上性和权威性与实际运行中缺乏其独立性和自主性之间的矛盾，使得人民代表大会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权力运行和制度实施中出现事实与价值的不吻合。这种不吻合归根结底是人大制度的制度空间（Institutional space）演变的问题，即人大制度设计的制度空间与人大制度现实运行中的实际空间（Actual space）不相符合。学术界从结构、权力、行为者和历史四个方面寻找原因，虽各有侧重但缺乏全面性。本文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范式，以平衡政治价值与科学价值的内在张力为出发点，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变迁放置于历史时空中，在制度设计、制度调适、制度产出的动态运行过程中观察各种变量，即环境变量、利益变量、观念变量、行为变量和制度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变化过程及对制度产生的影响，以此探求问题产生的根源和人大制度变迁的历史合理性。
7.制度约束与体制演变——建国以来中共纪检体制变迁的历史制度主义分析
- 刘洋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1949年以来的中共纪检体制经历了曲折而复杂的变迁历程。透过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我们能够对这种变迁历程予以更为深刻的揭示。历史制度主义着眼于制度与历史两个维度。从制度维度而言，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权力结构、党内组织原则以及制度与理念之间的复杂互动对纪检体制变迁具有塑造性作用；从历史维度出发，我们能够发现1949年后的纪检体制继承了不同的历史遗产，并在发展中形成了路径依赖与渐进调试并存的特征，重大历史事件对纪检体制演进具有显著影响。制度约束不能简单地视为体制创新的阻碍力量，二者之间具有复杂关联。
8.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化解：理念与机制
- 张海柱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我国当前的主要社会矛盾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由于社会转型的整体性与复杂性，社会矛盾的产生有着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以及政府自身等多方面的根源，并主要体现为利益与权利的诉求。社会矛盾的有效化解，既要实现管理理念向治理理念的转换，包括目标从同一到和谐、主体从单一到多元、观念从人治到法治、战略从事后解决到事前预防、方式从权威控制到协商对话等五个维度；又要实现机制的创新，一方面包括正式制度规则体系的建设与整合，是为社会矛盾化解的综合性长效机制，另一方面包括政策方案设计的完善以及政策过程的优化，是为社会矛盾化解的灵活性前瞻机制。转型过程中的矛盾冲突无法完全消除，关键在于实现社会矛盾张力中的平衡与发展，促成社会理性的重构以及社会自我调节机制的形成。
9.抗争政治，还是人民内部矛盾？——论农民上访研究的范式转移
- 申端锋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抗争范式的一支独大妨碍了我们对农民上访的理解，农民上访研究呼唤新的理论范式。人民内部矛盾范式的过度反思为抗争范式的兴起提供了机会和空间，而抗争范式的局限则为人民内部矛盾范式的回归提供了可能。本文揭示了人民内部矛盾范式的过度反思，对抗争范式的形成进行了梳理，对其在解释农民上访上的不足进行了论证。在此基础上，本文回归人民内部矛盾范式，提出了对人民内部矛盾范式的新理解。只有回归人民内部矛盾范式，才能实现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之间的统一。
10.官民矛盾、信访制度与社会管理创新
- 陈世瑞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制度设计的缺陷，当下中国的官民矛盾表现出集各种矛盾于一身的新型状态，尽管存在诸多表达管道，但信访仍然是民众现实利益表达的首选方式，信访本身存在功能错位问题，承担了“过分容量的压力”，路径依赖下的信访制度并不能有效化解官民矛盾，社会管理的关键在于制衡权力，着力恢复制度正义，处理好公平与效率、民主与民生、公权力与私权利、权利与义务的关系。
11.晋升预期、政治责任感与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来自副省级城市政府年度工作报告的经验证据
- 杨君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本文以15个副省级城市2001－2009年度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为样本，分析中国地方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副省级城市政府年度工作报告中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在地域和政策领域之间具有显著的差异，而其影响因素构成复杂。晋升预期、城市特征、官员个人特质等多重因素均与政策承诺可信度存在密切关联。其中，晋升预期是影响官员政策承诺可信度的重要因素，但研究也同时发现，官员高质量的政策承诺并不仅仅来自于晋升激励，也显著地受到成就感、政治责任感等内在因素的驱动。
12.强化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的理性回归与路径选择——基于社会成熟度视角
- 王奎明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经济繁荣度与社会成熟度的之间的不对等性已经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也是引发诸多社会矛盾的根源。实现两者对等的关键性工作在于通过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以提高社会成熟度，而我国现实国情和国际经验表明，这一切离不开强化的政府基本公共职能。就目前而言，强化政府基本公共服务首先是强化和调整政府经职能，为基本公共服务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加强政府组织建设，特别是提高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关键是建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倡议联盟。
