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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杭州）生活与发展国际会议暨生活品质全国论坛

2011（杭州）生活与发展国际会议暨生活品质全国论坛

  • 召开年：2011
  • 召开地：杭州
  • 出版时间： 2011-10

主办单位：中共杭州市委;杭州人民政府;浙江大学

会议文集：2011（杭州）生活与发展国际会议暨生活品质全国论坛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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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我们"是一个自我的心智的思考,是让从内心更多地体会与别的生命的同体感,是用心体会生命有如此相似的地方.如果从"我"到"我们",来思考生命的一种同体感的时候,这个时代的很多问题,就比较容易解决和找到答案.“我”与“我们”的关系可以小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大到人与国家、与自然、与天地万物间的关系。如果单个团体、国家能以这样的思维方式来考虑问题，而不是只以“我”为本位考虑、处理事情，世界也就不会有这么多矛盾冲突。文化的个性化和共性化的问题，其本质是小和大的融合，也是“我”与“我们”关系建设的问题，从这方面着手研究的意义很大。提出的生活品质，是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要求，而对“我们”的思考，则是从文化、价值观、心智上的重新思考，是化解社会冲突和矛盾的很好的切入点，其中有很多文章可以做。rn “让我们生活得更好”有两个关键词，一是“我们”，一是“更好”。要对“更好”进行解释，并使之标准化，变得可衡量。打个比方，让没吃饱的吃饱，吃饱的要吃好，吃好的要有更高的精神追求。其实文化人从事的工作不管是为了经济效益还是为了文化本身，最终都是为了得到幸福的生活。文化与经济是密不可分的，两者一个都不能少，但最好要有前后的排序，要加以区别。rn 当面对一些艺术作品或文化产品时，内心会产生莫名的震撼和感动，这就是艺术灵魂与人的心灵的对话和关照。它超越了知识，超越了理论，直达内心，这是任何经济形式都无法给予的感动，这就是文化所独有的魅力，也正是所追求的品质生活的核心内容。
  • 摘要：文化创意产业经常出现的一句话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也就是文化创意产业中，产业是它的最终结果，文化创意可能是一个过程，这恰恰与要把文化产业做好是有所违背的。本文认为文化产业跟其他产业有本质上的区别。一般意义的产业有生产者和消费者，但文化产业它是一个整体，作为生产者而言，他在进行文化生产的时候必定有着一种价值尊重;作为消费者而言，购买或收集文化产品的时候，其实最重要是希望能延续、珍藏或者是深化生命在这里面的触动，当这种触动跟经济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它一定会居于优先位置，不然的话，这跟从资本主义角度来看的生产消费的产业就没有任何分别。因此，必须从下面三个角度来关注文化产业这个问题，这些问题暴露得越多，文化的尊严和产业的弱点也就越多，其实这个是从完全的资本社会角度去戕害文化的一个深层内容。rn 第一点是文化的认同。这是文化产业的第一个层次。大家对杭州都非常了解，在大陆城市里面杭州的确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可以一眼识别。杭州不仅仅是风光美而已，杭州也并不像别的城市那样，以同样的模式来推动城市发展，这在神州大地，是极特别的。有非常多的人喜欢日本京都、法国巴黎，因为它们是艺术之都和旅游之都，这种文化识别就像到中国听京剧，到北京吃烤鸭，到日本吃寿司。必须坚持这一点，才不会被淹没在一成不变的经济发展模式中，自我的特点才会被别人尊重。rn 第二点是内容的深刻度。在杭州的城市观光中文化占据很大一部分，文化创意产业也是以文化为主体的。前段时间，台湾办了一个台北故宫展览，有很多旅客过来参观，其中有许多海外侨胞包机来参观。办这个展览的时候，文化的纽带确实是存在的，这就是常常谈的“无言而至”。rn 第三点是文化的神圣性，这是尤为重要的。文化里有些东西是不可被消费的，比如它最基本的宇宙观、生命观。就像到拉萨一样，大家都知道拉萨的宾馆条件非常差，但是没有人批评宾馆差，因为他们觉得这里有一种神圣性，一些哲学家也曾住在那里。台湾妈祖庙也是这样，感受到这种文化是不可被消费的。到最后你会发现文化的神圣性与禅宗是深度相连的。因此，综合以上，在谈文化创意产业的时候，希望它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
  • 摘要：能够参与杭州市"我们的价值观"的建设,确实是一个学习借鉴的机会.过去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作为教育部的重点人文社会科学基地,更多的是研究宏观的、国家层面上的价值观.通过这次会议也越来越意识到,国家层面的社会制度和重大意识形态层面的价值观与日常生活实际上是息息相关的.大家可以看到,作为大问题的价值观往往是来源于日常生活的,而又集中体现着日常生活问题.rn 很多人现在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时，在很大程度上是把两个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对人民的承诺、对历史的承诺、对世界的承诺。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核心价值、政党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应该是先进性的问题。一个城市的价值观也好，精神也好，应该符合这个城市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有些城市的价值观概括得并不成功，因为许多概念化的价值观放在什么地方都有效，没有特点，这一点是非常失望的。杭州市的价值提炼也没必要面面俱到，只要符合自己的特点，就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这就可以了，而且这里面内涵非常深刻，可以作很多解释。
  • 摘要：东西方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确存在很多不同,中国在处理"我"和"我们"的关系时提倡"和而不同",但现实中往往会在两者之间摇摆,有时候倾向于不同,即多元化,有时候倾向于融合,因为实际上"和而不同"是很难做到的."我们"和"我"的关系很难调和,如何才能找到两者的平衡点,维持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rn 有专家提出，公众的参与到底有没有价值?或者说应该参与到什么程度?作者认为公众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目前中国公众参与城市建设、社会建设的程度的确还不如美国，但在中国尤其是杭州已经发生了一些很可喜的变化，地方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涉及民生的决策要征求和吸收民众的意见，这样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民众参与发表意见。构建“我们的价值观”、建立社会共同体，处理好个人“小我”与城市“大我”之间的关系，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找到市民、专家参与城市“大我”的途径，这样才能释放“我”的个人价值，把“我”和“我们”结合起来。
  • 摘要：发展包含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次的含义.对于任何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说,经济上的成功以及文化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从哲学概念上来讲,经济的发展是一方面,一些其他元素的关联,如生活的质量、文化的成功是另外一方面,但是想要精确地测量文化的投入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困难的.从城市建立、发展的历史来看,一座城市的兴起一方面离不开经济的积淀,另一方面也离不开文化内在的渗透.如何处理“我们”和“我”的关系，以及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社会的利益如何整合一直是非常关注的问题。很多人都提到了“和谐”这个概念，作者完全同意杜维明教授讲到的和谐的原则，特别是“和而不同”的理念。完全有可能将哲学传统运用到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当中。rn 当然，价值观也会有一些特殊的、具体的表现。在西方有一个共识性的说法:恶往往来源于细节。有些无关紧要的间题处理不好就会演变成最糟糕的结果，比如说鸡蛋哪头大哪头小，有时候是很难区分的，但有些人偏偏要去区分一下，而类似的细节有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要关注这些被大家公认的基本价值观念和社会规则，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和区分一些具体问题、具体情况。当然，也要有足够的理由说明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这些看起来并不重要的细节。从逻辑的角度来说，你可以归纳，也可以具体化，当归纳共同的特征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特殊情况。
