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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十八次中医医史文献学术年会

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十八次中医医史文献学术年会

  • 召开年：2016
  • 召开地：上海
  • 出版时间： 2016-07

主办单位：中华中医药学会

会议文集：中华中医药学会第十八次中医医史文献学术年会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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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103条结果
  • 摘要：石刻文献是以石质为书写材料的语言信息资料,或称为"碑刻文献".在现存各种石刻文献中,就有不少医学文献.在这些石刻文献中也分布了一些石刻医学资料,包括医方、针灸、养生、医事等内容.为了使学界更清晰地了解与利用这批资料,笔者对民国之前广西地区所见的石刻医学文献进行系统搜集。广西石刻医学文献现存5余种，其中既有成篇的医方药文、医学事记，也包括有医学内容相关的石刻题字，另外还有数种仅存篇目。这些文献主要分布在桂林市，有桂林南溪山《养气汤方》、桂林伏波山《傅伦还珠洞题诗并序》、桂林叠彩山《刘大任收埋棺枢碑记》和《崇华医学会碑记》，以及桂林出土的《新建痘神庙碑记》，均被《桂林石刻总集辑校》收录。广西石刻医学文献的产生时代距今或远或近，虽然数量不多，但是从中可以窥测到广西地方医学面貌与历史经纬：历史悠久的养生文化、瘴疫盛行的地方疾病史、中医先驱的责任担当。广西石刻医学文献是古代广西地方医学文献的组成部分与医学文化的缩影，具有较大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值得医学文献、医学史研究者的关注与重视。
  • 摘要：昆山素为江南名邑,历代文人著书立说,蔚然成风.又因昆山医家中儒医占比大,文化程度较高,故能注重医疗技术、实践经验与心得体会的总结,并从理论上加以研究阐述,推动了医药著作的撰写,从而促进了医学学术经验的保存、交流和传播.据志书史籍等文献记载,自宋代以来,有医著100多部,其中不乏杏苑名著,涵盖基础理论(含内经、伤寒、金匮、温病)、诊断、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五官科、肿瘤科、针灸、推拿、气功、养生、药物、方书、医案、医话、医史、文献及综合性医书等中医学的各个分支学科,有些已经佚亡,有的历经磨难保留至今,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文章将昆山历代中医药著作考录进行梳理，并将其简单分类，主要有基础理论与诊断、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五官科肿瘤科、针灸推拿气功养生、药物、方书、医案医话、医史文献、综合性医著共计13大类。
  • 摘要：南阳医圣张仲景(约150～219年)吸取秦汉前的医学成就,于东汉末年著成《伤寒杂病论》十六卷,是医药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的医学典籍.但《伤寒杂病论》的版本是经后人抄写、整辑、撰次或改编而刊行,种类繁多,语言古奥并可有存疑和错讹,需要研究《伤寒杂病论》的经典版本与分类.文章系统整理和简略介绍《伤寒杂病论》主要经典版本的成书时代、刊行流传、内容和历史价值。《伤寒杂病论》版本分为古代版本和近代版本,古代版本有《敦煌本伤寒论》、《金匮玉函经》、《唐本伤寒论》、《高继冲本伤寒论》、《康治本伤寒论》、《康平本伤寒论》、《宋本伤寒论》、《注解伤寒论》等;近代版本有《白云阁本伤寒杂病论》、《刘昆湘本伤寒杂病论》、《涪陵本伤寒论》等.不同版本《伤寒杂病论》具有不同的特色性历史学术价值.本研究有利于更加深入研究仲景的学术思想和用药特点,有利于使用仲景方药.
  • 摘要：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龙530《本草经集注》(以下简称龙530)残卷,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了《集注》序录的内容,对于后世辑佚和研究《集注》一书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但该残卷的内容与传世文献如《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以下简称《大观》)、《政和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以下简称《政和》)中保存的《集注》序录部分多有不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很多,有些可明显看出是敦煌本《集注》的抄写错误,有些则是后世因避讳等原因改动所致等等.两者都是现存《集注》“陶隐居序”较早的版本，书写年代并在《大观》《政和》之前，可以相互校勘。在参以《大观》《政和》相关内容之后，笔者发现对于恢复“陶隐居序”的原貌，能够取得一些文字上的突破。这些避讳字的使用情况，一方面有助于人们以此为标准，从而推测其他敦煌文书中相关避讳字的使用规律；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考察唐初因避讳改字的情况。另外研究发现，《新修》在继承《集注》时，或宋人在继承《集注》《新修》时，都因避讳或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对原文进行了改动，这就提示人们：在校勘敦煌本草文书的异同之处时，不能仅以传世的《大观》《政和》，或更晚的《本草纲目》为据，就认为敦煌文书为误；在辑佚相关本草古籍时，也应有所辨别。
  • 摘要：尚志钧(1918-2008)先生为我国当代著名本草文献辑佚大家,一生共辑复本草文献著作19部,发表学术论文268篇,其中以《唐·新修本草》为代表性学术著作.尚辑本《唐本草》在药物及体例上仍沿用现存目录残卷上所记载的方式，全书共二十卷，其中包括第二十卷有名无用类，此卷药物共有195种，包涵《本经》6种，《别录》14种，此二十种药物为陶弘景所不识，即在陶弘景时代，此20位药物已经无人能辨别其实物为何，故只留其功效内容，而不能确定其具体为何种药材。其余175药为后世医家所不能识辨之药。尚辑本《唐本草》为全面系统地研究本革发展史提供了方便。在尚辑本《唐本草》辑复前，尚未见唐及以前历代的全本本草文献著作传世，《唐本草》因其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成为了本草文献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著作。而尚老辑复《唐本草》，使得研究《唐本草》以及唐以前本草文献的状况成为可能，也为梳理本草文献发展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尚辑本《唐本草》多方面体现了尚老严谨治学及其学术成就。
  • 摘要：中医药文献研究在中医药发展历史以及现代中医药临床、科研与教学中的重要性己成共识，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予以重视，也对中医药文献研究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必须承认，现阶段中医药文献研究在发展过程中还遇到不少困难，面临新的挑战。这既有文献研究本身存在的难度以及学科的局限性所导致，也有外部环境对文献研究认识上的不足，再加上人才与业绩考核制度上的单一性等等原因，使得文献研究还需要多方予以支持。面对中医药文献研究的良好机遇及存在的问题与困难，要深入反思，寻找突破，从外部环境和自身发展等方面多措并举，希望政府及管理部门对中医药文献的重视要落到实处。并要加强创新思维，不断提高中医药文献研究能力与水平，建立并稳定高水平的研究队伍，满足现代中医药发展对文献研究的需要。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政府重视要落到实处并出台细则；制定研究目标并完成高质量的标志性成果；对文献研究实行符合专业特点的分类考核办法；加强学习与交流以提高研究水平；创新研究方法以提高工作效率并方便成果利用。
  • 摘要：国医大师裘沛然先生是我国著名中医学家,长期从事中医理论及临床的研究工作,医学造诣精深.裘沛然先生对中医经典著作及医学文献的钻研用力甚勤,在文献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在针灸学、中医学基础、各家学说、伤寒、温病、内经等文献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与观点.文中对裘老在《内经》、《伤寒论》、《各家学说》的研究成果进行介绍。对于中医文献的学习和研究，裘老认为只有学而得法，才能事半功倍。如何有效地阅读中医书籍，裘老提出“阅读三部曲”，即寻找线索、选择材料、精读原著。另外，对于立志从事医学者，裘老强调除了要打好扎实的中医理论基本功外，还应学习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和现代科学知识，其中特别强调必须具备厚实的中医文献和中国传统文化根底，方能在医疗实践和辩证思维中将多种知识融会贯通，才能在多学科知识的渗透与交叉中悟出真知灼见，成为既深谙岐黄之道，又精通诗文史哲的医学人才。
  • 摘要：中医文献学是"中国古典文献学"与"中医学"的交叉学科,是一门用中国古典文献学各子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中医古籍,促进中医学术继承发展的学科.因此中医文献研究初期主要是以古籍整理为主,如点校、注释、训诂、今译等.随着发展,中医文献研究的范围近年来已有所扩展,由古文献到今古文献,从医学文献拓展到非医书中医学资料.其研究内容随着时代发展也在不断拓展更新,除传统的中医文献整理研究之外,也开始致力于中医药文献的学术、临床精华与世界医学体系接轨的研究.中医文献研究已经分化为整理与开发两大领域.虽然中医文献研究已着眼于临床应用,但尚存在一些问题，如中医文献被动利用，未提供主动服务；对自主文献利用者素质要求比较高；中医文献精髓能被有效应用于临床者数量有限等。笔者认为解决的关键是实现中医文献研究与临床应用的合理有效对接。中医文献研究必须面向中医临床诊疗的主战场，为临床服务。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实现供需合作与对接，提供主动、专业的服务，是中医文献研究成果有效转化的关键所在。
  • 摘要：元代"新安海宁医学"吴瑞所著《日用本草》,然吴瑞是否为新安医药学家,各家说法不一.笔者经研究认为，吴瑞具体生卒之年不详，其后代定居徽州行医，本人是否归里而又返徽，无从考证。但可以确定的是，其原籍武昌而寄籍徽州，更传世于徽州而蔚然形成世家医学，这是不争的事实，故今既可将其归属湖北医家，又可归为新安医家，所撰《日用本草》为其新安后裔传而为用，视之为新安医籍并无不妥。《日用本草》8卷(1329)，系从《证类本草》及方书中摘取编成，每卷一类，依次为诸水类、五谷类、五畜类、诸禽类、虫鱼类、五果类、五菜类、五味类，诸水类和五味类的分类记载，在本草书中属首创。收食物药540种，山珍和水产品、海产品是其精彩部分。
  • 摘要：颈椎病是指由于椎间盘、椎体及其附属结构的退行性改变,刺激或压迫到颈部的神经、血管和脊髓而产生一系列临床症状和体征的综合征.针灸能够通过改善微循环,提高痛域,消除炎症,增强机体免疫功能,促进损伤修复,从而恢复机体功能,改善颈椎病的临床症状.笔者对近三年针灸治疗颈椎病的研究状况进行梳理，认为针灸疗法作为绿色的物理治疗，具有疗效肯定、效果持久、操作简便易行、不良反应小等优点，针刺疗法、针刀疗法、刺络疗法、刮痧疗法、针刺配合其他疗法等对于颈椎病的治疗效果均显著。但综观目前已发表的文献，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及亟待解决的问题：研究方法设计上运用随机对照试验、远期随访较少，没有具体交代试验设计过程，且缺乏盲法设计；针刺深度、刺激强度及治疗周期都存在差异，缺乏统一的规范化操作标准和最佳治疗方案；缺乏多中心、大样本的系统研究，使得最终的研究结论代表性差。因此以后的工作中应该按照循证医学的要求，争取组织设计多中心、大样本、高质量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尽可能为临床疗效提供高等级的证据。
  • 摘要：民国教育系统拒绝接纳中医的理由之一是中医不"科学",当时所谓的不科学主要是指知识系统杂乱,缺乏学科分化.因此后来各地兴办中医学校,就注意参考西医学校的课程体系进行课程设计,从而也催生了近代意义上的中医教材.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创办于1924年，是近代历时较长的中医学校之一。其主要的讲义编写时间集中在1920、30年代，种类非常丰富。广东中医药专门（科）学校的教材，被称为“内容丰富精确，实为现代知书不可多得之善本”。不少教材富有特色，如《医学史讲义》、《温病学讲义》、《药物出产辨》、《妇科学讲义》、《诊断学讲义》、《伤科学讲义》等等。其中有的科目同一名称有几种讲义者，是因授课者不同，各自编著而成。这些教材，体现着学校中西共冶一炉的特点，对现代医学内容有较充分的介绍。此外，广东近代名医辈出，但着意于著书立说者不多。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汇集众多名家，因教学需要所编撰的数十种教材，成为重要的近代广东中医文献。
  • 摘要：目前对于癥瘕病证的认识基本一致:对癥瘕是以腹部结块,伴有或胀、或痛、或满、或有异常出血等为主要症状的病证,属积聚范畴.然无论是癥瘕的含义,还是其病证范围,自其产生至今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对汉以前相关文献进行研究,以探索癥瘕病证的渊源.在现存医学文献中，《内经》最早确立“瘕”之名称，并记载有多种“瘕”证。“癥”和“癥瘕”之名最早见于《神农本草经》，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首次提出“癥病”和“癥瘕”病证名称，为后世医家所认可。《内经》认为瘀血停着、津液凝滞是瘕和积聚病证的基本病机。《素问·至真要大论》针对瘕和积聚等有形病证的病机特点，提出了“坚者削之，客者除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的治疗原则。《素问·六元正纪大论》中还提出了瘕和积聚类病证治疗的另外一个原则：“大积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指出过于攻伐，易伤正气的戒律，为后世医家所尊崇。《金匮要略》中有因疟邪不解结于胁下形成癥瘕，以鳖甲煎丸治疗的记载；有以桂枝茯苓丸治疗妇人癥病的论述，其治疗方剂皆用丸剂缓攻的理念，对后世颇有启示。