13.企业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机会和空间——以珠海市“万人评议政府”为个案
- 付景涛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在现代民主政治的实践中，企业和公民都是政府主导的公共管理的重要外部参与主体。国家治理结构和地方政府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决定政企关系的重要因素，企业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机会和空间与地方政府决策者选择的战略目标直接相关。论文以珠海市“万人评议政府”为个案解释了企业获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机会的原因，测量并解释了企业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空间。发现单一型国家治理结构决定了政企关系的工具价值属性，地方政府赢得经济政绩竞争以及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企业成为最有价值的“顾客”，企业参与政府绩效评估的机会由此出现，但是地方政府主导外部参与的需要导致企业参与空间的有限性。
14.地方创新的局域性扩散——基于山东新泰地区“平安协会”实践的考察
- 于晓虹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本文在对山东新泰地区“平安协会”实践的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地方政府创新的局域性扩散机制。本文指出，地方创新是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而创新的扩散机制是理解中国改革适应性的关键之一。地方创新的局域性扩散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全国性扩散机制，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征以及变动中的中央地方关系。新泰地区“平安协会”这一创新举措的扩散来源于在创新参与者（地方政府）与创新认同者（上级政府；普通民众）之间的博弈均衡的构建。“效果”与“稳妥”的微妙平衡是理解这一均衡的关键。
15.地方财政视角下的制度变迁路径分析——以当代中国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为例
- 王清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在地方财政的约束下，地方政府会选择怎样的制度变迁路径？本文基于利益的分析方法，以1984年之后的中国城市户籍制度变迁为案例，从地方财政支出和收入两个方面，研究制度变迁的两条路径：地方财政收入刺激地方政府推行利益扩散式改革，这是针对新进入者的增量改革；地方财政支出的压力则推动地方政府推行利益剥离式改革，这是针对原住民的存量改革。两条改革路径思路截然相反，却在同一历史时期共存于同一地方政府辖区内，由此既形成奇特的制度变迁，又制约制度的进一步发展。
16.比较视野下的民族地区城市社区建设——以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为考察对象
- 杨腾原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民族地区的社会管理是国家治理的必然内容。通过梳理呼和浩特市社区建设的历程和现状，基于纵向和横向的对比分析，本文认为民族地区跟非民族地区在城市社区建设的实践层面明显趋同。在“社区建设”的背后存在两种力量，一是国家政权建设，二是现代化，它们都意味着普遍地去除差异性、追求一致性。前者决定了地方为维护政权统一必须遵循一致的政治逻辑，后者决定了地方为谋求发展必然遵循一致的经济逻辑。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下，城市社区建设普遍采用了一种技术主义的治理思路。
17.阶层分化进程中的政治整合与政治发展
- 吴晓林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阶层分化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它既能够突破原有社会的束缚，形成新的发展结构，又会因为“一致性的分裂”，造成对社会稳定的成冲击。因而，阶层分化往往凸显出“破坏性”和“发展性”两种特性。在变革社会中采用何种整合机制，既能为阶层分化设定条件、规避分化的破坏性；又能转化阶层分化出来的新结构、发挥分化的建设性，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课题。文章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了中、英、美、日、苏等国的经验教训。认为：过度和滞后的政治整合不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只有与阶层分化相适应、建立“动态相适”的政治整合机制，才能维护社会秩序，并且促进政治发展。
18.Web2.0之于公民参与政府管理的两重性及应对策略
- 孙彩红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以Web2.0 为技术支撑的新媒体具有互动性、开放性、自主性、便捷性等特征，改变了传播方式与交往模式。这些特性与变革影响了行政生态环境，给公民参与政府管理带来了双重作用。政府应该根据自身在公民参与过程中的主动与被动角色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在Web2.0 技术和新媒体的运用中扬长避短，更好地实现与公民的有效互动。
19.公众参与能否提高市民对政府的信任？
- 杨鸣宇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管理理念，公众参与在西方国家被认为能够提高政府的合法性、正当性和效率，从而提高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但同样的因果关系又是否适用于中国？运用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本文对中国背景下公众参与对政治信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我们发现纯粹的公众参与行为会降低公众对政府的信任，这说明公众参与在中国更多的是一种表达意见和利益诉求的方式，而不是一种政府与市民作为伙伴的管理手段。另外，我们亦发现当公众的诉求得不到足够或者特定社会问题产生并被公众认知的时候，他们更倾向降低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最后，当公众基于对特定社会问题的认知而进行参与行为的时候，会增加对中央政府的信任。这些发现提醒我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政治信任构成并不相同，有助解释政治学者一直以来发现中国政治信任存在分层的现象。
