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的科研体制改革过程中,“去行政化”是一大难题.其根源在于1949年建立的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此前,尽管中国科研体制的发展也偏于集中型而非分散型,但像中央研究院这类机构却并不存在严重的“行政化”问题.从近代史的梳理来看,中国在1949年确立的这种计划和集权模式,主要在苏联的影响下形成,具有较大偶然性.认识到这一点后,更具相似文化基因的另一近邻日本,应受到重视.日本明治时期涌现出很多重要思想家,引领了亚洲最初变革时代的高峰.福泽渝吉的“政学分离”思想,就很具启发性.福泽认识到政治干预学术的危害,也认识到日本缺乏学术的社会基础,因此他力图借用天皇的力量来维持学术独立.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行政化”对学术构成干扰,但离开行政化,学术研究又缺乏资源和生存空间.因此,简单的“去行政化”思路不具有可行性.中国应借鉴福泽的先见之明,采取“宏观集权、微观分权”的方式,将分散的科研力量整合为科研集团,严格限制政府直接设立下属研究机构,鼓励民间科研力量的发育,促进科研集团同政府和社会各界合作拓展.同时,大学和高校的级别也应上调,由中央常委和地方长官直接负责,避免低层级的行政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