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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馥与济南自开商埠后的城市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周馥与济南自开商埠后的城市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 召开年:2010
  • 召开地:济南
  • 出版时间: 2010-10-13

主办单位: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山东师范大学

会议文集:周馥与济南自开商埠后的城市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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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在近代史方面,学术界很少有人关注和研究周馥与韩国的外交关系.周馥作为李鸿章的左膀右臂,始终坚持"朝鲜乃中国属邦"的原则,在中美商定"朝美通商条约"以及甲午战争期间,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1910年韩日合并后,大批韩国义兵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和俄罗斯滨海地区进行了反日救国斗争.在关外,大量韩国抗日团体加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联游击队,与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在关内,许多韩国抗日团体不仅加入到中国国民党领导的国军队伍与日军进行了艰苦的武装斗争,而且加入到中共产党队伍里,与共产党人一起经历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以及两万五千里长征,最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1945年后,更有数万韩国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投入到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以及大西南剿匪等国内解放战争,为建立新中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 摘要:人们对发生在一个多世纪前席卷中国北部的义和团运动,至今记忆犹新.学术界大多关注这场运动的起源、过程及其影响,忽视了动荡后社会秩序的稳定与重建.随着八国联军的入侵,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动荡后社会秩序如何稳定就成为地方官员所面临的头等大事.时任直隶按察使、布政使的周馥以稳定直隶地方秩序为首任,不仅致函教堂要求传教士严加管教教民,而且还出示告示谕民、对查案委员有专门的说帖、对所属各州县也有具体的要求等,体现出周馥在动荡后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的努力和基本思路,即对教民平民平等对待、教堂地方士绅双方共同努力、派专人办案、推行保甲制和剿匪等.事实也证明,义和团后的直隶地区是比较稳定,显然这与周馥推行的措施是分不开的.
  • 摘要:清末新政,推行教育改革.乡绅多有捐产助学之举.但中国宗法制度并未废除,乡政举措,常受此牵制.晚清乡民教育急待改进,特别是科举制度废除前后,新学制推行需要大量经费投入,民间捐资助学是其中重要的途径。文章详细介绍了周馥和吴芝瑛的捐款助学事件,以及与安徽巡抚在捐产助学上分歧。
  • 摘要:周馥从一个监生做到督抚的高位,在满清一代,确属绝无仅有.其中固然与其非凡的智慧和才能有关,但是他交游的对象无疑对其仕途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自太平天国运动开始,他即跟从李鸿章办洋务、内政、外交近40年,深受李鸿章信任,成为跟随李鸿章时间最长的幕僚.对于周馥的努力和付出,李鸿章也及时予以回报并多次保荐其升职,周馥在李鸿章生前就已做到了四川布政使、直隶布政使的位置.周馥也知恩图报,对李鸿章忠心耿耿,不管是帮助李鸿章治理河患、筹办海军、路矿等困难时任劳任怨,就是协助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议和等不光彩之事,他也从无怨言.两人能够保持如此密切又长久的关系,不简单是幕僚同幕主的支持和服从,两人之间乡谊关系应该占了很大比重.对于周馥来讲,能够进入同乡李鸿章幕府,既能解决经济问题,又能为日后入朝做官创造了条件,同时又通过实际事务的磨炼增长才干.对于李鸿章来说,通过乡谊和地缘关系,把安徽省的人才笼络到自己身边,能够壮大自己的势力和巩固政治地位.正是在李鸿章幕府时期的经历,使周馥积累了丰富的从政经验和人脉资源.他与袁世凯的堂叔同在李鸿章幕府中做幕僚且关系较好,后与袁世凯的嗣父在两广总督马新贻手下短暂共事.无论从年龄、资格、职位各方面说,周馥都是袁世凯的父辈.当袁世凯因科举无望而转向军功之路时,周馥曾推荐袁世凯进李鸿章幕府,后袁随淮军将领吴长庆赴朝鲜时,又对其呵护和关照.袁世凯对周馥也很尊敬,在电报中对周馥以"玉山大伯大人阁下"相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委周馥率领营务处开赴前线,命袁世凯协助.