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史

摘要： 1997年的时候有人问我:“随着时光的流逝,你还坚持对戈麦的高度评价吗?”我当时回答说:“我现在对他的诗歌品质有了更深的认识,我比过去更热爱他的诗歌。”时间又过去二十多年,下个月戈麦去世就满三十年了,现在我可以更坚定地重复一遍我二十多年前的回答:我比过去更热爱戈麦的诗歌。实际上,戈麦去世以后的三十年,诗人、批评家、读者一直在进行戈麦作品的辨认工作,我自己也是如此。今年编辑《戈麦全集》,让我对戈麦在诗歌上的贡献有了更新的认识。虽然三十年并不是一个可以彻底水落石出的时间,但可以确定无疑的是,戈麦绝对是新诗史上才华、成就最突出的少数几个诗人之一。

摘要： 作为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最具影响力与代表性的诗人之一,艾青从他早年遭遇的屈辱经验出发,以受难型认同机制为基础,在个人身份建构和抗战时期的民族国家命运之间,建立了亲密的血肉关联。个人因为民族命运而获得了崇高价值,民族命运因为个人的融入而从宏大叙事变成了切身性的日常世界。这种独特的认同机制,贯穿了艾青从上海到延安的整个创作历程,也构成了其诗歌创作中诅咒与赞美杂糅、深广的忧郁与坚强的信念并存、死亡与新生交织等一系列复杂而独特的诗学景观之根源。厘清这种独特的认同机制,不仅有助于理解艾青丰富而复杂的诗歌创作,理解现代中国“被迫现代化”的特殊语境如何进入个体生命,最后又反射到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命运上,也有利于理解中国现代新诗中潜含着的一种普遍性的人类经验及其相应的诗学形式。

摘要： 古代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越来越成熟的律诗绝句,无不体现了以诗抒情的特征。海外华裔学者陈世釀曾以“抒情传统”一词概括了中国文学的特质,以抒情言志为主的东方诗歌,区别于西方叙事诗,最鲜明的特点便是短小精悍。通常只需要言一物,写一景,几个词语的排列组合之间,便可以窥探诗人内心的大世界。中国小诗的传统在新诗史上绵延至今,也影响了海外华文诗坛。近年来,东南亚华文诗坛对小诗创作情有独钟,泰华小诗显得尤其热闹。

摘要： 最理解钟鸣的人,或许是他本人。这倒不是说他自恋或自傲。而是因为身为“旁观者”,他有一种罕见的自知之明。倘若在世俗生活中,这不过是朴素的为人之道,但在“宝贝儿精神”当道的“强人时代”,这却是难得的德性。当代诗人里,他是第一个勇于写自传的。上世纪90年代初,他花五年时间,潜心完成三大册、一百五十万字的《旁观者》,一部“融个人成长史与广义新诗史于双重叙述”的“成长小说”,开一时风气之先。此后,才有“朦胧诗”以来的诗人撰文作传,追忆个人与时代。

摘要： 田间在新诗史上常被认为是以创作自由诗而闻名的诗人,但实际上他的自由诗有很强的节奏感,并非对形式艺术的彻底放逐。田间一直注重诗歌形式艺术的探索和建构,他的自由体新诗形式体现出来的密集节奏不仅具有合时代性,且是对郭沫若以来的新诗内在节奏的继承和发扬。因此,在新诗形式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田间基于情绪表达所形成的节奏,以及在节奏带动下产生的自由诗行,其体现的格律观念,具有十分重要而普遍的诗学价值。

摘要： 郭沫若诗歌在读者群中所激发的反应,有效地跨越了新诗史的其他刻度,大大地巩固了郭沫若创作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究竟是什么力量让这位来自西部内陆的诗人早早地跨入了“首开风气”的行列,而且获得了如此“先锋”的地位呢?中国诗人的这些新选择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它们究竟是偶然的、个别的还是更多人的普遍愿望?是少数天才的因缘际会还是一种群体性的趋向?是不可预期的才情冲动还是体现了某种共同的境遇和可能?

摘要： 朱英诞是活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位京派诗人,从2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一生笔耕不辍,潜心创作了3000多首诗歌。他自称为“大时代的小人物”。从50年代开始,在北京深巷中,不问政治,远离广场,自甘隐逸,潜心写作,追求真诗,这位被称为“隐没的诗神”的诗歌世界成为了新诗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废名1936年为朱英诞的第二部诗集《小园集》所作序言中,称道朱英诞的诗为“南宋的词”。朱英诞的诗古今互涉、中西交融,为我们当代新诗创作提供了继承传统、化古为新的宝贵启示。我们在这个专栏中发表的两篇文章,旨在围绕朱英诞诗歌典型意象与传统诗歌关系,解读朱英诞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