  • 摘要：嘉定中医历史悠久,仅见于历史典籍中的历代名医就有近百位.近现代更是名医辈出,形成了具有传承谱系的中医学术流派,如郑氏妇科、政氏外科、陈氏儿科,出现了张山雷、陆瘦燕、朱春霆、吕炳奎等中医名家.近年来，虽然中医传承得到了大力扶持，但嘉定区近代出现的中医名家宝贵中医经验传承仍缺乏有效保护和传承，部分嘉定区中医名家、学术流派经验逐渐失传。通过调查发现，目前仅陈氏儿科传承相对良好。郑氏妇科因郑志洁医师高龄、多病停诊，而郑氏妇科学术经验尚未深入挖掘、开发。政氏外科虽有传人继承，但政氏外科尚处于口口相传的境况，未能系统总结政氏外科学术经验。黄墙朱氏世医中六世医朱春霆另辟蹊径，开创朱氏一指禅，然朱氏世医本以疡科闻名，但己无传人。张山雷原籍嘉定，成名于浙江兰溪，但嘉定尚无张山雷相关研究内容。对此笔者提出全面摸底，充分调查，系统整理，深入挖掘，传承保护，创新发展等相关措施。此外在保护与传承基础上，在全区甚至全国范围内选拔有志之士深入研究相关内容，保持创新与发展动力，更好的为全区卫生保健服务。
  • 摘要：覃保霖出生壮医世家，著有《陶针疗法》、《观甲诊病》、《中华鲜花叶透穴疗法》（合作）等专著，其发表有《壮医陶针考》、《中医旋乾坤针法》、《壮医源流综论》等科研论文百余篇。覃氏十分重视内经与医易的理论研究与运用，强调内经与医易不仅是中华文化之根，且若要加以合理利用，对临床实践大有裨益。从目前所查的文献资料来看，覃氏是第一个系统论述壮医理论体系之入。其从壮医对人体机构、生理病机、致病因素、诊法治疗等方面全面系统地加以总结。覃保霖氏针法独树一帜，其理论渊源于《内经》，旁通《周易》，陶针疗法为壮医传统医疗技术，覃氏擅用陶针疗法治疗疾病，并在长期实践中不断发掘整理，将其理论和经验写成《陶针疗法》一书。覃氏自幼随母为群众治病，积累了丰富经验，并整理总结出鲜花透穴疗法。甲诊是壮医独特的诊察手段，内容非常丰富。覃氏十分重视甲象的辩证，研究甲诊几十载，并将其经验加以总结，著有《观甲诊病》一书。临证时还结合脏腑、八纲、气血津液、六津、卫气营血、三焦辩证进行诊断。现已成为有价值的临床实用方法。
  • 摘要：医药学,在隋唐时期比以往任何一代都更繁荣,而且由于当时中医学处于领先地位,对近邻如日本、朝鲜等国的影响更大.当然,中医药在中外医学交流中,也吸取了国外的用药经验、处方、药物,甚至医学理论.这些相互间的交流,对发展和丰富中国医药学,对保障人民身体健康,发挥了明显的作用,对促进世界医学发展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这时期中朝之间的交往相当频繁，高名丽、百济、新罗都曾派学生来我国留学。因新罗等国不断派遣子弟来中国求学，不仅中医药学传入朝鲜，中国的医事制度亦为朝鲜所接受。除医方之外，朝鲜的人参、牛黄、昆布、芝草等药不断输入中国，为中国应用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隋唐时期，日本正是推古天皇时期，圣德太子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他向我国派来留学生，直接把儒教、佛教思想等带回日本，同时还把我国的医药带回国去。日本大宝年以后，更加全面地模仿唐代的文化，中国的医事制度也为日本所效法。隋唐时期，中越之间的交往也更频繁，中国许多名士如沈俭期、刘禹锡、高骈、樊绰等人都曾去过越南，医药随之传入越南更多。在唐代的一些本草著作如《新修本草》、《本草拾遗》等书中，收有不少越南药物。总之，在中外医药交流中，是相互促进，共同提高的。
  • 摘要：《内经》理论几千年来一直指导着中医对疾病的预防与治疗，是指导临床的大法，临床运用更要领会其精髓所在。文章就其中有关条文秉己所悟，指导应用临床的体会略以举隅.“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语出《素问·生气通天论》。此语强调了阳气的重要性。阴阳之论，是为大道，而用于临床，则为常道，无论诊病施药，先以阴阳之辨，再以表里、虚实、寒热、脏腑之分，方能执简驭繁。“妇人之生，有余于气，不足于血”语出《灵枢·五音五味篇》。女子的这种特点，在临诊时，应时时有所顾及，求本施治，才能有药半效倍之功。《素问·厥论篇》曰“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包括了脾的输送精微、运化水液的两方面功能。医经理论授人以道，示人以法。由此指导临床，遇有大便干结排出艰难者，不能仅以泻下一法统治，建脾运、输津液、润大肠也为治便结难下之大法。“中满者，泻之于内”语出《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除去痞满作胀，医经示以除其实滞之满的治疗法则，即中焦胃肠有实热燥屎或痰浊水饮留阻中焦使气机壅滞的实证，而必用泻实攻下，从内而除之，但是在临床实践中，可从多方面的治法来演绎《内经》“泻之以内”的法则。《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气伤痛，形伤肿，先痛而后肿者，气伤形也：先肿而后痛者，形伤气也。”鉴经此论，指导临床启迪有加，余每于治疗原发性痛经，必以疏利气血，化瘀通滞之中，参于辨其阴阳虚实寒热，而佐以或温散或温补或清散或甘缓等法，总以气血着眼而平其痛经之苦。总之，学习经典医著需温故而知新，常有知新之体会，才能逐步从固守中走向活变。经典言医之大道，个人体会活用是小道。大道是法，小道是巧，两者结合，才能在更高层次上推常达变，出神入化，在运用中体现出医理精华效应所在。
  • 摘要：苏世屏(1894.07-1961.04),近现代广东著名医家,师承于广东近代伤寒"四大金刚"之一的黎庇留,得其师真传,又进一步精研伤寒学术,先后著成《伤寒论原文真义》《金匮要略原文真义》. 气化学说是苏世屏在《伤寒论原文真义》所叙述的核心思想，并以此来解释《伤寒论》。苏世屏所处时代正值中西文化交会时期，亦是西医在中国蓬勃发展时期，受此大环境影响，都对苏世屏的学术思想有所影响。因此苏世屏对中医亦作了思考，并总结出气化学说这个生理模型。他从气化与形质两方面探讨人身生理活动，而又以气化为主导。苏世屏在书中总结为：“须知《伤寒》所说者，由于经气自病，乃正邪伤气；《金匮》所说者，非由经气自病，乃虚邪直接伤形。”这正是《伤寒论》与《金匮要略方论》本质的区别。但需知《伤寒论》并不是全部条文均与气化学说有关，所以苏世屏提到“其余各条有泛论病理者；有补述前义者；有旁及杂病者；有解释脉法者；皆不拘泥，余经亦然。”《伤寒论原文真义》继承了气化学说的思想，并有所发挥创新。其坚持气化思想和深入阐发气化内涵，对于近代受西医冲击情况下的维护中医思维有积极意义，同时也促进了近代岭南伤寒的发展，丰富了岭南伤寒。
  • 摘要：中医理论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奠基于中国哲学思想之上,是医学客观实践与社会文化积淀有机统一的典型代表,是伦理思维的升华,是经验思维的化身,更是形象思维的集大成者.中医学关于人与自然的基本认识理论,之所以具备原创性,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其学术观点,而是其特有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从中医学术发展进程来看,每一次思维活动的革新,均会促使中医理论与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中医思维蕴育于中国传统思维体系之中，是中华传统文化特征和民众精神心理思想在认识人体和疾病过程中的具体反映，体现于多种思维方式。概括起来，中医思维方式主要包括如下几种：系统思维、运动思维、类比思维、辨证思维、实证思维、顺势思维。
  • 摘要：中医药既是科学技术,也是文化,中医药与中华传统文化密不可分,地域医学与地域文化亦密不可分.文章以长安内科流派与关中理学实践的关系为例,略作论述.长安内科流派是由全国著名中医学家黄竹斋、米伯让、米烈汉三代人薪火相传形成的，将“躬行礼教，经世致用”注重实践的关学思想与传统中医学仁爱济世思想有机会通，创立了具有长安地域特色的传统医学流派，在防治急性传染病、地方病、疑难杂症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历经百年传承至长安内科流派发源于陕西关中地区，关中理学在关中地区的发展和传播，使得关中的文化，包括民风民俗、礼仪、甚至关中人的性格等，都十分清晰地承袭着关学文化的精神。关中医人深受关中理学的影响，在学术创新、临床实践、社会活动等诸多方面都鲜明地体现了二者之间的深刻关系。流派代表人物米伯让先生，与关学有着极深的渊源。先生认为“理学学术是我国儒家的正统学说，经历代先儒先贤修补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包括了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大经大法，周、程、张、朱为了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提出新兴学术名词曰‘理学’，而这一学术思想与其它文学不可见，作为中国儒家理学重要流派的关学后人米伯让先生，对儒学的内涵和理学的源流、功能等认识可谓真知灼见。米伯让先生积极关心社会文化事业，这与“以礼为教”的关学思想亦是一脉相承的。经过米伯让的发展及米烈汉先生的推广，如今长安内科流派立足关中，迈向全国，形成具有长安地域特色和关学文化特色的传统医学流派。同样，作为中华古医学的重要一脉，长安内科流派在关中理学文化内涵建设下将大放异彩。
  • 摘要：肠易激综合征(IBS)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非器质性病变的肠道疾病,主要表现为腹痛、腹胀、大便性状以及排便习惯改变等症状.目前认为:IBS分为4型:腹泻型、便秘型、混合型和不确定型,其中腹泻型肠易激综合征(D-IBS)是最常见的一种.研究表明,IBS是一类具有特殊病理基础的身心疾病。IBS-D属于中医的“泄泻”、“肠郁”等范畴，中医认为本病的发生由情志失调、饮食不调、精神抑郁、思虑劳倦导致乜叽，临床表现以脾胃病变为主，但究其发病机制主要为肝失条达，肝木乘脾，致使脾失健运而泄泻，其病变部位在肠，与肝、脾两脏关系最为密切。《医方考》云：“泻责之于脾，痛责之于肝，肝责之实，脾责之虚，脾虚肝实，故令痛泻”。艾灸是借助灸火的热力及艾的药性给人以温通经络、行气活血、祛湿逐寒、消肿散结、回阳救逆、防病保健的作用。艾灸治疗IBS-D具有疗效显著、操作简便、安全性高、无副作用等特点，己被广泛的应用于临床，初步显示出其优越性和广阔的发展前景，但目前仍存在一些问题，亟待解决：D-IBS病机尚未明确，缺乏针对性治疗；中医诊断标准及纳入标准不统一；疗效评价标准不一致，大多无远期疗效观察及分析；研究中祥本量少，分组不合理，对照组设置缺乏科学性；临床报道治疗有效性较多，机理研究较少；同类研究重复率较高，缺乏创新性。因此今后应加强艾灸治疗本病的机理研究投入，制定更为合理的诊断、纳入及治疗标准，同时应加强对照组的相关研究，以提高灸法在治疗该病的临床应用过程中具有更高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更好的指导针灸临床治疗。
  • 摘要：黄疸是以目黄、身黄、小便黄为主症的一种病证,其中尤以目睛黄染为重要特征.新安医家在继承前人的经验认识基础上,又有一定的发展创新.本文从黄疸病因病机、治则治法和方药使用方面,总结部分新安医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粗略统计涉及疸证论述的有19位医家,19专篇,25则医案,160余首方剂.对于该病的病因病机，名医家提出疫毒致黄说和热伏阴分发阴黄及瘀血致黄说，疸证后期之面色发黑有劳疸、酒疸之分，宿食积滞对疸证发病有影响，肾虚发阴黄，脾虚胃热发阳黄。在治疗上主张先解疫毒，后扶正，治黄反对概以湿热论治，以通导二便为祛湿热之法。用药方面善用参术补气健脾，常健脾补肾兼顾。可以看出，新安医家在黄疸病认识方面，有继承又有创新。同时新安医家根据先贤的认识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使治则治法更加灵活实用，并且创立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剂。
  • 摘要：消渴是以多饮、多食、多尿、形体消瘦或尿有甜味为主症的疾病.有关消渴的病因病机,历来多责之阴虚燥热,虚火旺动.随着中医体质学说、脏腑学说研究的深入,加之消渴病和糖尿病二者内涵的病机并不对等之现实,关于消渴发病的研究,可谓新说林立,百家争鸣.笔者临床所见消渴病因单纯类型少,交错复杂的类型多,于是参考王琦教授"三辨模式",结合患者易感性体质、特异性病位、独特性症状等,辨识病机,立法方药,均有满意的疗效.本文立足消渴患者体质,试从"寒"、"湿"二火探讨消渴发病及兼症病机.研究认为，消渴早期亦可先天“寒火”生，而消渴中期或可由“湿火”所扰。按照经典的消渴发病规律，消渴迁延日久，常可累及五脏，致精血枯竭，阴阳俱衰，并发多种兼症。当此之时，一般要先治兼症，治兼证又必须照顾消渴。依景岳《三消干渴》所言：“凡治消之法，最先当辨虚实”，从阳虚体质之“寒火”，及阳盛体质“湿火”角度，探索消渴兼症的发病及论治。总之，若能密切结合患者体质诊治消渴病，既可丰富消渴及其兼症的病因病机，临床亦可执简驭繁，有助于提高临床疗效。
  • 摘要：刘完素,字守真,因其所处河间之地,世称刘河间.在医学发展史上,刘完素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自火热论创立后,承袭其术者不乏其人,门徒众多.河间学派以刘完素为代表,是攻邪学派和丹溪学派的形成基础,且河间学派是产生温病学派先决条件,是中医学术史上极具代表性、影响性的学派.通过博学精研《黄帝内经》中热病的记述，刘完素提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病”，主张用药寒凉，创立辛凉解表、表里双解等治疗热性病的理论治疗肆虐横行的传染性热病的观点，治疗效果令众人大跌眼镜。刘完素治疗讲求辩证施治，因人而异和因病而异，重视视病人的身体状况、所处环境以及疾病的实际情况进行用药，不可拘泥教条，一成不变。刘完素勇于突破时代局限，不泥陈旧，大胆创新，自创寒凉一派，被尊为“金元四大家”之首，对后世影响深远。
  • 摘要：蔡涵清先生生卒年月不详,曾任河北省国医分馆代理馆长、天津市进化国医馆主任,著有《研医笔记按》1部,该书乃蔡涵清先生数十年来研读医学著作的感悟,集中代表了他对中医学的毕生研究成果.蔡涵清先生十分推崇“中气之动，循常达变”。其理论核心在于人体中焦元气的状态，抓住中焦元气运动的规律性，即可以了解中医学理论的精髓。在治法中蔡涵清先生尤为强调补泻治法的区别。在临证治法的选择方面，蔡涵清先生重视中焦脾胃的调理之法，以“胃为阳土，宜润；脾为阴土，宜燥”。在诊法中蔡涵清先生强调：诊病时不应该以发病的时间长短作为依据，必须根据临床表现进行判断，只有这样才能确定正确的治法。总的来说，蔡涵清先生在临证治法与诊断中颇多用心之处，诚如其自言：医者“不可一时无虚心，临证若虚实莫辨，万不可妄自治，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生命之关，务宜审慎”。