这是周馥与袁世凯共事的开始.周、袁二人在东北前线半年的合作,备极艰苦,但相当默契而周详,并不时书信往来,从世交变成知交.袁世凯担任山东巡抚期间,周馥将其小女儿嫁给袁世凯的八儿子,两人结成儿女亲家.联姻后的两大家族实力更显雄厚,彼此关系更加牢固.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时他举荐周馥担任山东巡抚,后又荐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两广总督.当周馥受人弹劾时,袁世凯积极为其辩护.在清末新政期间,两人积极贯彻清廷政策,使山东和直隶成为新政模范省份.同时,两人还联衔奏请济南开埠和预备立宪.袁世凯对周馥之予周学熙也非常照顾.他主政山东后,即将周学熙带到济南,推荐其任山东大学堂的校长;他督直时,又让周学熙跟随来直隶,成为袁世凯在直隶实行新政最为得力的助手;民国初年,袁世凯当总统时任用周学熙为财务总长.由于有李鸿章和袁世凯做后盾,周馥在担任四川布政使期间,采取镇压义和团和保护外国人的措施,得到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的认可.周馥担任山东巡抚时,李提摩太曾多次拜访,两人曾对基督教在华问题做过深入交流.周馥和李提摩太等传教士能够保持密切关系,这是使山东民教相安的前提和基础,也符合清廷推行新政时对待外人的政策.由于周馥在山东积极推行新政,又能和传教士搞好关系,也使袁世凯有了保举其升职的依据.同时,周馥还和荣禄、丘逢甲、严修等官员保持良好关系.这些社会关系成就了周馥,使其成为清末民初著名的人物.
  • 摘要:1901年1月,清政府颁布了新政法令,拉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周馥作为清末新政的积极倡导者和实力奉行者,积极参与了清末新政,为清末社会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 摘要:在清末济南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袁世凯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他不仅仅在任职山东巡抚时期首开山东新政,在济南实施一系列的现代化措施,诸如创办山东大学堂,设立商务局等.更为人称道的是,1904年他与巡抚周馥,抓住难得的发展机遇,将济南开辟为自开商埠,并对济南商埠的建设、发展给予多方面的支持.袁世凯对济南城市早期现代化,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 摘要:近代以来,由于政局动荡和救济环境的变化,济南慈善机构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大体说来,抗战之前发展迅速,日占期间萎缩,抗战胜利后又得到短暂的恢复和发展.近代济南的慈善机构有官办和民办之分,在组织形式上也有所不同.官办慈善机构的负责人由政府任命,但其组织与政府机关仍有明显的不同,一般都设有监察或稽查人员,有些也设有董事会.民办慈善机构一般实行会员制,建有董事会,董事长或会长由董事会或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董事或董事长、会长一般是有社会声望或经济实力的人士担任.本机构的重大事项须经全体会员会议或常务会议讨论决定.每一机构内根据经费和业务分工设置不同的部所,聘请或招募职员和工人从事具体工作.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慈善机构管理主要是审核、注册和监督.能否注册对一个慈善机构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1929年10月,发展势头正猛的济南道院被查封.此后,道院对外都是以"世界红卍字会"的名义活动,以至于世人只知有"红卍字会"而不知有道院.济南道院直到1935年7月才得以在中央立案,但只能从事公益慈善事业.近代济南慈善机构的经费来源可分为四个途径,即会费、捐款、生产与经营性收入、政府拨款或资助.官办慈善机构以政府拨款为主,其他收入为辅;而民办慈善机构则以会费、募捐、生产经营为主,政府资助为辅.所从事的救济活动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经常性的救助和收容孤贫,二是临时性的灾难救济.近代济南的大部分慈善机构由于规模较小,经费有限,日常业务以扶贫济困、救助孤儿残老等弱势群体为主.只有红卍字会系统的慈善机构是经常性救济与临时性救济并重,既有永久性的慈业,又积极参与自然灾害和战争灾难的救济,几乎涵盖了当时所有的慈善救济领域.近代济南慈善机构有以下几个特点:1、从时间上看,发展呈现出阶段性. 2、从规模和影响来看,红卍字会系统一枝独秀,占据了济南慈善救济事业的大半部江山.3、大部分慈善机构带有宗教色彩.4、大部分慈善救济机构奉行养、教、劳兼施的原则,以培养受助者的谋生能力为目标.5、民办慈善机构是近代济南慈善机构的主体.近代济南慈善机构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这类机构以日常救济为主,是城市济贫扶困、救助弱势群体的主体.第二、部分慈善机构积极参与灾后救济,是整个慈善救济体系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总之,近代济南的慈善事业虽不算很发达,但因红卍字会表现突出,仍有自己的特点,故在近代中国城市慈善救济史应有一席之地.