  • 摘要：结合参与杭州的一些工作,从一个社会学家的角度,来谈谈"我们"和"我们"的价值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构建共同体.构建"我们"说到底就是要构建共同体,共同体是理想类型与现实形态的集合.理想类型从某方面来说,就是超级共同体.基督教教义说的"爱主上帝"、"爱人如己",大家都是一家人;中国古代讲的"大同"、天下一家,都是类似超级共同体的表达;张载有一个主张,叫"民胞物与".rn 杭州还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一是要自觉强化“我们”的价值的形成在社区建设中的基础作用。二是政府要努力推进并均衡地位、权力、法律、财力及智力这五方面的支持工作。以财力支持为例，杭州市政府的支持力度在全国范围内是比较大的。但从研究上来说，基础数据上的差距依旧存在。三是加强法律支持力度。讲了很多法治建设的内容，实际上发达国家的很多社区运营得非常好，是因为有一系列法律的约束。邻里噪声怎么治理、乱走路怎么办、乱装修怎么办，这些问题它们的法律都有规定，社区层面都可以操作。在得到法制化的支持后，社区内的居民才会在互相交往中形成规则，在规则基础上才能形成固定的预期，才能达到信任。
  • 摘要："让我们生活得更好"这句话讲了很多年."我们"、"生活"、"更好",都是很平常、很普通的词,但都包含了深刻的含义.现在提出"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延伸开来，是个人与社会的复合、自己与他人的复合。过去讲立足点，往往是两极，要么讲他人、社会，要么讲自己、个人。“我们”的概念，可以作为“让我们生活得更好”讨论的开篇。下一步我们会逐步拓展一些交流，形成“我们”行业、“我们”城市或者“我们”个人、“我们”社区等，通过“我们”去扩展，去连接。让“我们”成为一个基本的立足点;“生活”就是存在方式，“更好”就是追求目标。rn 关于“我们”的讨论是很有收获的。原先“人”的概念."我们”既包含“我”的主体性、个体性，又有“你”、“你们”的客体性、群体性。一方面能通过群体性的法和制度的建立，个人与群体的关系，如决策机制等;另一方面又要有情感的东西,来处理形成互补，形成个体与群体的互动。要么是个体人的问题，要么社会人的问题，现在，“我们”是把两者结合起来，有一个新的立足点。今后行业、社区、企业、院校等不同的群体，可以通过不同的载体和媒体来讨论。内容可从主体层面，延伸到存在方式、目标导向领域，而且会越来越具体，落实到操作，落到具体的各个方面。行业是“我们”的行业，社区是“我们”的社区，个人是“我们”的个人，这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新的出发点。
  • 摘要：本文首先论述了幸福是什么，重点分析了决定幸福与不幸福的关键要素，进而提出“我们”的幸福学是一种“心中有他者”的伦理学。rn 既然生活与发展需要的幸福学是一种“心中有他者”的伦理学，就意味不可能存在只对个人有利、对某一地区或某一国家有利的幸福，也就是不存在一种“自我中心式”的幸福。幸福必须是一种长期的、稳定的、全面的状态，不会是局部的、偶然的、突发的激情或热情。从人民的生活来看，目前联合国多用“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人民经济富足的指标，事实上单以GDP无法显示人民的幸福快乐;因此1972年，不丹前国王旺楚克提出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即“国民幸福指数”的新概念，作为评价生活质量的指数，由于注重精神上的感受，GNH比国内生产总值更全面。相关的幸福关系网络包括心理健康、妥善运用时间、小区活动力、文化、健康、教育、环境多元化、生活的水平、政府的管理等。有关快乐幸福的测量方法，在文献探讨上主要将正向情绪及正向动作作为快乐的测量目标，包含愉悦、投入、关怀等。rn 初步拟议出“我们幸福学”的建构有五个基本方向:第一，以人性、人文为核心的思考;第二，以社会公共善为追求的目的;第三，将培育好公民作为伦理教育的主轴;第四，以“国民幸福指标”辅助“国民生产总值”;第五，以改变现代世界的科技为例，指出幸福学应有的新科技方向，除了延续以节能减碳、生态环保为议题的绿色科技(Green Technology)外，2010年台湾学界开始发起一种基于人性人文的、以人为本的“橘色科技”(Orange Technology)，也就是基于绿色心灵与橘色心灵，提倡从绿色科技到橘色科技的新科技思维。总之，套用中国当代儒者唐君毅(19091978)先生的说法，理想的社群或共同体是“以德行为中心而人文全幅开展”的社群或共同体。
  • 摘要：日本横滨市拥有300万人口,比杭州的规模小很多,但它是日本第二大城市.横滨市是一个富有创新、创意的城市,经济发展也是名列日本前茅.2010年就来过杭州,这是第二次来杭州.对杭州的印象非常深刻,政府的愿景、杭州的生活品质、人民的生活等都印象深刻。看到这里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在保障经济发展的同时如何保持社会的发展和繁荣,仍有很多工作需要做.rn 杭州市应借鉴日本的经验，让市民找到一种归属感，让他们感受到他们是属于这里的，他们是能够参与城市中所有的活动的。这样就确保他们在这个城市当中有属于他们自己的一块地方，这块地方在他们眼中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要有这样的附着感，就是觉得这块地方是可以让他们附着的，让他们觉得确实是属于这个城市，让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当然在这方面政府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在这个方面要提供尽可能多的空间，让尽可能多的城市个体、城市居民参与进来，充分发现他们的潜能，发挥他们的创造性。
  •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国意识形态的主体和灵魂,是维系社会进步与政治发展的内在精神动力.核心价值观要实现其功能,需要实现"价值观大众化",内化为公众的日常行为与政治态度.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成效如何,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基础.杭州市深入推进“我们的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实践，为探索当代社会主义文化体制建设路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n 杭州市委、市政府在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建设上的种种创新，展示了一种独特的共识型治理模式:这一模式注重将政府主体性与社会主体性相互结合，以多元联动、合作共治的施政形式，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概言之，杭州市决策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理念来指导构建新型政府治理机制，这些治理机制在实践中又反过来促进和彰显了核心价值观的人文导向和目标追求。这一颇具特色的杭州经验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rn 1.构建符合现实社会形态的政治社会化机制.杭州经验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在普及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坚定地强调“我们”这一主体。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实践必须从“我”人手，从广泛分布在社会各个角落的不同社群入手，在充分沟通与交流的基础上形成价值共识和政治信仰，这样公民个体才能对主流意识形态持有真正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这正是“杭州模式”所给予我们的最大启迪。当代中国的核心价值大众化工作，应当借鉴杭州市决策层所提出的“我们的价值观”这一思路，以公民个体诉求为基点，以政社之间平等沟通为抓手，以构筑有机生活共同体为依托，在日常交往与公共生活领域里确立符合社会形态的主流价值观。rn 2.从“运动式管理”到“沟通式治理”的转型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实践不仅涉及政治社会化过程，还与政府的社会管理创新息息相关。杭州市共识型治理模式较好地体现了“沟通式治理”理念，施政者在社会管理中尊重社会群体的主体性，以政社联动的方式追求统治秩序的动态稳定。分析至此，我们便不难理解核心价值观大众化之杭州经验所蕴涵的重要现实意义了。当前，如何认识当代中国社会形态，如何重新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社会建设中的核心地位，从而构建更为健康的社会关系，是摆在中国各级党委政府决策层面前的重大任务。杭州市的“我们的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是一种鲜活的核心价值大众化实践，准确把握了时代脉搏，开辟出一条值得借鉴的文化体制建设道路。杭州经验将政府教化疏导与社会参与共建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共识型治理平台为载体，以多元共治为沟通理念，以服务型政府及学习型组织为沟通条件，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获得了新的社会生命力，真正内化为市民的行为原则与价值规范。杭州经验的发展与推广，对提高政治社会化工作效率、增强党的执政能力与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摘要：对"我们"进行多视角、多维度的探讨交流,不仅是杭州地方实践在推动,更是因为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关心的、关于美好社会的设想,这些设想可以从政治的、经济的、哲学的、文化的各个层面来加以论证.教育和社会实践是形成“我们”的最重要途径，因为提高个体感知“我们”的能力是需要训练的。当然，组织的重新设计也已经成为当务之急.rn 一是经济组织的设计，重新思考合作与组织的经济制度应该怎么设计。这是摆在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面前最重要的任务。二是社会组织的设计和建设，怎么来重新设计这样一种人类交往的机制，使其在人的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在整个社会运行过程中凸显“我们”，将无形的“我们”、不能被发现的“我们”转化成为有形的“我们”。三是政治组织的设计，怎么样能形成真正的共有、共治、共享的政治设计。四是法律体制的设计，怎样形成民意和法律公正裁决的一致性，让法律裁决离常识更近、离生活更近。五是个体超越和德性的培养.rn 需要生活来构建一个“我们”，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杭州提出了“和谐创业”，可以通过团结和合作来完成原来的竞争所不能完成的任务，这是杭州正在做的一件事;还有综合性社会组织建设，就是让“我们”变成一个真正的主语，从社会组织层面来完成“我们”的构建。这些重要的杭州实践，补充了一个传统或者一种文明，怎么能够真正地纠正片面认识造成的一种实践上的错误。、告别革命，拥抱“我们”，这是杭州实践的一个本意，也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实验。这是一批抱着理想主义态度的官员、学者，在这个时代提出的重建“我们”的希望，回归到世俗和日常的情感推理中来发展人的伦理。在这方面杭州实践要做的就是把人的常识引向生活实践，探索一个和谐的生活空间。和解而不是仇恨，合作而不是竞争，平等而不是歧视，共享而不是独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杭州的实践体现的一种基本精神。
