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兴

摘要： 比兴是我国诗歌创作的重要手法,比兴的出现改变了原始歌谣中直言其事、直抒其情的表达方式,比兴萌芽于《周易》中的卦爻辞,其作为一种成熟的艺术手法并得到广泛应用是在《诗经》中,后来的楚辞作品继承并发展了《诗经》中的比兴手法,逐渐演化出一个具有道德意味的象征系统,对后世文人的情感表达起到了典范作用。

摘要： 王维《袁安卧雪图》中所绘的“雪中芭蕉”,作为一个特殊的图像,在历代的画论与研究中多有论及,又因王维一生“笃志奉佛”,所以后世从佛学角度对之进行的解释也相对最为常见,现已在“身”与“意”的层次上形成了多种解释。本文尝试回到《袁安卧雪图》所绘制的“袁安卧雪”的咏史题材,并结合王维的生平经历以及诗文创作,对“雪中芭蕉”作为《袁安卧雪图》中局部图像的绘画构思进行再研究。

摘要： 在《诗经》所处时代,人们往往以朴素直观的心理,借自然外物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情绪,“比兴”是《诗经》中最常见的文学艺术表现方式。《诗经》将自然界大量的植物物象作为“外物”援引入诗,成为隐喻意义的“比兴意象”,借助比兴的艺术方式,使客观的植物与人们的主观情绪之间产生了内在的联系,通过这种别致的文学修辞形式,或触物起兴,或托物喻意,或遥寄情思等等,《诗经》比兴之美可以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同时也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诗经》为起点,把一个精彩绝伦的草木意象天地开辟了出来,并形成《诗经》中特有的植物美学。本文在对诗经以及其中的比兴修辞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就《诗经》中植物特性与比兴关系展开了研究。

摘要： 从阐释学视域出发,诗歌创作全面运用比兴的最终旨归是为了作用于读者的审美接受和审美理解,唯有“托物寓情”而不是“正言直述”,读者才能基于物象的主观化和主观的物象化而生成属于自己的理解。对于比兴之诗作,读者必须放弃因言求旨、由词通义的训诂考信之法,将理解力的锋芒直指比兴所祈向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象外之境,如是才不负诗人和诗文本意在激活并丰富读者理解时的良苦用心。在接受实践中,以兴解诗是一个双向互动、彼此难分的过程,由文本之兴作用于读者和由读者之兴作用于文本总是同时发生的。一方面,没有欣赏者的理解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兴发与参与,诗文本中的形象就不可能转化为意义和情感;另一方面,没有诗人运用比兴在文本中精心安排的寄托、隐喻、象征等,读者的自由理解与阐释就失去了基本的起点和依据。

摘要： 21世纪以来,随着网络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的飞速发展,图像和影像大有取代语言文字统治之势。新文学的应对之道为融媒介,方法之一为整合文学、图像和影像的叙事,即“图、影、文”融合:既指语言画意或图像叙事的时空互渗;也指文影合体对现实进行模仿、隐喻、双关呈现;更指图文、语像叙事结构借鉴相生。中国当代文像融合叙事结构开拓出较传统的对比、比兴和较现代的对倒、对角等新手法。这些手法已成为当前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的新热点,有望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融媒介新理论话语。

摘要： 法国哲学汉学家朱利安指出,中西都存在“间接书写”的诗学传统。在中国,源自《诗经》的比兴传统引致间接的情感表达,和“风”“味”“象外”等其他中国诗学的原创性范畴共同构建了“含蓄”的中国文学传统,与体现西方“间接书写”传统的象征相对应,突显了中西诗学传统的异质性。但事实上,“间接书写”在汉语里的意义对等词是“婉言”,而形成汉语文学婉言性的根源、方法和内容的是比兴尤其是兴。故比兴和象征方为中西之间平行对照的两个原创性诗学范畴,通过这两者中西诗学话语有可能实现“对话”。

摘要： 中国古代人们对诗歌的理解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演变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一定普遍性并占据主导地位的诗歌理解方法和路径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理解模式。因为理解本身即具有生产性,所以不同的理解模式也就是意义生成不同的方式。春秋之前的贵族时代居于主导地位的诗歌理解模式是“断章取义”或“随机赋义”式;诸子时代儒家的诗歌理解模式是“告往知来”或“衍义”式;汉代经学语境中的诗歌理解模式是“比兴赋义”或“曲折成义”式;魏晋时期随着文人个体性创作的勃兴,形成了一种与儒家诗歌理解模式并行不悖的文人诗歌理解模式,其以“文人趣味”为主导,以情感体验为主要方法,故可以称之为“披文入情”式。作为儒家诗歌理解模式和文人诗歌理解模式的互渗与融合,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语境中的诗歌理解模式是“讽诵自得”式或“涵泳体认”式。每种诗歌理解模式的产生都是言说主体与其言说语境互动关系的产物,与作为言说主体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精神状态密切相关,因而也与中国主流文化的历史演进息息相关。

