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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届美国血液年会

第58届美国血液年会

  • 召开年:2017
  • 召开地:美国圣地亚哥
  • 出版时间: 2017-01

主办单位:美国血液病协会北京医学会

会议文集:第58届美国血液年会论文集

会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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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贫血在老年人中很常见,通常原因不明,即使经过详细的询问病史、严格的体格检查以及包括骨髓穿刺、骨髓活检、染色体核型在内的重要实验室检查也常常不能很好的解释病因.而分子遗传学检测在血液病中的临床应用使得老年不明原因贫血变得更加复杂.虽然体细胞突变的存在提供了克隆性造血的证据,并且或许支持血液肿瘤的诊断,如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的某个亚型,但除了极少数例外,单个突变并不与某种特定疾病直接相关,也不足以诊断肿瘤.在具有血细胞减少和非诊断性骨髓的患者中发现的克隆性突变可以提示某种具有与MDS类似的自然病史的综合征,但是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标准来判断该突变能否直接导致患者的血细胞减少,抑或仅仅是巧合下发生的一个无关突变.本文接下来的分析将有助于识别对疾病诊断有指导意义的突变形式,类似采用形态学方法定义某种髓系肿瘤(如MDS),并进一步阐明老年不明原因贫血的病因和自然病史.
  • 摘要:对于骨髓衰竭(BMF)的患者,克隆演变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或急性髓系白血病(AML)仍然是一个可怕的并发症.明确演变为MDS或者AML的危险因素,可以对个体化治疗方案提供信息,并确定可能受益于早期或前期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现在,临床实验室可以利用二代DNA测序,研究集中在种系和体细胞突变对BMF患者诊断和监测的应用.大多数种系遗传性BMF疾病具有高倾向MDS或AML转化的特征.许多受影响的病人缺乏传统认为与遗传性骨髓衰竭综合征相关的身体特征.尽管任何单一的遗传性骨髓衰竭症是少见的,但是能够将遗传性骨髓衰竭基因同时评估的多路复用基因测序显示,作为一个群体的这些遗传性疾病组成一个重要的BMF患者的亚群(5%到10%).对种系遗传的骨髓衰竭性疾病进行早期诊断可以进行个性化的监测和特定的治疗.近来骨髓衰竭的体细胞突变研究发现了高频的克隆性造血干细胞具有获得性基因突变,这些基因与MDS或AML相关.研究骨髓衰竭中的体细胞突变揭示了促进克隆性疾病转化机制的视角,同时也提出了更多的问题.这篇综述将聚焦于BMF患者进展为克隆性疾病的种系和体细胞突变的评价和影响.探究临床基因检测的挑战与局限.
  • 摘要:在过去的5年里,选择非移植治疗先天和获得性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比例在明显扩大.在未来,需要移植的几率可能更低.单药艾曲波帕治疗难治性AA取得三系血液学反应,这在应用其他生长因子多年临床试验失败之后促生了对生长因子的新兴趣.添加艾曲波帕至免疫抑制治疗的初步结果是充满希望的,但在促进其对初治疾病的标准化应用之前需要评估克隆演变速率的长期随访数据.达那唑,传统上不太优选其用于治疗血细胞减少,能够防止与由端粒疾病导致的骨髓性骨髓衰竭中的血液学反应相关的端粒损耗.
  • 摘要:特发性再生障碍性贫血(AA)治疗的首选是人类白细胞抗原(HLA)同胞相合供者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全相合无关供者(MUD)移植可考虑用于免疫抑制治疗失败后无同胞供者的患者,替代供体移植(不相合无关、脐带血或单倍体HSCT)可适用于无MUD的患者.HSCT也被应用于先天性疾病患者的全血细胞减少或严重的单系减少.目前,HSCT目的不仅要治愈患者,也应避免长期的并发症,尤其是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这样才能让患者获得高质量的长生存.本文总结了HSCT治疗特发性和遗传性AA疾病的近期进展,也讨论了年龄对目前移植效果的影响、移植在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症中的作用以及GVHD的预防.也研究了在特发性AA中关于无关供体和替代供体HSCT一线治疗作用的新策略以及范可尼贫血克隆演变的治疗进展.
  • 摘要:造血细胞移植(HCT)是治疗多种恶性血液病的基础,但是移植相关的并发症和致死性限制了在老年人群中的应用.生物学或按日历年龄问题已不再是HCT的屏障,因为在过去的十年里,移植的应用有很大的增长,增长的部分主要是在生命中的第8个10年做移植的人群.对可移植的候选老年患者进行生理学年龄或一般健康状况的评估需要系统的方法,包括对功能和合并症的评估,往往通过老年医学评估(GA)来完成.GA由共患病测定、功能、营养、社会支持和其他健康相关的领域的构成来更好地描述生理学年龄.老年患者在异基因移植前进行GA评估,往往有高的惊人的缺陷发生率,而明显的共患病或功能受限会增加移植相关死亡的风险.最后,结合用生理学年龄可有效改善对HCT后无病预期寿命的评估和生存预后,并通知HCT候选患者.将来需要研究理想的工具,来描绘移植情况下的生理学年龄和恰当干预的特征.