  • 摘要：薛己在《内经》有关脾胃理论和李杲脾胃学说的影响下,对脾胃与元气的关系也有深刻体会,做了进一步发挥;其在临证治疗中,亦着重调理脾胃、补益元气以固根本,形成了独特的诊疗思路与方法.薛己不仅突出了脾胃盛衰在生理与病变上的重要性，而且在此基础上强调了不论内伤或外感都存有补法，重视调理脾胃、补益中气，以化生元气即所谓的“审系劳伤元气，虽有百症，但用补中益气汤，其病自愈”。治病求本是中医治病的显著特色，薛己十分重视。他将其治病求本的思想和理论，突出反映在其所谓的“本于四时五脏之根”的观点，以及对这个“根”的把握上。薛己对“治病求本”的理解，是从重视人体正气的角度出发的。他非常重视外感邪气、饥饱不调、劳倦过度等损伤脾胃，导致元气不足而引起各种疾病的发病环节，认为疾病产生的关键是脾胃虚损，故而特别阐发脾胃的重要性，强调“胃气为治病之本”。当然，薛己也很重视五脏一体的整体观念。他认为，五脏之中，任何一脏的病变，除与本身有关外，还受诸脏之间生克乘侮、子母相生等多种关系的影响，再加上邪气与正气的交争，更应仔细辨析，方不致误治。
  • 摘要：徐春甫是新安医学家汪机的再传弟子,也是传扬固本培元治法的姣姣者,他在著作中,不仅有对王纶"血证不可用参芪"的批驳,还进一步对世医滥用四物汤、补阴丸之害大加鞑伐,其固后天之本、培"脾胃元气"之治用,较之先师有过之而无不及.徐春甫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补中益气“为王道之本，而实为医家之宗主”，力荐重用活用白术、人参、黄芪等补益元气。脾胃不足，宜以白术为君，人参、黄芪为臣，专精而效速。肥人倦怠、气虚有痰，宜四君子汤；瘦人倦怠属热，更少不了白术。徐春甫十分注重内外伤之辨，强调脾胃内伤切不可混作外感处治，对于内伤夹外感，宜补中益气汤为主。除内科杂证外，在妇科及外科方药运用上，徐春甫也重视“白术参芪”补气之用。外科徐春甫尊汪机之旨，而以疮疽运用见长，认为“溃久不收虚旨甚，十全大补莫都迟”，溃疡宜“参芪白术”大补阳气为大法。现代运用计算机挖掘技术归纳新安固本培元派的用药规律，人参、白术、黄芪用药频次最高、剂量最重，而且人参、白术关联度高于人参、黄芪，表明新安固本培元派重黄芪更重白术，这与徐春甫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黄芪大补元气是“授人以鱼”，而白术健脾、培后天之元是“授人以渔”，更为紧要。
  • 摘要：文章对朱良春老师中医学术传承和思维创新进行探讨。朱老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不治之症’，而只有‘不知之症’。”朱老认为，“证”与“病”是一种因果关系，具有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两者相结合，则是为创造新医药学派提供了较为完善的合理的思路与方法，也成为中西医结合的重要途径。朱老临床孜孜以求的是“疗效”二字，所以他“博采众方”。朱老认为，创新不能背弃传统，不能丢了特色。而中医的特色优势，主要表现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运用阴阳五行、四诊八纲为手段辨证证治，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可以无往不胜，征服一些顽症痼疾，为人类健康作出应有的贡献。此外朱老发掘虫类药积70余年之经验，能针对疑难病找到新的途径，而且屡屡得心应手。通过研究发现，朱良春在临床创新上具有治疑难病的多重思维、先药后证的反向思维、“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引领多元思维的特质。
  • 摘要：在漫长的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古代中医护理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古代中医也没有能形成专门的护理专业和护理队伍,然而中医护理的理念、理论、方法和实践都始终贯穿于中医学发展的过程中,在古代中医实践中医、药、护是不分家的,历代医学家集医、药、护多方面医学知识和经验于一身来行医,并在行医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护理理论和经验,现按中医发展脉络和线索,概括地论述中医护理的发展史略.早在远古时期，中华民族就有了从事医药卫生的传说和记载。春秋战国之后，《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等著作的相继问世，不仅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中医护理确定了基本原则。魏晋隋唐至五代是中医药全面发展时期，中医护理也得了全面发展。护理临床各科的逐步形成和完备，例如养生学、病因病机学、食疗护理、创伤护理、服药护理和防疫护理等，或是创立或是深入，中医护理在人们疾病和健康领域都有了涉足，并积累了丰富的临证实践经验。在宋元二朝，中医学进入创新和取得突出成就时期，“金元四大家”和温病学说等极大丰富了中医学的理论和实践，中医护理学也因此得到全面深入的发展，如，护理学开始分专科，生活护理有专著出版，出现了管理病房制度和消毒隔离制度等，这一时期中医护理学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发展的相当完善，许多中医护理学理论原则和实践方法沿用至今。近代，西方医学大量传入中国，出现了中西医并存和汇通的现象。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学蓬勃发展，这一时期中医护理学走上了发展快车道。首先，中医护理学通过行业协会等平台确立了中医护理的规范和标准，使之有章可循。其次，中医护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了本学科的教育和科研体系。再次，强化了中医护理人才的培养，使之后继有人。最后，中医护理学尝试与西医结合，中西医护理学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确立和发展。
  • 摘要：李氏总结1995-2005年中医医案整理研究的概貌后,提出医案的研究大体分两类:一类是对医案的收集、汇编、注疏、整理、加按;另一类是以指导现代临床为目的,对医案的内容进行分类、归纳,以求阐释医者临证思维,各医家、流派学术思想,和总结各专科、专病、专症理法方药运用特点.在以指导临床为目的的医案研究中，医案的主要研究方法为对个案的个人领悟法及对多个医案的数理分析法。鉴于两者都有不足，故引入思维导图法。一个医案思维导图包括一个中心主题词及从这个主题词发散出来的医案链。一条医案链则是一则医案。一条完整的医案链包括主要症状（中心主题词），与辨证结论相关的内容（不仅仅只是症状或体征，可以是医家认为的对辨证有重要指导价值的内容，如时间、病因等），辨证结论与医案出处。实践证明，将思维导图法运用于医案中，不仅可产生医案研究的结论，解决个性知识和共性规律难于兼得的窘境，还有利于研究者长期记忆医案。托尼·巴赞认为让思维导图发挥更大的作用是需要对导图进行及时进行复习的并提出最好的复习时间间隔为10mins～30mins、ld后、l周后、1个月后、3个月后、6个月后。研究者在复习中，不仅可让研究者记住医家的临证思路，便于其临床时借鉴，还有利于研究者不断丰富与验证研究结论，提供结论的可靠性及完整性。
  • 摘要：清代医家李学川探析《内经》《针灸甲乙经》所载经络理论,引用经典原文及名家注释以阐述针灸要旨,参考辨证论治思维模式,并加以阐释,于清嘉庆二十年(即公元1815年)撰成《针灸逢源》一书.其书不但"特揭经脉刺法诸篇",更是对灸法做了详尽论述.据统计,对于外科病证,李氏用灸法治疗,其病种可达20余种,不仅用于常见外科病证如瘰疬、疝气等的治疗,对于许多疑难病症,《针灸逢源》也搜集了历代医家长期积累的经验和方法,并做了详尽的记载.笔者发现，李氏不但善于用直接灸法治疗各类疾病，其别具一格的运用隔物灸法与缪灸法，增加了灸法的种类，扩大和丰富了灸法治疗疾病的范围。其又要求在施灸过程中以辨证论治为纲要，更应对施灸禁忌加以重视。
  • 摘要：蔡圣朝(1957-)男,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梅花针灸学派第七代传人,出身中医世家,擅长传统的针法、灸法、刺血、火针、埋线、中药治疗疾病,特别是放血疗法法皇古义,师古而不尼古,在治疗方法、病种、理论方面有所创新,笔者试就蔡老师刺血临床经验做初步总结.针刺放血施用于临床，通过治疗观察，主要有以下5个方面的作用，即活血祛瘀、清热解毒、通络止痛、镇静安神、消肿散结。根据患者不同年龄、症状、体征等，有时可以依据子午流注取穴法择时施治，重视放血时机的把握。而具体操作则一般分为术前准备、施术和术后护理3个阶段进行操作。刺血疗法以在异常络脉或皮肤针刺后出血为依据。心主血脉，血行脉中，所刺络脉既有位置表浅可见、外形异常或粗大，也有络脉的细小分支浮络、孙络。针刺放血治疗时间，应根据病情和病人的体质强弱酌定。临床上对治疗内外妇儿各科疾病，无论寒热虚实病证均可应用。
  • 摘要：卵巢早衰(prematureovarianfailure,POF)是指月经初潮正常或青春期延迟,第二特征发育正常的女性在40岁以前出现持续性闭经和性器官萎缩,并伴有卵泡刺激素和黄体生成素升高,而雌激素降低的综合征.西医通常采用激素治疗,但远期疗效差且副作用明显,而针灸以补肾为基础治疗卵巢早衰疗效显著、副作用少、优势明显,但是目前关于针灸治疗卵巢早衰的分型选穴标准未得到统一,因此,本文收集近十年针灸治疗卵巢早衰的相关文献资料,对其进行整理分析,探究针灸治疗卵巢早衰的选穴规律.通过统计发现，现代文献中针灸治疗卵巢早衰常用腧穴为关元、三阴交、肾俞、足三里、脾俞、子宫、肝俞、中极，与孔熠等。卵巢早衰中肾虚为主要病机，肝脾功能失调与肾虚互为因果，在治疗中应以补肾为主，同时不忘养肝健脾。根据卵巢早衰的病理因素其选取经脉应为相应的脏腑所在的经脉或其表里经，统计结果显示：足太阳膀胱经、任脉、足太阴脾经、足厥阴肝经、足少阴肾经、足阳明胃经、足少阳胆经、督脉为其取穴经脉。现代研究表明，卵巢早衰最根本的病机为肾虚精亏，导致“心脑-肾-子宫轴”功能的紊乱，出现一系列生理、心理的异常症状，本文认为，针灸治疗卵巢早衰应该在调理肝、脾、肾的基础上应加以调神补脑疗法。因此，笔者推荐针灸治疗卵巢早衰选穴为：关元、三阴交、肾俞、脾俞、肝俞、百会等。
  • 摘要：《妇人规》为明代医家张景岳所撰,是《景岳全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景岳在《妇人规·(瘕)瘕类》中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辨治(瘕)瘕时的思想,其思辨过程、治法对于现代临床治疗癥瘕有着很好的指导作用."癥"作为病名,首载于《金匮要略》,《金匮要略·妇人妊娠病脉并治》中有言:"妇人宿有癥病,经断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动在挤上者,为癥痼害."在《黄帝内经》中对"瘕"就分别有疝瘕、虑瘕、瘕聚、石瘕等不同地描述,这也是"瘕"作为病名的最早出现.张景岳在论治癥瘕时,首先对癥、瘕二者进行了辨别,分而治之.通过对《妇人规，癥瘕类》的理论内容进行探讨，发现张景岳治癥瘕时详辨虚实，治分气血，善于调气；通过对《妇人规·癌瘕类》中所用76首方剂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张景岳用药师古而不泥古，善用和法、补法，用药多补益、理气，因证用治，配伍治疗，强调不可妄用攻下法。
  • 摘要：中医辨证是通过"望、闻、问、切"来搜集病人的各种信息,在脑海中对这些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并进一步将这种综合判断的结果归纳为某一特定"证型".近十几年来,数据分析技术发展迅猛,在学习和应用这些技术的过程中,笔者产生了一个想法:可否利用这些新的技术,来分析中医的各科文献,进一步探寻这种"证型一症状集群"之间的特定关系,分析总结其内在关联,给出更准确的参考信息为临床医生服务,来缩短这个知"常"达"变"的时间.还可以利用这些已知数据的内在关联,通过软件算法来复制其内在逻辑,应用于健康管理、养生等领域.笔者选择的切入点是是妇科文献，因为女性有经、带、胎、产的特殊生理过程，同一证型，它所涉及的“症状集群”与内外各科差异较大，易于区分。从已选文献中主要抽取“症状集群”、“辨证”结论、“遗方用药”三方面数据。通过前期的大量数据分析，得到以下初步结论：针对部分证型的“较优症状集群”；证型集中度的分析，以产后、孕期为例，“孕期”女性往往呈现出一种“亢”的状态，身体确有虚损此阶段也易被掩盖，而在生产时或产后暴发出来，不仅仅是生产时耗伤气血的关系。 综上，数据分析技术在文献研究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对临床研究也极有价值。从对以上2920条妇科病案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获得了针对某广证型的，非常有辨证意义的较优“症状集群”。有利于指导临床辨证，也可用于软件研发。同时，当对某一人群的整体进行分析的时候，会逐渐发现其内在规律，病机的演变规律等。
  • 摘要：在现行的中医基础理论中，“骨”被归为“奇恒之府”之一，“肾”主骨的生长发育虽成为传统的主流观点，但不应遗失“少阳主骨”之说。“少阳主骨”的指代不明确有复杂的原因，但究其根本，在于中医理论体系未能将脏腑辨证和经络辨证体系统一结合起来，出现了“胆”、“骨”、“脉”“髓”、“少阳”等概念上的重叠及模糊。但是，中医的实证性决定了它对临床依然有切实的指导意义。“少阳主骨”思想并非单指少阳经的骨病，它涵盖了全身性骨病、小儿骨病、关节病等一系列的范畴。因而“少阳主骨”思想指导下的“和”法治疗骨病也并非只停留在和解少阳的层面。中药治疗骨伤科疾病，既然可“和解少阳”，那么根据辨证论治，也可以“太阳主骨”“阳明主骨”，并进一步制定相关的治则。与中医各科相比，中医骨伤科学历来重视经验而轻理论，重视手法而轻内治，“少阳主骨”的思想引导人们补充了骨病但从“肾”论治的不足，将中医学的整体论治融入到中医骨伤学科中来，将调和、求衡的治则运用到临证中去，将气血、脏腑、经络辨证有机结合，在中医理论的基础上，石氏伤科施杞教授从和解少阳、调和气血、平衡筋骨等角度，探究中医学丰富的理论内涵，并创有效治则，值得推广应用。在“少阳主骨”医论指导下的调和求衡法防治骨伤科疾病的理论和实践仍需进一步探索。
  • 摘要：什么是中医领域的“蝴蝶效应”。人体毫无疑问是一个混沌系统，他的运行应该符合混沌理论，因此治病需要找准关键的初始条件。这个要点是什么？个人认为是病“机”。找到治疗中的初始条件，让药物作为新的初始值代人体内，符合体内自然疗能，并且放大其效应，这就是中医临床治疗的“蝴蝶效应”。中医病机之说源于《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但长期以来的高等中医药学教材中病机的“机”字，其义为机理、机制、规律一类，并非“发机”之义，而是“事物变化之所由”之义此字义古文中较少，近代以后运用较多。《素问》文字主体大约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比较公认的全书整理成书年代则是东汉时期，而《说文解字》是东汉经学家许慎所著，因此文中病机之“机”字的正解当是主发的机关，扳机，是主宰发动的要害紧要之处，而非机制机理之义。笔者认为只要触发病机，则可激发蝴蝶效应，达到能量放大从而快速治疗疾病的效果。病机十九条中提到的“机”有：肝、肾、肺、脾、火（5次）、心、下、上、湿、热(4次)、风、寒，其中火5次，热4次，其余各1次。也就说根据不同的症候，找到对应的12个机关要害，进行干预，改变其“初始值”，则病情表现的最终值（预后）可以得到明显的改变（由病情加重转为趋向治愈）。若从机制、机理理解，此段条文则比较难以讲通，因为这里面缺乏程序性的连贯内在逻辑。
