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行为

摘要： 在“全面三孩”政策已经出台和人口老龄化、延迟退休政策呼之欲出的双重背景下,探索既能充分发挥老年人余热又不会对人口出生率造成较大负面冲击的政策框架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CHNS数据实证考察了“退而不休”对中国育龄女性生育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祖辈“退而不休”会显著减少育龄女性的生育数量。采用工具变量处理模型的内生性之后,回归结果依然显著。异质性研究发现,拥有城市户籍、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和高收入家庭的生育行为更易受到祖辈“退而不休”的影响。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退而不休”会挤出祖辈照料孙辈的时间,从而导致生育水平下降。本文的研究结论能为中国实施人口均衡发展战略以及统筹解决“一老一小”问题提供一定的微观层面的证据和政策启示。

摘要： 随着2021年“三孩及配套生育政策”的实施,人们的生育意愿如何?哪些政策可能会提振生育意愿?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课题组于2021年8-9月在广东省开展了“万里挑一”生育调查和深入访谈。研究发现,广东常住育龄女性的意愿子女数为1.62人,已生育人群的生育意愿基本实现,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差距在于未生育人群,强烈的男孩偏好已转向女孩偏好,意愿生育年龄为25-40岁。普惠托育落实有助于提高意愿子女数,未生育的女性意愿子女数从1.11个增加到1.51个,增加了0.4个,已有1个子女的女性意愿子女数也从1.28提高到1.58,增加了0.3个。带薪育儿假期是深受群众欢迎的激励政策。三成女性会对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存在需求或潜在需求。落实好配套政策,方能让群众想生、敢生、能生。

摘要：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数据,使用Ordered Logit回归方法研究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同时将生育意愿作为中介变量,进一步探究生育政策对育龄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生育政策会影响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一类、二类生育政策较严格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1个孩子,三类、四类生育政策较宽松地区的育龄妇女倾向生育2个孩子,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和KHB方法验证了生育意愿的中介效应,发现生育意愿对生育行为也有显著影响且影响程度高于生育政策对生育行为的影响,这解释了生育政策放宽后,我国的生育率短暂上升后又下降的现象。总体而言,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受家庭、社会和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应创造“生育友好”的家庭、社会环境并完善生育福利政策,提升妇女的生育意愿。

摘要： 婚姻质量指人们婚姻关系的状况,是人们对婚姻中获得的满足感和生活福利的评价。婚姻质量对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产生影响。婚姻质量较高的人口具有更高的平均期望生育数量。在已经生育了一孩的家庭中,婚姻质量对多孩生育意向有积极影响,特别是对女性、年龄为35岁以下、城镇户籍、东部地区、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具有影响。婚姻质量影响多孩生育意向的实现,有助于将多孩生育意向转化为具体的生育行为。对于那些已经生育了一孩且具有二孩及以上的多孩生育意向的人口,婚姻质量越高,其生育二孩可能性越大。这在不同性别、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区的人口群体中具有普遍性,并在城镇户籍人口、教育程度较高人口中表现出影响。区别于多数研究从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分析人口的生育,本研究表明作为婚姻质量重要指标的"爱情"会影响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人类的生育不仅包含着功利性的理性计算,还受到感情的影响。良好的婚姻家庭生活有助于提高多孩生育的意向,也能够促进多孩生育意向转化为生育二孩的行为。

摘要： 中国当前生育率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保持在低位与青年一代晚婚率上升、已婚者生育意愿和行为弱化有极大关系,而这又是中国社会发生了由农业、农村人口和乡村社会向非农、城市人口和市镇社会转化所致,是社会发展的表现和结果。对此,政府和社会组织可适度引导和矫正,为青年人适时婚配创造条件,为只生一孩、二孩的青年夫妇在子女入托、上学等公共服务方面提供制度性帮助,为三孩生育者提供具有较强理性含义的政策支持。

