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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变化中的价值观国际学术会议

全球化与变化中的价值观国际学术会议

  • 召开年：2012
  • 召开地：北京
  • 出版时间： 2012-11-02

主办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会议文集：全球化与变化中的价值观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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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价值哲学研究曾显示出爆发性的发展力度和规模,并已加入到这一领域前沿的国际对话。这是一个基本的势态。笔者认为有几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超越“拥西”与“反西”情结问题；关系思维与实体思维问题；科学论证与价值诉求问题。
  • 摘要：近年来,伴随文化问题的深入研究,民族精神成为关注的一大重点。尤其是国际间的文化对话,使各种思想文化主张和多种研究成果得以充分的展示和交流,从而形成新的碰撞,产生新的思想火花,丰富和发展了民族精神研究。但是,一些思潮的兴起,又给民族精神研究带来不少新的问题和挑战。理论讨论中的种种困惑与争论,常常与一些思潮所提出的主张和所引发的问题有关。因此,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除了需要加强基本理论研究之外,特别需要加强对有关思潮的辨析和洞察,以期通过比较民族主义与民族精神；文化相对主义与民族精神；后现代主义与民族精神,廓清民族精神认识上的迷雾,明确民族精神发展的方向。
  • 摘要：社会主义价值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内容,要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社会主义价值文化先进性需要进一步增强。要增强社会主义价值文化的先进性,则需要自觉、主动地加强社会主义价值文化构建,作出正确的构建战略选择。
  • 摘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必须科学理解和合理对待它与普世价值的关系,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这是一个时代性战略性的问题。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他那种站在人类主体、人类解放的高度观察分析问题的视野、胸襟和方法,为人们超越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合理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
  • 摘要：合理的社会价值理性信念的确立和自觉践履,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走向成熟和圆融的标志。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变革实践,是中华民族以自己的方式,反思“现代性文明”的多重弊端,自主地探寻、创制并努力实践“中国价值”,追求并重塑民族文化之新精神信仰与价值(理性)特质的艰难曲折的过程。此一追求和践行过程所着力呈现的,是该文化自身新形态自主创生和演进历程中,民族整体性人格境界之自为获得和攀升方式。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中国价值”从一开始就禀赋着鲜明的实践指向,其所依循的,是个体性与社会公共性、民族化与世界化内在有机整合基础之上真实的社会“公共价值”的实现逻辑,彰显的是对崇高的正义信仰的吁求,以及对当代中国民众之普遍而真实的美好生活福祉的承诺。其所着力锻造的,则是具有当代“世界公民”气度与搏大胸襟,且具备宽厚、仁爱、责任、担当的美好人性品质与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精神气质的风范大国民——“中国人”形象。
  • 摘要：元代以来以后,道教易老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易老学是以《周易》卦爻变异的节序性、规律性的思想结合《老子》天道自然的道体观共同对世界和事物作出说明的理论体系。因为《老子》重言天道之自然,而《周易》重言天道之有序；《老子》哲学特质在于“明体”,《周易》哲学重“有序”和“可操作性”,强在“达用”,《老》与《易》互补,可以为确立道的形上性、遍在性与个体性、有序性的合理统一提供好的理论形式。元代高道李道纯统合儒、释、道三教,兼宗《易》《老》,提出“道本至无,易在其中”；“易、象道之原；常、变易之原”；“圣之为圣,用易而已；用易之成,虚静而已”等重要的道教易老学的观点,将道体的虚无自然看作是具象个体变化的本质,而具象个体变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的规律性和节序性又是虚无自然道体的内容和显现,道体不离个体变化之用,个体变化之用显现道体的内容,从而以体用的方式贯通道体与器用,沟通形上与形下,为道教修持确立形上的本体的依据,也为形上的道体奠定了形下的现实的、物质的基础。
  • 摘要：王安石博闻广览,尤爱《老子》,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曾说“介甫平生最喜老子,故解释最所致意”,司马光也说“介甫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其所注《老子》,对王雾、陆佃、吕惠卿等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亦一代宗匠也”。可惜王注《老子》仅前十一章原注尚存,其后注文已散佚,今人容肇祖、蒙文通、严灵峰先生纂辑散见材料加以整理,务使王注得以再传。今仅就辑佚的材料和王氏与《老子》的相关材料,从为学与为道入手来研究王安石在《老子注》中实现的价值转向，文章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为学穷理，为道尽性；为学与无知；为道与无为；穷理尽性以复命。
  • 摘要：基于群体权利的描述性代表是一种重要的政治代表类型。相对于实质性代表而言,描述性代表的价值长期以来被有意或无意地被低估或忽视。在当代族群冲突、文化多元与社会排斥日益突出的社会情势下,描述性代表正日益显示其出对促进族群间信任、回应少数族群的正当利益要求、提升边缘群体的政治效能感和增进政权合法性等方面的价值。由于描述性代表过于强调情境主义理想而又缺乏一套成熟的代表制度,因而无法从制度上充分展示出公民授权与政治责任的统一,只能成为民主代表制度的合理延伸和补充,难于成为支撑现代民主的标准代表模式。