20.政治社会化：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建构路径
- 廖中武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台湾民众对“一个中国”的认同趋于减少，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在分析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危机产生和变化的原因后，梳理出这是由于台湾在解除戒严后形成独特的政治生态环境并通过政治社会化的方式造成的结果。笔者尝试提出通过政治社会化的再建构来化解台湾民众在国家认同上的异化，建构两岸民众共同的国家认同，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
21.新媒体能否促成中国的“进步运动”
- 张春贵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当前我国社会存在诸多与十九世纪末的美国社会类似的问题，新媒体的发展也催生了与当年“扒粪运动”相仿的“网络问政”现象。由此许多学者期望，中国社会能通过新媒体促成一场美国式的社会“进步运动”，以推动社会的快速转型。不过，尽管新媒体在信息传播、思想启蒙、限制公共权力、加强社会活力等方面实现了较大突破，由于新媒体自身的种种不足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局限，我们不能对其作用期望太高。我们社会的进步、转型，最主要的途径还是要通过加强执政党、政府与社会、民众的对话、协商，渐进、有序地实现。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新媒体既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指标。
22.政府绩效合同特征：基于演化发展的视角
- 卓萍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衍生于政府绩效管理及“协作性公共管理”的发展背景，政府绩效合同的出现迎合了从传统单向型行政命令转化为契约双向约束型的发展趋势，呈现出了政府合同向政府绩效合同发展的演化轨线，成为践行协同、民主与绩效要义的新型治理形态。本文基于演化发展的视角，着重从关注焦点、功能延展、价值重塑、管理哲学与绩效要义这五大维度来解析政府绩效合同特征，为丰富政府绩效管理学科理论框架及合同制治理实践提供知识基础。
23.当代风险感知理论及其发展：流派、趋势与论争
- 王锋;胡象明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风险感知是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梳理并借鉴当代风险感知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我国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理论及实务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本文系统地论述当代风险感知理论的主要流派——心理测量流派和文化理论流派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展望风险感知理论研究的后现代转向和学科融合研究趋势，最后总结学界对风险感知研究中关于公众感知的现实意义这一最核心问题的主要论争。
24.审计问责：理论与现实的使命
- 谷志军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问责是审计存在的理由，审计是建立问责机制的必然要素。从本质上来说，审计是问责信息保障机制，实现审计与问责的有效结合是理论与现实的双重使命。文章以委托代理理论为视角，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审计与问责的关系，其次从现实上探讨了国家审计有没有成为有效的问责机制的原因，最后构建起一个审计问责机制的理论框架。研究认为，建立审计问责机制是实现政治问责或公共问责的必由之路。
25.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三元困境”
- 姜彦国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是党中央为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所做出的战略部署，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重大战略意义。本文借用金融学中的“三元困境”这一术语，通过对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中的现实问题所做的梳理与探究,提出“强势”的中国政府、尴尬处境下的社会以及社会组织和“弱势”的民众群体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三大制约因素，我们必须要认真总结分析过去的经验教训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方法, 以此来解决我国当前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三元困境”。
26.转型逻辑与政治空间——转型视角下的中国政府信任危机思考
- 林雪霏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尽管目前中国政府在职能转变、机构改革、行政效率等政府执政绩效和行政能力方面还存在诸多困境，然而这并不导致当下政府信任危机的唯一原因。政府信任源自民众对政府认知与预先期待之间落差形成的相对剥夺感和失落感。通过对2008-2011年近四年网络舆情热点事件的分析发现，当下的政府信任危机是中国转型过程中社会总体性信任危机的一部分，而且由于刻板印象和“塔西佗陷阱”的影响，政府信任危机在一定程度上被加深和泛化。更重要的是在政府信任危机背后是中国政治社会转型在宏观逻辑和微观机制上的转变。在宏观逻辑上表现为从计划经济逻辑向市场经济逻辑的转变，从全能主义逻辑向委托——代理的契约逻辑的转变。在微观机制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在国家与社会脱嵌过程中形成的政治空间内，政府与公众以政府信任危机为契机展开相互博弈和学习的互动过程。
