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

摘要： 一、漫画赏析漫画1:醉翁之意(区区)漫画1:漫画选自1913年2月28日出版的《新闻报》。漫画中正在亭子里饮酒的人物是宋教仁。宋教仁主张在议会政治中实行责任内阁制。他认为国会是议会政治的象征,而政党则是议会政治的基础。因此,他积极从事政党活动,为在国会中成为多数党创造条件,以达到建立政党内阁的目的。他积极活动,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受孙中山委托任代理理事长,成为国民党实际上的负责人。

摘要： 袁世凯作为清末民初的一位重要人物,目睹了近代中国的残酷现实,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十分重视人才,曾就如何重视人才、培养人才、任用和选拔人才的诸多问题,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自己的计划。他培养人才力求德才兼备,推广新式教育,注重留学教育,提倡经世致用,在他身边团结了一大批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人才,构成了他系统的北洋集团。

摘要： 来天津,相信你一定会去意式风情区。这里散布着百余座民国时期遗存的洋楼,梁启超、曹禺、李叔同,包括袁世凯、汤玉麟、冯国璋等文化政商界名人都曾寄居、活动于此。而当你从胜利路走到意式风情区的入口,就会被右手边一座米黄色的建筑吸引眼球,这便是天津市规划展览馆。名人故居记录着天津近代百年风云,那么,走进规划馆,如同一位参观者在留言本上所言:“你能了解到天津更辽阔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摘要： 小站练兵是甲午战败后清政府的一项自强军事行动,主持练兵的统帅袁世凯发愤图强、学习西方,短短四年就编练出中国第一支现代化陆军。长期以来,因为袁世凯及参与练兵的主要军官后来大多演变为北洋军阀首领而祸国殃民,所以人们对小站练兵的研究多从政治角度给予贬低或否认,甚至有袁世凯投机练兵、小站练兵是北洋军阀的起点和渊源等说法,忽略或障蔽了小站练兵的军事价值。小站练兵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其中蕴含的精神及经验是中国军事现代化宝库中的精华,值得总结和发扬。

摘要： 孝义因何有如此称谓?1991年出版的《巩县志》记载:1915年,北洋政府在巩县(现为巩义市)孝义镇创建巩县兵工厂(亦称“孝义兵工厂”),为中国近代四大兵工厂之一。当时的世界地图亦标有孝义。1915年8月,兵工厂破土动工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为了巩固其统治,于1912年筹建先进兵工厂以扩充军备,他让上将萨镇冰和中将蒋廷梓在北方选址。

摘要： 民国初年发生在贵州的军阀混战历史,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作为沉重的教训和借鉴,历史应留下它的记忆。这些故事涉及到笔者祖辈的情节和交集,查明真相,追本溯源,是写本文的一个初衷。民国初期,笔者的四外公熊范舆先后担任滇督蔡锷及黔督刘显世的秘书长,并参与讨伐袁世凯义举,但此后不久由于贵州军阀之间的权力争斗被人刺杀。

摘要： 在康有为的影响下,朝鲜儒士李炳宪在本国开展孔教运动,继承了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思想。在见到康有为之前,李炳宪也曾尝试过接触其他中国政治人物,用“识荆之意”表达对结识中国政治人物的期待。不幸的是,李炳宪与梁启超擦肩而过,未能深入交流;对袁世凯赞赏有加、仰慕已久,但对方位高权重,谒见无门。另外,李炳宪还在与中国师友交往过程中多次谈到民初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等人。李炳宪的《鲁越日记》不仅记录下每日见闻,还留下许多时政观点,其中包括对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等中国政治人物的看法。

摘要： 美国人德尼利用其担任朝鲜政府外交顾问之机,于19世纪80年代撰写了《清韩论》,首次从国际法的视角,诠释了中朝宗藩关系的特质,从法理上辨析、论证朝贡国与属国的不同,指陈朝鲜之于中国是属国而非藩属,强调属国自主,宣扬“清韩两国论”“清韩平等论”“朝鲜独立论”,揭批清朝中国干预朝鲜内政外交的无理性,肯定朝鲜追求独立自主的正当性。因其主张契合了当时日本侵朝政策的需要,故大受追捧,在日本出现了较为短暂的“德尼热”。随着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吞并韩国,德尼及《清韩论》研究在日本陷入低谷。直至21世纪初,德尼与《清韩论》再度成为日本学界的研究热点,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在研究领域、史学观点等方面存在深化、商榷的余地。