  • 摘要:自然杀伤(NK)细胞功能在许多活化型和抑制型受体之间调节达到很好的平衡,其中杀伤细胞免疫球蛋白样受体(KIRs)最具多态性,获得全面研究.KIRs认可NK细胞去识别靶细胞上HLA I类分子的下调或缺失(被称为迷失自我),该现象通常可在病毒感染细胞或肿瘤细胞中观察到.因为KIR和HLA基因定位于不同的染色体,在异基因环境下,如造血干细胞移植之后,表达抑制型KIR的供者NK细胞,能够对这种迷失自我识别和反应并介导细胞毒作用,因其对应的HLA I类分子在受者靶细胞上是缺失的(KIR/KIR配体不合).累积的数据表明,KIR和HLA之间的上位相互作用在一些临床条件下影响了结果,在此,讨论在造血干细胞移植中KIR/KIR配体相互作用的基因和功能特征,以及这些数据如何指导供者的选择,还将综述在白血病中的NK细胞过继治疗,以及基因修饰的NK细胞应用的新数据,这可能拓宽肿瘤免疫治疗的范围.
  • 摘要:肠道移植物抗宿主病(GVHD)对于成功的异基因造血细胞移植仍然是重大的障碍.肠粘膜包含肠道的内衬,并与居于肠腔内的共生微生物保持着接触,最近的进展明显增进了对肠粘膜和肠内微生物群相互作用的理解.对移植后宿主粘膜组织和共生者的变化一直在研究,对粘膜免疫和肠道菌群的激烈见解现正转化为预防和治疗急性GVHD新方法的临床试验.在本篇综述里,总结了急性GVHD期间有关肠粘膜方面的新近发现.
  • 摘要:中性粒细胞是血液中最为丰富的免疫细胞,然而关于它们的分化和生物学功能仍然不能被完全理解.研究与单基因突变相关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患者可能对于理解骨髓造血和固有免疫的基本机制有所帮助.在这里,调控骨髓组织生成的遗传因素和他们的一般生物学特性的最新观念将会从临床的角度被介绍.迄今为止,唯一可最终治愈的方法是异基因造血干细胞.潜在的分子机制的阐明和中性粒细胞的分化和功能支持个体化靶向治疗的新观念.
  • 摘要:这篇教育综述强调了自身免疫性或者其他形式的后天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诊断评估,包括了慢性“自身免疫”,“良性”和“特发性”分类的重叠.由感染,药物,和免疫性疾病引起的独立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也被强调.讨论对于良性和自身限制性疾病基于大部分支持治疗的保守治疗方式的管理方式.
  • 摘要:由于先天性中性粒细胞功能缺陷导致的免疫缺陷揭示了先天性免疫反应的重要特征.尽管表现出了对细菌和真菌的易感性,这些疾病在临床表现和特异的微生物病原体方面都具有不同的特点.这篇综述提供了最新的几种与中性粗细胞功能损伤相关的遗传疾病的发病机制和治疗策略.包括:由于生成超氧化物的烟酰胺二核苷酸磷酸氧化酶失活突变导致的慢性肉芽肿性疾病,超氧化物来源的氧化剂在控制细菌和真菌感染和调控炎症中发挥重要作用.也简要的概述了白细胞粘附缺陷包括重度牙周疾病,和半胱天冬酶募集区-包含蛋白9的缺陷,它是一种蛋白适配器,可以调控中性粒细胞和其他髓系细胞,导致侵袭性真菌病.
  • 摘要:纯红细胞再生障碍性贫血(PRCA)是一种综合征,定义为严重网织红细胞减少的正细胞正色素性贫血,以及骨髓中红系前体细胞显著减低.Diamond-Black fan贫血是一种先天的PRCA.获得性PRCA可以是原发性疾病,也可以继发于其他疾病或药物.原发性获得性PRCA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经常由抗体介导.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也可有PRCA的形态表现.继发性获得性PRCA可能与这些疾病相关:血管胶原/自身免疫疾病例如系统性红斑狼疮;淋巴增殖性疾病,例如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或大颗粒淋巴细胞白血病;感染,尤其是B19微小病毒感染;胸腺瘤和其他实体肿瘤;或者其他一些疾病、药物、有毒制剂.PRCA的经典治疗包括免疫抑制治疗,但不同的致病亚型采取不同的治疗方法.环孢霉素A,作为单用最为有效的免疫抑制剂,可联或不联用糖皮质激素.
  • 摘要:缺铁性贫血是当今世上最常见的血液系统疾病.虽然口服铁通常被认为是首选治疗方案,但大量证据已表明,在临床上,与口服铁相比,静注铁在疗效和安全性方面更占优势,在铁缺乏患者中应更早提倡这种治疗模式.在本文中,将会在治疗实用技巧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回顾静脉注射铁总的替代剂量.意识到会出现很多安全问题,因此将会分析对于严重不良事件的过度担忧,强调没有必要对于轻度自限性的输液反应进行干预,这在静注铁治疗的过程中也不常发生.将会回顾在许多临床过程中应用静注铁的近期数据,包括严重子宫出血的女性、妊娠、减肥手术、炎症性肠病和不宁腿综合征.简单介绍静注铁在预防急性高山病中的前沿报道.很显然,在许多临床情况下,静注铁是一种改进的新的标准治疗模式,在疗效、安全性和给病人和卫生保健服务人员提供方便方面均优于口服铁.