摘要： “全面三孩”时代已经到来,促使育龄人群释放生育潜能成为重要的政策议题。文章利用2017年的CHFS和CIEFR-HS数据,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探索了育龄有孩家庭教育成本和生育行为间的关系,并分析了生育憧憬在两者间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教育成本对生育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农村、低收入、东部地区家庭的生育行为对教育成本更为敏感,高昂的教育开支因令家庭经济负担加重而击碎育龄家庭的多子女生活梦想,有限的教育资源会在降低父母对子女数量预期的同时增强其对少子生活方式的认同感,故教育经济负担对多子女生活憧憬的重塑力度越大,越容易出现自主选择或被动调整的消极生育行为。

摘要： 目的:了解公众的养老观念及其对人口生育与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产生的影响,为发挥人口政策效应提供参考。方法: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使用回归、匹配分析等方法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养孩防老”观念占主流地位,样本中超过50%受访者认为应由子女完全承担养老责任;“养孩防老”观念通过生育意愿影响生育行为(β=0.004,P<0.01);“养孩防老”观念对农村居民生育意愿(β=0.084,P<0.01)和生育行为(β=0.152,P<0.01)的影响更大。结论:养老观念对人口生育和医疗卫生等领域公共服务具有重要影响,需要从提高医疗卫生和养老保障等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等方面减少生育行为的阻碍因素。

摘要： 2016年1月1日,“全面二孩”生育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实施。通过聚焦育龄群体对“全面二孩”政策的预期生育行为,利用2014、2016、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混合截面双重差分(DID)和倾向得分匹配(PSM)相结合的方法,估计了对地方政府的评价如何影响育龄群体对“全面二孩”政策的预期生育反应。实证结果发现育龄群体会对未来生育政策做出预期反应,育龄群体对政府的信任是一种策略性信任,对地方政府评价越高越会对未来生育政策做出积极反应从而进行预期生育行为。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18至29岁和东中部地区育龄群体的预期行为受到对地方政府评价的影响更甚。政府如果希望未来政策更快更好达到效果,就不能忽视政策颁布前与群众就政策相关信息进行沟通、宣传与预期引导,且应该重视长期政策信誉建设。

摘要： 本文采用2012-2018年北京大学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分析“两孩”政策下农村家庭智力资本对家庭两孩生育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政府扶持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发现:我国中西部农村家庭智力资本呈现上升趋势,“两孩”生育行为从2018年开始有明显的下降。农村家庭智力资本中的教育和工作技能智力资本对“两孩”生育行为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农村家庭智力资本的上升是“两孩”生育行为下降的重要原因。政府总扶持强度存在同向的调节效应,即政府扶持强度越高,农村家庭智力资本提升对两孩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越强,说明通过政府补助激励农村家庭生育率的效果有限,甚至可能加剧两孩的低生育率。

摘要： 新世纪以来,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速度加快,人口的长期稳定与平衡发展已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为进一步提升人口增长速率,增强女性生育意愿和动机,应提高政策决策者的性别意识和性别敏感度,从我国女性的生育现状出发,优化生育政策,使生育政策与女性在生育目标更加统一,完善女性生育和养育的经济补偿制度,建设新型生育文化,同时将家庭作为政策制定重点领域,推行女性就业的双薪制家庭政策,从而进一步推动女性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协调,构建有利于生育健康的社会环境。

摘要： 人口研究中有关生育的理论和规律,多为生育率从高向低转变过程中或转变前的经验性总结.在人口转变完成后,尤其是许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长期处于更替水平之下时,宏观层面的经济和发展等综合指数与时期生育率之间呈现松散的关系,难以对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生育率差异或不同时期的生育率波动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Luci,et al,2011).即使对生育水平转变的解释,宏观指数也因过于简化或高度综合而并不总是有效.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行为影响因素及其影响机制,明显不同于人口转变完成前、生育率远远高于更替水平时总结的相应理论,需要重新审视和研究.在此背景下,要真正把握生育率变化,更需要从家庭和个体层面了解、观察和分析生育决策与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在当前的低生育形势下，生育推迟是影响时期生育水平的重要因素。两孩生育水平取决于25-40岁妇女的婚姻状况、年龄和孩次结构以及社会经济状况，一孩至两孩的生育间隔则会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考虑到宏观影响因素在未来一段时期的变化趋势，教育发展、妇女的劳动参与、社会性别平等、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城镇化和人口流动、住房、收入等社会经济因素都会影响生育，特别是两孩生育的决策和生育行为。中国多年的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期望生育水平，这意味着生育水平还有提升的空间和可能，但需要有来自外部力量的支持。通过政策干预和制度安排影响生育决策，将可能影响生育行为。具有针对性的育儿友好政策将有利于夫妇实现生育口标。无论何种形式的政策，只要能有效支持妇女兼顾工作和育儿，就可推动夫妇落实生育计划，避免陷入长期的极低生育率。建立或完善育儿友好政策，帮助家庭解决工作与育儿冲突问题，应当在未来一段时期得到足够的重视。