  • 摘要：随着中国现代化实践的不断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在极大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民众的精神维度却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以伦理性和政治性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以经济性和现代性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以及消费文化在中国的滥觞,造成了人们价值衡量尺度的模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超前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使得西方传入的个人主义未能与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精神很好地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本来就极为稀薄的理性、科学和民主精神,在全球化造成的文化混乱中几近完全缺失。要解决中国人民存在的这些精神维度缺失问题,可采取下列措施:承认和发展资本、积极推动资本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尽量想办法驾驭和控制资本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批判吸收和借鉴全球精神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即大胆吸收理性、科学与民主等西方文化中的基本要素,同时警惕西方文化霸权的控制,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文化体系；在充分考虑世界大环境并深入研究中国本土特色的前提下,建构起具有主体性意识、有着正确的金钱观和理性消费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主导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维度。
  • 摘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开始进入一个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主线的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价值观也相应地呈现出从传统向现代转型、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总体特征。当今中国正经历着从封闭社会变为开放社会,从政治社会变为商业社会,从阶级斗争转变为经济建设,从一穷二白变为小康的巨变,然而,在所有这一切变化之中,价值观的变迁才是主宰,它从人们心灵深处决定和影响着人们的目标追求、进取方向与好恶趋向,决定着历史与未来的进程。笔者认为，中国社会价值观逐步变迁过程中，呈现了六个特点：从亿元价值观到多元价值观的转变；从封闭价值观到开放价值观的转变；从强调整体利益到凸显个人利益的转变；从重人情到自觉遵守法制的转变；从单纯的理想价值观到理想与世俗越来越融合的转变；从崇尚循规蹈矩到对自强、自立主体价值肯定的转变。
  • 摘要：由人的本质所决定,在人的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公共性的有无问题,存在的只是公共性的多少和实现方式问题。考察公共性的原始发生有两个基本的路径:系统论的奠基:生成论的奠基。前者讨论的是公共性何以可能的问题,亦即根据问题；后者研究的是公共性如何可能的问题,亦即环境与条件问题。在系统论奠基的视野内,公共性的需要奠基于人的片面性和非自足性之上；在生成论奠基的框架内,公共性表现为通过交换、交往,简言之通过合作所产生的“合作剩余”。“合作剩余”是公共性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人的丰富性、全面性和多样性的重要表现。人类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创造公共性和实现公共性的过程,实质上,公共性的生成论奠基乃是系统论奠基的历史展开形式,这种历史展开主要有机械和有机两种方式；而就公共性的表现形态看,有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文化精神形态三种形式,无论以何种形态出现,公共性的内容便是公共价值,而生成公共价值必须公开且充分运用公共理性。在市场社会,三种形态的公共性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在世界历史交往不断普遍化和深化的背景下,公共性、公共理性与公共价值问题已经成为哲学、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 摘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的讨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几乎同时展开。十七届六中全会发表的题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本文首先就学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的观点加以归纳整理,进而指出在凝练的过程中需要正确处理的三组关系,最后提出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价值选项:人文精神,并就其现实内涵进一步做出分析,以期对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 摘要：亚里士多德在其伦理学中虽然提出了实践性的思维理路,但是却并没有贯彻始终,而是最终又偏向于理论理性式的形而上学思维理路。而近代以来的道德哲学一方面遮蔽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之善与生活世界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又纳入了亚里士多德知性本体论的内容和形上思维模式,如此就使哲学性的道德反思和现实实践性的道德行为之间拉开了距离,进而使前者把道德问题总是作一种“孤立性的”、“独断性的”、“理论思辨式的”形上思考,而忽视了蕴含于生活实践境遇基础上的历史文化维度。如此就使近代以来的道德哲学成为一种远离生活世界的无根浮萍。所以重新彰显道德与文化之间的连续性和关联性就成为解决近代以来道德哲学困境的一种重要尝试。本文首先分析了亚里士多德实践之善生成的文化性因素及其偏向，然后提出了现代性视域下的道德形而上学困境，最后探讨了张力性文化视域下的道德生成问题。