  • 摘要:CLL的治疗最近取得前所未有的突破,批准几种靶向药在一线、复发难治和高危的CLL的临床应用.传统上,CLL的一线治疗方案为联合化疗(氟达拉滨,环磷酰胺,苯达莫司汀,苯丁酸氮芥)和CD20单抗(利妥昔单抗rituximab,奥法木单抗ofatumumab和obinutuzumab).选择性抑制CLL增值和存活的重要通路治疗手段的发现使现代研究飞速进展.尽管有相当大的进步,但是很多还是未知的,最佳治疗的选择和应用顺序还是存在争议的.没有一种药物相对于其他药物更好,添加其他药物联合治疗还是单一治疗并没有确定.在日常的临床实践中,治疗的选择依赖于非随机化对照,并发症的出现和毒性作用.这些目前应用的药物((依鲁替尼ibrutinib,idelalisib,and venetoclax)被报道具有很好的效果,包括高危疾病如17p-和TP53mut.依鲁替尼和venetoclax已被认可应用于17p-患者.依鲁替尼是目前常规的一线用药.这篇文章会总结和说明有些治疗方案,强调在新药治疗失败和中断后其他优化联合治疗的探索.
  • 摘要:新型小分子抑制剂的优势已经改变了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CLL)患者的治疗方法.这些治疗方法越来越多的应用于复发的患者、17p缺失的患者、最近也作为未治疗的CLL患者的一线治疗.此外,许多这些新药都是口服制剂,比化疗免疫治疗显著减少骨髓抑制.然而,这些新药有一些独特的毒性,临床医生用药前必须熟悉这些毒性.还有二代试剂的持续开发,具有比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化合物更小的毒性及应用前景.此外,免疫和微环境的作用用药变得越来越重要,并且在CLL患者中具有治疗意义.最终研究人员需要去评估这些新药作用地位,并决定是应用化疗免疫治疗还是新药.
  • 摘要:1名61岁的有慢淋病史的患者突然感觉自己极度疲劳、盗汗.3年以前他被诊断为慢淋,是在常规血象检测基础上诊断的,没有其它合并症.体格检查发现有颈部和腋窝淋巴结2~3厘米肿大,脾肋下可触及,血常规的结果是淋巴细胞比例增多、血小板减少、贫血,预后指标检测FISH查13q-阳性,伴有IGHV突变.这个时候,就会思考这个病人的最佳治疗方案.
  • 摘要: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是一种异质性疾病,许多预后因素已经识别来较好的判定病人的预后.几十年来,Rai和Binet的临床分期系统一直是临床管理病人的基础和主要指标.慢淋的遗传学、生化指标以及二代测序的出现提供了很多可以预测其预后的指标.基于这些知识,几个预后评分系统产生,主要用来预测总生存和不治疗的存活情况.这些预后评分系统是在化疗和化学免疫治疗时代产生的.因此,评分系统在新药时代需要被验证.尽管慢淋的治疗选择很多,但是TP53的突变和复杂核型仍然是极高危因素,预示着具有较短的存活期.而现在最新发布的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CLLIPI评分系统整合了其中的大部分因素,为新药靶向治疗新时代提供了一个预测工具.
  • 摘要:对慢性髓性白血病(CML)患者进行的BCR-ABL1转录本分子检测,现被用来评估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的治疗反应,其中包括了评估治疗失败而进行治疗调整.因此,很多医学中心都采用了基于国际化参考比值的分子检测技术来检测BCR-ABL1水平.然而,即使有标准化的流程,检测本身仍然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固有变异.这意味着临床医师在通过基于BCR-ABL1截断值进行评估时需额外留意此类变异.目前,达到并维持深度分子反应作为新的治疗反应目标而受到重视.为能达到无治疗缓解(treatment-free remission)就需要对分子反应的相关临界值进行修订.但是,用于指导TKI停药的、明确又安全的BCR-ABL1转录本水平及其所维持的时间却仍然没有能够确定.对于TKI耐药患者,BCR-ABL1激酶区的突变分析仍被用于指导后续治疗.另外,对于某些患者,检测低水平突变(low-level mutation)在TKI序贯治疗的效果预估上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多重的低水平突变可能是获得克隆异质性疾病易于发生耐药演变的生物标志.总之,包括低水平突变在内的分子监测是CML患者基本的疾病管理组成部分.
  • 摘要:目前已经有多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可用于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无论是使用伊马替尼还是其他二代TKI,多数患者经过初始治疗后都能获得满意的疗效,但仍有部分患者需使用其他TKI进行序贯治疗.这种序贯治疗策略可以是被动式的(比如,当患者对初始的治疗出现耐药或是不耐受),也可以是预见性的(比如,虽已取得良好的治疗结果但仍未达到“最佳”的程度).目前TKI序贯治疗已成为标准的临床实践,并且序贯治疗的适当应用可优化治疗的效果和医疗资源的利用.
  • 摘要:肥胖和炎性肠病(IBD)都是系统性炎症性疾病,通过相似的机制倾向于形成动脉或静脉血栓.肥胖和IBD是导致血栓形成风险持续升高的慢性危险因素,IBD的血栓形成风险还与疾病严重程度相关.由于缺乏高质量的临床证据指导治疗决策,预防及治疗肥胖和IBD患者的血栓形成均从常规抗凝指南推断而来.肥胖改变了某些抗凝药物的药物动力学,而IBD患者因抗凝药所致胃肠道出血风险增加而提高了管理难度.对于静脉血栓原因未明的肥胖或IBD患者,如果出血风险不高,通常建议延长抗凝治疗时间,尽管仍需要更多数据和更好的生物标志物来决定在IBD缓解期停用抗凝药物是否安全.大多数肥胖或IBD患者在住院或手术期间需预防血栓形成,其中重度肥胖患者需调整抗凝药物的剂量.