27.从“政治民主”到“政策民主”：中国民主建设的应然逻辑
- 张翔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长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垄断民主建设的话语权，将西方式的“政治民主”作为评判发展中国家民主建设的标准。但是，“政治民主”具有天然的结构缝隙，主要表现在四个特性上：选举的间歇性；议题的空泛性；公共政策的断裂性与滞后性；制度的规范性。因此，“政治民主”很难在发展中国家得以有效推进。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可以考虑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理解民主建设，即走一条“政策民主”的新道路。相较于“政治民主”而言，“政策民主”具有长效性、渐进性、实效性、明确性等特征，能够弥合“政治民主”的结构缝隙。对于中国而言，从“政治民主”到“政策民主”的转变将是民主建设的应然逻辑。
28.超越“虚拟的美丽”：技术与制度互构的视角
- 于刚强;吴旭红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技术与制度的关系问题历来都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论调:一种强调技术变迁对制度变迁的决定作用,被称之为技术决定论;另一种强调制度变迁对技术变迁的决定性作用,被称之为制度决定论。除了这两种主要论调之外,也有部分学者提出了一些调和的或者与众不同的其他论调，统一称之为第三种论调，就是强调技术和制度互不共同决定制度的变迁，本文试图从“信息技术”本身出发，利用奥氏的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来解读技术与制度的互构，以及他们背后的种种外生变量是如何在行动的场域影响“技术”的行动并促使组织变迁的，以期为我国政府信息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和应用指导。
29.“中华民族”：自然衍生抑或人为建构？——近代中国民族问题研究中的范式纷争及抉择
- 温松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在近代中国的民族及民族主义研究中任何一个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便是，“中华民族”是如何形成的？西方学界在阐释民族形成问题的研究中，逐渐形成了相互对立的原生主义与现代主义两大基本的理论范式，然而每一种范式都遭受着不同的批评，两种理论之间也是纷争不断。文章在对两种理论本身及各自面对的挑战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不同范式在解释“中华民族”形成问题上的可取之处及问题所在，指出了运用一种以现代主义为核心的综合分析视角的必要性。
30.从执政到施政——试论中国共产党的现代转型
- 罗晓俊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政党中心主义是中国国家建设的基本模式，其结果是“政党国家”的形成。执政党以其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意志和社会信仰，并将其组织方式嵌入现代国家的管理体制中。这样的政治构型是在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符合中国革命时期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处境。但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历史语境的转换,中国共产党面临着现代转型的问题。在政治行政分际的分析框架下，为执政党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是进行有效的政党改革、保持执政党生机与活力和改进现代国家治理方式的重要前提。
31.人大与政府信任——善治维度下的探讨
- 隋斌斌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在善治的维度下，政府信任的构建是政府和社会双方互动合作、共同成长的结果。作为代议机关的人大是提升政府信任的体制内资源存量和体制外增量资源的拓展基点。文章立足于善治维度下政府信任的特点，对人大在建构政府信任中的重要性进行了系统剖析。在此基础上，文章试图以人大的角色冲突为基点对人大在建构政府信任过程中的成就、问题进行归纳和梳理。最后，结合中国政治治理的现实，提出了以人大为依托建构政府信任的路径和对策建议。
32.劃退機制與體制包容性的實踐與侷限——以八大黨派在全國人大集體特徵為例的分析
- 王瑞婷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本文根据划退规则来比较中共与八大党派的退场机制差异。依据本文对全国人大常委会与专委会中民主党派的职务与流动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在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层级，在连任比率与年龄上，八大党派规定较为宽松。（二）民主党派在全国人大的常委会与专委会的席次安排，确实呈现特定比例，然而比例偏低。（三）在常委会与专委会的职务安排，基本上是基於统战的需要。在专委会副主任委员层级基本上安排一个席次，在委员层次则多安排进入教科文卫委员会。（四）从转任前职务观之，八大党派在中央多担任经济相关职务，在地方则是分管文化、教育等工作，虽然学历耀眼，也有一半左右的专业化比例。然而在菁英尚未退场的流动过程中，基本上就被排除在特定领域。同时，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也与无党派能进入的领域高度重叠，因此压缩了八大党派的政治空间。因此即使人大的专业化比例日益提高，恐也无法使这些学有专精人士打破此一政治边界。正如文献所指出，中共扩大了组织包容性，利用立法机制整合不同社群。但实际上考察八大民主党派在全国人大的静态与动态，实际上是一种歧视政治在划退前後的反映与延伸，主要呈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在菁英晋升的阶段，八大党派主要是担任中共的副手，此一现象继续反映在退场後的全国人大。