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

摘要： 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记》中进行了大胆的叙事实验,包括对叙事时间、空间、视角的处理。《新中国未来记》中三维时间体的建构和时间流速的变化,显示出他在晚清变革浪潮中的思想困境和历史意识。小说中空间设定的焦点及散点背后也颇具文化意味,反映了近代都市的发展及近代文人“走出去”的世界意识。此外,小说有四层叙述者,多重隐身叙事者与现身叙事者并存,梁启超的自我主体性十分蓬勃,展现出对叙事的强大介入力,用以宣扬己见。通过对《新中国未来记》叙事策略的考察,可以从文本层面揭示梁启超文学正在努力摆脱传统叙事话语,走向世界文学领域的新特质。

摘要：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对佛学产生兴趣,又曾与谭嗣同、夏曾佑、宋恕等相互研治佛学.一般学术界注意到梁启超的佛学价值都疏于其在梁式教育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对其社会价值的深入研究还有所缺憾.梁启超的佛学思想所秉承着中国传统伦理与西方自由民主精神,以佛学为由通过中西方文化对现实问题提出一套个人的见解.梁氏的佛学思想在教育观的应用包括热切倡导新民意识,以培育新民为教育目标;融入佛法于社会教育中;致力弘扬无我理念并推其为最完美的人生观.质言之,梁启超是在吸取佛学精华后同时融入他人佛学理念,贯通儒释与近现代西方进步文化,形成以治世、救国、育民为根本关怀的价值理念.

摘要： 梁启超对卢梭思想的理解经历了前后不同的变化,从盛赞卢梭为“医国之国手”,到后来的颇多微词,并全面转向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对于这一变化,现有的研究或从梁启超的美国之行进行分析,或将这一变化与梁启超短暂的革命倾向进行关联,客观来说,这些因素可能对他思想的变化有一定影响,但这种影响不应被夸大,更不能说成是主要原因。梁启超对卢梭思想理解的前后变化,是多方面促成的,而他对民族主义思考的深化应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更确切地说,这一变化反映的是他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意识的民族主义化进程所做的重新思考与理论选择。

摘要： 研究梁启超的美学思想,既要有厚实的古典美学理论基础,又要有近代西方哲学美学知识的广泛涉略,同时还要有对近代政治社会发展基本脉络的清晰认识。莫先武博士恰好具备这三方面的条件,他读了两个硕士,一个是文艺学,研究“现代意境理论的生成”;一个是法学,研究“行政主体特权的法律控制”。

摘要： 梁启超学习了康有为的书法理论,但又与之相区别。他提倡高古浑厚的六朝碑,细化了北魏书法的分期,谈到了康书未曾细究的东魏、北齐与北周书法,还进一步运用时势造书风的规律从事书法史的研究,并对阮元《南北书派论》予以认可。此外,梁启超在奉行康有为以形式为主的审美的同时,还对传统的“个性的表现”予以认同。其所谓“线的美”“力的美”“光的美”则显然受到了西方艺术创作与理论的启发,预示着新的书法美学理论的诞生。

摘要： 谈中国近代史学的演变,总绕不开梁启超,尤其是他的《新史学》,对传统史学所带来的震荡效应,至今余波荡漾。吾国史学在经历近代百年的变化,此一吸收与反思的过程中,究竟所谓“新史学”的观念带给中国近现代史学何种面貌?又产生了何种影响?这是值得吾侪深思的大哉问!梁启超及近代史学的前辈们,无论直接或间接引进欧美、日本的近代史学方法与观念,其目的均在借异域之学改造旧史,以达其所谓之“新”。然而,在新、旧二分法下,往往是以西方史律衡绳吾国旧史,如此关照下,旧史仿佛“镜中之妖”,史家本人于镜中观看到的,是支离破碎的旧史,绝非传统史学的原貌。梁启超的学术思想素以多变著称,其史学的变化深受时代环境及知识来源的影响。本文非全面性检视梁启超史学的研究,反聚焦在其“新史学”倡议下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如采进化主义观点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对史学定义的游移与多变性以及向传统史学的复归等议题。梁启超史学的诸议题,提供我们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多元想象。

摘要： 今人在考察梁启超“新史学”与民国新历史考证学时,多将梁启超重通史以求致用的思想与新历史考证学派偏专题史以求真的理念加以比较,强调二者之“异”,隐蔽了梁启超“新史学”中“求真”的一面以及新历史考证学派“致用”的倾向和对“通史”的追求,以错位的参照系人为制造了学术发展脉络中的“断裂”与假象。梁启超不仅对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新历史考证学派个人治学产生了多维影响,而且开启了此派拓展历史研究领域、扩大史料搜集范围、注重多学科方法治史的面相,体现了学术的渐次推进与内在理路。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整体历程来看,无论是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还是民国时期兴起的新历史考证学,二者走在同一条大路上,均以西方新学理为利器,并从中国传统学术中提取“科学”资源,借此推动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