摘要： 本文分为八个部分，基本构架如下:其一，介绍研究背景和提出研究问题;其二，辨识生育意愿(以下或简称“意愿”)及相关概念;其三，描述现存生育意愿抉择理论;其四，尝试构建生育意愿、生育行为(以下或简称“行为”)和生育水平(以下或简称“水平”)的三重悖离理论;其五，介绍有关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三者之间的关系;其六，阐述中国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七，分析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悖离的原因;其八，得出初步判断和结论，探讨西方的研究对我国未来生育行为、生育水平和生育政策的走向的启示，提出对策建议。

摘要： 在全球生育水平整体下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的大背景下,生育领域的研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而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关系无疑是其中一项重要的研究内容.就中国当前的人口态势和生育政策而言，研究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的关系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以下两点。(1)对意愿生育水平和实际生育水平之间关系的梳理有助于正确的判断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的生育水平，进而把握未来一段时间的人口发展态势。(2)了解个体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差异的原因，有助于制定差异化的政策。对于生育水平依然高于更替水平的地区，可以采取一定的手段，在降低人们生育意愿的同时，注意消弹实际生育水平和意愿生育水平的差距，从而更为有效的稳定生育水平，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另一方面，对于陷入“低生育陷阱”的地区，同样可以制订相关政策满足部分群众的生育意愿，从而避免人口过快缩减。

摘要： 本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生育意愿、生育行为、生育水平关系研究》的一部分,目的在于以河南调查数据作为中部农业省的代表.本研究既可以揭示河南育龄人口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关系,也可以作为省际比较的基础.本研究以2011年2月在河南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为依据.调查对象为49岁及以下年龄的已婚人口.调查由学生在假期按调查对象要求选择被调查者进行,共收回问卷908份.被调查者分布于河南的78个县(县级市)区,占河南159个县(县级市)区的49％.分析意愿生育子女数量与实际生育子女数量的差异，意愿生育时间与实际生育时间的差异，意愿生育性别与实际生育性别，并分析差距产生的原因。

摘要： 生育意愿研究一直是我国当代人口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从理论层面,邦加茨2001年提出研究新概念模型生育率的新模型框架中,已不再以自然生殖力而是代之以意愿生育数量作为参照.从决策研究层面,生育意愿研究具有更实际的意义，生育水平是由千千万万个人的生育行为所决定的.北京市人口研究所200年6月和2011年8月在北京市东城区进行了两次生育意愿调查。两次调查均以原北京市东城区全部10个街道的126个社区为抽样框，按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了20个社区，然后对社区户籍人口进行初步摸底之后，按比例确定了每个社区的调查样本数，并按照总体比例对样本按照年龄、性别、婚姻结构进行样本配额。调查结果中，2011年户籍人口被调查者理想子女数以一孩为主，户籍人口没有显示出明显的二孩生育意愿，呈现低生育意愿，追踪样本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对比研究发现，户籍人口生育行为低于生育意愿。追踪调查发现，双独政策的适用群体双独家庭目前绝大多数没有二孩生育行为。

