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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4年年会

中国人口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4年年会

  • 召开年：2014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4-09-01

主办单位：中国人口学会

会议文集：中国人口学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4年年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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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本文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基于中国1990～20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首先，从理论上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影响通货膨胀率的作用机制；其次，建立模型实证检验我国的人口结构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及其地区差异。运用了多种计量方法有效地控制人口结构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内生性，使得得出的结论更加稳健；再次，区别于现有研究大多基于线性计量方法，把人口年龄结构与通货膨胀率的关系视为线性关系的做法，本文尝试使用非线性方法，考察不同老龄化水平下年龄结构变化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文章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框架；第三部分为计量模型与基本事实观察；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使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模型详细检验了人口结构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第五部分为进一步的讨论，使用非线性分析方法研究人口结构影响通货膨胀的“全局概貌”；第六部分为结论与政策建议。
  • 摘要：对流动人口这一数量庞大的阶层，其经济生活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建筑于基本生活之上的，能够强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社会秩序的流动人口的政治生活，却还没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随着流动人口参政意愿越来越强烈，特别是参政意识较高的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全体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如何保证流动人口行使宪法赋子他们的政治权利，如何理顺流动人口参政渠道，已经成为党和政府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保证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一样合理顺利地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是我们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也是我国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要完善相关法律，在制度上保证流动人口选举权利不被虚置；调整基层选举时间安排，提高现阶段流动人口在家乡选举中的投票率；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便捷流动人口参与政治选举；切实发挥参政平台作用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增强流动人口政治参与效能感；增强政治参与知识的宣传和教育，引导流动人口通过合法途径有序参与政治活动。
  • 摘要：本文主要利用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2010年版中我国分性别年龄人口数据资料，对我国老年人口女性比例的特点及发展变化趋势进行研究；其次通过与世界12个主要国家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女性化趋势比较，深化对我国老年人口女性化趋势特点的认识。与出生性别比有一个公认的合理区间(103—107)不同，对于老年人口的性别比水平目前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相对合理的区间。这主要是在20世纪不少人口大国都受到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等因素的影响，许多国家存在青壮年男性死亡率都严重高于女性的异常现象。同时各国男女两性死亡水平的差异也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及性别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相关联。我国老年人口的女性化趋势与世界各国有一定的共性，即在老年人口中女性比例多于男性，并且随着年岁的增长，女性比例越高；但相对世界多数国家而言，我国目前老年人口的女性化程度水平还相对较低，女性人口的高龄化程度也较低，也即低龄老年妇女所占的比重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都较高。在未来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发展阶段，我国老年人口的女性化程度将会逐步提高。联合国在其相关的老年行动纲领计划中一再呼吁，正是基于老年人口的女性化和老年人问题的女性化(如老年贫困的女性化、丧偶的女性化等)的认识，各国在制定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政策行动时必须给予老年妇女群体特别关注。应该把握当前老年人口女性化水平相对较低，且女性老人低龄人口比重较高的时机，尽快制定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社会老年政策，以更好地应对未来更为凸显的老年人口女性化趋势。
  • 摘要：本文试图将计划生育政策放在公共政策这一视角下，讨论其作为公共政策在当今及未来所带来的激励效用、时间效用，从而客观地评价计划生育政策和实施这一政策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并且顺应低生育水平这一国情提出一些调整的措施使计划生育遵循其公共政策的本质原则继续发挥积极作用。计划生育政策的积极效用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从公共政策效用来看，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形成对于其他公共政策的需求压力增大，从而带来一系列较高的公共政策执行成本，因而需要适时对其进行调整完善。把握好公共政策的整体性和预见性，适时并稳妥放宽生育两个孩子政策，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以及加强对流动人口的计生服务等手段，多管齐下，使计划生育工作和政策可以在今后最大地发挥积极的引导激励作用，实现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 摘要：都市圈的研究是伴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深化而展开的。首都圈作为一种特殊的都市圈，因其中心城市是一国首都，而首都一般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首都圈的发展越发受到一国政府的重视。纵观我国学者对首都圈的研究成果发现：第一，首都圈的概念界定仍旧是模糊的，其区划范围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政府规划者和科研机构的学者也达成一个共识，首都圈的范围涵盖了京津冀三个省市的众多城市和区域。现阶段我国高层提出的京津冀一体化发展，是对首都圈的进一步深化。第二，首都圈研究更多地涉及了功能分工、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和一些对策建议，但是关于首都圈规划对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中二者及二者之上的关系和意义方面的研究较少，这或许是未来研究的关注点。