  • 摘要:血栓形成和出血是肝肾疾病患者出现并发症和死亡的最常见原因之一.静脉血栓和出血风险增加在这两类人群中的病理生理学不同,抗凝治疗方案也不同.对肝肾疾病患者进行抗凝治疗会增加出血风险,这与肝肾对抗凝药物的清除受损有关.即使是同一类抗凝药,在肝肾中的代谢程度也不同.因此,某些特定抗凝药在肾损伤或肝病患者中可能需要减量或禁用,而同类的其他药物则无此限制.为在保证充分治疗的同时降低出血风险,选择合适的抗凝药以及适当减量都是必要的.肝功能和肾功能可能会波动,使得高危患者的抗凝治疗更加复杂.
  • 摘要:静脉血栓栓塞(VTE)是肿瘤患者不良预后的一个常见原因.VTE风险因肿瘤类型、分期和分级、肿瘤治疗和支持治疗而异,也因患者特征包括年龄、种族、遗传性和获得性合并症而不同.对所有住院的肿瘤患者和高危的门诊患者都应给予VTE预防.低分子量肝素(LMWH)仍是活动性肿瘤患者VTE的首选药物.只要有肿瘤活动证据或患者正接受肿瘤治疗,都应持续抗凝.直接口服抗凝药治疗肿瘤相关性血栓形成的疗效仍未完全明确.针对中心静脉导管(CVC)相关性VTE应给予抗凝治疗,除非不再需要CVC.最近研究表明,抗凝治疗可能也适用于持续性血小板减少或实体肿瘤脑转移的患者.复发性VTE的处理包括确定复发的原因、消除潜在的危险因素.
  • 摘要:一位68岁Ⅳ期前列腺癌患者在接受化疗时发生右股静脉血栓和双侧肺静脉栓塞.患者诊断时血肌酐是1.4mg/dL,估测的肌酐清除率是63mL/min.在肿瘤患者中,低分子量肝素治疗的剂量应该根据体重或抗-Xa水平来调整。
  • 摘要:了解PNH是一种异质性疾病,其临床表现由PNH克隆大小及红细胞表型决定;PNH与骨髓衰竭的关系;理解补体介导的溶血性贫血中PNH的发病机理以及通过阻断补体膜攻击复合物(MAC)形成来减轻溶血;能将PNH病人根据三种亚型进行分类以给病人提供个体化治疗.
  • 摘要:原发性慢性冷凝集素病(CAD)是一种临床病理明确的疾病,其发病机制是骨髓中特异性B淋巴细胞克隆性增殖异常所引发的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免疫性溶血为补体依赖性,发病时补体蛋白C3b调控经典途径活化,红细胞被吞噬进而出现相关临床症状.CAD典型临床特征具有诊断和治疗意义.出现有症状的贫血或循环系统障碍的患者应该接受药物治疗,但不提倡使用皮质类固醇治疗CAD.基于个体化治疗原则,利妥昔单抗单药治疗或利妥昔单抗-氟达拉滨联合治疗被推荐为一线治疗,而利妥昔单抗-苯达莫司汀联合治疗疗效尚存争议.尽管补体调节剂治疗CAD的临床效果仍在评估中,但补体调节剂抗C1s单克隆抗体TNT009治疗CAD的前景仍值得期待.
  • 摘要:产科血液病学的挑战在于患者和患者的后代两方面.特别是出血性疾病,无论是先天还是获得性,都不仅仅是分娩及产后早期的重要问题,也可能对胎儿及新生儿产生重要的影响.患有先天性出血性疾病的女性,或X连锁隐性遗传疾病的携带者应当在怀孕前接受咨询,做好充分的准备以保证孕期的安全.血液科医生、产科医生及麻醉医生应组成专业的医疗小组并针对相应患者情况制定治疗方案.在孕期、分娩时及产后早期应严密追踪患者情况.孕期的获得性止血异常需要快速的诊断和治疗,可能存在特殊的诊断难点.
  • 摘要:“严重月经出血(HMB)”是“月经过多(menorrhagia)”首选的表达方式.严重月经出血可涉及多达90%的合并潜在出血性疾病的女性,影响70%的女性的抗凝功能.严重月经出血的预测因素包括:经血凝块直径>1英寸、低纤原、大量经血(更换卫生棉条频率高于每小时一次).进行临床相关检查的有助于明确严重月经出血的病因,包括子宫或子宫内膜相关因素、排卵异常、凝血功能异常等.严重月经出血可表现为大量经血和/或经期延长.伴有家族史的患者更倾向于患有出血性疾病,应就诊于血液科.评估病情应包括病史采集、骨盆查体、和/或骨盆影像学检查、贫血相关实验室检查、排卵功能异常、潜在出血疾病、及对正在抗凝治疗的患者评估抗凝效果.治疗的目的在于减少严重月经出血,治疗策略的决定不仅取决于是否有排卵的功能障碍、子宫病理、凝血异常,而且取决于患者年龄、暂时或远期生育期待.治疗上,止血治疗可作为激素治疗或手术治疗的补充治疗,甚至在纠正凝血异常过程中是救命疗法.