  • 摘要：杭州这些年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它最初从哪里人手,慢慢发展到今天这样一个局面?它到底有什么基本经验和特征?本文总结了四点:第一点，杭州现在构建主流价值观的实践和探索并不是就事论事的，而是将人、市民和公民的生活及生活品质的提升这一理念作为体现价值观的重要依托。第二点，十多年来，杭州总是从自身的特色出发来推动“我们的价值观”的实践。杭州注重把很多体现价值观的项目与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山水自然资源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所以尽可能从本土的知识当中提炼出一些普遍性的表述，从自然的特色和历史文化的特色方面来构建支撑价值观的项目.第三点，杭州的“我们的价值观”的构建不是单方面由政府提出概念，号召大家参加，灌输给大家，而是各种力量自觉地、有机地、持续地参与各种价值观凝练的过程.第四点，杭州在整个价值观的内化到人、内化到市民的过程当中，所采取的途径、所运用的方式，更多的是借助人的心理感受，借助人与情境的互动，借助一些可视化的项目来完成。包括每年的生活品质点评、各种各样的体验等，都是让人们自己去体会，自己去意会，自己去总结。rn 从这四个角度来看，整个杭州的发展贯穿的价值观，具有演化的特点，具有有机性和生态性。和时下某些非常有影响力的区域发展模式相比，它也许显得非常温和，但是它却很有可持续性，它内部的各种要素具有高度的互补性，它是“长”出来的一种东西，是有“根”的。在深化“我们的价值观”过程中，提炼出能反映整个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效果的价值观，是非常有意义的。除了提得出、说得清、站得住、叫得响，还要行得广。如果对“我们的价值观”以及支撑这个价值观、体现“我们的价值观”的杭州模式再提一点建议的话，我想今后可能要解决五个问题。包括解决区域不平衡的问题;解决人群中的不平衡问题;解决领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解决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稳定问题也需要解决.rn 要从个性化的实践中进一步提炼出普遍的价值和规则，这种价值和规则怎样与目前宏观政治经济体制的要求更加有机地结合，也是摆在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也是需要面对和解决的。
  • 摘要："我们"是一个范围很宽泛的概念.现在已经面临全球化了,虽然很多入对此颇有争议,但是全球化是一个大趋势,"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化的概念.这个全球的"我们"希望实现社会和谐,这也是今天会议的主旨.当前,全球盛行两种思潮,而这两种思潮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是民主思潮,还有一个是自由市场思潮. 两种思潮在当今社会问题上的反映，也是从某个角度对“我们”这个概念的探讨。“我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如何建立社会信任的问题。rn 因此，如何在政府和公民之间重建信任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前邻里之间有很多沟通，现在邻居之间好几年不碰头，你甚至不知道你的邻居是谁。所以，社区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消亡了。而外来务工人员如何融人城市的问题更加突出。当然，现在中国政府也是做了很多努力。杭州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的努力，对“我们”的构建能够自然而然地积累起社会信任。杭州实行免费开放西湖、推出公共自行车等，都是重建信任感的有益做法。在构建价值观的过程中，重视社区的作用。社区就是一个共同体，参与社区活动是构建价值观，形成社会合力、凝聚力以及社会信任感的重要方式。
  • 摘要：作者主要研究社会组织,这一两年一直在关注和研究杭州社会治理与创新的实践及经验.在最近的半年时间里,在全国的十几个城市作了一些调研,重点关注社会管理创新.中国社会正在沿着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路径发育和成长着.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有两个值得探讨的概念:rn 第一个是群众社会,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群众社会,而是探索群众路线,通过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用群众的力量来解决群众的问题,这应该是过程而不是目标.rn 第二个是人民社会,这也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概念.杭州在实践探索中逐渐建构起一种社会管理创新的平台，形成了一种可称为“共治”的机制，达到了多方参与和共同治理的目的。做了关于这方面研究的七八个案例，深感杭州的主政者们一直注重推进不同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在这个过程中努力化解分歧，消弹对抗，协商互动，最终达成共识。这是一种主体性的回归。更准确地说，这是主体性在互动的张力中探索达到的公共领域。这样的公共领域中包括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的主体，如企业、政府、行业协会、公益组织、媒体，以及学界和社会精英，也包括外来人口。杭州搭建的这样一种参与和共治的平台是积极开放的，其中也包括通过媒体形成的圆桌会议和网络平台，在这样的平台上，进出是自由的，讨论是开放的，参与是平等的。这是一种积极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党和政府也成为主体之一，人民包括了阶级性，公民的概念超越人民的概念之处在于它的全民性，这就是今天会议主题所用的“我们”的概念。“我们”是公民的概念，它放大了群众，放大了人民，放大到全体社会成员，甚至还可以放大到人类以外，其他的生命体甚至也可以包括进来。这样一种主体性的空间是无限开放的，因而是具有更高合理性的。所以很赞同“我们”的概念。当然在这个实践的探索过程中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如政党怎么改革，政府怎么改革，等等，这些问题不是杭州自己能做到的，但杭州在实践中已经触及这类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包括朱教授开始的时候说干部已经有这样一种觉悟和认识，这是很难能可贵的。这也是在推进执政党自身的改革与定位.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中推进政治改革和政府改革。
  • 摘要："我们的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在杭州市已经开展一段时间了,杭州师范大学许多师生也参与到"我们的价值观"的讨论、实践活动当中.参与和实践的一些体会和大家作一个交流.rn 第一，如何理解"我们的价值观"这一问题的。杭州市深化“我们的价值观”实践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9世纪末以来，中国千年文化在当代的演绎过程。只有放在这样一个历史的长河中去看，才能理解我们开展这样一个活动的历史和当代意义。在杭州的“我们的价值观”的实践和提炼过程当中，存在着一种模式，这一模式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杭州的深化“我们的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和它的价值提炼过程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灌输过程，而是一个群众广泛参与，政府、社会良性互动的过程。第二个特点是深化“我们的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的基本内涵是非常清晰的，非常具有指向性，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同时在词语的提炼表述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开放性的特点。第三个特点是杭州开展的“我们的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并不是为了提炼而提炼，而是紧紧围绕着小康社会建设的生活品质诉求，规定“我们的价值观”的基本内涵，这个内涵是“让我们生活得更好”，而不是一个纯粹的形式化的概念。rn 第二个层面上的问题，看看中国的历史，宋代正是一个重新塑造社会价值观的时代，通过观察那个时代可以发现，宋代的知识分子在推进新儒学文化运动的时候，他们不仅注重地方与中央的互动，而且同时注重地方与地方的互动。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非常注重中央与地方的互动，但在地方与地方的互动方面还做得不够。地方与地方的互动在当今时代，它的视野不仅要立足于本土，还要放眼于国际。比如杭州不仅要跟成都或者南京互动，而且更要增进与其友好城市波士顿之间的互动，这样才可能真正实现杭州的文化建设、价值观建设。rn 第三个最终的层面是价值观最终还是要通过人的语言表述出来，通过经典的文本表现出来，所以今后在进一步深化“我们的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过程中，如何形成新的经典，如何恰当地提炼出核心概念，仍然是值得讨论的。在中国千百年的政治智慧当中，中央很多的政策、很多的指令并不是完全由中央来决定的，常常是地方经验的中央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杭州开展的有效工作，构建有意义的价值观，同样能够做成既是杭州的，也是全国的，甚至是世界的经验。