  • 摘要：岳含珍先学文后从军，最后悬壶济世，楗户著书，对其评价正如《续修博山县志》所赞：“以文学士而从事戎行，置身通显卒之，休沐林泉，复理故业，以终其天年，亦可谓人杰也哉。”《经穴解》全书不分卷次，以十二经脉和奇经八脉为纲，除了冲脉、带脉、阴维、阳维、阴跷、阳跷之外，分经脉总论和经穴主治两部分，部分经脉后附录奇穴。经脉总论以《灵枢·经脉篇》中经脉循行和《灵枢，经筋篇》经筋内容为主，论述经脉、经筋循行部位、所过经穴以及病症分析。经穴主治部分主要引用《针灸大成》中考正穴法中经穴定位、刺灸法和主治病症的内容，然后从多个方面对穴名进行解释，对经穴的主治病症进行归纳分析、探讨发病机理和取穴治疗原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临床价值。
  • 摘要：针灸学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经过历代医家对其发展壮大,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理论与临床经验,并以文献的形式保留下来,除了历代集中探讨针灸学的专著外,还有大量的针灸文献散在于其他中医文献中,如中医各科专著、医论、医话、文人笔记等.但是传统文献的记录整理方式,有着记录随意、方式简单、标准欠缺、术语混杂等不足,而且记录内容也存在散在性、简单性等缺憾.这样的文献记载整理模式,大大阻碍了当今针灸学理论、临床与科研的发展创新.近年来对于针灸文献的发掘和整理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同时尚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所以,有必要开创另一种中医文献整理与研究模式,即将传统中医文献整理与数据挖掘技术相结合.文章比较了气海穴的古籍记载与现代的临床运用，虽然侧重略有不同，但就文献对气海穴主治病症的记载，其主要应用范围和现代文献却是一致的，且仍然广泛指导着针灸临床与科研。现代临床与科研对气海穴主治的应用，不仅做了一定深度的探讨，除了临床观察以外，还运用新的仪器或研究方法，对其主治病症进行研究；其刺激方法也多有发展之处，如电针、穴位注射、埋线、推拿等的应用。但是，对气海穴主治文献的系统研究及挖掘，仍是现代研究可以继续发展之处。本研究正是基于此，利用传统中医文献学的研究方法，结合现代计算机数据挖掘技术，对气海穴临床应用规律作一文献研究，期望本研究的研究成果，能为当今气海穴的针灸临床应用及科研，提供更加详实、准确、系统的文献依据。
  • 摘要：上海市中医文献馆是全国建立最早的中医学术研究机构。1956年建馆以来，传承名老中医学术经验，发挥中医药诊疗优势，成为融古今文献研究、当代名医经验传承、临床诊疗、师承教育、科研管理与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建馆50年时，文献馆提出“三个基地”、“两个平台”、“一个载体”的“名馆”创建目标，“三个基地”即基础扎实的中医药名家学术传承基地、优势突出的应用性文献信息研发基地、中医药传统特色浓厚的临床诊疗基地；“两个平台”即展示中医药学术继承与创新的平台、中医药名家联谊交融的平台；“一个载体”即中医药医、教、研管理服务的重要载体。同时以“海派中医”研究作为名馆创建的必由之路，打造“海派中医”品牌，凝聚海派中医力量。此后，文献馆通过构建海派中医历史、文化、学术、临床、人才、流派的“六位一体”传承格局，为海派中医传承打下了坚实基础，极大提升了文献馆的学术地位和行业认可度，在“名馆”创建之路上积累了新经验。
  • 摘要：思维按其逻辑属性可以分为逻辑思维和非逻辑思维,二者在中医临床中都有大量应用.其中逻辑思维是符合事物之间关系的思维方式,所以得到广泛地认可;而非逻辑思维是指不按一般逻辑思维的特殊思维方式,由于其特殊属性,导致其不被大众所重视.其实非逻辑思维在中医诊治疾病过程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医诊治疾病过程中，可以运用到多种思维方式，既有以辨证论治为主的逻辑思维方法，又有以直觉灵感为主的非逻辑思维的应用，也有二者同时应用的时候。而具体运用何种方法，则需要医生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而非逻辑思维在临床诊治疾病过程中的应用，使临床诊断更加灵活多样。如情志疗法应用广泛，不仅适用于使人情绪激动而治疗疾病的情况，有时也可以用情绪疏导的方式治疗疾病。在其他治疗方法无法起效的时候，使用情志疗法，可以开阔思路。即在临床诊治疾病过程中，有时按理论进行处方用药，却无法达到预想的效果。这就需要医生跳出思维的束缚，大胆想象，或许只需要较少地变动，问题就迎刃而解。对疾病理解透彻，药物性味把握得当，有时不必按常规的方式辨证施治、处方用药，仅运用很少的药物，就能将疾病治愈。其实，非逻辑思维的应用方式还有很多，这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灵活的选择。可以看出，非逻辑思维具有逻辑思维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当今以逻辑思维为主导的思维模式大环境下，非逻辑思维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可以为中医理论及临证创新与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道路，将中医理论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其灵活性大大扩充了中医临证治疗的思路与方法，有利于中医理论与临床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从而提高中医各科诊疗效率与诊治水平。
  • 摘要：20世纪第一个10年开始，近代中医教育家先后开办的一批卓有成效的中医学校，无疑成为保存、传授、交流、发展中医学的一个重要阵地。天津地区，陈曾源首开先河。陈曾源先生创中国医学传习所以深造中医，振兴国粹，阐发古医之真学，以救民生而阐发三民主义为其办学宗旨。中国医学传习所中的分班及课程设置为：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与夜班毕业后，教育局及社会局均颁发证书。陈曾源先生对学员要求非常严格，每期结业均由他主考。学员除听课外，每周写l篇简要论文。该校教学严谨，学风正派，在天津中医界声望极高，毕业的学员可谓人才济济，包括：蔡汉卿、纪良臣、李润田、孙绍山、邢春林、张共琢、鲍树生、宋向元、宋宇鸣、吴玉荪等。陈曾源先生深明所育人才，出而服务于社会，负有何等责任，因此创立学校颇费心思。校董会人员不仅有精通医理者，亦有天津教育会委员许肇铭、天津总商会周伟、天津卫生处考试委员张锡纯、杨焕文等作为指导；学校教育规程完善，教育方案完备，学制学程合理，根据学生情况分班，课程设置注重医学理论与经典的学习，循序教导学生。这所学校创立在天津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为延续津门的中医力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摘要：《串雅外编》为清代医药学家赵学敏所辑,是赵氏在收集民间走方医验方效法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累积的验方汇编而成.该书共分28门593条,大部分为外治法和外治方,书中收录了不少针法、灸法、穴位敷贴等针灸内容,具有简、便、廉、验的特点.本文就该书的针灸内容作以探讨.《串雅外编》中收录的针法并不多，包括猢狲痨针法、挑刺法、刺血法等，这些针法均是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与传统针法相比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独具特色之处。另外书中还汇集了许多灸法，这些灸方法种类繁多，取材丰富，简便易行，而且疗效可靠，其中独具特色者不少。如艾炷灸、隔物灸、实按灸等。此外本书还收载了许多药物贴敷治疗的方法。这些药物贴敷方法多按部位施用，也有不少穴位。赵氏对于脐疗法尤为看重，收载了七种脐疗方，用以治疗“痢疾”、“难产”、“疟疾”、“水泻不止”等急症。
  • 摘要：笔者对针灸文献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晋唐时期，一扶法被用于针灸临床取穴。无论是葛洪还是孙思邈，虽强调运用一夫法，但并没说“一夫”应是三寸。将“一夫”法定为三寸是今天的教材和国家标准。历版《针灸学》教材皆将一夫方法基本统一为：“当患者第2～5指并拢时中指近侧指骨间关节横纹水平的四指宽度为3寸。四横指为一夫，合3寸，”。结合相关实验结果，笔者指出教材所授“一夫”测量法是不能完全代替骨度分寸法用于临床的。一夫法的临床运用合理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验证。“天寒无刺”此语出《八正神明论》篇。郭氏对“天寒无刺，天温无疑”的语译是：气候太寒了，不要行针刺；气候太暖了，不要行灸治。现代的各类教材及传世注本大多从之。考明顾从德影宋刻本，所有的“刺ci”一律刻作“刺la”所以王冰的注文是：“天寒无刺”，血凝泣而卫气沉也；“天温无疑”，血淖液而气易行也。可见是描述气血状态的。至于说“天寒冷则不行针刺，天温暖则不行灸法”之解，显然是望文生义，也无临床依据。“凡治病必察其下”语出《素问，五藏别论》篇笔者认为，原文言“下”而无“上”的呼应。其实，这里“下”应通“假jia”、通“瘕”。疾病之义。
  • 摘要：《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的"五方论",暗含着中国传统医学地域性起源的解说.笔者之前以"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简称"文化区系")为新视角,探寻了北方艾灸、东方砭石、西方毒药和中央导引的疗法起源问题.本篇将聚焦于"南方九针疗法"的起源.笔者认为，“九针”源起于南方“百越”族群的文身习俗。其依据有二：一者，以往少有学者关注“百越”族群的文身工具和丹砂颜料与“九针”之间的关系，笔者为解答《异法方宜论》“南方者，致理而赤色”的疑问，深入研究文身的工具及颜料，从而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关联。“南方人文身花纹细致且喜绘红色”才是《异法方宜论》的本意。“九针”疗法源自于“百越”部族的文身习俗，“九针”源自于“百越”部族的文身工具。二者，从以往学界较少关注“九针”的锻造工艺和材质来源问题，自然认为“九针”的制作非常简单。笔者却认为，“九针”的源头是兵器，其锻造工艺要求很高。“九针”的锻造技术得益于先秦“百越”地区的精细化青铜文化、先进的铸剑历史及悠久的铜矿采炼技术。最后，笔者提出南方“百越”族群的独特地域文化构成了“九针”发明和发展的基础，换句话说，“九针者，亦从南方来”。
  • 摘要：《秘传眼科龙木论》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眼科专著,首次将眼病分为内外障72证,其中内障23证,外障49证.虽然该书是经宋元医家补充增录内容而成刊行于明万历年间,但多数学者认为该书72证方论部分大体保留了唐《龙树眼论》与《刘皓眼论准的歌》的内容.本文主要就其治疗内障眼病的方剂进行遣方用药规律研究,以探究中医眼科早期治疗内障眼病方剂的组方原则及用药规律.研究发现：该书方剂用药集中，多始裁于唐及唐以前本草著作；用药类别包括草木类、兽类、虫鱼类及玉石类中药；常用药物自身多具有明日的功效；遣方选药以甘、苦、辛居多；制方核心组合用药是防风、细辛、人参、车前子、茺蔚子、黄芩，功能祛风清热，去肝中风热兼以扶正。综上，《秘传眼科龙木论》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眼科专著，其辨治及用药规律反映了中医眼科早期的用药特点，其所选药物对后世眼科用药亦有较大影响。
  • 摘要：抑郁症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以心境低落、思维迟缓、认知功能损害、意志活动减退和躯体症状为主要表现的情感性精神障碍,具有发病率高、漏诊率高、危害性大、复发率高等特点.随着人类疾病谱的变化和生活规律的改变,抑郁症的发病率逐年升高,被称为精神科的"感冒".中医学并无相关病名,大致相当于"郁证"、"百合病"、"脏躁"、"梅核气"、"不寐"等范畴.近年来，随着中医界对抑郁症研究的广泛开展和不断深入，中医药治疗抑郁症进展可喜，作为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理论联系临床的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书中虽无抑郁症的概念，但其论述的多种疾病的证侯与现代抑郁症相关，书中方剂在抑郁症的临床运用中治疗效果佳，如百合地黄汤、半夏厚朴汤、甘麦大枣汤、四逆散、小柴胡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柴胡桂枝汤等经典解郁方剂，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论治典范，但在临证时尚需要方药对证，随证化裁，审证求因，有是证用是方。现如今，生活节奏加快，竞争激烈，抑郁症发病率逐渐上升，因此对仲景方辨治抑郁症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具有现实意义。
  • 摘要：《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以下简称《百种录》),为清代名医徐大椿所作.《百种录》成书于清乾隆元年，为选注《神农本草经》之作。仅择《本经》药物百种，依上、中、下三品予以阐释。徐氏深得《本经》之精髓，他指出药物治疗疾病的原理是以偏纠偏。该书篇幅极短，但蕴奥甚深。通过对《神农本草经百种录》的研读，可以看出徐氏对于中药应用的思想，即：以重视经典为前提，结合中医学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同时注重活化归经，做到理论联系实践，师古而不泥古，还应辨别药物品质及真伪。“盖古人用药，既知药性之所长，又度药性之所短故能有显效而无隐害”，这为人们发掘、继承中医药理论，从本质上领悟传统中医用药神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 摘要：茉莉,本名末利花,为木犀科植物,其传入我国的历史悠久,在我国南方大多数地区尤其是福建地区得以广泛种植,多应用于种植、花茶、精油、医药等行业.关于茉莉的传入源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致有以下三种主流观点。西域说印度说越南说如今仍1日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有信史表明，茉莉在我国已有1600余年的历史。茉莉的用途很多，现在为广大民众所熟知的，还是作为花茶深受人们的喜爱，我国已成为世界上茉莉花产量最多的国家，国际市场日益扩大。茉莉在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其本身的医药用价值也不容忽视。与众多植物相似，茉莉也具有很好的药用价值。我国古今多处文献中均有对茉莉治疗多种疾病的记载。现代多采用微观技术研究茉莉组织化学，发现茉莉成分较为复杂，多含有挥发油类成分、脂肪类化合物、糖苷类、黄酮类、萜类、木脂素、生物碱等多种分子结构。茉莉的部位结构不同，其药理效果也不一。