  • 摘要:妊娠期及产后血栓事件的风险显著增加.尽管其绝对风险并不高,但却是母体患病及死亡的重要原因.缺血性卒中的风险在孕期也有所增加,但绝大多数仍为静脉血栓事件.本文总结了妊娠期动静脉血栓发生的危险因素的异同,并讨论了血栓的诊断和预防,简述了其治疗手段.本文强调了多学科医疗模式对于已发生血栓事件或具有高危因素的妊娠期患者诊疗的优势.介绍了本中心血液病学及产科/母胎医学的联合诊疗模式的经验,举例说明了何时这种联合模式尤为重要.
  • 摘要:本文讨论了肝病以及肾病两种常见的临床疾病是如何改变血小板数量及功能的,并总结了肝肾疾病患者中血小板减少对出血相关并发症以及出血风险的影响及相关性.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血小板在肝肾疾病中不仅仅是旁观者,而在其病理机制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为此本文简述了血小板在肝肾疾病发病中的新角色.
  • 摘要:败血症是一种以血栓-炎症反应失调为特征的动态急性的传染性疾病综合征.败血症相关的高死亡率在最早的临床医生笔录中已有认识.但败血症的治疗进展却不佳.这部分是由这一种传染性综合征的定义、群体、表现和病原的异质性所限制.鉴于败血症持续的高发病率和死亡率,败血症的细胞生物学基础需要被更好地理解.血小板是一种细小的,具有止血、炎性以及介导免疫的能力的无核细胞.血小板是第二常见的血细胞,并且新兴的证据提示血小板在感染性综合征中起着哨兵细胞和效应细胞的作用.然而,血小板在败血症中分子学和功能性的改变,血小板对被感染病人临床病程的影响,尚不完全清楚.在本文中,首先强调急性、系统性感染中,复杂的动态的病理生理学特征,接下来讨论关于血小板在败血症中的作用的已有的和新出现的证据.
  • 摘要: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HIT)目前仍是住院患者出现血小板减少鉴别时需要考虑的重要诊断之一.HIT是针对血小板第4因子(PF4)和肝素的抗体导致的免疫介导的一种血栓前状态.最近的基础研究通过研究PF4/肝素复合物的结构、免疫机制、和血栓的细胞学基础将对疾病发病机制的理解引向深入.在HIT的预防、疾病变异型的描述、和诊断策略等临床方面亦有显著进展.尽管资料有限,新出现的抗凝治疗药物有可能改变HIT的治疗.本文将就HIT病理生理、疾病特征、诊断策略、以及新兴药物在HIT处理中的作用等的最新进展进行综述.
  • 摘要:滤泡性淋巴瘤(FL)是最常见的惰性淋巴瘤,具有较长的中位生存期.然而,最近发现的临床及生物学预后标志物清楚地表明FL具有异质性,在诊断和复发时需要一个精确的和根据不同危险分层的个体化评估方法.许多无症状的惰性FL患者很可能会受到过度医疗带来的毒性、情感抑郁、财务负担等伤害,而部分FL患者出现对标准化疗方案耐药、转化为侵袭性淋巴瘤从而快速进展,表明这些患者亟需新型有效的治疗措施.目前正在研究结合临床和遗传学不良预后因素的新型生物标志物有望在诊断时识别高危患者,以便提供合理的生物靶向治疗.
  • 摘要:联合化疗一直是滤泡性淋巴瘤(FL)的主要治疗策略,并且具有较高的初治有效率.不幸的是,化疗毒性及第二肿瘤仍然令人担忧,且无论使用怎样的化疗方案,大多数分期较晚的患者在5年内复发.随着对于淋巴瘤生物学认识上的进展,已开启了非细胞毒治疗FL的新时代.近期一些研究探索将生物制剂与靶向药物联合用于一线治疗并具有很好的前景,有效率与化疗相似.然而,这些治疗方案费用高昂,并有特殊的毒性.数个大型随机临床试验比较一线非细胞毒治疗与化疗、以及新的联合方案的二期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中.目前正在进行的预测性生物标志物和机制研究将最终使FL一线治疗进入个体化.
  • 摘要:滤泡性淋巴瘤(FL)患者的预后在最近十年中得到显著改善,但耐药患者仍需要新型药物,以使终身毒性减到最小并联合其它药物达到治愈的目标.随着生物学的进步,大量潜在的治疗靶点被发现、并设计研发了很多针对这些靶点的新药物.潜在的靶点包括肿瘤细胞表面标记物、细胞内通路及表观遗传学机制中的关键成分、微环境中的活化细胞.鉴于有大量药物和联合方案可选,应根据可靠的临床前及早期临床试验进行优劣评估至关重要.利用肿瘤细胞驱动机制与同时靶向通路途径的联合方案将使耐药的发生减少到最低程度,以及调整免疫系统的潜能似乎是顺理成章.为了加快进展,未来的研究将需要使用创新的试验设计和使用代理端点.开发出能识别高危患者的有效预后工具、以及能筛选出最有可能从靶向治疗获益患者的可靠预后标记最重要.必须意识到新联合方案不可预知的潜在毒性,无论短期的和长期的均需要监视.最后,当大量治疗方案变为可行时必须确定出最佳治疗程序,以达到既延长生存又保障生活质量.