  • 摘要:同业公会为济南市工商界相同行业的工商户所组成的团体组织,它是随着各行业工商业户的增加逐步建立起来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济南商埠建立了转运、钱业、棉业、车业、运输、木业等同业公会.到1945年,济南市共建立同业公会92个. 同业公会对济南的工商业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 摘要:1905年,胶济铁路通车之后,清政府批准济南自开商埠,其交通状况、经济地位和城市功能由此开始转型.而随着津浦铁路通车,济南成为山东省交通中心和经济中心.便捷的铁路交通使济南成为华北重要商业中心,城市商品流通量增多、商号数量和规模增长,商业区域扩展,其投资者、经营范围、经营方式和服务对象也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济南新式工业在铁路运输的推动下快速发展,但也因为交通因素而出现一系列曲折.手工业则因应于交通条件和市场变化,不断调整自身方向,对于解决城市人口就业和生计,具有重要意义.而随着城市的发展,人口数量和结构也发生巨大变化,特别是学生在城市人口占有相当比例.尽管发展缓慢的济南内部交通与良好的外部交通条件不相适应,对城市发展构成一定障碍,但城市生活的变化进程已不可逆转.
  • 摘要:义和团事燮是清廷、守旧士大夫以及民(罘)等因积怨而酿成的排外事件,最后彻底的失败,其造成的影响包括民族自信心丧失与民族地位的低落,而因之订立的辛丑条约更使中国损失惨重(注1)①.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义和团事燮后中国被瓜分的危机却逐渐趋于缓和.这可以由两方面来谈,首先,从国际背景分析,因列强在华的竸争趋于激化,封立的阵营逐渐形成,由于彼此之间利益的矛盾,使的列强倾向探取保全中国的政策.论者谓此乃利用清廷为傀儡,满足各自的需求(注2)②.从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美国第一次门戸开放宣言,到光绪二十六年(一九00年)第二次通牒,以及一九00年英德协定的缔结和各国的接受,在在显示门戸开放主义由形成至发展,并且为各国接受为一种原则上的共识(注3)③.其次,在经历义和团事燮后,中国民气的坚强使得外人封瓜分中国的观念逐渐消失.
  • 摘要:19世纪中期开港之后,一方面台湾城市沦为列强经济掠夺的据点,被纳入世界贸易网络之中,另一方面清廷日益重视台湾战略地位,并采取一系列新的治台措施,强化台湾非农产业与城市的发展,从而促使台湾城市在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出现重大转变,开启了城市近代化的闸门.本文主要考察开港到日据前的一段时间,开港通商对台湾城市的影响,从经济结构、城镇体系、社会结构、城市建设、文化观念等方面分析了台湾的城市转型..
  • 摘要:本文根据文献资料和实地调查,系统梳理了20世纪济南城市广场发展的阶段、类型及其过程,并简要分析了济南广场变革的社会文化内涵和发展趋势,从而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开埠对济南社会文化的深刻影响和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变革的矛盾处境.