  • 摘要：人类最初的文明产生于农业发达的大河流域,在大河流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的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即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文明中产生了他们自己的医学.古埃及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有着他们的崇拜信仰、对生命的认识、对疾病的认识,这所有的条件促进着古埃及的医学发展.研究发现：古埃及人在宗教信仰下对疾病使用魔法、巫术的治疗，在现代某种程度来说属于心理治疗的一种方式，也不全无道理；古埃及人由于生存的特殊自然环境，注意到脉管与呼吸及生命的重要器官等等，且在制作木乃伊过程中拥有超高防腐和包扎的技术，另外还有对人体解剖外科的认识；在当时知识及医疗条件匮乏之时，还能将人体疾病的不能因归结为外部及内部治病因素，且针对相应的疾病进行相应的治疗；在当时虽有迷信色彩，但在迷信的同时对于疾病产生之前却有预防的意识。古埃及的治疗理念是古埃及入留给后人的珍贵医学史料，这些珍贵的医学史料折射出古埃及的医学发展状况。
  • 摘要：1972和1973年对中医文献界来说是有着特殊意义的时间节点,1972年11月,在甘肃武威汉滩坡出土了92枚东汉医药简牍,后被命名为"武威汉代医简".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一卷秦汉帛书,后被命名为"五十二病方".这南北两件医学实物文献的出土,为我国中医学术史提供了大量佐证,丰富了多个中医学科发展的脉络,可称之为中医文物界的"双璧".本文以其中的"武威汉代医简"为切入点,综合论述出土四十年来的文献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武威汉代医简的文献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对医简的介绍；其二是医简深入研究，包括对医简的字词训诂、药名异写等进行论述；其三为联系研究，是将医简与其他出土文物及医学文献进行联系比较，探究其学术发展规律。
  • 摘要：二十世纪初,新疆出土的隋唐写本中就包含有76叶梵文医学写本:41叶《鲍威尔写本》残卷、5叶《毗卢本集》残片、3叶《医理精华》残片、11叶不知名医书残片、12叶不知名药方残片、3叶《八支心要方本集》等残片、1叶不知名梵文粟特文双语医药文书残片.通过梳理发现，这些梵文写本其年代大致在公元六世纪至九世纪，相当于我国中古时期的隋唐。其中45叶可参考陈明的汉译版，尚有31叶未翻译成汉文，其中包含《毗卢本集》、《八支心要方本集》、不知名医书、不知名药方等。期待懂梵文的专家予以翻译，以利中印传统医学交流研究，也可对《隋书，经籍志》所载西域所传医籍进行溯源研究，更可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发展有所贡献。
  • 摘要：的有6条，占8.7%;出自《内经》的有6条，占8.7%。这说明了除了《伤寒论》外，《诸病源候论》是《圣济总录》主要的理论来源，主要是缘于此书在病因和证候学方面的突出成就。由此可见，《圣济总录》不但引论宏富，而且在理论方面亦有新的创见与发挥。其“伤寒门”中很多篇次对病证进行详细地分析，为了阐发透彻，往往先述生理，再阐病理，二者相互对比进行论述。《圣济总录》还对宋以前文献中的部分病证进行了合并和调整，有的还单独成篇，补充了新的临床表现，使其呈现地较为系统性。通过对《圣济总录》征引医论的分析可知，《圣济总录》“伤寒门”在引征前代理论的基础上，在理论方面有了较为独到而全面的发挥。">《圣济总录》,又名《政和圣济总录》,共200卷,成书于宋徽宗时期.该书卷帙浩繁,内容宏富,体例完备,突出的特点是按病证分门.但是该书引论较少注明出处,从而对人们认识宋代医学发展带来较多不便,因此很有必要对其医"论"之来源进行考证.因条件所限,本文仅对《圣济总录·伤寒门》征引医论的来源进行考证,考镜其学术思想渊源,辨章其在理论上的创新,以便较为全面地了解宋代医家对伤寒病的辨识.根据统计发现，在《圣济总录》“伤寒门”69条医论中，明显出自《伤寒论》的有29条，占42%;出自《诸病源候论》的有54条，占78.3%;出自《太平圣惠方》的有12条，占17.4%；出自《外台秘要>的有6条，占8.7%;出自《内经》的有6条，占8.7%。这说明了除了《伤寒论》外，《诸病源候论》是《圣济总录》主要的理论来源，主要是缘于此书在病因和证候学方面的突出成就。由此可见，《圣济总录》不但引论宏富，而且在理论方面亦有新的创见与发挥。其“伤寒门”中很多篇次对病证进行详细地分析，为了阐发透彻，往往先述生理，再阐病理，二者相互对比进行论述。《圣济总录》还对宋以前文献中的部分病证进行了合并和调整，有的还单独成篇，补充了新的临床表现，使其呈现地较为系统性。通过对《圣济总录》征引医论的分析可知，《圣济总录》“伤寒门”在引征前代理论的基础上，在理论方面有了较为独到而全面的发挥。
  • 摘要：洪天锡,字吉人,号尚友山人,清代天津名医,生卒年代不详.著《补注瘟疫论》一书。在理论方面，他十分推崇明代瘟疫病学家吴有性的学术主张。洪天锡先生看到风寒暑热伤人，皆有中、伤之别，认为瘟疫病也有相似的规律。所谓中疫，指正气不足，疫邪直接深入脏腑，病情深重。所谓伤疫，指正气充足，疫邪藏伏在膜原，病情相对轻浅。他又引用喻昌、周扬俊、张璐、万密斋诸多名医的经验作为证据，明确提出：“以直入脏者为中疫，则以伏于膜原者为伤疫可矣，此疫所以在膜原之故也”。洪天锡先生围绕吴有性提出的“杂气”，博采兼收各家之说，例举庞安时所讲的温毒五大证、王凯所讲痧证和羊毛瘟等理论，使中医瘟疫学说的内容更为系统丰富。洪天锡先生在《温疫论》所论疫病的基础上，补充了大头瘟、捻颈瘟、瓜瓤瘟、黄耳伤寒、赤膈伤寒、青筋证、阴阳毒等多种瘟疫病，又根据前人防治疫病的成就，结合个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归纳总结了有效的治疗方法。综上所述，洪天锡先生研究瘟疫病绝非一味抄袭前人，他善于继承，执论公允，评议有据，深知古人治病“相时制宜，通变自在后人”，其注重学术融合的研究特点今天看来特别值得后人学习。
  • 摘要：建国以来,中医药教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大众化高等教育时代的到来,给中医药院校的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但是,随着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涉及中医药教育的根本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基于此,笔者以现当代名老中医群体为研究对象,从"成才"和"治学"两个角度发掘名老中医成长规律,探索培养中医药人才的关键环节和问题,以期为当下中医药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通过文献梳理、比较分析和综合评价，笔者认为以下五大要素是现当代名中医药专家成才的基本共性特征：重视医德，医风培养；通晓人文，铺就学医通途；精研经典，从正门登堂入室；名师引渡，是成才的捷径；勤学善思，兼收并蓄．现当代名中医的成长实践证明，在中医药人才培养过程中，经典是中医药人才学术传承的根基，实践是中医药人才提升能力的关键，师承是中医药人才培养的传统优势，创新是中医药学术发展的内在动力，人文素养是中医药人才综合素质的精髓，以此才能切实做好中医药人才培养工作，承接歧黄薪火，继承中医衣钵，并在此基础上光大中医药学术。因此，中医药教育必须注重中医药自身规律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覆，培养目标必须锁定“培育中医药传统学术根基”这一内核，切实处理好中医药核心思想的不变性和培养模式多样性的有机统一，才能留住中医药的“原始基因”，真正培养出传承有特色、创新有基础、服务有能力的合格中医药人才。
  • 摘要：高思敬一生精研医学。在临证中对各种外科急危重证疗效显著，活人无数，尤其对于脑疽、流注、疔毒走黄等症多获奇效。凭借闲暇之机，奋笔著述，将平生临证的经验体会纂编为书，名曰《高憩云外科全书十种》。名为“十种”，实际收录医书7种。内容包括：中医外科学专著《外科医镜》12卷、《外科三字经》l卷、《外科问答》l卷、《逆证汇录》1卷，脏腑运气学专著《五脏六腑图说》l卷、《六气感证》l卷和《运气指掌》1卷。高思敬先生的学术思想虽以经典为宗，但从不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他详细阅读了《西医外科全书八种》与《万国药方》等著作后，积极主张吸收西医知识来丰富中医学，主张取长补短，荟萃中西。高思敬先生受到宋代陈自明《外科精要》学术思想的影响，主张：作为一名优秀而全面的中医外科医生，必须精通中医内科各类疾病的诊治方法。高思敬先生将人的身体比喻成“自通过多年的临床实践，首次提出了中医外科的“真类病论”。论中详细叙述了“真痈疽”和“类痈疽”的鉴别特点及治疗方法。高思敬认为痈疽若己成形，非刺破不可奏功。在辨疮疡脓成与否、脓的深浅、开刀部位的深浅与手法上，也有一套成熟的经验。此外，他一生中创立了不少疗效卓著的药方。高思敬虽是外科名家，却重视内外合参，重视整体辨证，其对先进技术积极采纳，勇于求知的精神值得后世学习。
  • 摘要：《奇效良方》全名为《太医院经验奇效良方大全》.该书原为明正统年间(公元1436～1449年)太医院院使董宿所辑,后由继任太医院院使方贤续补,御医杨文翰校正,于明成化六年(公元1470年)刊行.该书共69卷,分为64门,其中卷五十五为"针灸门",乃"将前人立法,各经治病之穴,并用针之法,《针经》备载其详,所有缺略者,开列于后"而成,该卷共39篇。《奇效良方》作为综合性的医学方书，并未专门收录针方，而是秉承历代前贤针灸经验，侧重于针法、治神、禁忌、奇穴等针灸学基本理论的论述，如该书针法尤其是复式针法的论述，促进了针刺手法理论的发展，该书提出“荣备回避八法”，倡导针刺前积极的调定气血，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该书设专篇论述奇穴，促进了经络腧穴理论的完善。因此，在针灸学发展过程中，《奇效良方》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
  • 摘要：梅花针灸学派是中国传统针灸学术流派，学术特色鲜明，渊源于周楣声家传针灸学术。周老认为灸法不但能够治疗寒证、虚证，而且能够治疗热证，因此提出“热症贵灸”，打破了热症忌灸、禁灸的认识。“以人治人”是梅花针灸学派针法的突出特点，强调“以医者健康之身治患者有病之躯”。周树冬总结前人的经验，重视进针法、透刺法、深浅法、得气侯气、补泻法、出针法等针刺手法和选穴，创立通、调、助、运四大导气法则。1979随着周楣声来到合肥，学术活动随由天长转到合肥，走向全国，传播到世界各地。2010年蔡圣朝成立梅花针灸学派学术研究团队，2014年梅花针灸学派获合肥市首批非物质文化传承基地。梅花针灸学派特色灸法丰富了传统灸法的内容，梅花针灸几代人在灸具灸法的创新上已获国家专利70余项，特色灸法20余种，在灸具和灸法的研究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 摘要：汉唐文献中虽未提及"产前焦虑症"这一病症名,但人们已认识到焦虑对胎产的影响.本文就当时引起产前焦虑症的原因和所采取的调节方法讲行探讨.研究认为，无论是因妊娠所致的身体不适，或对胎儿的性别、健康、外貌、命运等方面的担忧，抑或是对分娩的恐惧，都能导致产前焦虑症。虽然有些调节方法在今人看来属迷信、荒诞之举，但在当时的社会背景及人们对事物的认知水平之下，至少对孕妇产妇焦虑心理提供干预，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缓解孕妇产妇焦虑情绪的功效。
  • 摘要：芦芽是指芦苇的幼芽,蒌蒿和芦芽皆生于江边湿地,古时,百姓将此二者作为可食之物。同时,芦苇和蒌蒿又作为药物发挥着功效.中药的功效大都来源于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经验,自农耕时代起,"立象以尽意"这一传统思维就开始在认识本草的功效中发挥重要作用,从蒌蒿与芦苇到湿生本草的药物理论,亦依此传统思维为据.中药理论当以传统中医思维辨之。回归一词，在当今社会中时常被提起，在中医这个领域当中，尤显珍贵。中医的发展已经渐渐模糊了其原本的样子，古老的行医方式不在，古老的水土种植出的药草不在，古老的中医理论和传统思维也正在被改变。有关中药功效的理论知识，实际上大都来源于普通人对生活的观察。回归中医的本源，以古人立象以尽意之思维看待中药理论，才能够更清楚地发现中药理论之源。
  • 摘要：本义的“脑”主要是指位于头部的动物中枢神经的主要部分。在本草中，既用到了它的引申义项“提炼的精华”——如樟脑、龙脑、薄荷脑；也用到了它的另一层引申义项“像脑子”一样嫩——如青蒿脑。即明清香药的“脑”制备主要是薄荷脑和樟脑，“青蒿脑”并非是从青蒿中提取制备的。在文献研究中，有时候会望文生义，以樟脑、龙脑、薄荷脑之类的提取物命名来想当然地以为“青蒿脑”或许也是某种“提炼的精华”。事实上，有时候需要回到原文中，并结合当地的用法来审慎辨别。
  • 摘要：古代中医文献中,直接提及"四弯风"这一具体病名记载的文献非常少.清代《外科大成》中,第一次出现对"四弯风"这一名称的记载.通过这些记载和总结,得知四弯风具有反复发作、瘙痒、初发如风癣,搔破后有渗出,形如湿癣的基本特点。研究认为，本病以“痒不可忍，形如风癣，搔破成疮”为临床特征，病因病机以风、热、湿、虫相互作用而发病。治疗以祛风渗湿，杀虫止痒为主，内服外用兼施。总之，中医古文献对本病的记载为后世研究、辨证施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摘要：寇兰皋于1832年10月编著完成并刊行了1卷本的《痧症传信方》。书中文字不多，共分为“痧症源流一‘痧症或问”“治痧诸法”“治痧诸方”“预防痧症诸方”“忌食诸物”“痧症医案”和“先贤明论”8个部分。《痧症源流》详细论述痧症的病因性质、病机特色，并推及主要治疗原则。论中以中医阴阳学说为主线，比较人体阳气盛衰与痧毒强弱，结合脏腑辨证的观点详论痧症主要的临床表现，内容丰富、论理清晰。《痧症或问》收载寇兰皋先生治疗痧症过程中的见闻，主要围绕痧症的临床表现提出56个问题。《治痧诸法》中论述“试痧法”“拍打法”“刮痧法”“放痧法”“熨脐法”“治转筋法”7种治痧方法。《治痧诸方》中共计收载22首治疗痧症的处方。《预防痧症诸方》共收载预防痧症的6首处方，从外用、内用两种途径给予预防。纵观此书，论痧症之辨治心得“参以己见，分其条理，溯厥源流，载其治验，因症立方，案方治症，使人展卷了然，如同面语，真寿世之慈航，良工之苦心也”。