  • 摘要:近30年来,对包括导致血液恶性肿瘤在内的遗传性癌症易感综合症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对患病家族基因的鉴别和分析,促进了对基因突变引起的肿瘤性和非肿瘤性临床表现和疾病发生机制的理解.在此,概述了遗传性癌症易感综合症,侧重评估淋巴瘤和白血病病人.指南的提出是为了便于血液病学家和肿瘤学家通过家族史、肿瘤基因分型、疾病相关的临床体征来识别遗传性癌症易感综合症,同时讨论了遗传性癌症易感综合症的临床意义和管控.
  • 摘要:一些遗传综合征一直与易感白血病相关,包括骨髓衰竭综合征,唐氏综合征以及李拂美尼综合征.近期的研究更好地阐明了罹患白血病的风险与这些综合征预后的相关性.同时,近几年,一些其他的种系突变也被发现并界定为新的白血病易感综合征,包括ANKRD26,,GATA2,PAX5,,ETV6,,和DDX41.此外,也有数据指出相当比例的治疗相关性白血病患者在DNA损伤反应基因上存在种系突变,例如BRCA1/2和TP53基因.识别临床相关性、获得全面的家族史以及高度的警觉性对诊断这类白血病易感综合征极为重要.准确地识别出病人白血病相关的种系突变对白血病治疗和接受患者家属的遗传咨询有很重要的临床意义.
  • 摘要:随着基因检测技术的引入,越来越多合并血液恶性疾病的遗传性癌症综合症为人们熟知.多达10%的成人和儿童恶性血液肿瘤患者的发病原因可能为潜在的遗传因素.临床上对患有包括家族性白血病等遗传性恶性血液肿瘤病人的管控还有一定的困难,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对这些疾病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本文覆盖了遗传性恶性血液肿瘤相关的突变的诊断和解读等问题,包括准确的家族史对于解释遗传性突变的重要性,同时讨论了筛查家族成员和提供最佳的早期肿瘤检测方式存在的挑战.现在是更好地定义和血液恶性肿瘤相关的遗传性癌症综合症的绝佳时机,同时利于推进合适的临床指南的发布.
  • 摘要:单纯化疗或化疗联合放疗治疗霍奇金淋巴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近年来的临床研究显示无论分期早晚,肿瘤相关死亡率明显低于其他原因导致的死亡.长期治疗毒性广受关注,近期临床试验提倡应用早期PET-CT评估治疗疗效指导后续治疗.对于分期较早的患者可考虑单纯ABVD方案化疗(阿霉素、博莱霉素、长春花碱、达卡巴嗪)而无需联合放疗,临床观察也证实该方案虽增加了5%复发率但并未降低总体生存率.相反,对于中期PET-CT评估阳性的患者采用BEACOPP方案(博莱霉素、依托泊苷、阿霉素、环磷酰胺、长春花碱、甲基苄肼、强的松)能够改善疗效.对于分期较晚的患者,若干中心提倡应用ABVD方案起始治疗,对于治疗2个疗程后PET-CT仍阳性的患者更换为BEACOPP方案或其他高强度的化疗方案,总体疾病控制率约65%.对于2个疗程化疗后PET-CT阴性的患者采用去掉博莱霉素的化疗方案或不再联合放疗均未增加复发率,但是ABVD治疗后中期PET-CT评估并非是最佳的,尤其是对于分期较晚的患者,其复发的可能性仍高达15%.但是应用强化BEACOPP方案化疗患者PET-CT的阴性预测值更佳,因此起始化疗方案选择BEACOPP而中期PET-CT评估阴性的患者更换为ABVD方案治疗的患者显示出良好的前景.根据治疗反应调整的治疗方案已逐渐成为霍奇金淋巴瘤的标准治疗方案.
  • 摘要:经历霍奇金淋巴瘤(HL)治疗的长期存活者出现一些相关的副作用,第二肿瘤(SMNs)和心血管疾病是这些患者主要的死亡原因.其他后遗症也逐渐被确认,如肺功能衰竭、内分泌病(甲状腺功能障碍、不育),颈部肌肉萎缩和持续的疲劳.HL存活者发生SMNs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与普通人群相比增加了24倍.对于SMNs,放疗增加实体肿瘤发生风险为1.5-15倍.放射治疗后随访时间5-15年,实体肿瘤发生的相对危险度(RR)稳步提高,持续升高至少40年.实体SMNs RR的增加与开始治疗的年龄有关,年纪越小风险越大.肺癌、乳腺癌和胃肠道(GI)癌症增加的风险与高辐射剂量相关.烷化剂化疗,特别是甲基苄肼,不仅增加白血病而且也增加实体肿瘤的风险,特别是肺癌和胃肠道肿瘤.相比之下,有生殖毒性的化疗通过引起闭经而降低放疗导致乳腺癌的风险.吸烟增加了放疗和化疗相关肺癌的风险.霍奇金淋巴瘤的放疗和化疗均可能导致心血管毒性.放射治疗增加冠心病、心脏瓣膜病、充血性心力衰竭(HF)和心包炎的风险,而包含蒽环类抗生素的化疗增加心衰和心脏瓣膜病的风险.放射治疗后的心血管毒性通常观察治疗后5到至少35年,而蒽环类抗生素的毒性在治疗期间即已经观察得到,并且需要随访至少25年.蒽环类抗生素的联合效应、放射治疗和心血管疾病常见危险因素(如高血压、吸烟和缺乏身体活动)似乎是累加效果而不是倍增效应.HL存活者需要终生反复筛查SMNs和心血管病风险.此外,预防的策略应该包括改善生活方式和药物干预措施,以减少暴露在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中.
