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

摘要：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问题。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紧紧抓住农民问题,开展土地革命,致力人民解放,最终取得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同样抓住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这期间,许多人为谋农民温饱孜孜不懈,为求农村发展殚精竭虑,为寻农业道路上下求索,有的遭受错误批评亦其心不悔,始终保持了农民的本色和共产党人的初心。

摘要： 邓子恢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整个“农口”部门实际负责人的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从整个“大农业”全局出发谋划整个林业发展,将农林业视作不仅是为国家工业化提供资金和劳动力的重要后盾,而且也是为解决广大农民收入单一困境,并进而改善百姓生活的有效途径。正因为如此,他十分重视农林工作在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并提出需在林业发展与植树造林之间求得某种程度的平衡,而不能只顾及其中一方,实行多种经营,提高使用效率,强调保护森林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同时,木材的采伐、运输和利用既要兼顾不同地区的差异化需求,也要遵循一定的市场规律,合理制定木材价格,科学调配木材存量,特别是得让广大林业工人或农民能够从中切实受益,以此更加激励他们投身到造林、护林的事业中来。此外,设立专业对口的管理机构以及大力培养农林人才干部也是新中国林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

摘要： 20世纪60年代初,福建龙海人在九龙江畔谱写了一曲轰动全国的“龙江风格”赞歌。从1964年2月5日至3月15日的40天里,话剧《龙江颂》为首都各界演出达32场,观众累计39200余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李先念、邓子恢等中央领导.

摘要： 永定暴动:中国共产党于1928年6月在福建省永定县领导的一次农民暴动,是福建历史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的一次群众性武装暴动。土改分田:1928年8月,永定溪南里成立区苏维埃政府。邓子恢、张鼎丞领导全区13个乡、2万多人口开展土改分田工作,他们创造性地提出“抽多补少”的土地分配原则。

摘要： 福安是闽东革命的中心。上世纪30年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陶铸、邓子恢、叶飞、曾志以及本地革命先驱马立峰、詹如柏等人曾在这里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率领闽东人民创建了以柏柱洋为中心的中国南方最后一块革命根据地——闽东苏区。

摘要： 从1962年至1972年去世,邓子恢虽已逐渐远离政治权力中枢,身体状况也大不如前,然而,怀着对中国农民的深厚感情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思考着当时农村和农业中所存在的不少问题,并在实际调查、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相应改进建议或意见,这些也就是邓子恢晚年对中国"三农"问题的思考,一定程度上也是其一生"三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涉及国营农场、农民协会、农村金融、折旧制度等四个方面.邓子恢认为国营农场应当发挥其作为社会主义农业"龙头"的作用,多为国家增产和创汇服务,因此,需要一套较为完善的生产计划和经营方法,以激励广大农工的生产积极性;农民协会则应扮演好为广大农民服务的角色,成为政府动员的重要辅助力量;农村金融则是充分调动分布于广大乡村的信用合作社积极性,为农民实现增产增收提供资金支持;折旧制度则是借助银行、信用社等金融工具为耕牛、大农具等农民稀缺生产物资的永续使用提供有力保障.

摘要： 霞浦县柏洋中心小学地处太姥山岳南麓、霞鼎安柘4县市交界的霞浦第一高峰一目海峰下,位于省定革命老区基点贫困乡一柏洋乡。这里,曾是邓子恢、陶铸、叶飞、曾志、范式人等老一辈革命家浴血奋战的战场,也是霞浦县第一个党支部、“中共霞鼎县委”“霞浦县苏维埃政府”“中共闽东特委办事处”“闽东红军独立师第四团”等红色革命政权成立之地。

摘要：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革命硝烟早已消散,但有些事情是永远也忘却不了的。1932年4月24日,经过紧张有序的筹备,红军东路军在漳州城区东坂后礼拜堂召开漳州工农兵代表大会,100多名代表怀着激动而又庄重的心情出席会议。这些代表中,有中央红军的一些代表,一些观察员,还有地方的,包括各种商会的列席代表。邓子恢和罗荣桓为大家作了振奋人心的讲话。会上,成立了闽南工农革命委员会,推选王占春任主席。

摘要： 1948年10月,河南开封解放。当时,人力车是开封城里的主要交通工具,但干部们认为"一人坐车、一人拉车"太不平等,便规定干部不准乘坐。某天,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三书记的邓子恢,收到来自开封干部的汇报:"我们进城后,老百姓对共产党不了解,不敢再坐人力车;我们的干部怕犯错误更不敢坐。这样一来,就有大批车夫失业。"汇报还提到,人力车业工会派代表到市政府上访,要求发放救济金。市民们也因出行不便大为不满。暗藏的敌对势力还乘机大肆散布各种谣言,制造混乱。

摘要： 邓子恢作为中共党内著名的农民运动和农村工作专家,自中央苏区时期就十分注重农村金融事业的发展,将其视作改善苏区经济民生,调节地方货币流通的重要手段,而在实践过程中也取得良好成效,因此,中央苏区的金融实践也成为中国共产党红色金融谱系的直接源头.新中国成立之后,不论主政中南大区(1949—1952)还是主持中央农村工作部(1953—1962)乃至在生命中的最后10年(1962—1972),邓子恢都非常关心农村金融事业的发展演变,他强调农村金融不仅仅只是一个个孤立存在的银行、信用合作社等机构,而是直接服务于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前沿阵地,既要为前者实现融资的目的,也需为后者提供资金支持,更是担负着与个体私商以及不法高利贷之间争夺民心的重要政治任务,以其方便快捷直接助力于提升广大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信用合作社乃是新时期农村金融事业的主要载体,其发展需要结合党的领导和群众参与等方面,并与国家银行相互配合、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