第三，我国一方面要推进城市化进程，引导更多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另一方面要调控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合理布局城镇人口。一个城市的合理人口规模是多少，人口结构和人口质量如何，人口分布与产业分布是不是有一致性，人口与环境、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应该在首都圈规划的背景下综合考虑。鉴于此，未来对首都圈的研究可以集中于以下方面：第一，可以从空间分布的角度，分析首都圈范围的人口分布、人口增长现状和趋势，并运用人口预测模型，解决首都圈的由于人口因素带来的资源环境经济等方面的问题。第二，可以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对首都圈的人口增长机制、人口资源环境等多方面的相关广西展开分析，全面了解人口因素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 摘要：本文对北京市的人口调控政策效果进行了DEA实证分析，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北京市的人口调控政策总体有效，但并未达到促进北京市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一致性目标，还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第二，分析规模报酬情况，13个决策单元均为规模报酬不变或者递减，没有出现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这说明近年来，北京市的人口调控政策存在的屡立屡破情况，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从而使得北京市的规模经济出现递减的情况。第三，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却能够发现政府的投入并不能带来有效的产出，人口调控或许可以从政府和市场的角度重新考虑，即政府的干预和市场应该是互补的角色，只有将市场机制和政府的干预互相配合好，共同作用，才能有效实现人口调控的目标。本文提供了一种定量地评价人口调控政策效果有效性的方法，即DEA，为制定下一步具体的人口调控政策提供相对应的理论依据。但是，本文不足之处在于应用DEA方法时，结论会随着选取模型和指标体系的不同而有差别。建议可以考虑将其他不同的方法对此模型进行检验。另关于政府和市场在人口调控方面边界问题，也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领域。
  • 摘要：本文在对人口城镇化系统及其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用城镇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评价人口城镇化进程，并构建了城镇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指标体系和测度模型。通过对上海的实证研究发现，城镇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一套客观、实用的人口城镇化评价方法。从研究角度来讲，城镇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对人口城镇化评价研究的有益探索。该方法不仅能够全面评价某一区域人口城镇化过程中人口、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之间关系的状况，而且能够同时反映这种关系的可持续性，是到目前为止对人口城镇化的评价较为全面的一种，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从实践角度来讲，城镇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适应了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的需要。城镇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能够同时反映人口城镇化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对于准确研判人口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新特点，妥善应对人口城镇化面临的风险挑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能够为提出新型城镇化推进机制、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提供重要支撑。
  • 摘要：本文拟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关系的“东亚现象”，单独二孩调查中的社会心理因素，并利用2006年、2011年和2013年在北京市东城区进行的双独家庭生育意愿调查数据和深度访谈资料三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讨论。提出，单独二孩申请遇冷不是一时现象，是必然的。国际上存在的低生育率现象在中国已实实在在发生，生育行为显著低于生育意愿的“东亚模式”也很有可能在中国发生。如果说过去十多年中对于生育政策是否需要调整和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处于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之中，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使我们能有实践来做出权威而无情的判决。在政策的逆反效应、舆论的助推效应和“搭班车”的心理效应的作用渐渐消退后，在宽松的政策条件下，人们的生育心理会归于正常，更多地从自身选择是否进行二孩生育，生育意愿反而表现得不够迫切。关于生育意愿、生育行为和生育水平的关系问题，近年来国内外的众多研究(顾宝昌、马小红、茅倬彦，2014)，包括江苏调查(郑真真，2008)、北京调查(马小红、侯亚非，2008)都已经充分表明，在低生育水平下往往会出现实际的生育水平低于人们的生育意愿的情况。因此，人们在调查中所表达的以理想子女数为标志的生育意愿已经不能成为人们实际生育行为的估计根据，而建立在理想子女数基础上的对未来生育趋势的预测，难免出现对形势的误判和对决策的误导。在政策选择上，建议适时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在实际工作中存在“单独”身份确认等多个问题。如果严格执行，行政成本高，基层面对的矛盾纠纷多，容易激化干群矛盾；若不严格．政策的严肃性又会受到质疑。而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能够消除居民对生育政策不稳定的担忧，按照自身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从容地进行生育安排。北京东城区的调研是小范围的，双独家庭的样本也有限，但管中窥豹、一叶知秋，其代表了一定的方向。可以看到，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今天，城市文化越来越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包括生育观念，中国跌入低生育率陷阱已越来越成为不争的前景。
  • 摘要：为了促进家庭发展和完善家庭发展社会政策，本文弄清了家庭活动所涉及的范畴，家庭发展和家庭发展能力的含义与内容，弄清了影响家庭发展的重要因素，以及当前制约家庭发展的主要问题。厘清这些问题，对于促进家庭发展和完善家庭发展社会政策，可以提供有益的信息和确定有针对性的思路。提出在促进家庭发展工作中，首先要关注家庭发展的三项基本能力——经济支撑能力，养育子女能力和身心健康能力，重点要关注其“短板”，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事半功倍。政府和社会在家庭发展上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而不是锦上添花，更要避免公共政策对家庭发展产生负面效用。家庭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注意避免造成家庭发展的“短板”。
  • 摘要：笔者利用在定州市进行的男到女家落户调查所得到的第一手资料,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不同婚嫁模式下人们的生育意愿、生育水平、孩次构成、出生性别比等进行了对比研究,系统分析了婚嫁模式对计划生育的影响,得出了男到女家落户婚嫁模式下男孩偏好弱化、多孩率下降、出生性别比基本稳定、总和生育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的结论.调查研究表明,男到女家落户的婚嫁模式对人们的生育意愿转变具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并且有利于转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养老观念、降低出生性别比和多孩率、稳定低生育水平.笔者所用资料除特别注明者外,均为定州市男到女家落户调查资料.