  • 摘要：现代中国的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问题，经过长期的历史传统，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华夏文明格局及其传统。以华夏为核心的国族认同及其民族自觉传统，成就了中华帝国传统，“夷夏”之“辨”与“统”，同样说明了民族自觉与传统的国族认同的关系。汉民族的自我中心主义及其对国家利益的主导支撑着帝国的基本结构，诸夷对华夏及其中央体系的认同则巩固了上述基本结构。诸夷与汉民族之间经常呈现为一种野蛮与文明之争，但无论成败，都是逐渐巩固了中华文明传统。中华传统的国族认同及其民族自觉，更多地诉诸于教化礼仪而不是武力及战争，这一点使其与现代民族国家通过军事确定的国族认同及其民族控制有所不同，而现代中国对内的民族团结，虽然不得不借助于一定的军事体系，但就方式而言，主要说来还是发挥传统帝国的教化及其文化形式。rn 如何看待中国道路中不断高涨的国族主义?己引起海外的特别关注。域外有关“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且有史为鉴。人们注意到，全球现代化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扩张且日益高涨的国族主义，及其促成的帝国主义及法西斯主义，使全球文明蒙止了可怕的阴影。就此而言，中国的国族主义包括国族认同，必然有其限度。当中国日益明确地将源于自身传统的和平主义作为发展的理念时，应当说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限度，剩下的当是行动及其责任。而且，在此进程中中国依然须处理好国族认同与民族自觉的关系，使民族多样性的呈现有益于、而不是有损于中华国族的重构。而且，应当说，改革开放30年来快速融入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依然是面向现代的建国历程。
  • 摘要：儒家的王道论,体现了一种“道义至上”的精神。孔孟区分“王”、“霸”,既强调二者在内在价值原则层面上的根本区别；亦特别注重二者在惠及社会及其功业成就层面所存在的意义相关性和重叠性。儒家强调,作为伦理共同体的最高原则,必须是“仁义”或道义,而绝不能是“利”。唯以道义为终极目的和最高原则,功利事功乃能被点化、升华而真正作为“人”的价值被实现出来,从而构成为这“王道”的本真内涵和内在要素。儒家的王道论可以概括为:一种在道义原则基础上的道义——功利一体论。在国际关系原则方面,儒家的王道论特别强调天道、天意、仁心、民心、民意、民情之内在一致性,突出了道义至上原则的超越性意义。这种王道精神,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 摘要：中国哲学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下产生的一个现代学科,但它却奠基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深厚土壤之中。伴随着中国传统社会的阶段性发展,中国哲学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历程,其中儒学构成其主干。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精神可以概括为人伦本位的哲学思考、差异一体的秩序建构、内圣外王的人格理想、天人合一的终极关怀。在当代中国,作为文化传统的中国哲学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如何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冲突融合中实现中国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则是时代赋予中国哲学工作者的使命。
  • 摘要：实现自我人生与人类的永久和平,在老子的思想意识中,体现在对无为而治的分析说明方面。出自后人概括的这一重要命题,精深地领会了老子的思想底蕴。被现代学者热衷讨论的“文明的冲突”并不是今天出现的问题,实际上始终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差别仅是严重程度的大小。深入把握老子无为而治思想中蕴藏的哲学智慧,将会为化解当今愈演愈烈的不同价值观的对抗与利益的争夺,提供极富启示意义的借鉴。
  • 摘要：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谈论哲学与宗教。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与宗教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共同之处,那就是对待此世的否定态度。如何理解这个共性，即对此世的否定态度?认为，可以把哲学与宗教的这个共性称之为人的精神追求。如果没有精神追求，人们就会满足于此世。然而，人的天性是有精神追求的，因为他们不能满足于此世，此世不能令他们满意。哲学和宗教恰好能够满足人的精神追求。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在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与宗教的使命就是满足人们的精神追求。正是这一点决定了哲学与宗教的使命，即它们不能停留在此世，不能对此世持肯定的态度。至此，在西方世界里，人的精神世界里只有两大元素或支点，即哲学与宗教。rn 各类传统文化都是此世的现象，在此世中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类似于科学和技术。但文化有不同于科学技术的特点，这就是它对待此世的否定态度。文化是处在此世中的现象，但它又不安于此世。所以，与文明不同，文化不与哲学、宗教对立。由此可以断定，文化也应该成为精神世界里的一个支点。这样，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应该有三个支点:哲学、宗教和文化。正是这三个支点，最终能保证人的精神世界的稳定。