  • 摘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特别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rn 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过程,贯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领域,体现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各方面,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这为杭州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指明了方向.rn 推进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化、大众化，对于促进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认同，增强广大市民群众的理解力、感受力和凝聚力，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将进一步深化“我们的价值观”的探索与实践，以提高文化自觉为指向，不断创新内容，创新方式，创新载体，深入推进核心价值体系的时代化、大众化，努力为杭州富民强市、社会和谐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文化条件。
  • 摘要：探索、坚持和实践全社会共同信奉的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今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选择,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文化和价值观建设的必然途径.纵观全球,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重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以中国邻近的若干亚洲国家为例,越南、朝鲜和缅甸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印度尼西亚的"Pancasila"和马来西亚的"Rukunegara"等,均是其国家意识形态核心的价值体系.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战略命题,同时构成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任务和根本使命.rn 杭州"我们的价值观"实践是在建设学习型城市过程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土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具体表现,它不仅是一个响亮而有标志意义的思想动员,更是一场地域价值观重塑的社会实践.在构建学习型城市的过程中，杭州市委、市政府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努力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本地本市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资源，把城市的硬件建设和软件建设统一起来，把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统一起来，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统一起来，把科学价值培育和人文价值培育统一起来，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建设具有杭州特色的“我们的价值观”的人文精神发展目标。“我们的价值观”反映了公共性、自觉性和指向性的统一，反映了事实与价值、目的与规律、知性与理性的统一，反映了杭州人民的价值自觉、价值自信和价值自强。rn 善于激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参与热情人民群众的参与、支持是事业成功的保障。只有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尊重，并在活动中得到充分的发掘和激发，他们才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活动也才能获得最充分、最丰厚的力量和最有力的保障。通过广泛发动和千方百计的组织调动，“我们的价值观”活动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不论是民意投票，还是主题活动，成千上万的居民积极参与，热情支持，显示了杭州人强烈的主人翁意识。rn 善于发掘利用和整合方方面面的资源.善于发掘利用和整合方方面面的资源是杭州“我们的价值观”学习教育活动成功的经验之一。在“我们的价值观”概括和提炼的主题活动中，组织者在思想内容上承接了杭州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底蕴，在主体运作上发动了杭州市民的广泛参与，在实践支撑上提供了坚强有力的资源保障。人力、财力、物力和智力的有机融汇和有效整合，保证了“我们的价值观”活动的实效性。
  • 摘要：围绕"社会信任与社会治理"的专题,已经恭听了在场多位著名专家学者的发言,深受启示."社会信任"问题的缘起有位来自美国的教授提问说,为什么你们要讨论社会信任,讨论如何建设社会信任?谁是"建设"的主体,是政府还是公民?为什么要提政府"鼓励"社会发展,是"社会"没有自己发展吗?能不能让"社会信任"自然而然地生发,让公民主动地参与建设,而不是"有意图"地自上而下地鼓励?这样的提问确实能很有效地思考杭州社会治理的现有"基础",包括社会业态、生态、心态的自然现有基础.换言之,杭州的城市社会信任应该不是完全没有,而是现有的信任有所欠缺和不够,不足以应对新的社会发展速度和新的社会矛盾状况.rn 那么如何建设“我们”呢?一方面要有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要有合理与合适的建设机制。关于价值观，应围绕“和谐”概念进行不断的针对现实问题的讨论，不要把价值观仅仅说成是一组固定下来的关键词和可以刷到墙上去的标语口号，不断的公共性讨论才能对“我们”的价值进行建设性的公共传播，否则就可能是陈旧、失效、一厢情愿的“宣传”了。关于合适的建设机制，应该是政府层面自上而下和大众层面自下而上的“双管齐下”和“众人拾柴火焰高”。也就是需要政府和大众都有所作为，共同参与建设。其中自下而上的建设，由于是从无到有、完全在空白基础上开展的，尤其需要政府给予适当扶持。比如要不断开拓新的公共平台和新的交流空间。rn 台湾佛光大学艺术研究所所长林谷芳教授的思想和观点，谈到文化创意产业里面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国在强调建设经济大国的时候，担心文化会被边缘化，但是当中国提出要大张旗鼓地建设文化大国的时候，又担心文化会被过度市场化，而达到适得其反的效果。所以林教授说文化建设要建设文化的深度和保护文化的纯度，要保持文化自身的神圣性，即强调高层次的文化是不能用来消费的，是不能用发展经济的模式来发展和获得的，对此，我非常赞同，心悦诚服。希望能以这样的高标准，遵循文化发展的自身规律，共同努力将杭州的文化建设得更多元和精彩。
  • 摘要：为什么今天重新提出"我们"的价值观?现在讲的"我们"跟以前讲的"我们"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是非常强调群体的,有的学者称之为"群体主义文化".新中国成立后,建构的价值观是"集体主义",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能讲"我们"或"大我",不能讲"我".有时候讲到"我",也只是一个卑微的、必须不断"斗私批修"的"小我".rn 那么，如何重塑“我们”的价值观?前面很多专家讲到要增进认同感，对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对国家、社区的认同感，这是重塑“我们”价值观的基础，也是一个目前鱼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但这也是重塑“我们”价值观的一个难点，特别是在传统文化尚未完成现代性转变的情况下。从杭州的实践来看，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增进公民参与。通过综合考评搭建了一个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的平台。早在2000年的时候，杭州市就开展了让人民群众来评议政府工作的活动，叫“满意单位、不满意单位评选活动”。发动社会上九大层面的近15000名代表，对党政机关各个部门的服务态度、服务效率、服务质量等进行投票，每年评出满意单位和不满意单位。2005年，又把满意、不满意评选和以往对各单位工作目标的考核、领导考评结合起来，实施了综合考核评价。在这个综合考评当中，社会评价占了50%的权重，这个权重非常大，体现了综合考评“让人民评判、让人民满意”的核心价值。将收到的社会各界意见、建议都在上万条。对这些建议、意见，组织专人进行系统的梳理分析，形成一个年度社会评价意见报告，为市委、市政府下一年度的施政提供民意依据，开发布;真研究，同时，把上万条具体意见分解落实到各个相关部门，并向社会公要求他们认积极整改，对其中社会关注度高、群众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必须列为重点整改目标，向社会公示，年底时还要把整改结果在媒体和网站上公布，让老百姓再评价，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评价-整改-反馈”循环往复的绩效持续改进机制，让参与者觉得这种参与是有结果、有反馈、有价值的，从而吸引了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参与到社会管理和对政府的监督中来，促使政府积极回应民众诉求，不断改进工作，及时有效地去解决民生问题。