摘要： 本文从跨学科的研究角度探究《文心雕龙·比兴》篇名及理论范畴“比兴”定义之英译所引发文字层面的学术思考,并分别从比兴的语义结构、语义性质及语义内涵三个层面,参酌刘勰“比兴观”的本义,对比兴言述场域中的翻译及阐释进行观照,解蔽其中的误读与局限、合理与创见,以拓展中国传统“比兴”说的理论阐述空间。

摘要： 本文从跨学科的研究角度探究《文心雕龙·比兴》篇名及理论范畴"比兴"定义之英译所引发文字层面的学术思考,并分别从比兴的语义结构、语义性质及语义内涵三个层面,参酌刘勰"比兴观"的本义,对比兴言述场域中的翻译及阐释进行观照,解蔽其中的误读与局限、合理与创见,以拓展中国传统"比兴"说的理论阐述空间.

摘要： 在中国古代诗歌教学中,由诗歌语言"多义性"引起的"多义性解读"是常见现象。这主要是由古汉语词汇和语法特点以及诗人为讲究"诗家三昧"的作诗诀窍、追求含蓄蕴藉的艺术效果引起的,当然也与读者不明"诗家语"有关。

摘要： 比兴即比喻和起兴,是古代诗歌极为常见的两种修辞手法。刘勰的《比兴》篇专论比喻和起兴两种修辞方式。《神思》：“物以貌求，心以理应。刻镂声律，萌芽比兴。”作家在为文创作时，情因景生，在修辞技巧上，首先要注意推求文辞的声律，其次运用比兴的手法。可见，刘勰是较重视文章的比兴的。刘勰的《比兴》篇，侧重论述比，对于兴的用法，涉及较少。在《比兴》篇中，把比分为两类，比义与比类。这种分类似乎是按照表达对象分类的，刘勰指出比的涵义就是类比，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用声音来比喻，有的用形貌来比方，有的用内心来比拟，有的用事物来比喻。由于这种归类往往存在着界限难以划清的问题，所以后人一般将古汉语比喻的分类按表达特点区分，分为明喻、暗喻（隐喻）、借喻。在这里，通过《比兴，赞》可以刘勰对运用比兴的原则作一个总结和阐释：比类虽繁，切至为贵——在观察细密的基础土，达到物、辞、意互相贴切；物虽胡越，合则肝胆——被比事物与作比事物要异中见同；拟容取心，断辞必敢一不只要外观的一致，更要重视内在精神的相通。刘勰本着实事求是的批评立场，在感慨兴亡的同时，也对曹植等作家善用比而能够使作品流光四溢使艺术感染力增强予以认可。他说，至于杨雄、班固这班人，曹植、刘桢以下的作家，他们描绘高山大川，刻画云霞风物，没有不参错运用比拟，来铺张文采的，（他们的作品）常常使人惊心动魄，流连顾盼，就是依靠比取得的效果。最后，刘勰在赞中对比兴的作用进行了总结，认为其“攒杂咏歌，如川之澹”，即将比兴聚集在诗赋中，作品才能象一江春水滔滔流动般生动新鲜。在现代修辞学中，认为比喻的作用是为了使所描绘的事物更加生动、形象，使抽象的道理通俗易懂，使文章更富有表现力。“攒杂咏歌，如川之澹”反映了刘勰在当时就认识到了比兴手法的使用对一篇文章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摘要： “比兴”是中国古典诗学的核心概念.历代对于“比兴”的阐释都受到当时的思想和文学风潮的影响:汉代的美刺说,文学自觉时代论“兴”为“有感之辞”,朱熹的相关阐释,以及清代的比兴论词,莫不如此.纵观比兴的阐释历程,有两条线索贯穿始终.一是经学角度出发的政教美刺观,其对于比兴阐释的影响几与《诗经》研究并行;二是文学角度的阐释,比兴的文学理论价值得以深度开掘,从而奠定了中国古典诗歌创作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摘要： 戴震对《诗经》的研究偏重于三端，一是"考其字义与名物"；二是"以夫子之断夫《诗》三百篇者，各推而论之"，即控求诗旨；三是释《诗》之比兴义而准诸《序》说与周礼。戴氏《诗》说看起来很有根柢，但因其对诗旨经义的探讨"已见"在先，所以仍有很强的主观性。本文将其与宋人《诗》说作比较．以探寻两者异同。