摘要： 高密县地处山东半岛胶莱谷地,河流众多,暴雨时易遭水患。清末德占青岛之后,筹筑胶济铁路。铁路勘测和修筑至高密时,因铁路为东西走向,而当地河流为南北流向,百姓认为修路会抬高路基、影响泄洪,于是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阻路运动。铁路勘测时,百姓拔掉路标,要求改路,但该诉求被地方官以偶发冲突为由遮蔽。筑路开工后,民众群起阻路反洋,提出改路、多筑涵洞等要求,清政府居中缓和,一面劝谕百姓、听从诉求,一面与德人交涉。袁世凯与德人谈判定章,使德人同意部分改路、多筑涵洞。山东省也拨银五千两疏浚河道。百姓的反抗取得一定成效,但民众反抗活动遭到德人镇压,付出了殒命数百人的代价,未能解决筑路带来的水患问题。高密事件此前被视为义和团运动的一部分,实际上高密事件与义和团运动在斗争目标、组织方式、清政府对其定位方面均不相同,其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截然不同。

摘要： 光宣之交发生的“陈璧案”,与当时的派系斗争大有关联。载沣将时任邮传部尚书的陈璧革职,不仅意在打击袁世凯一党的势力,且有削弱奕劻权力的意图所在。此外,陈璧与载沣之间不合、陈璧平日屡屡揽权的做法等因素,也导致了载沣对他的罢免。不过,由于查办大臣避实就虚、诸多官员求情以及陈璧本人窜改档册等因素,影响了载沣对陈璧的最终处置,并因此遭到民间舆论的讥讽与抨击。载沣欲以言官之力打击权贵要臣,以达到整肃朝纲的目的,可言官的滥参成风不能不使他有所顾忌,其整顿吏治的效果也就难惬人意。

摘要： 据史料记载,一百年前的民国三年(1914年)12月23日,农历冬至,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前往位于北京南部的天坛,举行了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的首次(也是最后一次)祭天大典.袁世凯的这次祭天活动,不仅当时即受到置疑和批判,也被后代史学家认定为是对民国以来民主共和思想的反动,更被视为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前奏、先声.不论是严肃的史学专著,还是通俗性历史读物乃至中学课本,每每讲到此事往往都会插入这张流传甚广的照片以为佐证.不少流传甚广且颇具权威性的近代史图册中,此照片更是必录的重要历史影像.

摘要： 袁世凯在清末民初致力于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许多有利的条件,主要表现在重视经济人才、广开利源、发展工业,强调经济的发展环境.袁世凯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清末民初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摘要： 袁世凯在传统观念之背景成长，在民国初年在实行共和与否抉择上分道扬摭。辛亥革命后，中国成为军阀天下，加之列强利益瓜分，日本对华野心，以及自晚清以来各种国内问题，其由来并非一朝一夕。若把当时局势单纯归疚袁世凯，无助深入了解历史现象，以及背后脉络。袁称帝行为背后，亦代表当时部份人对共和投以怀疑目光，仍然怀念帝制，把共和视之为帝制变体。这不只是牵涉参与复辟运动者，更广泛相关带有旧观念之人，即是其思想并未因民国成立而建立新式价值观，仍然保持帝制观念，却生活在共和体制内的民众。袁在历史上之罪在不赦，只在他宣誓做了中华民国的总统以后，依然要掉头来做皇帝这一点。袁世凯籍其深厚军事及政治实力，成为民初无冕之君。他对共和政体有太多不了解，在二次革命过后，更深觉共和制不适于中国。袁正式就任总统后，内阁如走马灯般不断变换，议会毫无政治作用而沦为争执场所，政权力不断受到各方势力左右，总统制从西方传入前无先例，一切有如邯郸学步。民国成立并未为中国带来富强，反而较清代更混乱贫弱，整个中国四分五裂，地方各自为政，无论政治、文化、社会均失去重心较摇晃不定，总统地位虽高却未能如皇帝般能直接行使权力，袁终试囹借皇帝之名，以求建立一核心以重新治理中国。由始至终，共和只是一种达成目的之手段，袁从未想过成立中国华盛顿，只有皇帝制度才合符中国需要，君之思想体系仍为其主要脉络。从袁接受帝位的一天起，中国就处于总统与皇帝并存，但既非中华民国又非中华帝国的混乱时期。这种情况早在清末民初时期就出现，只是当时君以总统之名冠于中华民国再加之中国。国家观念对袁世凯而言，是新生事物，国家是个人之扩充，仍建基于少数之上。作为生活在时代之中的人而言，必然受到个人所接触的事物所影响。所以袁称帝是旧时代执政者必经之路，在此之前朝代更替莫不如此。争权、借钱、扩军为实行理想的手段。故以今日价值观出发，袁世凯无国家概念，然而在当时已有始步认知，并以一已之力，为国家而献身。

摘要： 本文研究的重点是晚清政治权力机构的两个主要的决定性因素：(1)帝国主义对国内的影响；(2)中央、省级政府与地方精英层面上不断扩大的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笔者的研究对象是分析袁世凯作为晚清官员所拥有的权力，特别关注他担任直隶总督和1901年到1909年在北京担任要职期间的生涯。和李鸿章和张之洞这些上一代参加自强运动的老牌政客不一样的是，袁世凯对正式的政治思想问题不太感兴趣，也不太敏感，这在其仕途生涯中证明是一大致命弱点。尽管袁氏可能是其同代人中最有效率的改革管理者，他的解释总是简洁而乏味。作为重视行动而又沉默寡言的人，袁世凯最关心的是手中权力的大小。