在全国人大领导职务的政治门槛，依旧是中共党员的身份。（二）在菁英流动的阶段，中共党员的历练较为完整而丰富，相较之下，八大党派主要的工作经验是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层面。公安、国家安全、外交等领域难以触及。此一趋势也继续反映在专委会的进入条件上。（三）在菁英划退阶段，中共党员多能进入与其过去职务相关的专委会。而八大党派受限於流动时的先天不足，划退後的政治空间仍有多所限制。综观全国人大的发展趋势，一是继续做为菁英退场的政治出口，二是专业化。虽然八大党派并未被排除在政治出口的安排，但是由於在退场前的诸多限制与歧视，仍旧继续在退场後的组织，也就是二线政治运作其规则，使得其影响力只能在相当有限的领域发挥。因此，全国人大即使进行深度的专业化取向改革，有形无形的党国边界、中共党籍菁英的旋转门现象以及所谓的歧视政治，依旧有效的排除了非党势力的参与和竞争。
33.可控式弹性抗争——转型期中国社会抗争的理论解释
- 黄振辉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进入了大众日常抗争频发的时代，呈现出“有抗争、无运动”的独特抗争景观。国内外学者运用西方经典社会运动和抗争政治理论，对此进行了各种理论解释和预测。然而，这些解释和预测似乎都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中国的社会抗争是“非同步转型”必然产物，中国社会抗争的共性是依托营造“相互作用空间”的抗争。抗争者通过营造“相互作用空间”使“国家—社会”的紧张关系骤然升级，有效地将之转换成政治压力，并藉此把握隐匿在“维稳”链条中的抗争机遇。“有组织”和“反政权”这两条底线构成了“相互作用空间”的边界。政治国家通过这条边界提高了社会抗争的可控性，在可控的范围内，社会抗争被纳入人民内部矛盾范畴。转型期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利益诉求与不适应的制度保障能力之间的矛盾。社会抗争在舞台、压力和目标等方面全面替代了社会运动。以再造空间把握抗争机遇，以有限抗争替代持久运动，以可控弹性实现抗争再生产就是中国特色的“可控式弹性抗争”。它既是中国社会抗争的发生逻辑，也是中国社会抗争频发、但缺乏明显周期性的根本原因。
34.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程度及其影响因素
- 赖诗攀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公共危机事件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问题实际上是在委托代理关系框架下地方政府是否放弃危机信息不对称优势的问题，问责是地方政府危机管理行为制度激励的主要来源。我们据此提出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影响因素的假设，利用2009-2011年100个公共危机案例数据对此进行定量检验。研究发现：公共危机管理中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程度整体偏低，地方政府处置得当程度、危机事件级别、危机事件影响范围、地方政府既有透明度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程度。同时，上级政府是否介入、媒体关注度对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影响不显著。结果表明既有研究关于媒体环境的变化使得政府倾向于危机事件信息公开的观点并未证实，信息公开相关制度并未对地方政府危机信息行为产生实质影响。虽然技术环境发生改变，但由于危机事件问责与危机信息隐瞒的问责强度之间的不对称，以及政府强大的媒体管制能力，使得制度系统并未为地方政府危机信息公开提供足够的激励。
35.农村群体性事件缘何发生？——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研究
- 罗强强;李晟赟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本文以新疆柯苏县葡萄种植为例，从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角度分析了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缘由。认为权力的行使者将诸如人情、面子等日常生活原则和民间观念引入正式行政权力行使的过程之中有时会带来“飞来去效应”，也导致了国家与乡村社会边界的模糊性与相互交织，从而提供了认识农村群体性事件复杂性的动态视角。
36.社会变迁中的“大调解”——政府推动型人民调解的个案考察
- 曾令健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以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制度为切入点，本文分析了“大调解”的组织体系与制度实践，探讨了以人民调解委员会联合会制度为核心的人民调解“广安模式”，反思了“广安模式”中政府推动的制度传统、制度实践中的政治化倾向以及官方表达中的“社会自治”。国家治权/社会自治的纠缠与制度变迁之间存在内在勾连，而社会转型对制度变迁具有结构性影响。
37.部會整合與永續發展：公共策略的價值與內涵
- 周家駿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永续发展(可持续性发展)作为ㄧ国家整体的政策目标，需要连系各行政部门，达成妥善的协调与整合，才能避免彼此因为执着於原先所被授权的特定职责，而互相干扰，形成政府的资源浪费与空转。公共策略作为此整合的工具有许多优势，且可以强化政府领导人与相关决策者的整体性思维，甚至连系民间的重要代表与相关组织，达成社会与政府间协力的景况。「国家永续发展策略」因此在国际间被广泛推动。本文详细介绍「公共策略」的内涵与在永续发展的整体价值上，所可以扮演的角色。并简述欧洲、英国与台湾的最近发展，指出其中的主要问题与仍值得继续努力的方向。
38.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服务提供中的政策工具应用——理论框架与绩效测量