  • 摘要：虚拟生存作为一种崭新的生存方式在当代的出现,不仅使虚拟认同成为走进人们的生活,成为当代人所直面的新的认同观念,而且也很容易地对人们已有的认同造成瓦解并引发生存认同的多重困惑。从哲学上揭示虚拟认同深刻意蕴及其当代变化,是需要人们认真思考和正确对待的事关当代人生存质量的一个重要课题。rn 应该看到，人的虚拟认同存在的问题在目前是无法彻底地去解决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无言的结局”。虽然人们在自己的生活中都遇到了认同的话语，当时，人们在这一语境中讨论的“不仅仅是认同问题，还涉及到变化问题:新的认同的涌现，旧的认同的复活，现存的认同的变迁”。所以，正确的态度应该是通过积极寻求对问题的解答来加以解决。显然，对该问题的回答，并不是要简单地宣布取消人的虚拟认同，也不是要人们坚守己有的认同不变，而是要立足于对以往认同和生活态度的修正，去建构一种面向信息网络技术发展要求的新的认同，从而为解决认同问题找到一种合理性的认同范式，这是一个在对当代认同遇到的挑战而出现的焦虑和危机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深刻反思的问题。简言之，这是一个反思的虚拟认同问题，它不仅要求要反思认同的前提，而且也反思认同本身;不仅反思认同现象这一“原本”，而且也反思隐藏在“原本”背后的前提预设和根源。在这里，正视当代虚拟认同自身的反思性，必须明确，认同在某一阶段可能走入困境，但困境不同于绝境，认同自身的反思性能够引导它走出困境。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虚拟认同与虚拟认同危机实际上都是同一种虚拟认同的不同表述。只不过前者是一种肯定态的认同，后者是一种否定态的认同。作为对认同的否定，认同危机实际上是认同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要出现的“代价”，是成熟了的、对自己的认同进行否定的认同。它并不是认同的一种简单的断裂，而是一种新认同的开始。所以，重要的不是在对认同和认同危机的批判性审视中走向对认同的否定，而是走向一种对当代虚拟认同意义的重建。
  • 摘要：一个多世纪以来,试图对哲学进行重新理解,一直是哲学家们孜孜以求的一个情结。许多先进的哲学家已经看到了哲学变革的曙光,并且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下判断,这些判断作为当今哲学探进的铺路石,具有重要的路标作用。其深刻影响甚至波及到了对中国哲学的重新理解。本文的主要目的不在于对中国哲学进行通盘考察,其核心任务只是通过一种关于知识类型的描述工作,为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提供一个新的说明视角。介绍了知识的三种历史范式及其哲学：博物学，数理学，科学、技术与社会；探讨了哲学与博物学的关系；分析了中国博物性实践哲学的合法性。
  • 摘要：行政价值观主要体现为行政主体的主观倾向,体系性的政策文本是行政价值观演变逻辑的写照。以战略高度的五年计划(规划)文本为视角,解读行政价值观的阶段规律自然具有合理性。以此种方法为进路,明确以领导人更迭和重大历史事件划分行政价值观演变阶段的学理现状与优劣,以历次五年计划(规划)为载体,结合主要计划(规划)内容,创新性地提出五阶段划分法——社会主义改造与基本建设时期的行政价值观、“文革”时期的行政价值观、改革开放启动期的行政价值观、改革开放成型期的行政价值观与和谐社会建设时期的行政价值观。进而,分析各个阶段的特点,行政价值观演变的总体规律便愈发清晰,其在秉持视角、类型维度、目的、渊源、范畴等层面,逐步呈现出开放性、科学性、全面性、规范性与上升性的特征,反映出行政价值观演变的整体趋势。
  • 摘要：中国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为创建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陈云、邓小平倡导的“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渐进试错原则,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通过建立“容错机制”将其法制化。容错性民主理论将“摸着石头过河”渐进试错和“容错机制”理论化,其核心是“通过选举委托试错权、保护政治精英的试错权和履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修正错误的义务”,与党派是否轮流执政无关,即一党领导、两党或多党竞争均可推行民主化进程,包容并突破了西方民主化范式。从容错性民主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国家身份应是“新兴的新型民主化国家”,不在西方自由民主理论的解释框架之内。
  • 摘要：当代中国集体主义的重构要警惕极权主义,拥抱普世主义,整合个人主义。研究表明,当代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是以人为本的集体主义即进取利他主义,它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人与自己、人与人、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公正的集体主义即进取互利为基础,以利他为价值导向。可以把它用中国传统文化语言简要地概括为:“以人为本,家为根、国为重、天下为怀,和合共生”或只一个字“和”；也可以通俗地表达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 摘要：话语权是全球化过程中一个更为显得关注的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有两种视野:即国内视野和国际视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兴国之魂”至少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价值引领和思想之魂；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在推动国家兴旺、民族复兴的过程中,能够引领当代中国社会的多元核心价值体系的共生发展,有序发展,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不同替代的价值之魂、思想之魂；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必须有国际化的战略眼光,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接受。必须要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的描述力和解释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的批判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的影响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话语的引领力等。
  • 摘要：马克思以批判康德哲学的“是”与“应当”的二分为起点重建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主张从“现有”之矛盾推出“应有”。以此为方法论原则,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把科学论证和价值判断统一起来,指出了“人类社会”取代“市民社会”的必然趋势。今天看来,研究马克思的政治哲学,要重新审视“市民社会”之政治解放到“人类社会”之人类解放的过渡问题,即市民社会及其蕴涵的价值与规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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