  • 摘要：三十年来,中国政府积极倡导计划生育,为广大育龄群众提供计划生育基本项目免费服务,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大为服务供给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报告通过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和定性调研资料梳理,对已婚有偶育龄女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免费服务状况及问题进行总结,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要将计划生育免费服务评估指标定义为政策覆盖比例；定期调整结算标准，利用整合后的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资源，落实免费政策；取消部分地区《流动人口婚育证明》作为流动人口免费服务的前提；加强区域协调，强化省际流动人口信息交流与服务，推进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全国一盘棋的进一步深化；进一步发挥计划生育宣传阵地作用；灵活服务方式，采用服务预约制度，机动服务时间。
  • 摘要：以人为本为基础的科学发展观认为人力资源是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人口老龄化是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和出生预期寿命延长的必然结果，既是人类社会的一项重大的成就，又是一项挑战。在稳定低生育水平条件下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解决老龄化的问题，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提高生育率，而是要拓宽思路、探索创新，充分利用稳定低生育水平和人口预期寿命延长的积极因素。
  • 摘要：未来我国的人口结构将呈老龄化的明显特征，对我国的人力资源供给将产生巨大影响，进而不可避免地会对我国战时人力资源动员造成冲击。修改兵役制度，未雨绸缪，构建人口老龄化条件下的兵役制度，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推进军人社会保障改革，切实为国防人口解决后顾之忧，构建独生子女军人家庭风险救助机制，将国防人口的风险降到最低点，确保国防人力资源的有效供给，提高青少年素质，加强创新意识培养，确保老龄化条件下的兵员需求。
  • 摘要：卫生领域的公共卫生政策，和其他领域的公共政策一起，旨在最大可能地保障公众的健康，通向全民健康覆盖的道路被称为继人口学和流行病学转变后的“第三次全球健康转变”(2013年世界卫生报告)。家庭发展政策肯定是符合公共政策的要素(杨越忠，2012)。尽管家庭政策的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就已出现，国内已有很多学者也提出了构建我国发展型家庭政策的主张(张秀兰等，2003)，但对于发展型的含义还缺乏共识。适合中国转型期或者说具有中国特色的家庭发展政策到底应该怎样制定?本文认为，当今的家庭发展政策应该建立在对其理论的重新定义和实践的基础上。正是出于这种愿望，本研究旨在对家庭发展这一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做有益的探索，而现代公共卫生发展的理念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路径。目前的家庭发展理论还过多地局限在社会学或与其相关的学科中。伴随人口老龄化、城市化和卫生保健的社会决定因素等一系列挑战，在家庭发展理论的创新发展过程中融入现代公共卫生发展理念是时代所需，这样既可以增加家庭发展理论的内涵和外延，激发卫生部门与其他部门的有效合作，又可促进我国公共政策的发展。无疑，家庭发展政策的制定将是对公共卫生政策的良好补充，在未来亦有可能将家庭发展政策纳入公共卫生政策范畴也是本研究所期待的。人口老龄化正是对中国目前家庭发展政策制定的际遇。老年人群是特殊群体，家庭与老龄生命质量密切相关。我国具有几千年的尊老爱老养老的优良文化传统，探索和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老龄生命质量管理和实践模式，实现政府部门和社会各个层面对家庭与社会养老的积极影响，充分发挥老年人在家庭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 摘要：本研究以上海为例，所用数据基于上海市相关统计部门的统计资料和深入细致的问卷和访谈调查，考察了上海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状况、影响因素以及面临的问题，并建立了城市融入的测量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研究以期对促进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与城市社会的和谐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 摘要：近年来，重庆市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影响重庆市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主要影响因素是年轻务工人员的流出，重庆市常年户籍人口多于常住人口、流出人口多于流人人口，大量年轻劳动力的净流出，是重庆市人口年龄结构失衡的关键原因，对整个重庆市人口年龄结构产生了较大影响。通过上文图表分析可知，城市发展新区和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的外出人口数量最多，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这直观说明了流出人口的流出改变地区的人口年龄结构，加深了重庆市人口老龄化程度，增加了重庆市社会养老负担，带来高龄老人、失能、失独老人的增加等系列养老问题；人口老龄化所引发的人口年龄结构失衡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相对下降，导致重庆市劳动力资源数量不足以及质量下降；重庆市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养老负担将会越来越严重，无疑将加重劳动年龄人口赡养老人和抚养小孩的经济负担，会降低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加重社会的经济负担。流动人口对重庆市总人口的规模和年龄结构的巨大影响，解决重庆市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问题，单纯依靠人口自身的自然变动不现实，应该借鉴联合国提出的“替代迁移效应”。