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政策
民族政策的相关文献在1953年到2022年内共计4162篇,主要集中在中国政治、中国史、民族学
等领域,其中期刊论文4110篇、会议论文49篇、专利文献1141篇;相关期刊1170种,包括实事求是、新疆社会科学(汉文版)、今日民族等;
相关会议28种,包括张家口·冬奥会与一带一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民族学学会2016年学术年会暨“一带一路视域中的民族、文化、国家”学术研讨会、第十一届北京师范大学世界史研究生冬季论坛等;民族政策的相关文献由3623位作者贡献,包括本刊编辑部、金炳镐、郎维伟等。
民族政策
-研究学者
- 本刊编辑部
- 金炳镐
- 郎维伟
- 龚志祥
- 牛海桢
- 赵刚
- 周平
- 熊坤新
- 严庆
- 徐杰舜
- 罗树杰
- 贾那布尔
- 刘祥学
- 余梓东
- 刘明辉
- 孙懿
- 本刊特约评论员
- 本刊评论员
- 李亚男
- 李瑞
- 王乐泉
- 王勋铭
- 陈光国
- 关桂霞
- 周忠瑜
- 彭英全
- 李资源
- 沈桂萍
- 蔡仲淑
- 许立坤
- 乌力吉
- 于春洋
- 党会先
- 冯大真
- 刘恒武
- 刘额尔敦吐
- 司马义·艾买提
- 吴玉书
- 周光大
- 周瑞海
- 周竞红
- 哈正利
- 唐建兵
- 孔祥录
- 孙军
- 崔斌
- 彭英明
- 李亚男1
- 李波
- 李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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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之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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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问题阻滞了国家的发展。在1962-1988年间奈温采取了不同于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政策,试图以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特征为原则构建政治与经济中心,设计了一套自上而下的民族治理政策措施,这是处理民族矛盾的一次重要尝试,使各民族能够逐渐融入到国家统一体中。但是,强势的民族政策严重损害了山地少数民族的政治权利,其结果是破坏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效果,消耗了人民的期待,最终导致奈温时期社会主义式民族政策走向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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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仕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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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魏晋十六国时期是各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分期,十六国政权中以氐族苻氏建立的前秦最为强大,这也是自西晋以来,最有希望再造统一的民族政权。前秦面对疆域内民族众多的情况,采取了徙豪酋杂夷于关中、崇儒修教兼笼络汉官和恩抚各族首领的民族政策。这些政策发挥了维护政权统一的作用,但其存在的氐族本位和难服其心等弊病也在日久之弊、有限获益和儒法悖论的深层影响下,迫使苻坚“混同六合”的统一理想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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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春洋;
韩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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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族事务与民族政策呈现“双轮”结构,民族事务诉诸民族政策表达诉求,民族政策在回应民族事务诉求的同时发挥价值导向、关系调控与利益分配功能。在两者的交互关系中,民族政策作用机制得以形成。由“双轮”结构衍生的“双轮模型”为理解优化民族政策作用机制提供分析框架。可以从“民族政策侧”与“民族事务侧”优化民族政策作用机制;同时,以回应性和有效性作为评价标准,可以把民族政策作用机制划分为四种类型。怎样在现实约束条件下,用最低程度的政策回应性达到最高程度的政策有效性,是民族政策作用机制优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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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继焦;
吴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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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民族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主要有:一是民族工作体制机制的变革,即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看待“国家—民族”关系,坚持国家在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中处于主导地位。二是对各民族间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认识,即在尊重各民族差异性的基础上,以“共同性”为抓手开展民族工作。三是以民族为导向的各类优惠政策的变化,即根据各民族发展实情逐步适当调整与完善民族优惠政策,实施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推动各类民族具体优惠政策与时俱进。四是民族工作中的重大关系,主要包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民族意识、中华文化——各民族文化、物质——精神三对关系,并将此注入到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导的各类民族工作中,共同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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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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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地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推动民族工作取得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理论逻辑、时代逻辑、价值逻辑的有机统一。从理论逻辑看,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党的民族理论政策、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从时代逻辑看,它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内与国际的互动关系中回答民族工作时代命题。从价值逻辑看,它是坚持维护国家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协同。在今后的民族理论研究和民族工作实践中,要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认知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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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明德;
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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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蛮”在南方民族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向背直接影响着政权稳定、社会进步及民族关系格局。南朝各政权的政治家、史学家等各类人物对诸“蛮”的认识及治理方式,决定着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发展状况和走向。南朝对诸“蛮”的认识与治理方式,既有浓重的功利性色彩,又在发展变化过程中趋于理性,武力因素在减少而人文关怀在增加。这种趋势,使南方诸族的反抗情绪逐渐降低,互相认同、相互合作的意识逐步强化,这有助于南朝各政权的稳定,有助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助于各民族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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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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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中国的民族问题当成无产阶级革命总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民族平等原则贯穿于民族工作始终。抗日战争时期,为领导各族人民团结抗战,形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科学分析造成民族压迫的原因,制定并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平等联合,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权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设立民族工作机构,进行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初步尝试,在促进民族平等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发展过程中有效凝聚了抗日力量,带领各族人民取得抗战胜利,对推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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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玉春;