摘要：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报业巨子,其一生在报刊研究和发行上倾注了大量心血。作为新闻人,他竭尽所能,将其接受的新思想广泛传播以达政治宣传之目的。他所创办的刊物皆以政治为中心,以“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为原则,对新闻从业者提出了“五本”“八德”的要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梁启超的一系列办报活动彰显了救国爱国思想;其不断开创的新理论、新思想,为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启迪了当代新闻事业的发展与创新,至今仍有较高价值。

摘要： 梁启超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是当时著名的报人,他的政治思想贯穿于他的办报活动。政治上几经沉浮,他的思想亦在不停流变。其思想流变,不仅体现在他的政见上,也体现在他的报刊活动中。本文运用文献分析法和逻辑分析法,分别基于政治、文学和新闻专业主义的视角,对梁启超的办报活动进行梳理。

摘要： 一百年前,梁启超不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且对其有三个论断。这三个论断是梁启超探索和研究中华民族得到的睿见与核心认识,其价值和意义不可小觑。一百年过去,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三个论断不但未过时,其对中华民族发展前景的预测还得到完全应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这三个论断不仅有助于提升和坚定我们对中华民族发展前景的信念,同时对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中华民族基本特点,仍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摘要： 梁启超的人格品质主要是在寒士家风中形成的.其父推崇"淑身济物",日常生活十分简朴,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起初,梁启超认为父亲这样生活太过苛刻,劝父亲不要太苦了自己,但是,父亲这样回答:"辄教以家风不可坏,而矗然以后辈之流于淫佚为忧也."表明其传承寒士家风,防范子女"流于淫佚"的家庭教育意向.梁启超回忆:"父慈而严,督课之外,使之劳作."深受这种家风家教的影响,他反对娇惯溺爱子女,探索家庭逆境教育,坚持培养子女坚强乐观、积极向上的人格,这里蕴藏着他对子女的智慧之爱.梁启超时刻注意子女在面对逆境时无法顺利应对的情况，及时给予针对性指导，体现出家长的一种教育睿智。启迪当代家长要珍惜与子女相处的每一个时刻，抓住每一个教育契机，赋予子女真正的智慧之爱。

摘要： 本文并不仅止于儒家与佛、道价值体系差异的老生常谈，来阐述儒家传统静坐传统的独特性;也不仅仅依靠儒家审美与道德圆融一体的形而上境界立论，单凭强调其中的审美及感性因素来为这种方法的美育性质加以力辩;将采取更加激进、更具跨越性的论证策略，直接讨论儒家静坐法在中国近现代时期发生的新变。这种新变远不止于技巧或内容层面上的新发展，甚至表现为原来分属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两个思想体系之间的相互生成关系。这两点皆是其内容更加丰富、更加深邃同时更加泥于传统的历史来源—道、释静坐法至今尚未产生的。作为儒家静坐传统流筋至中国近现代时期的标志性人物，梁启超正呈现了这种新变，最终凸显了该传统尚未为当代国人所重视的一种特殊价值—美育价值。

摘要： 近年来,随着《梁启超家书》等文献的广为传播,梁启超家庭已经成为我国广大公民重新注重家庭、家教和家风的典范,许多学者也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宣传.但是,对于梁启超家教所体现的中国"家"文化的意义,现在的涉及和探讨还是远远不够的,许多以梁家为典范的家庭也是不清楚的.有鉴于此,有必要再次强调中国人以家庭培养家庭成员的良心,以家庭教人大公无我.笔者认为,只有在认同这种家文化的基础上,才可能深入理解梁启超之寒素家世、仁智家教和清白家风的核心价值及对人们的启示.

摘要：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文学亦面临着重大变革.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九月,戊戌变法失败,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海外.从社会历史的发展看,变法为了维新,变法失败的原因,也在于维新.在一定意义上讲,新与旧,并非仅仅是对于经济、教育、军事、政治及官僚制度等多個层面的改革或者改良,而是有关宪政乃至整个国家政治体制的问题.在新与旧的较量中,作为领导潮流的先驱者康有为和梁启超,较之传统文人及同时代的一般文士,自然具有更为广阔、更为开放的胸怀和革新意识.但是,为求一身两面,康有为、梁启超既由政治回归文学,又竭力以文学服务于政治.因此,在文学活动上,康有为、梁启超的变革和创新,着眼点却仍在于旧,旧的形式与旧的风格.这就是创始必须传旧的意思.