一方面，外出到市外的流动人口，应该争取让其回流到重庆市。另一方面，通过重庆市自身经济发展资源吸引外省劳动力来渝就业，在增加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的同时，也能延缓重庆市的老龄化进程，增强重庆市功能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 摘要：使用2013年C县农村调查数据，本文勾画了农村贫困地区中老年未婚男性的生活与养老的全景，总结了该群体区别于已婚同龄男性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社会保障和养老意愿等特征，分析了失婚对于该群体日常生活、社会保障和养老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说明，与同龄已婚男性相比，当地中老年未婚男性不仅在个体素质、个体收入和消费、生活支持、日常交往和社会保障等诸多方面处于明显劣势地位，对社会保障的刚性依赖是而且他们养老意愿的显著特征。在我国，家庭是最重要的社会基本组成单元，家庭为个体生存、生活和发展提供了最基本支持。农村贫困地区中老年未婚男性能够完成婚配的可能性已经很小，由于缺失来自配偶和子女的家庭支持，他们的生活质量较低，个体生理、心理福利受损，而且，对于年老后的养老生活缺乏信心，只能寄希望于政府、集体和社会提供的社会保障和救助。尽管当前农村贫困地区中老年未婚男性的产生并非主要源于人口控制政策，但是，未来几十年里，随着人口控制政策实施而产生的中老年未婚男性的出现、积累和沉淀，农村贫困地区男性大龄未婚、失婚问题将更加急迫和严峻。这种情况给政府和全社会敲响了警钟，相关法律法规、社会保障制度和实际应对方法需要尽快制定和完善，防止中老年未婚男性问题逐渐积聚，最终成为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社会和谐和公共安全产生严重负面影响的大问题。
  • 摘要：陆地边疆地区作为一个独特的地理区域，对其进行研究对我国的人口、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均衡发展，对国家的长治久安、边疆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以上对我国陆地边境地区九个省区的流动人口状况的统计分析，得到结论如下：rn 2010年我国陆地边境地区流动人口总量达到了4649．82万人，占到陆地边境地区九省区人口总数的16．81％。其中内蒙古的流动人口所占地区人口总数的比例最高，西藏的流动人口所占地区人口总数的比例最低。从省内流动与外省流人来看，省内流动人口占到陆地边境地区流动人口总数的大部分，比例为81．37％(3783．64万人)，高于全国67．09％的平均水平；而九省区流动人口中只有18．63％(866．19万人)来自于外省，低于全国32．91％的平均水平。rn 陆地边境地区九省区的流动人口的流向遵循经济发达和就近原则。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四省主要倾向于流人与之相邻的内地经济发达地区；广西的流动人口第一意愿流人地是与之相邻的沿海发达地区(广东)，其次选择流入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浙江、福建)；西藏、甘肃两省区的流出人口倾向于流人与之相邻的内陆省份；云南、新疆流出人口更倾向于经济发达地区。rn 陆地边境地区流动人口的流动以半年至三年的短时间流动为主。九个省区中有56．4％的流动人口离开户口所在地的时间为三年内，而离开户口所在地四年至五年以及五年至六年的流动人口所占比例较少，仅为5．52％、3．73％。rn 陆地边境地区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以高中及以下受教育水平为主，所占比例高达81．03％。其中外省流人人口中未上过学、小学和初中水平的所占比例都比较高；而有高中、大专、大学本科学历的占比都比省内流动人口低；这两类流动人口的研究上水平的人数占比持平，大体上省内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较外省流人人口高。rn 流动人口多数从事需要较多体力的商业、服务业、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业等工作；在国家政府部门以及其他需要较深专业知识的岗位上工作的流动人员较少。rn 陆地边境九省区省内流动人口以务工经商和随迁家属为主要迁移原因。其中省内流动人口的务工经商、寄挂户口这两种迁移原因所占比例低于外省流人人口，而其他原因占比均高于外省流人人口相应比例。rn 陆地边境九省区的省内流动人口都是以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为主要职业。省内流动人El的商业服务业、生产运输业以及不便分类的其他职业这三种职业所占比例低于外省流人人口，而从事其他职业的比例均高于外省流人人口相应比例。rn 影响我国陆地边境地区人口流人的主要因素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第三产业比重以及居民消费水平；而影响我国陆地边境地区人口流出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密度与第三产业比重。
  • 摘要：本文尝试结合笔者(2009～2010)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2012)，重点聚焦劳动力外流对欠发达地区福利效应的考察。从现有文献来看，很多学者对农民工外出务工持肯定态度，主要倾向认为劳动力外流给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带来了以下的一些正向效应：农民工流出从一定程度上转移了农业剩余劳动力，拓展了农村经济的来源；部分农民工回流带回了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信息和观念等，有助于欠发达地区的创业和发展，进而促进了当地发展；拓展了创收渠道，使得收入有较大提高等。从这一视角来看，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笔者认为，在肯定劳动力外流对欠发达地区的正面效应的同时，其负面的经济与福利效应更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这构成了本文构思的逻辑出发点。