- 靳永翥;李园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是发展农业现代化、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突破口。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又与政府使用的政策工具息息相关。政策工具作为政府解决某一政策问题或者达成一定政策目标的具体手段或方式，其选择和应用直接关系着公共利益的实现和政策绩效。鉴于目前在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服务提供中政策工具应用的学术研究空白，凸显本研究的价值。方法选择上，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本研究主要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并根据样本描述，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总结出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服务中政策工具的种类和政策工具选择的依据。从农村基础设施服务提供中政策工具应用的角度，把政策科学和管理决策理论相结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针对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服务提供中的政策工具进行绩效测量，以绩效评价的结果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基础设施服务提供政策工具的经验总结甚政策执行力的优化，针对不同性质的农村基础设施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最终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可行的达成路径。
39.地方行政服务机构的运作机制及其逻辑——J市行政服务中心的个案考察（1997-2011）
- 谭海波;蔡立辉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行政服务机构是政府通过有效整合职能，在一个集中的办公地点为公民、企业等提供政务信息、行政审批、便民服务等活动的组织形式。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作为我国地方政府自下而上探索的一项管理创新，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认可。在理论界和学术界，已有的研究大多是针对行政服务机构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对策研究，对于地方行政服务机构真实的运作过程和机制缺乏深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本文选取J 市行政服务中心作为个案研究对象，通过对发生于J 市行政服务中心不同历史阶段的一系列特定事件的“深描”，力图展现一个新机构创建和发展的历程以及各个核心行动主体在该历时性“场域”中开展策略互动的真实故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析地方行政服务机构独特的运作机制和逻辑，为该领域进一步的理论建构提供经验事实和启示。
40.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关系研究中的两个基本命题——集权与分权之争和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激励来源之争
- 曹鲲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改革开放后迅速兴起的地方政府财政竞争，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最为显著的行为特征。在中国特色的“政治集权，行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具有特殊的形成机理和表现形式。当前围绕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性质和后果，学术界存在颇多的争议。为了更好地把握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的实质，有必要对众多的研究观点进行问题集中。为此，本文在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提炼出中国地方政府财政竞争关系研究中的两个基本命题：集权与分权之争、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激励来源之争。
41.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监督的实用主义回应及其政治意蕴
- 耿国阶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分析“政府对网络舆论监督的回应”时将地方政府单列出来有其理论价值。将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监督的回应概括为“实用主义”，可能有过于简化之嫌，但基本上能够抓住其实质。不宜简单的臧否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监督的实用主义回应，关键是搞清楚是什么样的实用主义（左右实用主义的博弈变量，实用主义回应的类型与运行），为什么是实用主义。从治理转型的视角看，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监督实用主义回应的政治价值在于其有利于政府与民众的“互训”，但其具有明显的过渡性，能否良性、渐进、彻底的持续进行下去，取决于宏观制度供给的改变。视宏观制度供给的情况，地方政府对网络舆论监督实用主义回应既有可能滑向机会主义和鸵鸟主义，在制度性漠视和个案选择性回应之间徘徊；也有可能从维稳驱动型回应到权利驱动型回应，从实用主义的个案回应到系统的制度性回应。
42.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社会治理实践面向
- 周军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新的社会治理需求使得旧的社会治理模式的不适应性逐渐暴露出来，因此，我们必需以新的社会治理模式与这种新需求相适应。面向后工业社会的社会治理实践，西方国家从企业治理那里引入了网络治理模式，但却因囿于旧的思维框架而前途渺茫。中国则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下，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改革目标。然而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显得其理论与实践比较零碎，并因此遭到多方质疑。为此，完善面向未来社会治理实践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论已成为当前服务型政府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43.政务微博中的信息交流与信息公开——信任的中介作用