赵善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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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先后两次经过少数民族聚居的云南地区。为解决好民族问题,中国共产党运用了多种多样的方式和方法开展民族工作,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认可与拥护,特别是在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上层统战工作、建立革命政权等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为红军顺利经过云南地区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因此,总结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云南地区开展民族工作的实践经验及影响,对新时代民族平等、团结进步建设,构建和谐的民族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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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霞;
陈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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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红军长征在贵州的经历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发生事件最多,是长征史上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红军进入贵州后,面对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以及特殊的历史环境,在党中央的正确引导下,因地制宜的采取了一系列民族政策,促进了民族团结,消除了民族隔阂;发展了民族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传播了革命真理,建立了革命政权。在生活和战斗中取得了广大少数民族的同情和支持,基本解决了贵州的民族问题,为日后贵州的解放奠定了基础。红军长征时在贵州成功的民族政策为我们今天的民族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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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族学学会2016年学术年会暨“一带一路视域中的民族、文化、国家”学术研讨会》
| 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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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唐太宗在位二十三年为时间段,梳理出回纥与铁勒诸部周旋,逐渐强盛以致为后来取代薛延陀建立强盛的漠北回鹘汗国打下坚实基础的历史.唐初,东突厥政权和薛延陀政权的先后覆灭,改变了漠北铁勒诸部的政治形势,同时也改变了北方各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之间的关系。而唐太宗比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对于少数民族的一视同仁,缩小了汉族同铁勒民族之间的隔阂,使得铁勒诸部渐渐开始归附唐帝国。在薛延陀可汗咄摩支投降唐朝后,漠北出现了“诸姓俟斤递相攻击”的局面,当时漠北最强大的铁勒部落是回纥、仆骨、同罗三部,仆骨和同罗关系很密切,同样的附叛无常,使得回纥要想在漠北高原有所成就,为本部落争取到更多的发展空间,就不得不依靠于唐朝。并且,唐朝对于归附的漠北铁勒各部实行的是羁糜府州统治,这种统治不可能像内地那样严密,以各部首领作为羁糜府州的掌权者,相对宽松,各部仍然相对较为独立,过着游牧生活。但是游牧经济带有不稳定性和掠夺性,一到灾荒年,就容易相互抢掠,造成混乱。种种现实,都使得回纥必须亲唐向唐靠拢。这对于唐太宗也是有好处的,他把亲唐的回纥扶植起来,以维持漠北铁勒诸部的稳定,才有更多的精力去对付西域、东北以及西南的少数民族政权。这对于唐朝和回纥双方都是有力而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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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英姿
- 《2015第四届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生论坛》
|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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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俄罗斯埃文基人现有38396人,曾居住在黑龙江以北,西自叶尼塞河东至鄂霍次克海的广大地域内,现主要居住在埃文基自治州、萨哈共和国(雅库特)、布里亚特、哈巴罗夫斯克、阿穆尔州、伊尔库茨克和赤塔地区.与我国的鄂温克族是跨境民族.受"罗斯化"与"俄罗斯化"思想的影响,沙皇俄国、苏联、俄罗斯联邦在不同时期分别推行了迥异的民族政策和语言政策,与此相关,埃文基人既经历了创制民族文字、大力兴办民族语学校的黄金时期,也经历了强力推行俄语、关闭民语学校的低潮时期.俄语逐渐成为日常交际语言,埃文基语的使用范围逐渐缩小.如今,作为萨哈共和国的官方语言之一,埃文基语被赋予了法律地位,当地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恢复和发展埃文基语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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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昉
- 《第三届中国民族史研究生论坛》
| 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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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在民族政策方面对西南少数民族始终未给予足够重视,1936年、1947年国民政府先后两次筹备召开国民大会时,相关的组织条例当中也未对彝族代表名额和参政权利给予明确规定.为引起国民政府重视,部分彝族精英分子曾先后两次组织请愿团体赴南京活动,其中来自凉山地区的暖带密田坝土千户岭光电,不仅参与到了两次请愿活动之中,而且他还出面组织了"西康省夷族参政请愿团"并在其中出力甚多.但是对于岭光电在两次请愿活动中的具体事迹,之前学界关注较少,且岭光电自己的回忆录中对此记载也较为简略.作者拟以民国时期四川、南京两地的报刊对岭光电请愿活动的报道为资料,尽可能还原他两次赴南京请愿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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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成英
- 《第二届中国民族史研究生论坛》
|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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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试图以苗族这一古老而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为主体,去考察二十世纪上半叶"五族共和"下处于失语状态的苗族是如何参与现代国家建构的,着重以知识分子尤其是史语所在其中的作用为主,以期对二十世纪上半叶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国族建构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之所以苗族在“五族共和”下话语失势,从孙中山先生1922年6月在广州中国国民党特设办事处的演讲中可见端倪,他已完全改变了此前的“五族共和”的思想,明确地强化了汉族在维护国家统一事业中的主导作用。而事实上早在尧舜禹时代,中原的华夏就已经开始了对苗族的移风易俗。而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上上较之于1912年的政策时,出现了极大的转向,淡化民族在这一时期成为了国民政府的重要一点。尤其在面对日本的侵略日益加深后。实质上,孙中山先生在晚年就已经对民国初年的民族政策提出了反思,营造一个超越了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的民族意识、与中华民国国家的规模相一致的统一的中华民族,实际上是孙中山先生晚年致力的目标。史语所成立后,主持了许多的民族地区的调查。调查基调是建构在“苗汉同源”的理念之上的。苗、汉在很多方面如传统节日、风俗、习惯、身体特征上,具有相同的根源,这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那个时代中国学术界“民族大同论”、苗汉“民族同源论”、“文化同源论”的学术观点,也直接因应了国民党中央淡化民族、由民族到宗族的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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