  • 摘要：人口学年会历来是学术交流和沟通的重要平台。2014年是中国生育政策调整和完善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也是人口学界政策和理论研究成果颇丰的一年，具有非凡的历史意义。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新时期计划生育工作的方向是：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因此，本次年会从战略的高度，以“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为主题进行了广泛的学术交流。年会讨论的议题涉及人口生育政策、人口理论与方法、人口老龄化、城镇化与流动人口等多个领域，而2014年“单独两孩”政策在全国大多数省区市的落地实施，无疑将生育政策和计划生育研究推向热潮，不少学者都对“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前后的人口发展态势表示特别的关注，也对“单独两孩”政策的实际效应十分感兴趣，这促使生育政策成为本次学术研讨会备受代表关心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是本次学术研讨会较往年不同的一大特色。本次学术研讨会紧跟时代脉搏，紧扣“促进人口长期发展均衡发展”的研究主题，内容不仅涉及生育政策、人口老龄化、流动人口等多个热门研究领域，也涉及民族人口、国防人口建设等以往被大众忽视或鲜为人知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了人口学研究的视野，也为政府决策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理论依据。通过本次学术研讨会，人口学界的优秀学术成果得到了分享；不同的观点、思想也在不断碰撞中得到升华，无论对于参会者还是主办方而言，这都是一次成功的、有意义的人口学盛会。
  • 摘要：中国启动实施“单独两孩”乃至未来全面放开生育两孩政策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人口安全问题：其一，生育政策调整一定程度上可以合理人口结构，通过稀释老年人口比重，一定程度缓解人口老龄化，通过解决劳动力相对短缺问题，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积极效用。其二，生育政策调整有助于家庭在生育行为上减少对出生人口性别的人为干预，平衡出生人口性别比，减少未来婚姻市场挤压问题。其三，少子化、独子化甚至无子化为表征的计生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生育政策调整有助于破解计生家庭内源性风险的“唯一性”，稳定传统家庭功能和家庭责任，推动国家人口安全战略的实现。其四，生育政策调整有助于中国维持合理的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这将对国家主权和外交政策等国家安全形成深刻影响，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 摘要："四二一"结构家庭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三十年以来形成的一类特殊家庭形式,因其"岌岌可危"的倒金字塔形结构和可能蕴含的巨大养老风险为世人所瞩目,并由此激发了对现行生育政策的争论和分歧.笔者认为,"四二一"结构家庭仅是急剧变迁的中国家庭的极端代表,人们对这类家庭的集中关注映射出规模逐渐缩小、结构不断简化、形式日益多样化的中国家庭在养老方面的困境.本文以"四二一"结构家庭为切入点,全面审视社会转型与人口转变背景下中国家庭的养老能力与养老风险,探讨保障家庭安全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反思包括生育政策在内的相关社会政策，尽快建立完善社会保护机制，通过制度化设计巩固家庭体系、增强家庭能力、分担家庭风险、减小社会风险，使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
  • 摘要：通过对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模拟清楚地看到，过低的生育水平并不能够带来经济的高速度增长和人均产出水平的提高。从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战略来看，保持相对稳定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的生育水平才是最优的选择。因此，未来的人口和生育政策应当朝着这一方向完善。我们的政策方略应该是在“十二五”期间允许育龄人群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严格控制生育三个孩子，更长远看应该鼓励人们生育2个孩子，控制生育3个孩子，使未来的生育水平稳定在1．9～2．0。当然，过于宽松的生育政策(比如允许人们遂愿生育)，再某一特定阶段可能会使生育水平过高，超过更替水平，带来人口较大的波动，也同样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增长和发展，也是资源环境所不允许的。面临低生育水平下人口和劳动力减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必然选择，而这就要求有相应的技术支撑。因此，未来加快技术进步是一个必然选择，也是实现经济快发增长的主要途径。这里就需要我国从战略上加大科学研究投入和技术创新投入，加快技术进步。同时，更需要加大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投入、在职培训的投入和健康的投入，建立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有效劳动的投人，实现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达到1．5％～2．0％。从已有的国际经验和我国居民生育意愿和行为的实际看，未来我国必将面临一个低生育水平状态，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减少是一个必然趋势。依靠劳动力丰富而不断增加、劳动服负担较轻、高储蓄高积累的增长方式和发展方式必将终结。这必须要求转变这种经济发展方式，适应人口发展的形势，从依赖劳动增加转变到依赖人力资本提高，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高劳动生产率。人口老龄化带来消费结构的转变，未来消费市场老年人将占据1／4～1／3，将大大超过少年儿童的消费市场。而老年消费市场的特殊性就必然要求未来的经济结构、产品结构和服务结构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使经济发展适应人口的发展。总之，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必须与我国人口规模减小、劳动供给减少和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相适应。