  • 摘要：老官山《敝昔诊法》包括35枚汉简,其中可解读者仅23条,其余12条由于保存不利,大量内容出现残缺、脱漏,前后难以相接.在研究过程中,对汉医简《敝昔诊法》部分内容进行了补充说明,并按照汉医简《敝昔诊法》条文的内容进行重新分类排序.研究发现，老官山《敝昔诊法》中有不少有关“天人相应”的论述。然而由于保存原因，未能形成完整体系，仅仅从五色、五味、脏腑、脉象等少数方面作了结论性的描述。老官山《敝昔诊法》第二部分条文从时间、症状等方面阐述了疾病的病机，也从良好和凶险两个方面阐述了预后情况。疾病的诊断是老官山《敝昔诊法》论述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其中尤其强调脉诊的重要性。另有研究指出老官山《敝昔诊法》填补了汉初中医学发展的空白。此外荆州文物研究所武家璧研究员认为老官山《敝昔诊法》医籍是扁鹊医派的著作，笔者赞同此观点。因条文中有诸多关于脉诊的论述，并且提出了脉诊是诊病关键这一观点，这与扁鹊医派重视脉诊是一致的。而且从时间关系上也是相符合的。另外条文中多处出现敝昔字样，经考证扁鹊无误。故条文的研究支持扁鹊医派的学术认识。
  • 摘要：敦煌医药卷子S.202,是英藏敦煌文献中的一种.日本学者三木荣、宫下三郎等考证认为S.202应是《金匮玉函经》残卷,中国多位学者在撰着中指S.202属《伤寒论》卷一《辨脉法第一》的内容.即将S.202认定为《伤寒论》的一部分.笔者考证认为，S.202确属《金匮玉函经》之古传本。本文通过以卷子本S．202为中心的多方面研究，将S.202与玉函、赵本／成本作全面对比，结果表明，三本之中，S.202与玉函关系更为密切，因而此二者同源。主要根据是：第一，S.202与玉函有相同的多出赵本／成本的4条条文，不存在相反的情况，这是决定性的差别；第二，本文首次揭示，S.202为南朝陈传本，传世《金匮玉函经》为南朝梁传本，二本在不避隋讳方面完全一致，而赵本／成本全书避隋讳，由此，S.202与《金匮玉函经》的亲缘关系显然更为密切；第三，S.202与玉函两者有多条条文相同或相近但与赵本／成本不同，而相反的情况则较少；特别是43行对应的宋臣校语佐证了S.202与玉函的关系。因此可以确认：从大的文献范围来说，敦煌医药卷子S.202确属《伤寒杂病论》（如果这个名称作为仲景学说的概称）文献系统，但这是远源；若以“伤寒”部分两个主要不同传本系统来比较，则S.202近源当为《金匮玉函经》。也就是说，如果把宋代校定的《伤寒论》和《金匮玉函经》视为《伤寒杂病论》论伤寒部分两个平行的最重要传本的代表，在这一意义上使用“伤寒论”和“金匮玉函经”这两个概念，那么应当认为，敦煌卷子本S.202与《伤寒论》相对疏远，而与《金匮玉函经》关系甚为密切，当属《金匮玉函经》一书的古代传本，因而也就可以认为是宋代校正医书局整理定型的《金匮玉函经》一书的前身。
  • 摘要：居延汉简包括两部分,1936年出土的一万余枚称之为《居延汉简》,1976年出土的一万余枚称之为《居延新简》.学界对简中所包含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信息,进行过充分的挖掘与研究.其中涉及疾病病因的研究,有值得更深一步探索的地方.研究认为，虽然居延汉简中所出现病名的病因资料较为零散和隐蔽，但结合中医学的病因学去探析散存于简中的病因，能有较为客观的认识。居延汉简中所见疾病与病症的致病因素与六淫、金刃损伤、饮食、过劳、体质、情志等因素有一定的相关性，而对居延汉简中所见疾病病因进行探析，也可反映居延当时疾病的一个概况。
  • 摘要：在中医古籍中,歌赋类著作广泛见于医经、诊法、本草、针灸、方书及临床各科医书中,其因押韵流畅、易于记诵的特点而对中医学的启蒙与普及起到过重要作用.文中谨对五种现存的宋代《伤寒论》歌赋类著作的著述体例与主要理论渊源进行梳理.主要涉及《伤寒括要》、《伤寒百证歌》、《类证伤寒活人书括》、《伤寒百问歌》、《伤寒类书活人总括》。两宋是理学的兴起阶段，理学的一个目的是把儒家深奥的思想通俗化、可行化，使之成为大家都可以遵循的准则，当时儒医受其影响在研究伤寒学术思想时有意使之易于流传与应用，而歌赋是最易于传播的表达方式，故上述著作的诗歌部分多集中在病证的汇编与鉴别诊治方面。正是宋代医家对伤寒著作形式的有力探索，为后世清代伤寒歌赋类著作的大量涌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 摘要：1990年《新安名医考》和1999年《新安医籍考》的出版,为后来的新安医学研究奠定了文献学基础,其后多有补缺补遗乃至纠偏纠误的学术论文问世。本文就御医王碘生平事实补遗，明代休宁籍御医方应震、李德卿，明代绩溪籍御医汪柳庵，《伤寒论后条辨》的黄周星序，清康熙刊本《医读》这五个新考证结果进行介绍，并将其补漏于后.以供研究参考。
  • 摘要：武威汉代医简出土至今已40多年来,各个学科的学者对其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本文仅从医简临床研究方面入手对理、法、方、药研究作以概述。在中医理论方面，反映《伤寒论》前临证思想，首提“活血化瘀”思想，己显辨证先声。医简共收载中药100余种，内有80种见于《神农本草经》。该医简首载治疗麻风病的方药，最早记录酒的药用价值，最早记载使用蜂蜜做为配制丸剂的赋形剂，创立方药剂型。另有临床实践证明，医简所载方剂现代临床上使用取得很好疗效。但是，总的来说，它的研究还是赶不上湖南长沙马王堆《五十二病方》的研究。更重要是医简临床研究主要是在风湿病领域，其他专科运用医简方药的临床研究、病例疗效观察则涉及较少。期待着更多的中医药爱好者，投入到该项研究及临床病例的疗效观察中来，让古老的医学发出绚丽的光彩，为人类的健康事业继续做出有益的贡献。
  • 摘要：《黄帝内经》作为现存最早的中医典籍,反映了我国古代中医学的巨大成就,奠定了中医药的发展基石.本文梳理目前国内外出版的《黄帝内经》英译本,透过英译本探讨《黄帝内经》在海内外的传播现状.通过对国内外《黄帝内经》英译本现状进行分析发现，区别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译者背景不同。国内外译本由于译者不同，对《黄帝内经》原文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如朱明是中医临床医生，罗希文是中医文献研究领域专家，吴氏父子既为中医师，亦从事中医教学，文树德则是汉学家，Ilza Veith主要从事医史研究，李照国、杨明山主要从事中医英语教学及研究。不同的知识背景，形成了不同特色的翻译风格。二是翻译目的不同。由于针对的读者群体不同，翻译的目的也有差异。文树德译本和Ilza Veith则主要是针对具有一定中医基础的读者，罗希文译本则主要针对初学者，对中医有兴趣的西方读者。三是翻译方法和策略不同。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振吉教授在谈到中医疾病名称的英译时，提出对于中医病症名的翻译最好采用直译的方法。笔者认为，《黄帝内经》的翻译，在强调形式等效的同时，还需兼顾功能等效，达到最大程度等效。完全等效仅仅是翻译的一个理想目标。而形式等效和功能等效仅仅代表翻译处理中的两个空间。探讨《黄帝内经》的英译，对于中医药典籍的国际传播以及中医药的对外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
  • 摘要：为顺应中医药发展的时代需要,满足阅读中医历史名家原著的读者热望,中医古籍的整理校勘出版又一次进入高峰时期.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马继兴老师带领课题组展开了《本经》整理与辑复研究。《神农本草经辑注》1995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是马继兴老师本草辑佚研究的代表作。也是现代中医古籍辑佚的示范性研究，为后学者开辟了这方面的研究门径。《神农本草经辑注》分为辑注与研究二部分。辑注部分收集155种古代本草文献与非本草文献记载，针对《本经》佚文和古注资料，经多方研究、勘比，作出确当校注，辑、校、注三者并举，正本清源，考证详实。研究部分设23个专题，详论《本经》药数、药名、三品目录、《本经》辑本等学术问题；对古今诸家辑佚本不同观点提出己见，对辑复《本经》的研究思路与辑注方法予以阐述。马继兴老师在其70余年中医古代文献研究生涯中，曾花费大量心血收集早期中医佚失古籍的相关资料，利用建国后出版的影印中医古籍，逐条剪辑，一一拼接。查阅同时代或前后相关古籍，于疑问之处加以考证。没有影印者则手工抄录，形成一系列的古佚医籍基础文本手稿。文本手稿根据己搜集的文献资料进行初步的分类，分类基于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中医图书联合目录》，涵盖基础理论和临床各科等类别。根据数据统计，仅医方类包括佚失医籍近300种，均为宋以前成书者。书稿文本不仅提供宋以前佚失医籍书目线索，同时将书中保留佚文依照一定体例进行排列。对照文本资料与马继兴老师撰著的《中医文献学》，通过辑佚相关内容研究，将探索辑复古佚医籍的基本思路和方法，理清古佚医籍辑复的技术路线框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 摘要：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化历程中一个标志性的地区,自开埠百年以来,区域性经济文化的发展一直备受关注,与中国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中医学在这里生根发芽。文章以上海中医文献馆及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文献研究所为研究主体,对建国以来的上海中医文献研究工作进行简单回顾.建国后，上海市卫生局为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于1956年确立方针，建立机构与队伍1956年7月16日，上海中医文献馆正式成立。经过十年的快速发展，上海地区中医文献研究工作取得取得良好开端。但文革开始后，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改变。1972年中医文献馆撤销，中医文献研究工作陷入停滞。文革结束之后，各项工作重新步入正轨。这一阶段的文献研究工作在建国初期基础上有所扩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医辞书编写、《中医年鉴》编撰、历代古医籍整理和校勘、中医历代专病文献的研究、开展中医专科史研究等。而近年十年来，随着国力迅速增强、经济形势改观，国家在政策上加大了对中医事业的投入。随着一系列相关扶持政策的密集出台，上海中医文献研究工作，不断拓展新的研究方向，并在开展地域性中医学术流派研究，开展中医与传统文化、宗教交又研究，出土简帛医学文献研究，中医文献的现代信息研究，中医发展策略研究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总之，若保持积极的政策与不断的投入，中医文献研究就能不断发展。建国后上海中医文献研究工作所走过的历程以充分证明了一点。
  • 摘要：“名老中医”是将中医药学基本理论、前人经验与当今实践相结合，解决临床疑难问题的典范，是当代中医药学术发展的杰出代表。他们的学术思想、临证经验与技术专长是中医药学术特点、理论特质的集中体现，是中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结晶，是活的中医临床学科的精华荟萃。他们的人生轨迹、心路历程、医德医风、人格魅力等等，都是人们宝贵的精神财富。目前，传承和研究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书籍数不胜数，但采集保存的音像文献并不多。从2005年启动的国家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传承研究”开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要求各课题组收集名老中医的诊疗影像资料。名老中医音像文献的采集、保存、传播与研究利用，是一门多学科、多专业的工作，虽然在实践中虽然取得了一些经验，但面对的是更多的困难与挑战，特别是在音像文献的采集鉴别、研究利用、保存管理、媒体传播等方面还亟待完善。
  • 摘要：中医文献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继承性和发展性的特质。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中医文献研究拓宽了思路，除传统的中医文献整理研究之外，还致力于中医药文献的学术、临床精华与世界医学体系接轨的研究。中医文献研究不仅能够丰富和完善学术思想体系，还能为现代临床实践提供必要的诊疗方法和用药规律，具有重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同时，当代中医文献研究为今后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需要用新的思路和方法进行学术经验的总结，以期促进中医事业的不断发展。
  • 摘要：秦霖熙在正史和野史中皆无传,其生平只能从同时代的文人文集中看出一二.本文主要介绍秦霖熙生平事迹和医学活动两方面.秦霖熙，字春帆。甘肃省兰州市皋兰县人。据秦霖熙自己所上履历所言，秦霖熙应该出生于公元1842年。秦霖熙人生非常具有戏剧性,本可以成为甘肃历史第一个也可能是最后一个状元,最后却也同历代同仁一样与状元失之交臂.自此秦霖熙转而潜心医学,终成一代名医.秦霖熙善长内科、外科和儿科，从事医业有着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
  • 摘要：自中药作为一种商品而开始在市场上交换,就随之而出现了"药行""药栈",俗称"行帮""棚帮".一些资金雄厚者,有时也囤积某些药材,垄断市场,大发宏财.近代已还,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合作运动的广泛开展,组织农村合作社成为改善农村经济的重要途径.于是,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众多的药材运销合作社,其中有囤货待售、限制生产,试图从源头上对中药材进行垄断者.为此,上海医药界于1934年掀起了一场抵制象贝居奇风潮,可谓是近代第一次反中药材垄断案.象贝是用于外感咳嗽的治疗一种药材。象贝的价格，历年不过每担大洋四五十元至七八十元。1933年至1934年8月，在贝母合作社的操纵下，上海地区的象贝价格竟一路上涨至每百斤达三百六十元之多，与以往售价相比，己超过六倍以上。贝母合作社对国医药界的质询与责问，置之不理。医药界联合拒绝销售、禁止应用。消息经媒体广泛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双方为此展开了唇枪舌战，一再在报端发表驳复对方的声明。1934年10月26日，俞佐庭、张申之、方椒伯作为牵头人，召集各相关团体开会调解。经再三磋商，反复讨论，终于达成和解契约：至此，纷纷扬扬、满城风雨的“象贝居奇事件”，得以圆满解决。在今天看来，上海国医药界应对象贝人为涨价的方法与策略，仍有启发与借鉴意义。