摘要： 本文拟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关系的“东亚现象”，单独二孩调查中的社会心理因素，并利用2006年、2011年和2013年在北京市东城区进行的双独家庭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资料三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讨论。提出，单独二孩申请遇冷不是一时现象，是必然的。国际上存在的低生育率现象在中国已实实在在发生，生育行为显著低于生育意愿的“东亚模式”也很有可能在中国发生。如果说过去十多年中对于生育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和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处于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之中，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使我们能有实践来做出权威而无情的判决。在政策的逆反效应、舆论的助推效应和“搭班车”的心理效应的作用渐渐消退后，在宽松的政策条件下，人们的生育心理会归于正常，更多地从自身选择是否进行二孩生育，生育意愿反而表现得不够迫切。关于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关系问题，近年来国内外的众多研究(顾宝昌、马小红、茅倬彦，2014)，包括江苏调查(郑真真，2008)、北京调查(马小红、侯亚非，2008)都已经充分表明，在低生育水平下往往会出现实际的生育水平低于人们的生育意愿的情况。因此，人们在调查中所表达的以理想子女数为标志的生育意愿已经不能成为人们实际生育行为的估计根据，而建立在理想子女数基础上的对未来生育趋势的预测，难免出现对形势的误判和对决策的误导。在政策选择上，建议适时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单独”身份确认等多个问题。如果严格执行，行政成本高，基层面对的矛盾纠纷多，容易激化干群矛盾；若不严格．政策的严肃性又会受到质疑。而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能够消除居民对生育政策不稳定的担忧，按照自身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从容地进行生育安排。北京东城区的调研是小范围的，双独家庭的样本也有限，但管中窥豹、一叶知秋，其代表了一定的方向。可以看到，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今天，城市文化越来越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包括生育观念，中国跌入低生育率陷阱已越来越成为不争的前景。

摘要： 本文根据在中国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调查以及跟踪调查结果,介绍在生育水平极低地区的生育意愿状况,并按照政策-意愿-计划-行为的框架,分析生育意愿向生育计划的转化以及生育计划向生育行为的转化.调查发现,该地区的低生育率和低生育意愿都相当稳定,虽然不少育龄夫妇符合政策可以生两个孩子,而且认为家庭中两个孩子最理想的也不在少数,但他们的生育行为依然是以一孩为主.育龄妇女的理想子女数、生育意愿、生育计划和实际生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是逐层递减的;具有明确的数量和时间的生育计划更有可能转化为生育行为.与理想子女数相比,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更具有政策相关性和实用价值.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人口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基本数据公布,再次证实了我国已经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之列.本文主要关注江苏省符合生育二孩条件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和实际生育行为，并以意愿生育为参照，重点对影响妇女实际生育行为的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对邦戈茨低生育率理论模型进行了验证。结果显示，一方面，在这些地区不受政策约束的育龄妇女实际生育水平未能达到理想或意愿生育水平。另一方面，邦戈茨模型中影响实际生育水平六个因素作用不同，大体来说，提升实际生育水平的三个因素的影响作用式微，而抑制实际生育水平的三个因素的影响作用在增大。江苏省作为东部先发展省份，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本文研究结果对干了解我国发达地区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关系，洞察影响我国育龄妇女实际生育行为的因素，及时掌握人口发展现状和趋势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认识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适时完善人口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摘要： 本文将根据近年来应用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关系框架以及多维测量工具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分析其政策含义，并根据这个分析框架和不同影响因素，讨论中国不同地区群众生育意愿的发展趋势。现有的人口研究成果表明,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相关,生育意愿下降是生育行为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生育意愿处于最低水平的行列。

