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

摘要： 儒学的发展历程曲折多舛,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五次严重的危机,分别是:秦朝的焚书坑儒、北朝的鲜卑政权统治、隋唐时期的经书注疏混乱、唐宋时期的佛教冲击、近代的西学东渐。每次危机都使儒学受到很大伤害,但每次儒学都从低落中复兴,其中前三次走出危机的中兴旗手都是衡水籍人士。衡水在儒学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儒学中兴从衡水走来”。

摘要： 自宋代以来,对“甸服”的赋税原则解释皆来源于孔颖达“远轻近重”之说。但根据文献内容对“甸服”分析可知,其赋税原则实际上是“近轻远重”。而孔颖达对“甸服”的解释背后所蕴涵着的则是其作为儒士希望统治者行仁政的政治理想,以及唐太宗期望借此实现政治统一和扭转其得位不正、违反礼制的现象。

摘要： 人们常常用“华夏”来代指中华民族,却对“华夏”的意涵不知就里。唐代学者孔颖达在《春秋左传集解》中对“华夏”一词作出了精彩的解释,他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孔颖达的解读当然不是历代关于“华夏”解释中最权威的一个,但多少反映了“华夏”之民的自我认知,即在古人心目中,只有采用了中华礼仪、穿戴中国服饰的,才是“自己人”,才有自称“华夏”的资格。古代中国礼仪文明之盛自不必多言,那么穿在身上的服饰又是如何成为中国人最重要标志的呢?

摘要：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唐代学者孔颖达在《左传注疏》中为“华夏”留下这样的注解。从中华远古时代,就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的传说,华夏也称衣冠上国、礼仪之邦。这套对中华民族影响深远的衣冠体系是如何确定的9追根溯源,数干年来,浩如烟海的史册里有大量关于服饰的文献记载;近百年来,中国考古取得的新成果为我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珍责实物资料;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被传统服饰之美吸引,尤其在年轻人群体里兴起“汉服热”,也在客观上让古代服饰研究与复原从学术圈走向了社会大众。

摘要： 唐代孔颖达等人之所以能够开启经学史上的统一时代,官学地位和知识学的成就固然是最重要的基础,但根本上还是由于孔颖达等人在整理经学遗产的过程中暗自融入了文人士大夫的一段精神命脉,其所表达的民本关怀和士人主体意识自觉构成了《五经正义》最为鲜明的时代内涵,其所澄清的儒学实践性品格乃汉唐经学区别于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只有联系古代士人传统,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五经正义》统一经学的原因及其思想史意义。

摘要： 唐朝初年,秦王府学士、孔子第三十二代孙孔颖达,继承并发展传统儒学,统一儒家经学不同风格流派,成为一代鸿儒巨匠。孔颖达年少时就心怀复兴儒学之志,饱读儒家经典。入仕后,他心系朝政,以儒治国,为唐朝各项制度的制定倾尽全力,其奉敕修撰的《五经正义》实现了经学的统一。唐太宗在凌烟阁上为他画像,赞其“道光列第,风传阙里”。

摘要： 《毛诗正义》是中国经学史上一部里程碑之作。孔颖达秉持着以“情志”论与“诗政”论为核心的诗学思想,主张“言志”与“缘情”相统一,丰富了唐代诗学理论;提倡诗为现实治理服务,认为“风雅”“美刺”是现实的反映,实现了诗歌对政教的促进作用。解经以毛传、郑笺为本。经注兼疏,阐释了字词、名物、典制、经义思想等内容,在字词训诂、疏解句意、串讲经义等方面发展了毛传、郑笺。其阐释表现出兼容诸家、择善而从;经学阐释为主,兼及文学阐释;宣扬教化,注重致用性等总体特点,是学习研究《诗经》的典范著作。

摘要： 初唐贞观年间官修诸史,以《隋书》最受朝廷重视。太宗皇帝多次关心《隋书》修撰工作,并为之组织了最为强大的编撰队伍—时任尚书左仆射的房玄龄总监,秘书监魏征领修,其余参修的如颜师古、封德舞、孔颖达、许敬宗、令狐德棻等人,也尽是一时之选。

摘要： "夫妇为兄弟"说是中古儒家伦理学说中的奇论,提出者为刘炫而《毛诗正义》加以承袭.这一命题的出现,主要与北朝"重情"习俗、女性社会地位上升以及"兄弟"伦常普遍化等社会风气密切相关.该说将夫妇关系比附为某种兄弟之道,既反映了隋唐儒家学者尊重现实并试图将其合理化的解经取向,又是他们自觉对传统儒家经典叙述加以改造、利用和修正的结果."夫妇为兄弟"说的提出,表明遭遇"大动荡"时代的儒家思想所拥有的经典资源是有限的,并不能超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传统伦理纲常进行创造性发挥,将夫妇之道归结为"兄弟"之情,正是这种学术空间较为逼仄的结果.