- 郑烨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微博在备受网民追捧的同时，也逐渐成为“网络问政”时代推动公民参与，加强官民互动，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媒介工具，受到政府和官员的广泛青睐。基于当前政务微博的使用现状，通过构建信息交流、信任与信息公开之间的关系模型，利用PASW 18.0软件对224 份问卷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进而验证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否成立。研究结果表明：信息交流与信任对信息公开均具有显著影响，信任在信息交流与信息公开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据此，本文提出了主要研究结论和管理启示。
44.中国底层政治研究报告：一个文献综述
- 刘建义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底层政治是一种客观政治现象、一种研究途径、一个解释框架，不是对乡村底层或城市底层的单一考察，而是对两者政治主体、政治客体、政治过程、政治影响、政治环境的综合考量，更具解释性、挑战性和创新性。文章通过对2001-2011十余年CNKI 文献和相关论著的梳理，展现我国底层政治研究的学术进路，依政治主体、政治过程、政治环境三维度描绘我国底层政治基本图景，进而概述我国底层政治研究的基本发展趋势。相较于社会发展函数而言，底层研究虽然是一个新生变量，底层政治却是一个历史因子，其作为精英政治的补充，理应成为政治历史图景的重要一纬。
45.中国特色公共政策实践：以“专项治理”为研究切入点
- 臧雷振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当代中国政治实践积累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现实的政治术语，而涉及多层级、多部门联合参与的“专项治理”即为此中一例。本文视专项治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政策实践中常态治理手段和特有政策工具，并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次“专项治理”实践分析为基础，通过对其内涵外延界定、历史脉络演进和运行机制的初步探讨，挖掘其在治理时机选择、决策参与、激励约束及政治空间等运行特征，揭示当前政府对专项治理的使用偏好是基于其内在的治理技术特性、易于实现政府自我满意和发挥矩阵式国家治理结构优点等因素，最后通过对专项治理的现实反思以期有助于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过程和方式方法进行理论性解释和归纳。
46.公共行政之网络分析：路径、方法与前景
- 黄佳圳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网络机制是区别于市场机制和科层机制的治理模式，公民社会的发展和互联网新媒介的普及突显了网络机制的重要性，对公共行政研究提出了新的挑战。对网络机制的研究存在微观功利研究路径和宏观结构研究路径：微观路径采用社会网络研究方法，注重分析个体如何利用网络关系达成个体性目标；宏观路径采用复杂网络分析技术，注重分析整体网络结构特征对网络间个体的行为影响；节点、关系和网络整体结构是网络研究的范式要素。协作性公共管理将网络分析视角运用到公共行政领域的研究中，回应了网络时代的公共行政的实践诉求，也留下了理论建构和实证分析的广阔研究空间。
47.非正规就业与社会保障：珠三角农民工的经验研究
- 张国英;吴少龙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非正规就业的变化如何影响中国城镇社会保障？本文构建了一个中国城镇非正规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动态理论框架，阐述政府吸纳和排斥非正规就业者、企业进入、退出正规部门和逃避责任、个人参保的能力和意愿对非正规就业者社会保障覆盖的影响。运用珠三角2006、2008、2009年农民工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 回归分析，本文的理论假设基本得到验证。研究结果表明，签订劳动合同和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是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最有力的措施。
48.政治信任与治理——以“乌坎事件”为例
- 杨莉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政治信任是治理的前提和保障，本文在将治理明确为“自组织治理”和“元治理”的基础上，以“乌坎事件”为例，来分析治理过程中政治信任的作用。公民持有政治信任，将会在治理中表现为支持、服从与合作，而不信任则导致退缩，拒绝甚至抗拒。因此，需要以公正、效率、透明、正直为标准提高政府的元治理水平，从而提升公民的政治信任，进而达成治理及善治。
49.转型政治视野中的“中国模式”：实质、迷思与跨越
- 张晨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和广泛的社会动员，使得各种后发国家的政治结构都面临着政治民主化的压力，也为这些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基本的动力。有别于既往的各类权威主义和极权主义政治，转型政治视野中的“中国模式”，既呈现出了历史上全能主义政治的延续性，也适应了经济与社会变迁的要求而呈现了其“新”的诉求与突破，由此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成绩与困境，也皆源自于此。这使得我们在考察“中国模式”及其未来演进的可能的时候，难以用任何一套既成的经典理论来解读和推演，但也不能完全无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相反，仍在探索中曲折前行的“中国模式”，恰恰可能成为验证和拓展既有转型政治理论的难得的典型个案。