  • 摘要:大多数霍奇金淋巴瘤患者可以通过一线治疗方案达到治愈;但是,仍有10%-15%早期患者及20%-30%进展期患者需要包括移植在内的二线方案治疗,这些患者中仍有50%-55%可以达到治愈.反复复发的患者通常会接受临床试验的新型制剂,或者把联合化疗作为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前期治疗.Brentuximab vedotin是一种偶联物抗体,应用在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前和移植后,可起到缓解疾病的作用.随着免疫检查点(checkpoint)抑制剂nivolumab和pembrolizumab的出现,治疗策略又有了改变,这些新型制剂在某些特定病人群体中可以用来缓解疾病,并有可能替代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
  • 摘要: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是一种老年性疾病,尽管已有证据显示治疗可以使该群体生存获益,但是也只有不到一半的患者进行治疗.如何评估老年AML患者是适合的、易损的还是脆弱的仍然是肿瘤学家的挑战.大多数AML患者是老年人,通常伴有合并症,同时缺乏社会支持和经验丰富的护理者.体能状态(PS)可以主观评估患者对肿瘤化疗的耐受性,与老年AML患者的死亡率密切相关.然而,大部分老年人由于AML的存在导致体能状态很差,因此这些患者很可能由于治疗不足而死亡.相反,一些体能状态很好的患者,却意外地死于过度的毒副作用.因此,负责治疗的医生需要一种更为客观、全面综合的方法去筛选出适合及脆弱的患者,而不是依据实际年龄.十多年来,随着对老年癌症患者躯体功能、情感、认知和社会因素等综合评估的加入,使得常规肿瘤评估方式得到改良.除了实际年龄和机能年龄,还试图去量化患者的生理年龄,以帮助更好的进行决策.本篇文章希望通过回顾老年人AML临床治疗中的挑战,重点突出一些目前的文献和未来的研究,使得能够在这个个体差异很大的患者群中,评估出哪些人适合治疗、能通过治疗获益最大.
  • 摘要:急性髓系白血病(AML)是一类异质性的血液肿瘤,具有未成熟髓系细胞克隆性增殖及异常分化的特点.AML的预后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患者年龄、体能状态、合并症等临床特点,以及白血病特异的遗传学特点比如细胞遗传学及分子分型等.二代测序技术的应用发现AML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及基因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表观遗传学调控因子、细胞信号及增殖通路、主要造血转录因子等是否存在突变.虽然到目前为止AML的治疗在过去40多年中没有明显的变化,但随着对AML病理生理学及病因学理解的深入,研发出了多种靶点及可供选择性的治疗措施,对于AML亚型认识的增强可以更深入地指导更合理及个体化的治疗决策.
  • 摘要:在诊断时所确定的预后影响因素可以预测疾病的预后,但获得形态学完全缓解(CR)也仍然是治疗的重要终点.治疗后的残留病变能集中反映诊断及诊断后耐药机制/因素,对其进行检测可能成为指导治疗的手段.对微小残留病变MRD的界定远低于5%原始细胞水平,正在改变着危险分层的格局.在这篇文章中,讨论了各种检测MRD方法的敏感性、特异性和发展阶段.目前,主要有两种方法:基于流式细胞技术的免疫方法检测MRD(多参数流式细胞计量术[MPFC]),以及通过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ealtime-PCR)方法进行的分子学水平MRD检测.将详细的介绍两者各自的优点和缺点.许多儿童和成人白血病的研究均已证明,通过MPFC或分子检测诱导和巩固治疗后的MRD,可以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AML)提供重要预后信息.在这篇文章中将简单介绍这些研究.这篇综述的主要结论就是:比形态学CR更好的肿瘤负荷精确检测正在兴起.通过流式细胞技术或分子技术检测MRD应该在每个有关AML的临床试验中成为标准.恰当的抗体组合、单细胞管路系统(用于测定残留白血病细胞)的引入和标准化的分析程序将为个体风险评估铺平道路,并在新药研究中替代目前研究终点,有希望使AML的新药获得更快的审批.
  • 摘要:尽管R-CHOP(美罗华联合环磷酰胺、多柔比星、长春新碱及泼尼松)方案目前已成为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患者的标准治疗,但仍有30%-50%的患者因疾病分期较晚及预后指数较高而治疗效果不佳.此类患者中20%为原发耐药(在治疗期间或治疗后即疾病进展),30%在达完全缓解后复发.目前,尚不能在诊断时识别这两组患者.大多数难治性患者为更具侵袭性的双重打击淋巴瘤(MYC-BCL2重排)或双重表达淋巴瘤(MYC-BCL2高表达).目前正在探索新的治疗方案以期获得更好的CR率并减少复发.虽然年轻复发的患者可接受大剂量化疗后行自体移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仍不能获得较满意的疗效,需要更好的挽救治疗方案.为了降低复发率,目前正在研究免疫调节剂(如来那度胺)的维持治疗.新药将在未来几年内引入,并且对于复发性和难治性患者可能采用不同的药物治疗.