  • 摘要：阿拉善盟地处内蒙古自治区最西端,北与蒙古国交界,国境线长达735千米,总面积27万平方千米;西南与甘肃省、东南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北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鄂尔多斯市、乌海市接壤.阿拉善盟人口计生局和南京邮电大学合作开展《阿拉善盟边境地区人口安全与政策研究》课题,旨在通过深入、翔实的调查摸底,全面掌握阿拉善盟沿边地区的人口数量、分布、结构、迁移等情况,了解沿边地区农牧民家庭的生活条件、经济状况、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状况、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分析阿拉善盟边界地区人口安全隐患和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妥善解决阿拉善盟人口安全问题的政策建议,以促进阿拉善盟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
  • 摘要：实现国防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解决，综合治理，其中政府的各项政策制度具有关键性作用。这是因为，首先，国防部门提供的安全是一种最具公共性的“产品”，只有国家引导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其次，国防劳动是一种特别艰苦和繁重的劳动，是需要做出巨大牺牲的劳动，只有国家的一系列特殊政策制度鼓励和引导，才能确保劳动者积极从事这种劳动。要健全有利于国防人力资源供给的国家人口调节政策，完善有利于国防人力资源开发的国家人力资源政策制度，完善有利于国防人口安全的社会保障政策制度。
  • 摘要：人口塌陷是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从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到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人类社会经历了空前的繁荣和兴盛。期间虽然经历了各种战争、种族屠杀等灾难造成的暂时性社会倒退，但是人们对未来社会进步的信心一直占据上风。少数知识分子“先知”，如马克思、尼采、韦伯、弗洛伊德等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现代化道路上的“陷阱”提出了批判性分析，并预先对社会潜伏的疾病做出了“诊断”，但是并没有改变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被动卷入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历史进程。社会发展依然是朝着启蒙运动所开创的“个体社会化、知识理性化、权力合法化”的现代化道路向前迈进。现代化过程总是基于越来越多的社会个体的理性觉醒。这是一条康德在其名篇“什么叫启蒙”一文中所指明的道路，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走出了蒙昧，不再是简单的顺从者，而是敢于利用自己的理性去思考一切问题。启蒙运动、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思潮与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相结合，促成了人口爆炸性增长和人类物质文明的繁荣。然而，随着社会分工的演化，社会系统越来越分化和复杂化，每个个体或社会系统的每个部分越来越难以理解和把握社会系统整体状态，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越来越呈现矛盾，囚徒困境的现象越来越普遍。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的分析，韦伯关于铁笼子的思想，齐美尔关于文化悲剧的观点，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危机的论述，吉登斯关于“重型卡车”的理论，贝尔关于风险社会的论述，统统说明了一个社会挑战：人类理性正面临困境。在人口现象上，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的困境正在表现为人口塌陷过程。小国或小岛的人口塌陷对世界发展影响很小，但是一个政治经济大国的人口塌陷则必将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由于人口的长期增长或下降关系到文明的兴衰和族群的存亡，因此人口塌陷是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实现人口均衡发展，不仅是一句理论口号，而且是一个重大的人类社会实践课题。未来留给人们的问题为，人口塌陷趋势真的不可逆转吗?人口塌陷是否具有内在逻辑?人口塌陷是不是服从资本主义积累的需要?人口塌陷与达尔文进化论相违背吗?人口塌陷的社会经济后果怎么样?人类社会的公共理性有没有能力应对，如何应对人口塌陷的挑战。
  • 摘要：本文基于我国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rn 标准化人口死亡率(ASCDR)与人1：3粗死亡率(CDR)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经过标准以后的死亡率，有的区域之间的比较甚至出现了相反的变化方向。rn 通过选用两次人口普查时点全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平均作为时序标准人口年龄结构，计算了我国31个地区在十年间的死亡率变化情况。结果发现，2000—2010年期间，所有地区的标准化人口死亡率均在下降，但若仅从粗死亡率的变化情况来分析，可能错误地认为部分省区的人口死亡率却出现了上升趋势。rn 在使用直接标准化方法的过程中，标准人口年龄结构的选取对最终的计算结果和结论判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选用不同的标准人口，不仅计算出来的标准化死亡率肯定会不相同，甚至两个地区之间的比较都可能会出现相互矛盾的结论。因此，标准人口年龄结构的选取是直接标准化方法的关键步骤。rn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进程，人口年龄结构对死亡率的影响越来越大。本文通过计算人口粗死亡率(CDR)与标准化死亡率(AS—CDR)之间的相关系数，然后根据相关系数的变化趋势，来判断人口年龄结构对死亡率的影响程度。其基本的逻辑是，若两者的相关系数越高，那么越有可能用粗死亡率代替标准化死亡率进行比较。特别地，当相关系数达到临界值1时，粗死亡率可以直接取代标准化死亡率来进行比较，此时说明人口年龄结构对死亡率影响非常微弱；反之，当两者的相关系数越低，那么越不可能用粗死亡率代替标准化死亡率来做区域或者时序的比较，这样做犯错的风险很高，说明人口年龄结构对死亡率的影响很大。通过计算1990—2010年二者的相关系数(r)，1990年r=0．782，2000年为r=0．459 57，2010年r=0．439 96，发现相关系数在逐渐降低。因此，可以认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死亡率的影响作用越来越明显。