  • 摘要:博物馆作为近代城市公共空间的新型场所,在清末也随西风东渐传入中国.1904年,英国浸礼会为开辟济南教区,由传教士怀恩光在济南建立首座博物馆——广智院,后成为齐鲁大学社会教育科.广智院作为新型公共空间,在设置上充分考虑社会性、教育性、宗教性三重目的,设有展览厅、布道所、讲演室、圣经室、图书阅报室等场所,在展出各类西方先进文明标本的同时,也陈列中国的陋风陋俗模型,并不断变换展品内容,适应时代需要.作为教会博物馆的广智院也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举行宗教讲演、协修会、礼拜等宗教活动,展览与布道密切结合,民众在接受知识的同时也接触了基督教义,最终目的仍是吸引民众参观进而传播福音,这也是其城市宗教空间体现.广智院作为共享的文化资源,不分男女、阶层差别,对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平等开放,并经常举行主题展览与民众教育活动,增进民众公共参与热情,成为济南市民生活的重要场所.事实证明,广智院有利于减弱民众抵外情绪,缓和民教关系,传播西方文明,进而开拓民智,拓展公共意识,特别是对市民社会的孕育有积极影响.当然广智院举办的一系列活动,不可避免存在对中国文化与社会偏见,其展示的西方先进文明,在当时动荡的中国大部分仍难被运用到具体改良社会的实践中,大多仅限于启迪民智、开阔视野层面而已.
  • 摘要:本文对近三十年来济南城市的研究进行了系统整理,分别从济南城市化的原因、城市经济、城市空间包括城市建筑、市政建设、市民阶层和城市文化及城市现代化比较研究等方面梳理了济南城市史学术研究的现状,对这些成果进行了简单的评述.在此基础上,对今后济南城市史应该注意的问题和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 摘要:周志俊是清末民初北方实业界代表人物周学熙的次子,他继承父志,是我国近代杰出的企业家之一,他一生的事业始于经营华新青厂.1920年华新青厂正式投产,该厂从投产之初就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直至抗战爆发之前,该厂不仅生产规模扩大,而且经济效益和经营管理都有很大的提高.到1935年底,华新青厂已由一家棉纺单一企业,发展成为华北地区最大的纺织印染联合企业.然而企业的发展止步于日本侵华战争的爆发,华新青厂几经波折后,最终收归国有.华新青厂能够得以迅速发展,主要归功于周志俊对该厂的经营管理.对于原料,周志俊力求真材实料,创建属于华新青厂的原料基地,并注重棉花的种植改良.对于产品,他不仅注重提高质量,还根据市场的需求,不断增加产品种类,同时还不断拓展销售空间,减少销售环节.在企业管理上,周志俊对华新青厂进行了三次技术管理体制的改革,提高技术管理人员的地位,协调了技术与管理的职能关系,同时他还注重增加技术干部,加强技术管理,并建立了相应的规章制度.在技术设备上,周志俊还十分注重纱厂科技力量的提升,引进当时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同时吸引优秀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在员工管理上,周志俊提出"使工人以厂为家"的治厂理念,提高员工待遇,丰富员工业余生活,以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周志俊还设立了众多教育机构,给华新企业职工及其后代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并加强对工人的扫盲教育.在资金筹备上,周志俊将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自设金融机关,为华新青厂奠定了稳固的资本基础.但是作为一个家族官办企业,华新青厂仍存在一定的缺陷.