  • 摘要：《伤寒论》《金匮要略》为东汉张仲景所著,因其理无不该,法无不备,且方药缜密、药精力宏,故后世称其"启万世之法程,诚医门之圣书",尊其为"方书之祖".其中大多数方剂至今仍被广泛应用.然而,由于随着历代度量衡的演变及书中使用的非度量衡的计量方法,使许多药物至今未能有明确的古今换算标准,严重影响了临床的疗效.中医不传之秘在于剂量,药物剂量是临床取效的关键.东汉张仲景经方药物剂量量值是以东汉度量衡量值为依据。今人测量值今人在度量衡的研究上，基本上已经解决了仲景时期度量衡的问题。但是对仲景特殊计量药物的测量工作尚未完善。总体而言，一升约为150-200ml的可能性比较大，当然也不排除其它可能存在的情况，故笔者测量各种药物时均换算成100ml来统计，以便临床实际换算选用。总之，明确张仲景特殊计量药物剂的换算，使每一个经方的药物用量清晰明朗，为广大临床医生提供经方药物使用的参考标准，这有利于其在临床上合理辨证选方用药，提高临床疗效，进一步推动经方学术体系继承与发展。
  • 摘要：咳嗽是因外感六淫或脏腑内伤,导致肺失宣降、肺气上逆,影响于肺所致的有声有痰之症.咳嗽为临床常见多发病，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对咳嗽的病因病机及辨证治疗体系的探讨颇为深刻，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将咳嗽分为外感和内伤两大类，对本病的辨证施治，张氏提出：“当辨阴阳，当分虚实耳，盖外感之嗽，阳邪也，阳邪自外而入，故治宜辛温，邪得温而自散也；内伤之嗽，阴病也，阴气受伤于内，故治宜平肝养阴，阴气复而咳之愈也。然外感之邪多有余，若实中有虚，则宜兼补之散之；内伤之病多不足，若虚中挟实，亦半兼清以润之。”张景岳这一辨证治疗规律，实为经验之谈，至今仍为广大医务工作者所遵循。在辨证治疗中有治上（即治肺），治下（即治肾）之区别。在临床上有肺气不足，肾精亏虚和肾阴不足，火灼肺津之辨。总之，在临床实践中，有清晰的病因病机的认识是立法处方的前提，既要重视辨证论治，又需寻求辨病论治，二者相互结合，力求方药和病症合拍。
  • 摘要：汉字简化方案中,"癢"简化为"痒".这并非一一对应的繁体字简化,而是繁体简化中的兼并现象,即将笔画繁的字的意义加载到笔画简的字上,从而省掉一个繁体字.尽管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期,"瘁""癢"二字通用,但就其本源而言,二者意义并不相同.倘不加辨识,极易理解有误.通过考释可以看出，“痒”之本义为病名，指心忧惫、疮疡，与皮肤瘙痒义无关。“瘘”之本义为皮肤瘙痒，与心忧惫、疮疡无关。后二者渐渐混用无别。尽管“痒”“痿”二字后来混用，仍要予以明辨，否则极易产生误解。一是在二字混用之前，其义项并不相通，不可混解；二是混用之后，“痒”“痿”同有皮肤瘙痒义，但“痒”独有“病”义，在此义项上“瘩”并不与“痒”同。
  • 摘要：李东垣以《内经》和《伤寒论》为基础，又在其师张元素的影响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脾胃学说，通过不断的理论学习和实践经验，在治疗脾胃病方面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遣方用药的特色，并取得良好效果。他在《脾胃论·脾胃盛衰轮》中提出：“只肝、心、肺、肾，有余不足，或补或泻，惟益脾胃之药为切。”。另外，还提出甘温除热，佐以寒药，遣方用药注意禁忌、时令和剂量。这对后世影响深远。在今天，脾胃学说受到越来越多医家的重视和推崇，对临床疾病的治疗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摘要：中医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体现中医文化本质与特色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总和。概括起来，中医文化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以下几大方面：气一元论的本体观、调和致中的价值观、以人为本的道德观。中医文化以人文文化的形式反映科学文化的内容，是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有机结合体，这便是中医文化的核心特征之所在。从中医文化发展的脉络来看，每次理论的创新和突变都与当时的文化思潮、价值理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归根到底，所有科技领域的学术均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中医学术从属于中医文化，中医文化则充分体现了中医学术的本质与特色。即中医文化决定了中医学术本质与特色，中医文化是推动中医学术创新发展的源泉动力。
  • 摘要：金元时期是我国传统医学史上学术氛围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该时期的学术创新与传承空前繁荣,对后世具有深远的影响.易水学派便是萌芽于这一时期,并经历了后世几代医家的发展补充,最终成为我国传统医学的重要学派.张元素作为易水学派之开山,在深悟经旨的基础上大胆提出新的学说理论。张氏以他聪颖的天资，艰苦的努力，探本穷源，勤求博采，丰富发展了脏腑辨证学说，创立了药物的升降浮沉之说，首次提出了药物归经与引经报使的理论，他取得的这些成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世中医学术的发展。
  • 摘要：苏世屏先生(1894-1961)师承于广东四大名医之一黎庇留先生门下.作为伤寒派医家,《伤寒论原文真义》、《金匮要略原文真义》二书可谓是苏世屏对仲景学术研究的毕生心血,其理论阐发精辟独到,对启发后世学习《伤寒论》、《金匮要略》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伤寒论原文真义》曾于1960年由新会县中医院印行,而《金匮要略原文真义》则只有手稿存世,最近才将由其弟子整理出版.笔者有幸参与该书部分整理工作,研读全书之后就其学术思想作初步探讨.历代学者皆公认张仲景之《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一论伤寒，一论杂病，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苏世屏指出，《金匮》皆论杂病，是虚邪伤形；《伤寒》所论则正邪伤气。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苏世屏认为，张仲景著作行文简略，读者需善于悟其言外之旨。从病因方面分析，认为多种原因下即暗示着多种治法，并总结提出治痉六论。苏世屏《金匮要略原文真义》全书简繁得当，义取明显，善用对比，章节联系，前后照应，是近代阐扬仲景学说的一部重要著述。该书所注，纯粹以中医学说为基础，未与西医相互参杂，苏世屏认为只有先参透中医原理，才可进而研究中西合流。由此可见苏世屏对中医理论基础的重视。
  • 摘要：中医学作为一个融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诸多学科的传统医学理论体系，历史悠久，典籍浩瀚，自古就有注释经典的传统和经验，与诠释学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故近年来诠释学也被引入中医学领域，作为中医经典与理论研究的重要方法得到应用。为了进一步促进诠释学在中医学继承和创新过程中作用的有效发挥，有必要对其在中医学领域应用的情况予以总结分析。研究认为，诠释学在中医学领域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首先，从代表人物与研究团队来看，整体研究力量薄弱而分散，缺少学界问的互动交流与协作，也缺少研究的持续性。其次，从现有的研究情况来看，研究人员对西方诠释学知识的学习不够，没有准确把握西方哲学诠释学是研究理解与解释的一般方法及其本体论根据的理论体系。第三，过度诠释的现象较为普遍。rn 纵观中医学术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涉及到从中医经典到现代语言、从中国传统学术到现代科学语境等不同层次的转换，以及从科学诠释学的角度对中西医学的哲学与方法论审视，进而创新发展中医学等诸多问题，必然要使用经典诠释学、哲学诠释学、创造的诠释学、科学诠释学等诠释学不同门类的理论与方法。因此，汲取国内外诠释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培养相关的专门人才，是中医学术的诠释学研究与创新以及创建中医诠释学的当务之急。其次，在现代西方话语及科学技术处于霸权地位的形势下，如何处理好“回归中国”“回归古典”与“以中解西”和“以今解古”的关系，避免“汉话胡说”的“失语症”，“以中解中”来重建现代中国学术，乃至能以中国立场、中国观念解释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建立基于中国文化传统、适合中国学术自身的学术话语与诠释模式。换言之，即要研究如何树立中医学术自信，建立在当代语境下具有话语权的理论体系。第三，如何基于中医学两千年以上注释经典的传统及其实践经验，借助现代诠释学方法，系统开展中医经典与中医核心理论的现代诠释，建立和完善概念明确、结构合理的中医理论体系，阐发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涵，促进中医理论的创新发展，提升其指导临床实践与科学研究的能力，应是研究的重点。第四，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总结诠释学在中医学领域应用的原则、路径、方法等，借鉴中国诠释学创建的经验，以创建中医诠释学。
  • 摘要：川派中医是中医学众多的地方医学学派之一,近年来有关"火神派"的讨论十分活跃,其学术特色从医家及学科特点进行总结的资料也开始增多.四川独特的地理位置、山川气候特点以及文化背景,应是产生川派中医最重要的自然和社会基础,是形成川派中医特色更深层次的地域环境因素.四川多元化的地理环境和多雨潮湿的气候特点，对四川中医药的发生发展和医家用药特点带来显著的影响。四川医家一方面擅用辛温发散温阳除湿药物，处方药猛剂重，另一方面不少名家用药轻灵平和淳正，以及伤寒与温病学术并行，不同学术风格兼容并存，在中医地域医学中独树一帜。相对艰险封闭的自然条件，造成四川古代与省外特别是北面中原地区文化交流困难，古代四川医家与外界文化及学术交流不易，当是形成其独特地域医学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近现代以来，北方、江浙等地文人、医家大批入川，促进了各地医家与四川医家之间的学术交流，推动了四川中医学术的发展。儒学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对于川派中医有着重要影响，特别是易学与经学与中医学关系最为密切。现代医家任应秋4岁即就读私塾，及长入江津县国医专修馆攻读经学，其问曾求学于经学大师廖平，得其传授治学之法，使任应秋在治经学、训诂学、考据、目录等方面打下扎实基础，为以后研究中医学奠定了扎实的文化根柢。任氏刊行的著作达37种，1300余万字，在现代中医界堪称学术翘楚。当居四川儒医中与廖平一脉相承的的理论大师。成都刘复亦受业于廖平，得其传，以继承古医学为志，创立中国古医学会。由此可见，儒学特别是易学、经学修养是川派中医重要的文化思想基础，儒学是川派中医的重要文化渊源。
  • 摘要：在目前通行的中医教材中,对唐以前(-907)有关淋病用方的探讨较少.而从唐以前的文献记载来看,相关淋病方的数量却并不少,其组方构成与后世淋病方也有密切的联系.为了能从方剂史的角度,更清晰地了解唐以前淋病用方的变化发展以及其与后世方的关系.本文从唐以前淋病内服方的文献记载入手,对唐以前淋病方的用药特点、组方形式等问题做一个简要的分析和论述.在魏晋至隋唐的淋病内服方中，选用滑利清热之性的药物，这与淋病的实热病因是有直接关系的。魏晋以来认为血淋是“热淋之甚者”，因此清下焦实热的药物多出现于疗血淋方中。在魏晋以后的淋病内服方中，脏腑学说的影响在组方上有明显体现。如《广济》饮子方用桑白皮、百合、通草、白茅根治疗诸淋，其中桑白皮、百合都是治肺热的要药。医家常言“通腑清热则淋病自除”，所以在治疗淋病中，医家往往会强调泻大小肠实热的重要性。随着隋唐时期“劳淋”这一病候概念的流行，补益药物使用的几率大大增加。在治疗淋病时，则与其他药物合用。至隋唐时期，具有行气导滞效用的淋病内服方开始出现。以上仅是对这一时期多种淋病内服方的大致分类。如果从淋病内服方的发展历史来看，魏晋之后淋病用方有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发展趋势。首先，是内服方的数量在增长，无论是单方还是复方。其次，随着各种组方方法的出现和使用，如随症配药、药性配伍、医方化裁等，内服用方的药物组成和性质都逐渐趋于复杂。同时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服方之间存在一最后，由于隋唐时期对医方书进行了大规模的编撰。多以病候为统纲，将各类淋病方分门别类进行编排。使得来源出处并不相同的多种医方被汇于一处。
  • 摘要：胸痹心痛是临床常见病证之一,是以心胸部疼痛为主要症状的一种病证,随着现代社会疾病谱的改变,该病有逐渐增加的趋势,是中老年人常见心系病证之一.自先秦时期以来,历代医家通过长期的临床观察和实践,逐渐完善了胸痹心痛病的发病规律和辨证要点,总结了丰富的临床诊治经验.对于胸痹心痛的病因病机，早在秦汉时期的《内经》就有论述，张仲景认为胸痹的病位在上焦，病机为“阳微阴弦”。在隋唐早期，多数医家遵从张仲景《金匮要略》对胸痹心痛的核心思想，认为阳气虚弱、阴乘阳位、胸阳不展是胸痹心痛的主要病机。同时，诸多医家以胸痹心痛为纲，以其兼症为目，按不同的伴随症状分类辨治。明清时期，医家进一步发展了胸痹的病因病机，扩充了两纲六辨和气血辨证，病机除了“阳微阴弦”外，还包括气滞、痰浊、血瘀、气血不足，甚至情志致病等。在治法方药方面，《内经》首创针灸治疗心痛，并列举了五脏心痛的治则治法。东汉张仲景最早确立了胸痹心痛的辨治方法，唐宋时期，在治疗方法上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活血化瘀、芳香温通等治法的运用，药粥、药酒等食疗方法丰富了胸痹心痛的诊治。明清时期，王肯堂和王清任论述和发展了活血化瘀法在胸痹心痛证治中的地位。综上所述，历代医家对于胸痹心痛的病位、病因病机和治法方药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其肇始于《内经》，奠基于仲景，争鸣于金元，完善于明清，不仅具有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且积累了丰富的治疗经验，其辨治思路仍可供当今临床所参鉴。
  • 摘要：晚明文坛，冯时可声名显赫，宦海浮沉二十余载，三仕三己，恒以忠孝为立世之本。据今人何娟统计，现存《冯元成选集》83卷中，冯时可诗作达2052首之多。此外，冯时可精通医理，专论医学之著作亦有二部。《众妙仙方》成于万历乙未年(1595)，书分60门，载方1600余首，从病证、病因、治法、日常生活等类别论述，并选录防虫灭蝇、藏书裱画、涤除污垢、防治猫狗病之方药。《上池杂说》乃医话漫谈，主温补、扬东垣，善用附子、干姜、天雄等温热药物。与专司诊疗的医家不同，冯时可立意上大处着眼，谈医论药与修齐治平密切相连，文笔上大气磅礴，叙述上则常常采用譬喻手法。