  • 摘要：对"我们"这个概念也很感兴趣.作为一个哲学研究者,研究的对象并不局限于某一特定地域的特定事例.中国人喜欢使用代词,但在使用方法上和西方有一些差异.在英语中,对于"我们"这个词的定义不是很清晰,"我们"是一个代词,需要有参照物.“我们”是美国宪法确立的前提。rn “我们”是由一个个个体组成，在“我们”这个群体中，个人价值实现能够最大化。关于个体与其他人、与他所在的社群，及与他身边人的关系，我想引用英国一位哲学家的一段话，这位哲学家叫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很有意思的是，他是一位个人主义者，但他认为当人们感觉不快乐，自身没有价值时，通常是因为他们只关心自己，不关心别人。当一个人既不关心公众，又没有个人感情时，生活的乐趣就大打折扣了。在生命终结时，他们的个人价值也泯灭了。rn 正如密尔提出来的，如果你只关心自己，你只是关注一个逐渐贬值的资产，你可能会对周围充满抱怨。但是如果你能够关心自己以外的其他人，关心“我们”，你将超越自身的价值。rn 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将个人和社群紧密联系在一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杭州市民作为“我们”的一员，能多关心身边的事，也就是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的一员，这个城市将会获得源源不断的动力。大会组织方提供的杭州这些案例非常有意思，加深对杭州“我们”价值观实践的了解。希望刚谈到的从社会到个体，从美国宪法到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介绍，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示。
  • 摘要：当前,杭州在倡导"我们"价值观的活动.之前,提出"让我们生活得更好"."我们"既包含主体,又包含客体,在座各位都是在杭州从事文化创业、文化经营工作的从业者,对于文化产业来说,它包含着个体创造与群体关联、文化内涵与经济运行等互相关系.形成基于"我们"主动关联、特色互补、互为支撑的文化创业生态系统,探索以文化价值和特色来开展文化的经营、运行,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天就围绕"我们"交流与创作话题,分享一下各位在文化创业方面对于"我们"构建和创作的经验.rn 文化是情感性的，文化需要表达和表现。要把个性特色的表现与创业、经济发展、文化内涵相融合。刚刚大家谈得都很好，这就是一种“我们”之间的交流。交流，不仅是思想沟通，也会产生合作成果。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要发挥各自优势，相互支撑，相得益彰，形成一种集群效应。刚才讲了一些具体的项目内容，如文化创意交流网络平台建设等。今后要进一步把虚和实结合起来。比如设计一些具体的项目载体，以具体的项目载体来加深对“我们”理念的理解，从而在整个城市中，进行“我们”价值的构建、“我们”文化的倡导、“我们”创作的推进，推动城市的各行各业都能参与到“我们”的相互支撑、融合发展中来。
  • 摘要：要理解"我们"这个概念,一个共同体意义上的"我们"概念,需要把它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讨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意识之一就是启蒙主义思想,它孕育了人类的基本价值观,这些价值观不仅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东方,如自由、理性、法律的正当程序、权利意识、个入主义等.这些价值观已经成为了全球的价值观,中国如果要融入全球化的社会,也需要吸纳这些价值观以完善经济体制、健全法律制度,以及尊重自由、创新、人权、个人尊严等.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全球性的理念和"我们"并不完全一致.在今天的主流价值观当中，这样的理念却是缺失的。正是由于在广度上和深度上对“我们”理念认知的缺失，才迫切需要从全球的角度上找回“我们”这一理念。rn 整个世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关系，人处于各种关系的中心，因此不能从单独个体的角度来理解一个人，还要了解个体之间的种种关系。儒家说修身齐家，“修身”是“齐家”的基础，也是“天人合一”的基础，而不仅仅是一个社会性的定义。儒家其实也强调了人类的尊严，这个理念不仅中国人能够理解，古希腊等其他古代国家也能够理解。人需要培养自己，人类有了尊严才能有一些基本的权利。要从一个连接的整体的角度来考虑个人，而这个关于个人的关系整体包含了“自身、社会、自然、上天”四个互相连接的维度。
  • 摘要：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分化速度加快.从社会学角度来说,社会分化度越高,人们的相互依存度也就越高.在一个社会中,角色、功能、职业的分化达到很高程度,也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迪尔凯姆意义上的"有机团结".但是,目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不稳定期,这个时期的信任结构呈现传统信任作用减弱与现代型信任相对欠缺状态.培养共同体精神，提升社会信任度。共同体精神以城市、乡村公益为发展导向，以共同的利益取向凝聚人心，激发广大社会成员的参与热情，淡化社会成员因与参照群体的强烈对比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推进新型共同体精神的发育和生成，以此提升社会信任度。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社会时发现，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里，“每个人为什么却像关心自己的事业那样关心本乡、本县和本州的事业呢?这是因为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积极活动参加了社会的管理”。共同体精神的发育和生成来自共同体成员的广泛参与，在日趋分化的城市与乡村，更需要形成一种机制，搭建一个平台，建设社会成员间的良性互动结构，“去身份化”的平等交往，促进相对共识的达成。而在这种新型共同体基础上的社会信任是传统信任与现代信任的融合，它既受法律、制度等约束，也受一般道德伦理、公众舆论的约束，对社会行为具有有力的引导、制约作用。同时这种信任的有效运作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节省监督成本，催生社会成员之间的认同感和一体感，形成较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 摘要：在现代中国的社会中,怎么定义"我们"?同胞算不算是"我们"?中国社会好像有一个矛盾,中国人对客人、亲戚、朋友等,很温暖,很友好,但是对于陌生人,却比较冷淡.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跟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和相互信任(trust)有关系,另二个是跟儒家思想有关系.哈佛大学教授Robert Putnam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体之间的联系、社会网络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互惠和信赖的价值规范.rn “我们”能不能超越家族、朋友、同事、老乡外地人?对于这些陌生人,他们能否也算是“我们”怎么定，包括陌生人、中国人看奥运会的时候，有“大我们”的概念，知道这些运动员虽然不认识，但是他们也算是“我们”。但是从比较抽象但很温暖的“同胞”概念，到陌生人和外地人概念，在认知上就相去甚远。如果能把陌生人也当做“我们”，对待他们就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对待受伤的犹太人一样，也许可以改变他们对“我们”的认知，值得成为他们不认识的“我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如此，所居住的这座城市才会变得更加美好。
  • 摘要：作为在杭州举办的"生活与发展论坛",应从中华文化传统出发,发掘和理解"我们"的意义.“我们”是和而不同的一种具体体现。这个不同就是无数个个体的“我”。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无数个“我”，基于对人性、情感和道德的统一即和谐的认同，或者是在人性、情感和道德的统一即和谐的基础上，这些不同的个体才能成为“我们”。“我们”是和而不同的精神和价值的具体体现。作者主要想从历史的视角，也就是社会的价值和经济转型的角度、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的角度来谈治理和自主创新。现在再延伸谈谈自己的看法。rn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社会变迁的，中华宗族社会的瓦解是在先秦时期。先秦以来的中华社会里，人的思想、态度都早已从“我”提升扩展到小的家族的“我们”，甚至是跨越国家和天下的“我们”，这个观点其实已经深入每一个读书人的心里。范仲淹讲的“天下”，顾炎武讲的“天下”，都是天下，不是一个小团体，覆盖了所有的人。这是自己的传统，但这个传统在近代遭到了很大的削弱。这种削弱使得社会的精英阶层缺少了超越家族或泛家族的观念的影响，并影响到了社会的下层。其实超越熟人社会的“天下”观是有的，不是没有，只是在现代遭到了很大的削弱，现在要来重新反思这个问题。因为教育和文化是两回事，这是近代以来发生的。科举制度废除以后，这个倾向非常明显，有学历、有学位、教育程度高不一定有文化，有文化的人不一定有很高的学位，现在分得很开。要在学校教育和其他非学校教育的层面上进一步注重文化的建设。