摘要： 生育作为个体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对父母的主观幸福感有巨大的影响.作为生命繁衍和家族延续的方式,生育被普遍认为会对父母幸福感产生正面的影响.在我国更是一直有着"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这与我们长期以来以小农耕种为主的经济活动方式有关.更多的孩子尤其是男孩,意味着在非机械化生产下更多的劳动力.同时传统上以家庭为主的养老力式,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对更多子女特别是儿子的偏好.而在西方早期的基于理性选择的经济学理论也认为,生育更多孩子会给父母带来主观上诸如经济保障、利他情感等正面感受,从而有利于提高父母的幸福感(Leibenstein,1960). 从实证上的意义来讲，本研究丰富了在中国情境下生育与个体主观幸福感之间关系的讨论。研究发现孩子数量对父母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既随着父母生命周期变化，也随着父母的生命历程发生改变。前者的变化主要受孩子经济价值属性改变的影响，即在父母比较年轻时孩子通常较小是家庭在经济和时间上的“负担”，而当父母进入中老年时期孩子对父母的养老支持和精神上的陪伴使得他们又变成家庭的“财富”。而后者的变化则受到外在的宏观环境和政策与内在的人口转变因素的综合影响。相对而言，子女的性别结构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在各个时间维度上的趋势并不太明显。 从政策上的意义来讲，本研究虽然显示孩子数量对父母幸福感的影响变得逐渐微弱，但是更多的孩子仍然有利于父母的养老安排，从而有助于提升他们在生命晚期的幸福感。同时，现阶段孩子数量对父母幸福感较微弱甚至负面的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抑制。可以预计在实施全面两孩的政策下，更多的孩子可能会更大程度提升父母的幸福感。在这样的背景下，鼓励夫妻生育二孩从长远的角度既有利于个人对幸福这个终极价值的追求，也有利于整个社会应对老龄化的挑战。此外，本文也并没有发现生育男孩对父母幸福感有显著促进作用，反而是儿子会对城市父母中老年后的幸福感产生负面作用。因此，也需要正确引导破除男孩偏好，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性别结构恢复到正常健康水平。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由植物油馏出物制备生育酚和生育酚/生育三烯酚浓缩物的改进方法。得到的生育酚浓缩物含有20-80%(重量)生育酚，生育酚总收率72-97%。该方法包括：酯化反应，其中易挥发的醇转化成其不易挥发的脂肪酸酯；一系列蒸馏步骤，其中比生育酚沸点高和沸点低的组分与生育酚和其他沸点接近的物质分离。该方法的优点是用最少的步骤有效和经济地制备生育酚和生育酚/生育三烯酚浓缩物，并且不使用溶剂和比较少的基建投资。

摘要： 本发明大体涉及从混合的脂类进料中隔离展现出维生素E活性的分子，例如生育酚和/或生育三烯酚。在替代实施方式中，本发明提供用于从混合的脂类进料中通过使进料与醇相结合，并将混合物在等于或高于醇的临界点反应以及然后任选地将产物分离成离散馏分来隔离维生素E分子，包括生育酚和/或生育三烯酚的方法和工业工艺。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从混合生育酚浓缩液中制备高含量d‑γ‑生育酚单体的方法。目前的方法中，有的是用到大量有机溶剂，有的对设备要求过高，有的则收率偏低，不适用于工业化生产。本发明将混合生育酚浓缩液溶解于低极性有机溶剂中，通过硅胶制备色谱吸附，加入低极性的有机溶剂洗脱不吸附的杂质，然后利用不同浓度的洗脱剂梯度洗脱，分段收集回收溶剂后可获得混合生育酚含量≥90％，γ‑生育酚相对含量≥80％的单体产物。本发明能够实现利用混合生育酚浓缩液为原料通过一次硅胶柱色谱分离得到高含量γ‑生育酚单体，提取工艺简单，克服了传统工艺中溶剂回收套用困难，环境污染大、分离效率低等问题。

摘要： 本发明提供香叶基香叶基二磷酸还原酶(GGH)基因的表达在提高重组解脂亚罗酵母菌生育酚产量中的应用。本发明还提供高产生育三烯酚的重组解脂亚罗酵母及其构建方法，所述重组解脂亚罗酵母表达香叶基香叶基二磷酸还原酶(GGH)基因。本发明在解脂亚罗酵母菌中构建生育酚异源合成途径，得到高产生育酚的重组解脂亚罗酵母菌，其生育酚的产量可达到423.7μg/g DCW，其中γ‑生育酚含量为238.5μg/g DCW，α‑生育酚的含量为185.2μg/g DCW，显著优于现有技术。