  • 摘要: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清政府商业税的主要征收机构是沿海和内地的各榷关.晚清的海关形成了奇特的海关监督与税务司并立的二元体制:后者负责进出口贸易和部分转口贸易的估税,前者负责税款的征收、保管、支解。对于清政府来说,雇佣税务司可以减少其间的贪渎,使关税额有据可查,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还可以利用他们的语言和专业知识减少由贸易而来的争端;而任用后者兼管海关则牢牢的将财政权掌控在自己的手中而避免财政命脉为外人所掌控,也可利用其去处理交涉、缉私等事务。
  • 摘要:青岛华新纱厂自1918年创立,在周氏家族的努力经营下,成为当时青岛乃至全国纺织业的佼佼者.华新纱厂不仅重视生产与创新,也同样重视职工福利与社会慈善活动.在职工福利事业中注重全面发展、以人为本,在慈善活动中努力做到奉献社会、团结互助,这体现了企业和企业领导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周氏家族的企业文化乃至家族精神.华新纱厂在对职工的培训中注重德、智、体各方面的发展,积极鼓励工人学习相关工作技术,广泛进行扫盲提高工人基本文化水平,在道德素质修养方面也力图通过各项活动加以提高,还组织各项文体活动丰富职工业余生活.华新纱厂在职工的生活安置中注重以人为本,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想职工之所想,急职工之所急.厂方为职工提供相对舒适的宿舍环境、免费的医疗诊治、免费的抚恤安葬,并自办华新怀幼院与华新小学校,为职工子弟提供相对宽松便利的教育条件.作为慈善事业的主体,华新纱厂的慈善活动已经不再局限于某一人或者某一家,而是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周氏家族在和平时期通过捐修寺庙、警所等活动尽己所能回报社会,在战争时期更是发挥企业号召力动员广大职工捐款捐物救济难民,成为青岛社会慈善力量的主力军.从青岛华新纱厂的福利与慈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企业的艰难探索与前进,始终寻找一条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道路.企业本着以人为本的管理思路,注重职工的生活品质与内心世界,以开阔的胸怀更加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慈善活动中.在近代中国的动荡时局中,以周氏家族为代表的民族实业家不再局限于家族事业,而进一步开始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青岛华新纱厂的福利慈善活动,体现了一个企业先进的管理理念、一个家族的文化精神、一个民族的探索与觉醒.
  •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了在清末新政实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1904年济南被辟为开放城市,成为该城市向现代化起步的一块里程碑.济南的开放,固然缘起于清政府有关开放通商口岸的指示,但从山东地方官表露的思想看,无疑也是受了德国人经营青岛的启发,有对德国文明"观摩受益"的成分.
  • 摘要:光绪二十四年(1898)自开商埠正式出现,并逐渐代替条约口岸成为清末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形式.光绪三十年四月初一日(1904年5月15日),济南自开商埠正式奏准,是全国第九个自开商埠城市.济南开埠前后其经济发展情况怎样,与中国其他自开商埠城市相比较,其经济发展状况如何,人们的认识与鲍德威先生的《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书中的认识又有何异同.本文从对比分析的视角,对济南开埠后的发展进行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以求得济南在全国自开商埠中的地位的明晰认识.
  • 摘要:周馥是清末一个成功的改革派官员.他的官场生涯极大的依赖于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支持.尽管周馥非常有能力,但是如果没有李鸿章和袁世凯做靠山,他是无法爬升到如此高的官位之上的.1902年,当袁世凯让周馥接替他担任山东巡抚之时,袁世凯已经宣布了其改革方案,要使山东首府——处于山东中心位置的济南——实现现代化.周馥实施了这些改革方案,并且做的比这些计划更多:他建立了一个完全由中国人管理的特别商埠区,供外国人居住和经商,而中国的管理当局则提供现代的公共服务,包括可靠的市政管理和警察系统.周馥很好的制定了他的计划,在他于1904年离任的时候,这些改革计划所带来的最初的发展动力,已经使济南成为一个不同寻常的城市:一个由中国人控制的城市发展计划的中心.作为一个个人,在很多方面,周馥都是他那个年代中清末官员的代表性人物:他们忠于满清政府,以成功的镇压国内的起义和叛乱为荣,致力于实践朝廷所认可的是松明宋明理学,并且也乐意接受西学为己所用,特别是在军事和技术领域.在李鸿章和袁世凯的领导下,周馥的工作进展顺利.周馥作为一个成功的新式官员脱颖而出,他的专长在于能够在中国引进西式的技术和制度,他只是缺少一个正式的教育学位.事实证明,周馥的成功并非只是个人的成就.他的几个儿子,特别是周学熙,延续了其父亲的行事风格直到1920年代;而周馥在济南的成就,则使得在其后的数十年中,济南的官员和民众共同致力于将济南变成一个发达的现代城市.