  • 摘要：各位专家的发言,内容丰富,视角多元.有的从小型共同体建设方面展开;有的从美院艺术家们参与城市的设计建设角度,谈归属感和融入城市问题;有的从科隆公民参与地方行政方面,介绍其途径和做法;有的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和公民参与的角度,探讨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怎样形成一种共同的目标,建立一种信任关系;有的从行业角度,谈如何实现行业的国际合作;有的从自身角度来谈从"我"到"我们"的心智成熟问题.听了各位专家的发言,得到了很多启发.我的理解是,在"我"与"我们"的关系中,"我"应在"我们"中寻找到一种归属感和认同感,并且在寻找归属感和认同感的过程中,融入"我们"的群体.rn 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我理解这个《决定》的核心就是要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规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其自身独特的理论内涵，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通过不断地总结经验和文化积淀形成的。这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道德和时代精神相融合的理论创造，也是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和良好道德风尚的价值坐标。在核心价值体系引导下确立的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在社会中居统治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核心理念，也是一个社会必须长期普遍遵循的基本价值准则。当前，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社会结构调整深化，利益格局不断重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只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形成全社会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促进内在的“我们”建设。
  • 摘要：以这次"生活与发展国际会议"为例,阐释一下作者对"我们"、"生活"和"更好"的理解.这次会议上,与会专家都能主动参与,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同时又能倾听他人的见解,互相尊重,平等交流,彼此的见解既有差异也有互补,这就是"我们";会议中,有参观体验,有分组讨论,也有主题演讲,新颖独特的观点表现出创造性的活力.rn 在会议中讨论“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也就是讨论能否从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来融合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欣赏杜维明教授、罗卫东教授、潘小慧教授等关于“我们”理念的探讨。“我们”的理念，与单纯的主体、个体概念，如“个人”、“自己”、“自我”等不同，与单纯的客体、群体概念，如“他人”、“公众”、“社会”也是不一样的。“我们”里有“我”，有感性的、生动的主体的出现，是属于此时此地的。不能离开此时此地、感性的“我”来谈论“我们”。同时，“我们”又包含“我”所面对的“你”、“你们”，是指向彼时彼处的，包含着理性的对象和客体，包含着向群体性、社会性的延伸和扩展。“我们”中“我”与“你”、“你们”，是主动关联、互相嵌入、特色互补、彼此复合的。“我们”在现实的时空中，在日常的生活状态中，直接实现了有限的主体、个体与无限的客体、群体的对接，超越了人在具体时空中的二元状态。rn “生活”、“更好”两个概念也是如此。这次的会议，各位专家对于杭州城市发展和文化价值的建设，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杭州的发展，一直是在学术界和媒体界、行业界、党政界共同的参与和联动中，在彼此发挥主动性、互相协作中前进的。杭州相关部门、相关行业的人员经常互动、交流合作，形成了一个个主动关联、特色互补的“我们”，共同推动着杭州事业的发展。
  • 摘要："我们"是一个复合主体.当前,杭州正在倡导构建"我们"价值观的活动,并把它作为城市发展、社会治理的核心理念.也陆续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开展"我们的价值"大讨论,包括公益事业参与者、行业企业家、文化创意的人群等,一直希望能够在互相交流、沟通中,形成互相的关联,同时也能形成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平台,这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对原来所提出的社会复合主体的延续.本文主要讲述了“我们”是通过社会合作形成的，是一个情感和价值的共同体。“我们”的价值源于日常生活，价值观需要理性层面的建构。基于以上结论，分析了“我们”是一个有边界的主体，价值构建要重视社群的需求等内容。rn “我们”与个人、社会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概念能不能成为能立得住的主体概念?它是一种复合的主体，与社会这一复合主体到底有什么关系?尤其是“我们的价值”，这个“价值”到底是什么?当然“我们的价值”的核心词还在于“我们”，但在提法方面可能需要更多的思考，通过思考和讨论能够为下一步各方面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对这些年所形成的一些概念、内涵及相互的关系，对“我们”、“生活”的概念及相互关系(“生活”这一概念在之前探讨“生活品质理念”时已经讨论得比较多了，包括文化生活、经济生活、休闲生活等)开展更深度、更细致的交流。下一步还可以有更多的交流活动。在交流过程中，会把各个社会群体串联在一起，形成一种互动的结构，共同来开展一些活动。同时，在价值层面也形成一种个性与共性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指导的关系。今天就围绕这些问题，在新的形势下，深入挖掘一下“我们”的理论，为下一步工作奠定基础。
  • 摘要：过去近200年间中国一直在不断地学习和复制西方文明.但西方有自己的文化基因,而也有自己的独特的中国(东方)文化的基因.何谓文化?文化其实就是你怎么看自己、怎么看他人、怎么看世界.西方文化真的适应中国社会吗?200年间的实践,已经带来了哪些问题?中国文化(东方)有没有机会来进行平衡.rn 杭州就是东方文化的代表之一。杭州的社会治理有“社会合作”的特色，在一定范围内，社会合作往往是最有效率的社会组织形式。中国的文化其实是一种求平衡的文化。而这种理念对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必需的，在这个过程中，平衡并不是对现状的维持，而是要在博弈发展之中求得一种平衡。所以接下来想讨论，就未来中国发展过程中，怎样找到中国的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平衡点?rn 中国不应该走新资本密集型生产之路，而应该把庞大的人口压力转化为最重要的生产资源。人与口同样重要，口是消费，人是资源，现在的社会基本解决了吃的问题，后面就要转变成对吃、穿、住、行的享受，这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新的生产资源。现代社会人们追求有品质的生活，如杭州就被称为“生活品质之城”，追求“让我们生活得更好”。那么在“衣”上，需要穿得“享受”;在“食”上，需要吃得“享受”;住、行和其他生活需求亦是如此。这就要从标准化的生产转化为个性化的生产。在这种转变中，将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资源。这种“资本+自然资源+劳动力”的合作式生产，可以称为新劳动力密集型的合作式生产。这种合作式生产是通过社会各界的广泛沟通、交流和合作而形成的。rn 杭州正在探索和构建的生产方式同样基于这种模式，这正是未来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应有的方向。这种生产方式可以不去和西方争资源、争资本，并能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劳动力。这样的发展模式既有社会公平的意识，也有市场经济的效率，与西方的新资本经济不同也不争，这可能是中国和平崛起的正途。
  • 摘要：本文主要讲述杭州市委、市政府，以公共服务机构带头，稳妥推进平等的价值理念；强化公共服务的社会管理功能，维护社会和家庭伦理；鼓励以传统组织为依托，弘扬和谐友爱的传统美德；注意与大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相结合，将“我们的价值观”内化于心为中心开展的一系列工作，宜将初步形成的核心价值理念贯穿于现代化建设各领域。rn 近年来,杭州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为本,不断丰富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探索形成了以"合作治理"为特色的社会管理新模式.一党政机关以身作则,积极践行"参与式、合作式民主"的价值理念.近年来,杭州市积极运用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工具,在全国率先构建多个民情沟通和参与平台.2011年7月，杭州市又向全国公开征集“我们的价值观”主题核心词。在当前我国民主政治中，“参与式民主”的主要内容是:公民个人或社会群体反映自己的政治要求，对政府或者执政党工作提出批评建议，对权力机构及其领导者行为问责监督等。这些政治参与行为，是对“代议式民主”的重要补充。