摘要： 袁世凯是清末重臣，对于清末政局的影响非常巨大。袁世凯的政治生涯中，有三件大事与他密切相关：即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在这三件大事中，袁世凯的心理、观念和作为对于时势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属于身不由己，清末新政中袁世凯的表现是属于假戏真做，而辛亥革命期间袁世凯的作为则属于静观其变、浑水摸鱼。结合清末民初的社会现实，对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及其心理进行分析，可以加深对于袁世凯本人以及这段历史的认识。

摘要： 百年来,袁世凯一直被很多人视为民元"北京兵变"的主谋,然而却没有一条可信的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相反,有许多材料能够证明这种说法不能成立,却不为研究者所重视,或在解读方面存在严重问题.透过这些材料,可以看到,清帝逊位后,由于全国舆论几乎一边倒地反对迁都南京,南方被迫做出重大让步,不但表示不排斥以北京为永久首都,而且在欢迎专使蔡元培与袁世凯会谈时,又主动撤去了要其承认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的议题,因此,袁已经没有了为争都而策划兵变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而在南方坚持的南下就职问题上,袁一开始就表示"极愿",但由于北方人心未定,加之袁对于南方的底线尚不清楚,故又表示难以即刻动身.随着双方函电往返和人员接谈,袁对南方的妥协态度有了清楚的了解;东三省宣布赞成共和,大大缓解了袁南下的后顾之忧;袁又急于实现统一,于是着手安排南下行程.然而,袁周围的人并不能像袁那样站在南北统一的全局和高度来看问题,他们担心袁南下会损害其既得利益,故而极力反对,导致袁在确定留守人员时遇到了困难.袁的长子袁克定并与袁的亲信曹锟等密谋发动了兵变,以恐吓欢迎专使,阻止袁南下就职.兵变后南方被迫同意袁在北京就职,袁因此成为兵变受益者,但由于兵变失去控制,蔓延至津、保等地,袁在国人及外交团心目中的威望也遭受重创,并影响到了新政府的借款计划,从而使新政府建立之初在财政上遭遇极大困难。

摘要： 在以北方政府和南方革命党人为主导的典论大战中，袁世凯或为“手创民国”的功臣，或为“叛国违法”的元恶。无论褒贬，袁世凯作为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作为帝制自为、破坏国宪的逆贼.已成为南北论战中的一个政治符号。这个符号，或服务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的政局，或效劳于政治改良、社会革命的宏图.

摘要： 在清末济南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袁世凯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他不仅仅在任职山东巡抚时期首开山东新政,在济南实施一系列的现代化措施,诸如创办山东大学堂,设立商务局等.更为人称道的是,1904年他与巡抚周馥,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将济南开辟为自开商埠,并对济南商埠的建设、发展给予多方面的支持.袁世凯对济南城市早期现代化,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摘要： 周馥是清末一个成功的改革派官员.他的官场生涯极大的依赖于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支持.尽管周馥非常有能力,但是如果没有李鸿章和袁世凯做靠山,他是无法爬升到如此高的官位之上的.1902年,当袁世凯让周馥接替他担任山东巡抚之时,袁世凯已经宣布了其改革方案,要使山东首府——处于山东中心位置的济南——实现现代化.周馥实施了这些改革方案,并且做的比这些计划更多:他建立了一个完全由中国人管理的特别商埠区,供外国人居住和经商,而中国的管理当局则提供现代的公共服务,包括可靠的市政管理和警察系统.周馥很好的制定了他的计划,在他于1904年离任的时候,这些改革计划所带来的最初的发展动力,已经使济南成为一个不同寻常的城市:一个由中国人控制的城市发展计划的中心.作为一个个人,在很多方面,周馥都是他那个年代中清末官员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忠于满清政府,以成功的镇压国内的起义和叛乱为荣,致力于实践朝廷所认可的是松明宋明理学,并且也乐意接受西学为己所用,特别是在军事和技术领域.在李鸿章和袁世凯的领导下,周馥的工作进展顺利.周馥作为一个成功的新式官员脱颖而出,他的专长在于能够在中国引进西式的技术和制度,他只是缺少一个正式的教育学位.事实证明,周馥的成功并非只是个人的成就.他的几个儿子,特别是周学熙,延续了其父亲的行事风格直到1920年代;而周馥在济南的成就,则使得在其后的数十年中,济南的官员和民众共同致力于将济南变成一个发达的现代城市.

摘要： 清末民初,中国边疆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外蒙、西藏两地几乎同时爆发“独立”的浊流,民国政府对两地采取的政策可以说既有关联又有区别,本文试图从综合考虑民国初年西南边疆与北方边疆的局势入手,对当时的边疆问题和边疆政策换一个角度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