  • 摘要:清代山东巡抚的行政以第二次鸦片战争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前期的山东巡抚以传统方式行政,诶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山东巡抚在行政中则增加了许多新的内容,这些新内容则表露了近代化的气息,终于促成了周馥时期的自行开埠的举措.
  • 摘要:周馥于1902年4月至1904年11月出任山东巡抚.在此任上,他竭力抵制德国对山东的经济侵略,在获得成功以后,又针对山东经济存在的种种问题,除旧布新,筹办农桑工艺实业,发展新型经济.周馥的经济举措对山东社会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 摘要:咸丰五年,黄河改道,致使运河几失运力,并进而结束了漕运的命运,运河区域的优势也就此丧失.与之同时,黄河水患又给这一区域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山东巡抚周馥以治河为先导,一方面通过筑埝迁民等措施治河养民,另一方面,致力于革新原有漕运体制,以达治河之效,部分的实现了对这一区域的有效管理.本文就以其治河策略为中心,探讨这一时期山东运河区域之治变,并进而在近代化的背景中认识这一时期社会政治制度的变革及影响。
  • 摘要:作为晚清民国北方最著名的实业家族,周馥一家数代人经历了从实业到文化的转换提升.正是在文化理想而非物质财富的不懈追求过程中,这一家族才保持了长久的兴旺不衰.周馥家族几代人的人生经历,大致展示出从农耕读书,到官宦实业,到收藏鉴定,到自然科学与经史之学,乃至佛学,这样一个渐进式的追求过程。从中可以看出家族风气向学术与文化层面转变提升的不易。
  • 摘要:济南地处泰山山地与华北平原结合部,济水横亘东西,济水支流俱发源于泰山山地.史前至殷商,济南地区大型聚落(城邑)集中分布在济水南岸及支流中下游两岸的高台地上.依据传世文献,"历下"一名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春秋为晋平公三年(公元前555年);战国为齐王建三十九年(公元前225年).依据金文资料,"历"最早出现于西周,为历汭之地的一座城邦.依据济南老城内外考古资料,历可能为殷商旧国.结论:济南古城——历城的建城史,从商周之际算起,约有三千年.
  • 摘要:同业公会是中国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普遍成立的新式工商行业组织,它不仅在行业的自治与自律、整合与管理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维护同业利益,促进行业发展乃至社会经济生活的运转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同业公会还是政府进行经济调控与管理的重要工具.因此,同业公会的活动内容与影响常常突破经济范畴而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从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不无作用.
  • 摘要:济南城市空间经历了古代农业城市空间、近代商业城市空间、现代工商业城市空间、当代综合城市职能空间四个历史阶段.其中明代城市空间、清代城市空间、商埠城市空间、工业城市空间、综合城市空间是济南城市职能空间发展历史上的标志性阶段.当代济南城市空间分布存在着许多结构性问题,济南城市空间的规划规模已经在全国处于落后被动局面.在中国科学院叶大年院士指导下,应用《空间城市学》基本理论,经多年研究完成《山东省会大都市区空间发展概念研究》课题,提出了未来30年济南大都市区的空间职能分布规律.本文仅就部分核心内容提出来,以期抛砖引玉,希望能对济南城市的健康发展尽绵薄之力.