  • 摘要：本论文以湖北省为案例，在大样本抽样调查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单独二孩”政策放开后符合政策人群的生育意愿，并评估了此次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风险。从本次调查分析结果来看，超低生育率风险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人口发展既有正增长的惯性，也有负增长的惯性。当人口的代际更替无法维持简单再生产，人口便会出现持续萎缩趋势。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限制生育，而应是使得总和生育率维持在较为合适的水平，对于符合生育政策的家庭计生部门还应合理引导和鼓励其生育，尤其是那些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高龄妇女，应鼓励其尽早安排二孩生育时间。对于生育堆积风险，应加大宣传和引导的力度，从优生优育和家庭致富等角度，动员符合生育二孩的低年龄育龄妇女合理安排生育二孩时间、推迟生育；动员符合生育二孩的党员干部带头晚育二孩，为群众做表率；深入推进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完善落实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于就学堆积风险，可以在一些目前生源不足的中小学试点小班化教育，预留一定的教育资源以备生源高峰到来。在城市新开发区或流动人口聚集的地区，可考虑新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对于区域差距扩大风险，要求在生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时，充分考虑区域差异性。“单独二孩”政策实施过程中，高生育率地区和男孩偏好强烈的地区仍然是计生工作重点监控对象。在这些地区，要严格实行三线考核，应加大违法生育查处和社会抚养费征收力度，综合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依法依规查处各类违法生育行为，对违法多生育子女的，要严格征收社会抚养费。而对于低生育率和性别比正常地区，应该鼓励符合生育二胎的家庭按政策生育，积极引导其合理选择生育时间，做好优生优育服务：对于政策延伸风险，相关部门需要落实三个到位：一是政策细则尽快调整到位。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政策调整后湖北省内计划生育配套政策的前后衔接办法，落实具体细则，打消群众疑虑，方便计生工作人员对外解释和工作执行。二是政策传递到位。相关部门内部要适时调整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要让从上到下的计生工作人员明白“政策放宽”不等于“工作放松”。外部要通过宣传让群众认识到，政策调整不是临时“开小口”的行动，不会在适度放松之后再次政策收紧，打消群众顾虑，避免“抢生”。
  • 摘要：通过对流动人口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统计和特征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简要结论：第一，流动人口的规模将持续高速增长。这预示着流动人口问题将是山东省乃至全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如何对日益庞大的流动人口进行有序管理和服务，将是卫计委部门和各省(区、市)政府及中央政府所面对的严峻挑战。第二，流动人口广泛分布在山东省各个地市，但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跨省流人人口主要来自东北地区“闯关东”人口的回迁；而跨省流出人口则主要流向华北和华东地区；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农村，主要流向城市和城镇地区。第三，流动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文化结构均在发生变化。流动人口中青壮年劳动力人口比例在不断增加，尤其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已逐渐成为流动主力；而儿童和女性在流动人口中的比例也在不断提高，“这既反映了人口流动家庭化的特点，更表明今天和今后的流动人口将会明显地不同于以往的流动人口。这也是政策制定中需要给予高度关注的变化”。另外，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稳步提高。第四，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长期化、家庭化，务工经商为最重要的流动动因。流动人口的平均流动时间超过3年，而流动时间在6年及以上的流动人口占25．8％，流动的长期化趋势明显；大部分流动人口都是经济型流动人口，务工经商是最重要的流动原因，但老年人、儿童和乡村流动人口以社会型流动为主。此外，随迁家属是女性和儿童发生流动的主要动因，这意味着以家庭团聚为目的的家庭化流动趋势明显。第五，绝大多数流动人口从事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和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与2000年相比，2010年流动人口从事第一产业的比例快速下降，而从事商业和服务业的比例在加快增长，这是山东省乃至全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必然结果。
  • 摘要：家庭政策设计应该从我国城乡居民家庭需求的现实出发，以家庭整体作为政策实施对象，建立个人与家庭并重、个人与家庭关联的家庭政策。在涉及百姓民生的社会经济制度改革中，要充分考虑家庭的整体利益，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利益关联。提升家庭政策的层级，将其作为一项国家基础性的民生制度安排；推进家庭政策的适度普惠性，为一般性家庭提供普遍的支持；进一步加大对高风险家庭的支持，建立家庭福利津贴制度；在提供经济援助的基础上，全面开发家庭的能力，实现家庭的全面发展。此外，在具体设计家庭政策的时候，需要注意政府介入和家庭之间的边界问题，以下两个原则应该把握：一是家庭政策应该是基础性的，不是随意放大政府对家庭事务的干预，而是在尊重家庭与政府边界的基础上，承认家庭的自我传统和多样性，顺应家庭的变化趋势，针对家庭某些功能的弱化而形成对家庭的支持，协助家庭增强发展能力；二是政府针对家庭的政策和公共服务并非否认家庭自身的基本功能，而是在肯定家庭对个人发展功能不可替代的优势基础上，支持和加强家庭的自有功能，因此，政策的介入并非剥夺家庭自我决策的空间。