50.政治妥协与现代中国政治转型——从全能主义到民主法治的理论与历史探源
- 袁倩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现代民主法治离不开政治妥协的文化，然而历史地审视中国传统政治特征，政治妥协的文化相当匮乏。这种文化传统是二十世纪中国全能主义政治的文化源流，使中国政治始终囿于“全输全赢”的模式。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妥协的因素逐渐增加，但从目前改革的困局尤其是政治与社会改革停滞不前的现状来看，政治妥协文化缺失的困境依然存在。发展当前中国政治系统中的党内民主，促进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妥协正是政治妥协文化培育发展的有益途径。促使政治妥协成为一种常态，将有助于全能主义政治向民主法治政治的转型。
51.国有民营模式：城市公交服务治理模式的创新
- 王欢明;诸大建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目前我国城市公交服务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出现了大规模的国有化回潮现象，引起了学术界对公交服务市场化改革及未来发展的审慎思考。针对该问题，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我国公交行业现行运行模式，剖析市场化改革失败的缘由，挖掘出深层次的起因是政府的管理体制和服务提供机制方面市场化程度不够，以及政府监管不力。提出建立国有民营模式来进行改革，进一步深化政府与市场的合作内容与形式，并通过分析其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公有有限公司形式，认为国有民营模式适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当前宏观管理组织体制。
52.重新思考“政治与行政两分”：研究进展与新的解释框架
- 陈兆仓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作为公共行政学的重大议题，“政治与行政两分法”饱受质疑和批判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又迎来了复兴和发展。诸多公共行政领域的学者在澄清两分法的观念变迁、补充发展政治与行政关系、审视分析两分法持存的原因与后果等方面继续贡献了卓有价值的知识成果。在此理论进展的基础上，可以总结出“功能区分”、“组织区分”、“角色区分”及“现象区分”四种理解两分法的路径，由此构建出一个理解政治与行政两分法阶段变迁的历时性解释框架。
53.国家治理中的派系问题——一个政治思想史的简述
- 岳成浩;郭斌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国家治理的一个根本目的是追求稳定，然而，无原则的派系乱斗从古至今一直是困扰国家治理的一个顽疾。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的城市共和国，再到近代民主的产生与发展，无不闪现着派系的身影及其对政治秩序的冲击和破坏。派系问题由此激起了不同时代政治思想家的思考，人们就派系的危害、表现形式、产生原因以及抑制方式等提出不同的看法，并认为对公共利益的背离与侵害是判定派系行为的根本标准。从政治思想史来看，休谟和伯克对派系问题的思考成为一个转折，休谟不但对派系进行了类型学的分析，而且注意到了派系的现代形式，伯克则从规范的意义上首次对派系与政党做出了有效的区分，从而为现代国家治理中政党政治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合理的理由。
54.运动式治理再认识：上下分治的治理结构与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 黄锐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本研究将运动式治理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试图深入检讨其发生逻辑与社会后果。作者认为中央政府通过直接治官来达到间接治民目的形成上下分治的治理结构，这一治理结构虽然包含维持自身稳定的相关机制，但同时也是产生运动式治理问题的主要原因。受地区差异性等因素的限制，运动式治理的决策往往会偏离基层政治的实际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基层治理的有效性，而这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会导致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的合法性认同降低，对于中央政府的合法性认同期待则会相对较高，进而表现为“总体稳定”与“具体失范”共存的社会事实。
55.建国以来户籍制度变迁的内卷化——基于CGSS2006数据的定量研究
- 李晓飞
- 《北京大学2012政治学行政学博士论坛暨国家的治理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 2012年
摘要：基于CGSS2006 数据的定量研究表明，建国以来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变迁是一种没有实际发展或实际效益没有提高的变革，呈现出一种“内卷化”的趋势。“内卷化”导致的结果就是户籍分层现象，即户口因素对个人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获得始终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不同性质和不同级别户口群体，在经济收入、成为政治精英以及获得高层次教育等方面始终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差别。将户籍制度的变迁置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中分析，可以对此做出理论解释。户籍制度变迁的内卷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户籍分层现象，是政府对社会进行单向进占和强势挤压的结果，由此也形成了中国独特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即“行政国家——断裂社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