  • 摘要:本文主要综合笔者对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心得与成果,试图以较宏观的角度,来观察十九世纪中叶后,中国沿海通商口岸城市(treaty portcities)的历史意义及性格特征,并希望进一步与同时亚洲各地(特别是东南亚与南亚)的殖民城市,略做比较分析。这批亚洲各地的口岸城市,都是在近代西方势力侵逼及影响下开放的,甚至不少是由西方人所建立或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区在西方势力入侵之前,华人或华侨都占有相当的人口数量及重要性。这类城市同样受到西方的冲击,但反应不一,型态殊异。全文前三节,分论:传统中国城市的特征、传统文化的据点。近代通商口岸制度的兴起;主要为笔者以往研究成果的扼要综述。后第四、五两节,则主要参考美国学者墨菲的著作观点,略作论释分析。
  • 摘要:1953年,著名美国学者柔兹·墨菲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上海:现代中国的关键》,指出上海是现代中国的关键,本文对广州、澳门在中国近代化中的作用进行调查,以显示历史上另一段尚未熟知的故事和一幅尚未展现的画面,来弥补墨菲研究中的不足。
  • 摘要:本文不拟对口岸城市进行综合讨论,只是将笔者关于制度变迁史的学习心得,略予以发抒,期请各位学界先进与高明指正.以往关于开埠的研究,偏重于活动(Activities ),众多的研究成果分别从政治史、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其中尤以开埠通商对区域商贸格局及城市景观与功能结构的影响为多。这些当然都是城市开埠史或开埠城市史的一些书写与叙事角度,所论均有重要价值。但笔者则以为,开埠不仅打开一个城市的对外大门,而且标志着一种新的制度建立与运行。
  • 摘要:《马可·波罗游记》所述马可·波罗奉使扬州经过山东的旅程,在冯承钧的汉译本中是:强格里城—中定府—新州马头;在以科姆罗夫英译本为底本的汉译本中是:临清—济南府—东平州.前者不见济南之地名,且冯氏考订中定府应为东平府,后者则明白地点出了济南的地名.由于《马可·波罗游记》版本源流之复杂,译者学识之深浅,出现这样的问题,并不足怪.两种译本关于这一问题的可靠性之高低,也不是可以断然评结的.本文旨在对两种译本进行评述,以期对未来研究提供借鉴,来考察马可·波罗是否到过济南。
  • 摘要:开埠以来的济南城市手工业获得了较快的发展,新行业不断产生,传统行业亦发生了新的变化,使得行业结构和生产结构发生变化.这可看作一种数量性的增长.但是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生产技术却没有得到普遍的提高,有的甚至是十分落后的.这种实现了数量增长,技术却得不到提高的现象,作者称之为低度发展.本文拟对这一现象及其形成因素和对济南经济结构的影响做一阐释.济南城市手工业低度发展的形成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济南城市手工业的资本组织形式,二是市场因素.独资是济南城市手工业主要的资金组织形式,这使得济南城市手工业资金短少,无力改进技术.外来商品像洪水一般涌入济南,给手工业予以严重冲击,使得济南手工业既失去了改进技术的动力,也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能力.这种低度发展给济南的工业经济结构造成了深刻影响,突出表现为由手工业效率低下引起的手工业家数、资本额与产值在济南市工业生产中的地位的极端不对称.但仍不能否认济南城市手工业的经济社会价值.
  • 摘要:济南与青岛,一个多泉,一个滨海,一个是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一个是建置仅百余年的新城,一个传统积淀极其丰厚,一个现代活力四处张扬,恰如老舍先生所形容:"济南与青岛是多么不相同的地方呢!一个设若比作穿肥袖马褂的老先生,那一个便应当是摩登的少女."①把两座区别如此之大的城市放在一起比较,既充满奇趣,又富有挑战.一方面,二者建城历史相差甚远,地位与功能殊不相同;另一方面,二者开埠时间相差不过几年,几乎在同一时间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因而,把济南与青岛放在一个平面进行观察,可以有很多种角度.本文拟以青岛为参照,以游乐空间为例,通过分析水体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来探讨传统积淀深厚的济南,开埠以后现代因素在城市生活中的渗透程度,进而考察传统城市现代蜕变过程中的调和与龃龉、无奈与不足.
  • 摘要:《改良中华杂字》(以下简称《改良杂字》)是民国时期在山东地区流传的一种启蒙识字教材.与其他识字教材相比,"杂字"的重要特点就是将大量日常生活所需的实用知识、经验等编成字数固定且押韵的读物,让学生在识字的同时学到一些生活常识.出于这样的编写目的,其所记往往是当时社会上较普遍存在的现象,故而可以作为研究当时社会生活实态的珍贵史料.本文就对《改良中华杂字》所记录的民国时期山东的城市生活作一初步论述.