  • 摘要：流动人口是一个以青壮年为主体的变动群体,他们大多处于青春期、婚育期,其特殊的生殖健康问题和需求值得关注.如何有效地掌握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信息,关系到能否有针对性地提供流动人口需求的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等服务.本研究利用2013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个人问卷的汇总数据进行分析.除去对独生子女领证和领费的分析,其他问题的分析对象均为16～49周岁已婚有偶育龄妇女.提出要善流动人口依法享受服务和奖励优待的机制，优化避孕节育情况证明的报送方式，将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信息纳入流动人口电子健康档案，加强计划生育服务管理人员的能力建设，严格依法行政，严肃查处收缴押金等行为。
  • 摘要：在农村地区，老年妇女的情感支持来源比较单一，主要来自家庭代际间的支持，但是，老年妇女在情感需求方面对不同子代角色的选择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不同。本次研究结果表明：rn 老年妇女在情感支持方面选择儿媳(占34．7％)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说明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婆媳矛盾已出现减弱的趋势，婆媳相处变得融洽。在农村地区，由于代际互惠关系的存在，使得婆媳之间的情感交流更多，老人也能从中体会到更多的幸福感。rn 老年妇女在情感支持方面选择女儿的占54．4％，选择女儿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提高也有正向影响。女儿在农村的家庭养老活动中，更多地承担着“情感性”的角色，在老年妇女有情感需求时能给予她们很好的帮助，对她们主观幸福感的提升有积极作用。rn 老年妇女在情感支持方面选择儿子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提高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儿子更多地担任了“工具性”的角色，需要常年外出打工，承担着供养家庭的任务，而在情感支持方面远远不能满足老年妇女的需求预期，给农村老年妇女带来的往往是情感上的失落感。而调查问卷显示，情感支持方面选择儿子的占到81．3％，因此，儿子对农村老年妇女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较大，应该引起高度重视。rn 老年妇女在情感支持方面选择女婿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提高有负向影响。说明女婿和儿子一样不能满足老年妇女的情感需求预期。但农村地区的老年妇女在情感需求方面很少倾向于女婿(占13．6％)，这与她们有一定程度的血缘偏执意识有关，因此，可以认为女婿对农村老年妇女的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整体不会很大。rn 从老年妇女的个人特征来看，经济充裕、身体状况好、参加社会活动、多子女对老年妇女主观幸福感有显著正向影响。孤独感对老年妇女的主观幸福感有负向影响。而老年妇女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生活自理状况、居住方式、村里有无活动场所和村委会有无人员探望则对老年妇女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与已往研究结论不同的是rn 本研究中婚姻状况对老年妇女的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影响，说明丧偶带来的情感缺失，完全可以由其他情感替代。rn基于以上结论，对提升农村老年妇女幸福感提出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政府和社会应该重视农村老年妇女的物质保障，尤其是医疗保险。第二，强化成年子女在老年妇女养老中的作用。政府应该采取相关措施，如加强监督企业对农民工休假(探亲假、节假)制度的执行情况，为外出打工子女假期回乡探望老人提供便利。第三，充分发挥村落社区在老年妇女养老中的作用，利用村落资源建立公共服务机构，如老年活动场所、老年活动室等，丰富老年妇女的精神文化生活。
  • 摘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目标，并强调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城市建设向智慧化转型，伴随硬件设施升级的同时，也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资源承载力增强，配置更加合理有序。城市的发展方式、管理能力、服务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水平。科技助老可以减轻家庭照顾者的压力，改善老年群体的生命质量，对完善我国的养老体系具有促进作用。rn 一方面需要积极利用社会保险模式建立全面覆盖的老人长期照护保险制度，养老服务与医疗服务相结合，改善中国目前家庭养老负担重的局面，有效将居家养老与机构养老、社区养老相连接。一是有效利用长期照护保险制度的基础，设计切实可行的保险筹资计划，在老人长期照护问题上实现城乡统筹一体化的步调，打破城乡供给的不平衡，保障养老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满足城乡老龄群体的需要；二是养老服务与医疗服务相结合，我国目前的现状是两个体系各自独立承担不同的职责，但老人长期照护体系的均衡发展有必要将二者统一起来，节约资源，实现资源的高效与不重复利用。rn 另一方面应有序利用智慧城市发展的阶段性成果，针对公共卫生领域的老人健康照护体系，其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定位与发展方向，体系建构中各平台所解决的问题以及平台间的有效协作，需要公共行政协调和处理的各部门间的关系，保障新型老人健康照护体系各平台间的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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