摘要： 唐代以后,《丧服》制度及其礼文诠释进入一个集成式发展阶段,颇具超越前代、重构新局的宏大气概,孔颖达《礼记正义》便极具代表性.考察《曾子问》《丧服小记》诸篇相关诠释可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继承并发展了两汉魏晋南北朝《丧服》学诠释的众多成就,无论是诠释涉略面、诠释理路、诠释体式的选择,还是对此前各家经文诠释纷争见解的选择,都彰显出礼文诠释的独到之处.在《丧服》制度及其礼文的诠释过程中,孔颖达持有自己的诠释出发点和《丧服》制度弘旨观;在疏通申解《丧服》制度礼文及其郑《注》的过程中,他又继承延续并创新性地发展了前人诠释焦点、诠释方法等方面成果,形成一整套独具个性化的诠释理念、诠释方法与诠释特色,对唐代乃至此后《丧服》学的诠释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要： 《孝经》学是经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下经学研究正呈向上之势。历来研究孔颖达者，很少关注其《孝经》学，盖因文献不足微也。但是我们都知道在孔颖达之前有《孝经郑注》、《孝经孔传》，在他之后有唐玄宗《孝经注》及邢是疏。而隋刘炫《孝经述议》又从日本回传。《孝经》学的发展在六朝隋唐之际可以说我们是所知甚少。而孔颖达《五经》正义正是使唐代经学定于一尊的重要著作，故其本人对《孝经》的看法与注解在当时亦当有一定影响。若能据现有传世文献对孔颖达的《孝经》学进行一番勾勒，必定能对认识这一时期的《孝经》学发展有极大帮助。

摘要： 鉴于"兴不兼比"之说在学界仍有广泛影响,而这一提法实际上有很大问题,本文拟以孔颖达的《毛诗正义》为主要对象,旁及毛注郑笺及宋人《诗》说,做进一步的考释论证.指出孔颖达的《毛诗正义》是历代《诗经》注本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其中对“兴”的解释也是历代注本中最为详细且最有创见的一种。从其疏注当中发掘其精义，对于“兴”这一范畴的认识具有相当高的价值.近年来，对毛诗“兴诗”说持最彻底否定且有较大影响的是疑古派的顾颉刚先生。他的话很像是受了朱熹的启发，但说得更具体。用“比兴”这一范畴解《诗》虽然较晚，但其缘起则较早。毛传虽标“兴也”，但未释“兴”义为何，自郑笺至孔疏，均以为“兴”者兼含比义。“兴”究竟是否含有比义是自宋以来学者争执的焦点，观毛传所标“兴”诗，《诗》章首句与后起的“兴”义之间基本上都有某种可以模拟韵关系，亦即“兴”句与其后的正意确实往往兼具有比义，所以“兴”之与“比”，实为同一种东西的两面，其不同，主要视其所居位置，如置于篇章的首句则为“兴”，置于他处的则为“比”。这从早期评《诗》时比兴不分的情形可以见出，在“兴”义尚未出现之前，春秋时期讲“兴”的时候是用“比”这一字眼的。“兴”之为义，在孔颖达《毛诗正义》中有集中精彩的论述，对于重新审视“兴气准确理解它的含义，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摘要： 内容在《五经正义》中,孔颖达一方面遵循"注宜从经、疏不破注"的诠释原则,另一方面又倡导"体无恒式"、"唯变所适"等新的诠释思想,从而弥合了历史上"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二大诠释原则之间的裂隙,促使中国传统诠释学思想走向成熟.孔氏注重诠释对象的章句、辞理等基本的文本表达形式,同时也注重诠释对象的整体结构特征和语境蕴涵,推动了传统经学诠释向美学诠释的转变.孔氏还对不同经学流派之间、不同经传之间以及同一经传文本内部实行融通式的诠释和观照,这对于中国古典经学、美学诠释活动均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影响.

摘要： 孔颖达是隋末唐初经学大师,以主撰《五经正义》播名于史.《五经正义》作为有唐一代权威儒学典籍,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了儒家正统立场,另一方面在具体阐释中又有意无意地融入了道、玄、释等诸家思想质素,从而既表现了孔颖达儒学思想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又显示了中国汉魏以降儒、道、玄、释诸家思想交融互渗、此消彼长的动态文脉景观.孔氏《五经正义》以儒为本,兼熔道、玄、释诸家思想于一炉的异质性特征,是唐初特定的人文语境、文化酵素与儒家士人多元互动的结果,并对后世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产生了多维而深远的影响.

摘要： 孔颖达《毛诗正义》文艺思想研究的第一人当属钱钟书，《管锥编·毛诗正义》是钱氏学术人生的扛鼎之作，其对《毛诗正义》的文艺批评，善于运用传统经学和西方阐释学相结合的方法，目的是达到古今结合，中西互证。以缜密审思的语言总结出了《诗》创作诗学、鉴赏诗学以及《诗》审美经验方法，且对《毛诗正义》细部的文艺批评阐释中揭示出《诗》的创作技巧、美学范畴，建构了《管锥编》特有的诗学批评和阐释方法。30年来的《毛诗正义》文艺思想的研究，其重要的成果表现就是对《毛诗正义》的一些重要概念、范畴的阐释和梳理，而学术界对疏不破注、比兴、文势说、情志说、诗缘政尤为关注。这些问题可能并不是孔颖达《毛诗正义》文艺思想的全部，但对文艺理论、美学来讲，无疑是较为重要的，对这几个概念的理解和认识，直接可以略窥《毛诗正义》文艺思想之大要。新世纪以来，在“文论失语”争论的背景下，学者们聚焦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提出本土化和西方化两种入思方式，以重建中国文论体系；另外，汤一介、成中英、洪汉鼎等学者提出的创建世界阐释学体系的“中国学派”，提出“创建中国阐释学”的声音一直在学术圈内回响。在这两股思潮的助推下，对经典的阐释、文论话语的梳理在学术界形成一股热潮。《诗经》的对外传播渊源流长，并在海外开花结果。随着《诗经》在海外的远播，对《毛诗正义》的研究亦成为台港澳学者及海外汉学界的关注点，三十年来取得相当一部分可圈可点的优秀成果。台湾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文化亦不可分割，特别在经学阐释方面研究，与大陆有并驾齐驱之势，其中台湾大学张宝三的博士论文《研究》，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