  • 摘要：从小资社会向中资社会的转型的角度说一下杭州的治理结构变化.一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中国当代发生的从小资社会向中资社会转型,实际上涵盖了很长的历史.本文通过简单分析，大致解释了中国与西方在工业文明阶段的差异-中国工业化不仅只能是内向型原始积累，而且在短期完成自我剥夺;这与西方外向型原始积累伴随几百年的殖民化的屠戮和奴隶制剥夺，有本质性的差别。rn 本源于小资的中产阶级崛起，带来的是利益需求多样化、利益表达多样化。同期，中国出现了纷繁复杂的矛盾纠纷，也出现了大量因利益纠纷而引起的诉讼、上访和群体性事件。这些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很难被来自西方的传统阶级政治理论统一归纳为对抗性冲突，也不能简单地用传统的意识形态把它们归结为阶级矛盾。rn 鉴于此，杭州地方政府正在借鉴以往“单位制”和“集体制”的经验教训—化解小资社会过于分散的交易费用，使利益诉求相对集中地表达;帮助各种不同的社会群体重构多样化的自组织。以人们长期以来习惯使用的“我们”作为群体概念，来引导复杂利益需求的组织化表达。杭州地方政府在治理结构调整中所作的诸多诱导性制度改进，是主动的、有积极意义的尝试，目的是自觉地朝着这个多元化社会基础上构建良性治理方面努力。
  • 摘要："我们的价值观"的提出,反映了杭州在提升城市品质上的新探索.2011年夏天,在杭期间通过实地的考察和感受,体会到了杭州为什么能提出"我们的价值观"这样的议题.杭州很有文化底蕴,对生活品质的关注体现了人民对生活的细微和雅致的追求.全国各个城市的领导都应该到西湖来学习,看看西湖是怎样改造的,看看杭州怎样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怎样使现代城市的精神追求、固有的人文气质、古典文明与当地的自然遗产巧妙地融合在一起.rn 中央提倡的非常高尚的、宏大的东西，在每个地方是怎样落实的，同时这种落实又对理论工作者、决策和咨询部门提出什么新的要求?杭州的做法有什么地方值得大家总结?作者总结了八个字或四个词，即“吸取，提炼，沟通，引领”，供大家参考。rn 第一，吸取。核心是从哪儿吸取?杭州的做法体现了从生活中吸取，从身边吸取，从群众中吸取，从基层吸取。之所以应该首先提到“吸取”，是因为杭州有深厚的人文历史底蕴，有极其丰富的精神营养，有极具人文精神的文化土壤;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杭州还有许多敢为人先的创举，当然更不乏各种新思想、新诉求的碰撞和激荡。rn 第二，提炼。杭州市委、市政府在“我们的价值观”的提炼环节上是下了很大工夫的。通过组织国内重要的理论教育研究机构、政策咨询机构和大学的专家调研组，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强手基本上都请来，进行调研、总结和提炼。这种提炼是党政牵头、专家主导的，同时又来源于各个行业、各个社区和基层的丰富实践和已有总结。参加调研和进一步提炼的专家学者们涉及领域很广泛，包括文史界、哲学界、政治学界、经济学界、社会学界、心理学界，以及人力资源研究领域，这就可以进行更加有高度和深度的概括总结。rn 第三，沟通。其实沟通在吸取环节也应该是有的，这里所说的沟通是指通过多种平台和渠道，让大家来提意见，来进一步参与城市品质的提升，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践和凝炼，并使之能够在市民的行为当中得到升华。在我们中国，从中央到省、市、区里的党政领导，经常深入基层进行调研、现场办公或结对帮扶等，这种“群众路线”的民主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今天也仍然值得重视。杭州就是通过群众参与来解决民生的具体问题，来创造民主的实践条件。要实现社会和谐，就要调解一些具体矛盾，这些都有很实在的内容，而不是高高这种沟通体现在杭州的社会管理创新方面，把其做法概括为“民主惠民生，合作建共治，参与促和谐”。rn 第四，引领。这样一番磨合为了什么?并不是尾巴主义，而是要引领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引领生活品质的提升，引领社会的行为规范，引领奋斗目标，最后确立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与自觉。在新的改革开放形势下，身处这样的内外部环境，面临新的难题，需要高屋建领的总体规划，也需要来自基层的首创精神，用比较时髦的说法，就是要把“顶层设计”与“基层创造”更好地结合起来，在各地乃至整个国家开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 摘要："我们"可以用五个以"C"开头的英文单词或词组来概括其内涵.第一个是"common interests"(共同利益),就是说无论是官员或者是民众都有共同的利益.大家的目的都是想创造一个"我们".第二个是"consensus"(共识),就是说大家要形成一个共识.昨天参观的"我们圆桌会"实际上就是通过官和民之间的沟通形成共识.那里不仅是一个沟通的平台,而且也为政府做决策提供参考.所以这一种形式非常好,是一个形成共识的过程.第三个是"common wealth"(共惠).参与"我们"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可以从中获得实惠.“我们”起源于理念(concept)，终于利益共同体(community )。而这一理念的主要内容是从共同利益(common interests)出发，经过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讨论，达成共识(consensus)，从而使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实惠(tom-mon wealth)。这就是大家说的新加坡的经验。rn 最典型的治理模式就是中国式的治理模式，而新加坡把这种治理模式发展到极致。通常以为，政府和社会是相对立的。有一个大政府，就没有办法有一个大社会;而要想有一个大社会，就必须要把大政府变成小政府。但是实际上二者之间并没有矛盾。有一个大政府并不排斥同时有一个大社会。新加坡就是一种“大政府、大社会”的格局。rn 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在2011年发生了一些巨大的变化。由于新加坡的网络平台相对比较开放，所以在2011年5月份的国会选举过程中，新加坡的政治文化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从下而上的、自发的民主情绪通过网络平台得以充分表达，而一些政治家一言九鼎的情况已不复存在。而在这里，杭州政府领导们给予市民以一定的表达空间，而且通过网络等手段实施，未来的空间非常大。民意的充分表达会使大家对这个地方产生认同感，而且在心理上也会有更好的感觉。
  • 摘要：这两年来对杭州有三件事印象很深,也引发了从职业道德体系建设和提升职业品质这两个相对微观的视角,对核心价值大众化作出一些思考.一是公交礼让行人。二是“杭图模式”。三是“律师进社区”。以上三个方面的实践很有意义。在推进核心价值大众化中适时引入职业的视角，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在分层次、分领域推进“我们的价值观”载体建设的基础上，如何把载体建设推进到职业领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不仅有利于深化、细化“我们的价值观”实践活动，也有利于形成不同职业人群行动的自觉，下面首先分析价值观载体建设与提升职业精神的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rn 第一，先行先试。职业道德体系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建议结合杭州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确立几个特色职业和重点职业，推进职业道德体系建设。重点关注以下议题:一是如何理解和把握职业道德体系内涵和框架，以及与“我们的价值观”的内在联系。二是城市、社会需要什么样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三是如何培育和提升“我们”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rn 第二，扩大参与。重视和发挥各类社会组织特别是专业组织的作用。从职业演进的角度看，技能的专业化和完备的职业道德体系，是成熟职业的标志。要珍视和发挥职业群体在职业道德体系和“我们的价值观”实践活动中的主体作用。rn 第三，国际视野。在职业领域大胆借鉴和吸收国际通用的职业理念、职业准则。特别是在会计、税务、建筑、工程技术等专业服务领域，要把职业道德体系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通过加强人力资源能力建设和职业道德体系建设，提高各类人才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竞争实力。
  • 摘要："我们"价值理念的提出,是经济发展、经济转型和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和必然结果.在普遍贫穷落后的社会条件下,追求温饱等基本生存条件是出自本能的行为,不需要更多的理性思考.只需要解除那些人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会迸发出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价值理念正是社会主义价值观最核心的东西,是社会主义最本源的含义。当然，对中国来说，“我们”价值理念并非自然形成的,而是思想解放和体制转轨的产物。中国的新的社会制度是通过革命，由政治权威依托军事力量的后盾建立起来的。rn 和谐社会就是“我们”之间互助、互利、互谅、互让的社会。要形成这样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法律体系，而且需要在全社会树立“我们”的价值理念，引导每一个社会成员正确认识和对待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引导每个社会群体理解和善待其他社会群体，并且使这样的价值理念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才能共建共享惠及全民的小康社会，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使每个人和后代生活得更美好。而现在中国正在经历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社会大流动、大迁徙和社会重构，正在从熟人社会变成陌生人社会，这种局限于熟人圈子的“我们”理念就不适应了，例如只在熟人之间讲诚信，对陌生人不讲诚信，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今天倡导“我们”价值理念必须意识到并且自觉克服传统文化的这种局限性，适应新的时代。形成“我们”价值理念需要价值认同。