  • 摘要:《辛丑各国和约》第十一款规定:"大清国国家允定,将通商行船各条约内,诸国视为应行商改之处,及有关通商各地事宜,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①据此中英双方自1901至1902年进行了商约谈判.在此次中英商约谈判中,赫德被派为会办,但他并未直接参与商约谈判,只是为商约谈判提供了重要的意见,但是在许多重要问题的最终解决上并未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 摘要:本文将借用市民社会概念,对近代济南早期城市化的发展进行探究.市民社会指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独立于政治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后来哈贝马斯引入公共领域的观点,将市民社会的观点发展为除了私人经济领域以外的既独立于政治体系又独立于经济体系的纯粹社会文化体系,即公共领域.
  • 摘要: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民国初年说,"振兴实业,当先以交通为重要","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以铁路、公路、港口为中心的新式交通体系的建立,打破了传统的城市格局,重构了城市的结构和功能.这是人们选择胶济铁路与山东区域城市化发展研究的意义所在.胶济铁路是山东省内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作为近代先进的交通设施,胶济铁路成为推动济南自开商埠与促进商埠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济南自开商埠加速了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济南遂不独为山东政治之中枢,更为山东工商业之要埠.
  • 摘要:济南自开为商埠,设立商埠区,对济南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济南的商业贸易因开埠而获得快速发展,随着中外商贾云集济南和进出口贸易的发展,济南市场与国际市场、与国内重要口岸以及省内外的区域集散市场,建立起了广泛而密切的联系.济南市场的集散功能显著增强,在全省市场结构中的地位随之提高.开埠及其随之而来的通商贸易,改变了开埠前济南城市经济的那种与世几近隔绝、对外半封闭的状态.开埠后的济南逐步成为全省最大的商业中心和农产品集散地,交易范围扩大.开埠给济南传统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济南城市商业的现代化的变迁.自开商埠促进了济南近代工业的发生和发展,济南开埠后,随着市场功能的加强、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以及商品流通数量的增多,大量的机器工业制品涌入济南市场,出现了一批由商业资本投资兴办的工业企业.开商埠使得济南的城市基础设施明显改观,推动了城市的繁荣,济南商埠区已从原来的田野和村郭变为街道较为齐整、设施相对完备的工商业新区.开埠通商也深深影响了济南的教育文化的发展.新式教育在济南得到蓬勃发展,各类新式公私学堂纷纷建立起来.开埠后的济南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文化教育场所.开埠后济南人的休闲娱乐及生活习俗等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浓厚的现代都市气息.剧场发展迅速,电影也和评书、梨花大鼓一样成为济南人文化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济南城市社会的礼俗风尚也因开埠通商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济南的婚姻礼俗在开埠后出现了富有时代特色的新动向,青年男女婚姻自主的观念增强,婚礼删繁就简和新式婚礼开始出现.济南的传统民俗生活也融入了众多外来文化的气息,济南城市的民风民情也日趋多样化,尤其是商埠区和城西工商业区,居民的生活方式明显不同于老城,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生活内容也变得丰富多彩,呈现出浓厚的现代都市气息.相较于大多数发展并不大的自开商埠,济南因开埠通商而获得了较大发展.自开商埠之所以会对济南产生如此积极的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山东地方当局的有识之士能顺应时势而为,不仅倡导自开商埠,而且为此作了充分而有效地努力;商埠管理章程的制定与建设规划的设计方面较详尽合理且符合当地的实际.山东地方当局努力为中外商贾提供便利条件和优惠政策,这些惠商措施的实施,吸引了大批商人来此贸易.开埠后的济南拥有更加便利的交通优势等.便利的交通所带来的大规模的物流和客流,拓宽了商品流通的范围,加快了商品流通的速度促进了济南商业的繁荣和近代工业的兴起.另外,作为省城的济南是军政要人、富商大贾群集之地.这里信息灵通,资金易集,为济南的发展与近代化提供了有利条件.而济南开埠后工商业的繁荣给济南教育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并深深影响了济南市民的休闲娱乐及生活习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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