摘要： 郑玄对比、兴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在《毛诗传笺》中以"喻"释"兴"，"兴"可美也可刺，而在《周礼注》中却以美刺区别比、兴。郑玄为什么会以美刺区别比、兴?通过考证，本文认为主要原因有二，其一，逻辑混乱，观念不清，比、兴作为用《诗》方法或表现方法在思维方式上大致相同，都是联想思维，托物言志，但在表现形式、功能上则略有区别，而两汉时期的学者在观念上尚未将用《诗》方法与表现方法区别开，故难免产生认识上的混乱。其二，郑玄随文释义，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说，在《周礼注》中以善恶关刺区别比、兴的解说缘于《周礼》"乐语"之"兴、道(导)、讽、诵、言、语"，是侧重从用《诗》方法、政教功能的角度解说；在《毛诗传笺》中乃是缘于毛《传》标兴说诗，主观上是沿用兴法说诗，客观上则如同将兴作为《诗》之表现方法加以运用比附经义。郑玄对赋、比、兴的解说与运用始终突出了比、兴联想思维、托物言志的本质特征。

摘要： 郑玄对比、兴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在《毛诗传笺》中以"喻"释"兴"，"兴"可美也可刺，而在《周礼注》中却以美刺区别比、兴。郑玄为什么会以美刺区别比、兴?通过考证，本文认为主要原因有二，其一，逻辑混乱，观念不清，比、兴作为用《诗》方法或表现方法在思维方式上大致相同，都是联想思维，托物言志，但在表现形式、功能上则略有区别，而两汉时期的学者在观念上尚未将用《诗》方法与表现方法区别开，故难免产生认识上的混乱。其二，郑玄随文释义，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说，在《周礼注》中以善恶关刺区别比、兴的解说缘于《周礼》"乐语"之"兴、道(导)、讽、诵、言、语"，是侧重从用《诗》方法、政教功能的角度解说；在《毛诗传笺》中乃是缘于毛《传》标兴说诗，主观上是沿用兴法说诗，客观上则如同将兴作为《诗》之表现方法加以运用比附经义。郑玄对赋、比、兴的解说与运用始终突出了比、兴联想思维、托物言志的本质特征。

摘要： 郑玄对比、兴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在《毛诗传笺》中以"喻"释"兴"，"兴"可美也可刺，而在《周礼注》中却以美刺区别比、兴。郑玄为什么会以美刺区别比、兴?通过考证，本文认为主要原因有二，其一，逻辑混乱，观念不清，比、兴作为用《诗》方法或表现方法在思维方式上大致相同，都是联想思维，托物言志，但在表现形式、功能上则略有区别，而两汉时期的学者在观念上尚未将用《诗》方法与表现方法区别开，故难免产生认识上的混乱。其二，郑玄随文释义，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说，在《周礼注》中以善恶关刺区别比、兴的解说缘于《周礼》"乐语"之"兴、道(导)、讽、诵、言、语"，是侧重从用《诗》方法、政教功能的角度解说；在《毛诗传笺》中乃是缘于毛《传》标兴说诗，主观上是沿用兴法说诗，客观上则如同将兴作为《诗》之表现方法加以运用比附经义。郑玄对赋、比、兴的解说与运用始终突出了比、兴联想思维、托物言志的本质特征。

摘要： 郑玄对比、兴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在《毛诗传笺》中以"喻"释"兴"，"兴"可美也可刺，而在《周礼注》中却以美刺区别比、兴。郑玄为什么会以美刺区别比、兴?通过考证，本文认为主要原因有二，其一，逻辑混乱，观念不清，比、兴作为用《诗》方法或表现方法在思维方式上大致相同，都是联想思维，托物言志，但在表现形式、功能上则略有区别，而两汉时期的学者在观念上尚未将用《诗》方法与表现方法区别开，故难免产生认识上的混乱。其二，郑玄随文释义，从不同角度加以解说，在《周礼注》中以善恶关刺区别比、兴的解说缘于《周礼》"乐语"之"兴、道(导)、讽、诵、言、语"，是侧重从用《诗》方法、政教功能的角度解说；在《毛诗传笺》中乃是缘于毛《传》标兴说诗，主观上是沿用兴法说诗，客观上则如同将兴作为《诗》之表现方法加以运用比附经义。郑玄对赋、比、兴的解说与运用始终突出了比、兴联想思维、托物言志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