  • 摘要："我们的价值观"的提出,是杭州在省委、市委的领导下,在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过程中的最新实践和经验提炼.这个概念的提出及其实践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非常值得理论工作者、学者进行认真、全面的研究,同时也应当在更大的范围内加以宣传,使之成为全国各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的精神财富.rn “我们的价值观”的提出，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在杭州的实践，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地方化、大众化的生动概括和表述。“我们的价值观”的提出有深厚的实践基础。rn “我们的价值观”的提出及其实践，实际上就是一个扩大社会共识、凝聚人心的过程。“我们的价值观”不断扩大、巩固、深化和推进，会化解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使大量的社会问题消解于无形，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实践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存在着一个必然的体系，一方面包括人民群众在社会生产实践、交往实践等各种实践当中自发形成的价值及其价值观，也包括党通过引领、教育所倡导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实践和引领教育两个方面的统一。rn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杭州的具体实践，“我们的价值观”有着人民群众社会生活实践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有来自党的总结、提炼、升华以及倡导，所以它既来自群众，来自生活，同时它又是党的主观的建构和推进，两者相互统一，从而能够引领社会风向，化解社会矛盾，促讲社会和谐和持绣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的率先发展，主要解决了物质问题，即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rn 浙江省原领导讲过一种“无中生有”的模式，按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在各种要素都不太具备的情况下，走出了一条经济快速发展之路。下一步要注重人与人的关系调整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调整也必然表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反过来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解决又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在增加财富的同时，新的社会问题也形成了，如果新的问题解决不好，会妨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会中断社会进步。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尤为重要，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们的价值观”主题实践活动更加珍贵，更具有现实意义。
  • 摘要：本文重点讲述杭州从经验总结中来、从实践当中来的解决方案.杭州具有科学发展的凝聚力，实现了和谐发展，这是一种“四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创新型、学习型、生态型”，再加一个“和谐型”—四大社会建设。rn 杭州对学习型城市建设专门有一个系统的方案，"深化"我们的价值观'"的议题非常重要.这是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大举措,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到,推进文化建设、文化改革发展,就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为什么以这个为根本任务?因为兴国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兴国之要,一个是兴国之魂.党的"十七大"讲发展是兴国之要,要复兴,要使中国强大起来,第一要务是发展.今天推出来与之并列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杭州在这个方面确实是"标兵".rn 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人价值观非常模糊，信念发生动摇，道德出现滑坡。从全社会高度关注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抓价值观建设的重要性。众所周知，上层建筑影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没有思想上的建设，代价就太大了，而且法治也实现不了。现在很多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总是想去钻空子，所以要治本的话必须抓思想道德建设。思想道德建设体系最根本、最不能动摇的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容体系很完整，比如马克思主义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最科学的理论，还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内容。
  • 摘要：杭州,一个精致和谐的城市,一个大气开放的城市,一个讲究生活品质的城市,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城市,正以理想主义的激情,探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建设的新理念、新思路,它试图以城市语言、历史与文化,诠释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并以持之以恒的行动去建构、传播与践行这些价值,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生活化,形成了一个价值观建设的"杭州模式".“杭州模式”实际上为今天的价值观建设提供了鲜活的经验，有力回答了长期困扰的价值观建设的若干基本问题，即什么是“我们的价值”?谁是价值担当主体?怎样传播“我们的价值”?rn (1)价值观建设既需要理论探索，也需要实践塑造。杭州非常重视理论探索，形成一个个研讨群，召开不同范围的研讨会，为价值观建设作“顶层设计”，并付诸实践。杭州模式，既是想出来的，也是干出来的，或者说是边想边干的结果，很有点“内圣外王”的味道。rn (2)价值观建设需要依靠价值担当主体。广大人民群众当然是价值实践者，但价值传播要有一批自觉的担当者。杭州提出“四界联动”，实际上通过各界精英的交流与共识，实现社会的文化动员。杭州各界精英都有一点士人气息，大有“士志于道”的味道。rn (3)价值实践是生活实践，价值观只有渗透到大众日常躬行的生活方式中，才能算落地开花。日常生活方式往往是历史传承与现实适应的结果。杭州特别懂得“百姓日用即道”这个道理，从改变生活方式人手，运用许多生活化的语言、符号、活动进行价值引导，立足于公众生活，引导大众的生活，提升公众生活品质。rn (4)价值观建设既需要自上而下的动员，也需要自下而上的动员.杭州从价值观的“顶层设计”，到社会精英共识，最后到影响大众生活方式，这是自上而下的动员过程。但杭州也非常注重自下而上的动员过程，不断通过基层调研、大众参与、“四界联动”等方式提炼“我们”的价值观。无论是人文精神讨论、杭州特色提炼、生活品质概念的提出，都源于百姓的生活实践，“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正因为这样，价值观的“顶层设计”才可能获得大众认同。
  • 摘要：杭州城市发展问题是中国社会的普遍问题，这个“我们”是具体的概念，“我们”中有一些富豪，有一些还比较贫困，浙江大学在多学科领域有很大的舞台可以做这件事情。可以凝聚各个学科的力量来解决城市发展中的问题。科学所涉及的“我们”不仅仅只是“我们”中国人，而应该是人类。老龄化解决方案应该是个模式，应该对人类做出贡献。rn 第一，“我们”这个概念首先涉及认同问题，它具有两面性，比较复杂，谈论它的时候要特别当心，不能不顾语境地抽象谈“我们”概念，谁是“我们”?这里面有一个认同的问题，“我们”是指某个认同某一种价值观的群体，有时这个群体有非常复杂的层次，有错综复杂的利益混杂在里面。当然，基于集体记忆和文化记忆的“我们”、认同传统文化和价值利益的“我们”一定存在，这种认同媒介就是所谓的核心价值体系，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大多数成员集体认同的东西，有物质的，也有非物质的，它一般具有传统性、时代性、大众性三个基本特征，把它称为某一个利益认同群体所共有的精神家园。rn 第二，现在很容易把一些城市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简单归咎于某种文化劣根性。比如刚才讨论的社会上的诚信缺失等，会快速地归结为当代的中国文化所致，或者归结为以亲情、血脉、家族等为社会网络基础的儒家文化所致，这也有失偏颇。同样是中华文化，它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文明形态中对社会问题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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