摘要： 本发明提供一种γ‑生育酚甲基转移酶突变体D81M，所述突变体是对来源于拟南芥的γ‑生育酚甲基转移酶氨基酸序列进行突变，将第81位天冬氨酸突变为蛋氨酸得到的。本发明还提供上述γ‑生育酚甲基转移酶突变体D81M在制备α‑生育酚或α‑生育三烯酚中的应用。本发明的突变体D81M显著提高了γ型生育酚和生育三烯酚向α型转化的效率，提高了α型生育酚和生育三烯酚的含量，其α‑生育酚的产量可达到193.2mg/L，转化率为72.6％，α‑生育三烯酚的产量为210.8mg/L，转化率为79.2％，显著优于现有技术。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从混合生育酚中分离纯化高纯度生育酚单体的方法及利用其产品制备生育红的方法，包括，样品溶解：将混合生育酚超声充分溶解至高压制备液相系统的流动相中；样品上样：将样品上样至平衡好的配备了紫外检测器的高压制备液相系统中；样品收集：根据出峰情况，对物质峰进行定时定量收集，得到物质峰溶液；分离纯化单体：将所述物质峰溶液进行分析型高效液相色谱系统分析，分别得到d‑δ‑生育酚纯度≥99％的收集液、d‑(γ‑+β)‑生育酚纯度≥99％的收集液、d‑α‑生育酚纯度≥98％的收集液，将所得的收集液脱除流动相，分别得到所述高纯度生育酚单体。生育红纯度含量高达85％以上。

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从第一生育酚混合物中分离生育酚的方法,所述方法包括:对由至少一种生育酚,脂肪酸,和酯化化合物组成的第一生育酚混合物进行加热,以使脂肪酸酯化,从而生产出由生育酚,酯化的脂肪酸,和未酯化的脂肪酸组成的第二生育酚混合物;对含酯化脂肪酸的第二生育酚混合物进行蒸馏,以便从第二生育酚混合物中除去未酯化的脂肪酸,从而生产出由生育酚组成的第三生育酚混合物,其中基本上除去了未酯化的脂肪酸;以足够的时间和温度对第三生育酚混合物进行蒸馏,以便基本上从第三生育酚混合物中除去生育酚,从而生产出由除去的生育酚和非母育酚组份组成的第四生育酚混合物;和利用萃取剂从第四生育酚混合物中萃取生育酚,以便生产出由主要包含萃取剂的第一相和第二相组成的两相体系;其中所述萃取剂包含与水可混溶的极性、有机溶剂;其中相对于非母育酚组份而言,用于生育酚的萃取剂的选择性大于1;然后从第二相中除去第一相,前提条件是,所述萃取剂不是纯醇。另外本发明还涉及由本发明的方法生产出的组合物。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由植物油馏出物制备生育酚和生育酚/生育三烯酚浓缩物的改进方法。得到的生育酚浓缩物含有20—80%(重量)生育酚,生育酚总收率72—97%。该方法包括:酯化反应,其中易挥发的醇转化成其不易挥发的脂肪酸酯;一系列蒸馏步骤,其中比生育酚沸点高和沸点低的组分与生育酚和其他沸点接近的物质分离。该方法的优点是用最少的步骤有效和经济地制备生育酚和生育酚/生育三烯酚浓缩物,并且不使用溶剂和比较少的基建投资。

摘要： 本发明提供香叶基香叶基二磷酸还原酶(GGH)基因的表达在提高重组解脂亚罗酵母菌生育酚产量中的应用。本发明还提供高产生育三烯酚的重组解脂亚罗酵母及其构建方法，所述重组解脂亚罗酵母表达香叶基香叶基二磷酸还原酶(GGH)基因。本发明在解脂亚罗酵母菌中构建生育酚异源合成途径，得到高产生育酚的重组解脂亚罗酵母菌，其生育酚的产量可达到423.7μg/g DCW，其中γ‑生育酚含量为238.5μg/g DCW，α‑生育酚的含量为185.2μg/g DCW，显著优于现有技术。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基于量化生育压力的生育画像构建方法及系统，包括以下步骤：步骤S1、通过研究文献、问卷调查以及咨询专家的形式编制量表，确立女护士生育压力源量表的构成维度，以维度的影响因素建立量表条目池，形成初始量表；步骤S2、依据初始量表采用Delphi法对量表进行定性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形成预施测量表，对预施测量表的影响因子进行定量评价；步骤S3、对所述影响因子进行因子分析以及维度间相关分析以筛选影响条目，形成正式施测量表；步骤S4、对所述正式施测量表影响条目进行信度分析及效度分析，以获取正式量表，整个系统利用AMOS软件及时评估其生育压力源，能够及时了解自身生育压力情况，及时有效地获得科学的决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