摘要： 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艺术理论探究中,以"情"论艺者不乏其人,梁启超、朱谦之自觉地在中西文化融汇化合的基础上对艺术进行"情"解.他们二人在西方艺术情感理论的开启下,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重新挖掘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情"的认知,结合时代文化精神,提出了关于艺术感情论的新见解.由于社会身份、生活经验、艺术体验、知识结构、学问兴趣、文化关注方向的不同,二人在对艺术"情"问题的共同关注中,呈现了不同观点和认知.本文拟从对比分析的角度梳理梁启超、朱谦之二人的艺术理论,在审思和判断中,明晰梁启超与朱谦之二人对"情"的认定和至高追求、对艺术的不同认知、对人生的未来设想.在异同分析中,梳理其艺术见解的内在文化理路,阐释其艺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摘要： 作为一代学术宗师,梁启超对中国现代美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重申并深化了中西文化与美学中关于地理与人之性情之关系的观念.地理何以影响人们的性情?何以影响审美?中国古代和西方均有明确的论述.中国古代以唐代魏征等人为代表的关于南北地理与文风关系的认识,法国美学家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与艺术关系的论述,都深深影响了梁启超.正是在中西先贤的基础上,梁启超独辟蹊径,对地理与人的情性和审美的关系进行了独特的阐释,并赋予这一古老的话题以新的意义.在梁启超看来，书法、绘画、音乐都有南北之分，都打上鲜明的地理印迹。就书法来说，北有刻碑，南有书帖。北碑“遒健雄浑，峻峭方整”;南帖“秀逸摇曳，含蓄潇洒”。就绘画来说，也分北派、南派。北派擅工笔，“笔格遒劲”:南派擅写意，“意象逼真”。而音乐由于表达性情的直观，南北差异更大。北乐豪迈、悲壮，南乐轻柔、靡曼。这与他所论文学之“慷慨悲歌”、“放诞纤丽”相互呼应。地理造就了人们的性情，促成了文学艺术风格和美学风尚的形成。地理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如此巨大，为此，梁启超慨然叹息:“天然力之影响于人事者，不亦伟哉!不亦伟哉!”在美学地理学的开拓方面，梁启超的意义绝然不可忽视!

摘要： "阳明学"是日本人独创的近代学科名称."日本阳明学"是19世纪末一些日本人断章取义明代阳明心学的一些原则而发起的一场社会运动,其目的是对内建立"国民道德"、对外在东亚"发挥日本国威".但在此时间段东渡日本的一些中土人士,都曾在日本发现"日本阳明学",以为其是阳明心学在异国日本得以深化、进步、再造的新思想,因而不加辨别的接受之,还将之返销中国.梁启超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日本阳明学"的思潮和人物给予梁启超重要影响.

摘要： 本文通过对梁启超体育的历史价值进行总结，倡导了国民的体育主体地位。开启了体育的国家战略思想。推动了体育在教育领域地位的确立。确立了健康的女性身体观。梁启超从工具理性出发，把体育看作救国、立国、强国的工具，张扬了体育为国家服务的政治功能，而忽略了体育的人本主义性质。梁启超的国家利益至上的主张也抑制了中国国民权利体育权利观念的形成，推迟了国民体育权利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如今，中国群众体育的主体地位仍未得以体现、学校中青少年体质下降、竞技体育领域也因爱国意识淡薄而滋生腐败。重新审视梁启超体育思想的历史价值，对于中国的体育事业改革和公民教育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摘要： 本文从时间的纵向与时局的横向变化的角度来探究梁氏诠孟的言外之意从而窥见梁氏的思想体系.梁启超一生对于孟子的推崇始终不渝,其对孟子的研究与其整个思想体系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但是在对孟子具体的关注面和诠释过程中前后具有明显的变化,早年关注从《孟子》中探索经世致用的政治哲学,而到后期转向从学术和教育上来探讨孟子的思想;对待孟荀关系也经历了"申孟绌荀"到"孟荀并举"的转变;对待社会问题早年受进化论影响较大,倾向于激进主义的社会变革方式,推崇孟子的革命精神,晚期主张渐进主义的方式来推动社会的改良,致力于从孟子思想中探索有利于公德与私德的提升.

摘要： 张佩纶、梁启超均为晚清治《管子》的著名人物.通过对两人关于《管子》研究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动机等方面的比较,并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可以得出,两人尽管在研究方法上有所区别,但均注重《管子》中的治国方略研究及阐发,具有很强的功利性.相比于晚清其他治《管子》的成果,张、梁的《管子》研究很具有代表性.从两人的《管子》研究中,我们可以管窥晚清仁人志士的心路历程及其对《管子》研究的学术动向,同时也留下了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