  • 摘要：黄元御(1705-1758),山东省昌邑人,清代著名医学家,生于康熙四十四年,卒于乾隆二十三年.近年来，随着人们对人体“阳气”和气化思想重视程度的提高，中医工作者对黄元御学术思想的特点也逐渐重视。通过研究发现，黄元御提倡“扶阳抑阴”、“四维之病”、“重视中土”、“运气学说”。其医学思维模型概括为“中气升降，和合四维”。其临床用药思路可概括为六气治法、顾护中气、健脾调中、注重疏肝、扶阳抑阴五个方面。黄元御将药物分为五类，将“中气升降”理论引入药物试图基于脏腑气机运动来指导对药物功效的认识勾勒出每味药物在气机运动上与脏腑的相关性，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理法方药体系。黄元御在清代温病学说盛行、寒凉药广泛应用的大环境下，敢于从客观实际出发，阐述己见，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的学术思想，不为时俗所惑，不畏别人疑谤，敢于提出新法、创制新方，以求迅速解救病人病痛为己愿。其学术思在当时引起了深入挖掘黄元御医学贡献中的主体思想、辨证方法、用药思路等方面的特色，对发展中医学术、提高临床疗效具有重要的意义。
  • 摘要：张元素,字洁古,易州(今河北易水县)人,宋金时期医学家.宋金时期，社会方面战乱频繁，外感热病盛行；文化方面“宋学”注重考据，怀疑批判精神、勇立新说的学风与理学、运气学说等对当时的社会都有较深刻的影响，运气学说在医学界蔚然兴起。张元素有感于金代北方外感热病盛行，内伤杂病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以解除民众疾苦为己任，继承总结前人经验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在“宋学”注重考据、勇立新说的学风影响下撰著了《医学启源》、《珍珠囊》等；他的医学思想渊源于《内经》、《伤寒》，并取法子《中藏经》，也受到刘完素学术思想的一定影响。但他认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在脏腑辨证、制方遣药等方面自成一家之言。张元素以前世医学知识为基础再结合临床实践，创立了以寒热虚实为纲的脏腑辨证论治体系，以及归经理论和引经报使理论等新的学说，并且为易水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当今社会中医学的发展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 摘要：张树荺所论时证系指夏秋之际流行的以上吐下泻为主要症状的胃肠疾病，古称霍乱，实为寒湿霍乱，由于当下医者面对此证常无办法而乱投方药，而贻害患者，因此深入研究张仲景、陈念祖及吴瑭之说，同时参以数年临证所得，俾临证者仓促而无所失，垂危者亦可以回生。其临证实遵循泄痢霍乱，临证当辨，泄痢之治，宜分寒热的原则。张树药先生为了提高同道的医学水平及临证应急之需，将自己数十年手录灵验医方，汇集整理成册，名曰《经验良方》。张树药对书中所收丸散膏丹之方、药等的分两，悉照原书，且分两数字，必用大写（如一用壹、二用贰等），免有错误。如此眉目清楚，极便于学习者正确选用，他还特别希望药肆照刻仿单，俾归划一。张树筠编辑出版《丸散真方汇录》本为医者提供正确使用中成药的相关知识，以施惠于患者，其仁心仁术处处可见，这种对医者与患者认真负责的态度及实事求是的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
  • 摘要：《医贯砭》是清代名医徐大椿撰写的一部医学著作.明末清初温补学说盛行,在当时产生了流弊.批评《医贯》所代表的温补学说,也就成为了清代医学界的时代思潮.也可以说,徐大椿批判《医贯》契合了时代的需求.但另一方面,徐大椿撰写《医贯砭》还有复杂的原因,值得探究.徐大椿写作《医贯砭》，表面上是批判赵献可，实际上针对的更是吕留良。因为吕留良推动了《医贯》的发行。但问题是，吕留良所推动的是《吕晚村先生评医贯》，而不是赵献可本来的《医贯》，两者之间并不完全相同，因为吕留良在评《医贯》时，并不是出奴入主，力为尊崇，而是认为赵献可过于偏执。其在《形景图说》末评论道：“以之治败证则神效，而以治初病则多疏，实际上，徐灵胎在批判《医贯》时，也意识到了吕留良与赵献可学术并不完全一致，不过，他认为这只是“晚村一隙之明也”。更为重要的是，徐大椿在评论时言语极为激烈，近乎谩骂。这样的评论连四库馆臣也觉得有点偏激，徐灵胎之所以对吕留良如此苛刻，有学术上的原因。徐氏宗汉学，推崇汉代及以前学问，而对汉以后学术持否定态度。与徐大椿不同，吕留良推崇宋学的主要代表朱熹。徐大椿把批判的火力指向吕留良还应该有政治的原因。与吕留良不同，徐大椿尊崇清廷。之所以认为徐大椿批评吕留良有政治上的因素，还在于当时学术界只要论及吕留良均是批评态度。总之，对于吕留良的医学要客观评价，不能因为《医贯砭》而全盘否定，因为《医贯砭》的撰写有多种复杂因素，并不完全是客观之言。
  • 摘要："齐鲁"和"山东"是历史上形成的地理名词,在今天看来,二者所指地理范围大体相当,"齐鲁"已经成为"山东"的代称了.齐鲁之针灸可谓源远流长，名医辈出，在我国针灸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在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将隋代以前有关针灸的医家简要梳理。并对长桑君、秦越人、淳于意、华佗、王叔和、葛洪、徐熙、徐秋夫、徐道度与徐叔响、徐文伯、徐嗣伯、徐雄、徐之才、崔彧等医家的生平、著作、医学成就等内容进行简要介绍。
  • 摘要：医案是中医文献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中医临床最直接的记录,可以说医案是连接中医文献与中医临床的桥梁.要做好中医文献研究和中医临床传承,就必须要做好医案、医话的记录与整理.从中医药杂志所刊医案研究论文分析，全国中医药学者对古代医案的整理研究近年来已有较大发展，呈现出多层次系统化趋势，有方法学上的归纳总结。各种医案文献中的研究对象多集中于经典名医医案，而对基层中医名家的医案归纳研究较少。因此可以从古代和现代名中医的医案中吸取养分，撰写出能反映基层中医医师诊治疾病的独到学术思想、临床经验的医案。鉴于医案以多层次、多角度的方式进行数据录入，建立数据库。故选择的内容以学术思想探讨、理法方药特色的提炼为主，方便后期数据的归纳采集，对工作室成员临证学习具有参照作用。近年来计算机整理中医古籍工作己开展，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为了医案留存的客观化和易操作性，已打算以数据挖掘的方式对名老中医的医案进行保存和分析。
  • 摘要：对于癫、狂二证的针灸文献进行统计和分析,发现对于两证的治疗大体相同,即均取头面、手足、胸脘、上背、臂阴、腿阳等部穴位,均采用艾灸、针刺、刺血等方法.但是两证也有少许不同的倾向,可谓"大同小异",下面试析其"小异"之处.研究发现，治疗癫狂二证的取穴，古今均有遵循“阳病治阴，阴病治阳”原则者，治狂可取巨阙、身柱、心俞、膏盲俞、神门、少商、足三里、丰隆、三阴交等；治癫可取百会、水沟、上星、风池、神庭、申脉、解溪、然谷等。古代治疗狂证多用针刺，癫证多用灸法与刺血；现代治疗狂证多用针刺强刺激（含刺血），癫证多用针刺中等或较轻刺激，体虚者用针刺轻刺激。
  • 摘要：隔蒜灸是指用鲜大蒜头,切成厚约0.2-0.3cm的薄片,中间以针刺数孔,置于应灸腧穴或患处,然后将艾柱放在蒜片上,点燃施灸.隔蒜灸属于中医外治法,能够将蒜的药效和渗透性以及艾灸的温经通脉作用结合起来,通过刺激穴位,经络的传导,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此方法具有清热解毒、杀虫等功效,可用于治疗瘰疬、肺痨以及初起的肿疡等病症,临床应用广泛.在治疗内科、外科、皮肤科、五官科以及妇科等疾病方面都有很好的疗效。但是细观报道可发现以下不足之处：(1)对于隔蒜灸法的作用机理不明确，实验研究缺乏。(2)施灸方案中的灸量、灸时的选择没有明确的规定，具有主观性。(3)部分临床应用中未遵循施灸的先后循序以及施灸的补泻方法。(4)多数临床疗效观察选择主观性强的症状指标，而不是相应的客观指标。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要发挥创新精神，为探讨隔蒜灸的临床疗效和作用机理提供新的思路，更好地指导临床应用。
  • 摘要：卵巢早衰(premature ovarian failure,POF)是正常的女性在40岁以前出现持续性闭经和性器官萎缩,并伴有卵泡刺激素和黄体生成素升高,而雌激素降低的综合征[1].卵巢早衰从临床表现上看,可归于中医学"血枯""闭经""不孕"的范畴.其最根本的病机为肾虚精亏,中医药以补肾为基础治疗卵巢早衰疗效显著、副作用少的特点.研究指出，在治疗上中医将其辨证为各脏腑功能的失调，通常在治疗方面强调“整体观念”以及“辨证论治”。西医认为卵巢早衰是因患者自身内分泌失调，体内激素紊乱造成的，多采用激素疗法，此疗法容易诱发雌激素相关性肿瘤，将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甚至危害其生命。而中医药在恢复正常月经周期，缓解临床症状，改善生活质量上，其疗效优于西医的激素疗法，但中药疗法通常存在药效弱、起效慢的弱点。而中西医结合治疗既可降低停药后的复发率，减少副反应，又能提高卵巢对促性腺激素的反应性，促使卵巢功能恢复和改善。因此中西医结合治疗卵巢早衰是今后努力的方向，在治疗中既要提倡西医精确的诊疗标准，使得诊治过程更加具有科学性和客观性，又要联合中医药整体调理、治标治本以及副作用少的优势，为患者减轻疾病所带来的一系列不良反应，提高其生活质量。
  • 摘要：笔者专业儿科,今试据近代龙砂医学流派著名医家章巨膺"宋以来医学流派和五运六气之关系"之说和业师顾植山教授"中医学术流派与五运六气"等相关研究成果,从小儿痘疹为语端来论中医儿科流派产生的原因及宋以来中医儿科学术流派和五运六气的关系.儿科寒温两大学派肇始于宋钱乙、陈文中两家，然其于痘疹而论，两家观点更是泾渭分明。后世评骘钱陈两家得失的医家名流很多，但基本都如清陈复正《幼幼集成》“钱董治痘用寒凉馱下之法，是有感于当时流俗用温热药而发的。而陈氏治痘用燥热之剂，则秉承局方之学，与夫地理及风俗的关系。此宋元以来治痘用寒热两派之大端。”章氏以儿科痘疹推究中医各家学术形成与岁运之关系，业师顾植山教授承章氏之说，于SARS后，“挖掘《黄帝内经素问遗篇》中“三年化疫”的理论，认为历史上中医许多流派和学说的产生都与“三年化疫”理论有密切关系。”若据此探讨中医儿科各家学术同异与五运六气之渊源，想必亦能切中肯綮。笔者承龙砂师学，根据明韩懋大运说、清陆九芝“大司天三元甲子考”和中国科技大学柯资能教授“运气大周期与疾病谱大周期趋势”等研究成果，试仿章氏排定一张年表，推演宋以来历代论治儿科的著名医家主张寒热攻补不同与岁时气运更迭变换的相关度，以期明晰儿科各家学说的渊源，开创运气廓清儿科流派分歧新说。通览此表，不难看出“王朴庄、陆九芝等以《内经》五运六气、司天在泉之学说来推论医学流派形成的缘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中医儿科各家学术流派与五运六气的关系也自昭然。
  • 摘要：“玄府郁闭为百病之根，开通玄府为治病之纲”。骨玄府理论不仅丰富和深化了中医对骨病病机的认识，而且有助于指导骨科临床治疗。基于骨玄府失用在各种骨科病症病机中的要害地位，如何针对其病变恢复骨玄府的正常生理功能，自然成为临床治疗上的首要问题。从玄府学说的角度来看，目前临床上常用的补肾填精、益气活血、化瘀泄浊、舒筋通络等治法及手法推拿、针灸、熏洗、离子导入等治疗手段，分别具有某些间接或直接开通玄府作用，各从不同的阶段及角度解决了“骨玄府”失养或毁损的问题，因而都能收到一定的治疗效果。除了以上解释作用外，骨玄府的价值，更在于对多种骨病治疗的指导意义。运用“骨玄府”理论分析，各种骨病的病变主要表现为毁损、衰萎、堵塞而导致玄府失用，其治疗当采取补益气血、填精补髓以养玄，祛毒化瘀以开玄的思路，应遵从“以通为补，通补结合”的原则，“何处损修何处，何处堵通何处，缺什么补什么”。概而言之则为：“补益以养玄，祛毒以开玄”。而反过来亦可成理，“养玄以助补益，开玄以祛毒邪”。综上，根据骨玄府在形态、特性、生理病理及临床表现，本文建立了“哈弗氏系统管道一黏合线一骨小梁”多级多形骨玄府模型，并发掘古文献骨科方药申较多配伍运用风药的特点，希望藉此以促进中医实践者继续阐扬玄府理论内涵，并探索开通玄府的治疗方法，以由此以加强“玄府”之古学说及相关经验在对骨病科研及临床的指导作用。
  • 摘要：《针灸大成》由明代医家杨继洲编纂而成,书中既有经典医著原文,又有撰者注解;既有理论阐释,又有临床实践,是明代以前针灸学的文献资料库,堪称中国古代一部针灸百科全书.是继《针灸甲乙经》后对针灸学的第3次总结.本文整理了《针灸大成》中有关昆仑穴的文献记载,分析杨继洲对昆仑穴的腧穴认识和治疗规律.研究认为，《针灸大成》中昆仑穴的位置在外踝尖与跟腱之间的凹陷中，针刺深度为“三分”或“五分”，艾灸壮数为“三壮”。昆仑穴治病种类繁多，临床应用广泛，其治疗特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1)昆仑穴能够治疗局部病证。比如治疗足踝肿、足心痛等足部疾病。(2)昆仑穴可以治疗其经脉循行所过的疾病。“经脉所过，主治所及”，昆仑穴可以配伍他经穴位治疗头部疾患、胸胁腰背疾病、癫狂、五官疾病等。(3)取穴方法上，既可单独使用，也可以配伍其它穴位。如治疗足心疼独取昆仑即可见效。在与其它穴位配伍时，昆仑穴多作为循经远取，并选取病变局部的穴位相配。在临床上应该掌握昆仑穴的治疗特点，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灵活加减运用，从而起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 摘要：俞募配穴法是临床上常用的一种配穴方法,是指将病变脏腑的背俞穴与腹募穴配合使用.人体脏腑之气与俞募穴是相互贯通的,当脏腑发生病变时,常在其相应的俞募穴出现疼痛或过敏等生理反应,应用此法来治疗相应的病症,优势显著,本文总结了近5年来俞募配穴法在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神经系统、运动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中的运用.随着俞募配穴法在临床的应用越来越多，其疗效也被不断的证实，适应症主要为：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胃炎、结石、泌尿系、消化性溃疡、青少年遗尿瞳印。俞募配穴法的应用也不在仅仅局限于针刺和灸法，埋线、穴位注射、拔罐等方法也被越来越多的应用。目前仍面临着俞募配穴如何起效，结合什么治疗方法或手法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什么时候应用这种配穴法疗效更显著……这一系列问题。故今后在加大人才输入的同时，应结合现代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影像学、分子生物学、基因学等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对“俞募配穴”经典理论的科学内涵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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