  • 摘要:原发中枢神经系统淋巴瘤(Primary central nervous system lymphoma,PCNSL)是指局限于脑、软脑膜、眼和脊髓的一种结外非霍奇金淋巴瘤.该肿瘤大部分发生于免疫功能正常的个体,也是本综述的主要关注对象.PCNSL的预后和其他非霍奇金淋巴瘤的亚型(包括其他原发结外器官的淋巴瘤)相比似乎更差,其5年和10年生存率分别仅为29.3%和21.6%.PCNSL的诊断和治疗也有其特殊性,与其他原发颅内肿瘤和原发于身体其他部位的非霍奇金淋巴瘤均不相同.
  • 摘要:霍奇金和非霍奇金淋巴瘤都是免疫治疗的良好靶点,因为针对它们的抗体和细胞免疫治疗方案都很容易获得,表达共刺激因子,表达细胞谱系限制的抗原、病毒抗原和独特的肿瘤抗原.阻滞程序性死亡-1(Programmed-death1,PD-1)免疫检控点能在霍奇金淋巴瘤患者中带来相当好的治疗有效率.而将Epstein-Barr病毒(EBV)特异性T细胞过继转移给移植后淋巴瘤及其他EBV相关淋巴瘤的患者,也显示出临床活性.T细胞也可以经过基因修饰与嵌合抗原受体(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s,CARs)结合来赋予其对表面抗原的特异性.CD19CARs在淋巴瘤中的研究也已经给出了令人鼓舞的有效率.未来研究方向包括结合检控点阻滞和过继T细胞的研究.
  • 摘要:静脉血栓栓塞(VTE)诊断性检查主要目的是识别所有可能从抗凝治疗中受益的患者.未来3个月内患者VTE风险≤2%的检查结果可除外深静脉血栓(DVT)或肺栓塞(PE).临床评估,包括VTE的临床验前概率(CPTP)、其他重要诊断的可能性、D-二聚体及各种影像学检查结果,可以指导应该进一步做哪些检查.大约1/3~1/2门诊患者,CPTP不高加上D-二聚体阴性可除外DVT或PE.近端和/或远端静脉超声(US)是腿部和上肢DVT的主要影像学检查.如果没有既往检查结果进行比较,US对曾患DVT患者的阳性预测值较低.计算机断层扫描肺血管造影(CTPA)是诊断PE的主要影像学检查,且在无PE时常可提供其他诊断线索.核素肺通气/灌注扫描的辐射暴露比CTPA少,较常用于年轻患者,尤其妊娠患者.如果通过初步诊断性检查无法确诊或除外DVT或PE,对患者的安全处理措施包括:(1)不予抗凝治疗;(2)进行系列US检查监测有无新发或进展的DVT.
  • 摘要:近年来对急性肺栓塞(PE)患者的临床处理有快速变化.由于对患者临床治疗策略的差异化,需要有效的危险度分层工具.死亡风险低的患者适于家庭治疗或早期出院.已有较高阴性预测值的临床评估模型在筛选低死亡风险的患者中得到验证.在一个大型研究和几个荟萃分析中,溶栓治疗在用于血流动力学稳定的患者时,可引起无法接受的大出血或颅内出血风险.因此,休克或持续性低血压仍是溶栓治疗的标准.在取得更多证据之前,早期血管再通的介入治疗应在经过筛选的患者中应用.在急性PE的急性期治疗中,腔静脉滤器置入并未使患者临床获益.在急性PE患者中,服用固定剂量、勿需实验室监测的直接口服抗凝药与传统抗凝治疗相比具有相似疗效(比值比[OR],0.89;95%CI,0.70~1.12)和安全性(OR,0.89%;CI,0.77~1.03).基于这些结果和药物的实用性,直接口服抗凝药成为多数急性PE患者治疗的药物选择.
  • 摘要:血栓后综合征(PTS)是一种常见的静脉血栓形成(DVT)并发症,有时会引起患者残疾、从而降低生活质量并造成额外花费.本文讨论DVT后的PTS风险、目前预防和治疗PTS的手段及这一领域新的信息.DVT患者约有20%~50%发生PTS,大约5~10%发生严重PTS、包括静脉性溃疡.PTS的主要危险因素有解剖学广泛的DVT、同侧复发性DVT、急性DVT后持续存在腿部症状、肥胖和高龄.通过预防初次DVT的发生和DVT的复发,DVT的一级和二级预防将会防止PTS的发生。根据最近一项大规模多中心试验的证据,不建议在DVT发生后常规穿戴弹力袜(ECS)预防PTS但有DVT相关性下肢肿胀的患者则值得试用ECS.作为预防PTS的一种手段,对经过选择的DVT患者如广泛血栓形成、最近症状发作和低出血风险的患者,可视情况进行导管引导下溶栓治疗。对已经发生PTS的患者,日常穿戴ECS可能有助于缓解症状和水肿。对那些仅用ECS不足以控制症状的中一重度PTS患者,可试用间断加压装置。指导下的运动训练计划可改善PTS症状。理想情况下,血松后溃疡的治疗应包括各种综合措施.
  • 摘要:套细胞淋巴瘤(MCL)是一种罕见的侵袭性的非霍奇金淋巴瘤.它是一种主要发生在老年人的疾病,平均发病年龄为70岁.对于大多数的患者,治疗包括免疫化疗和随后的利妥昔单抗的维持治疗;复发后,有不同的治疗方法可以选择.对于年轻的患者,可以选择更高强度的化疗,高剂量的巩固治疗,有一小部分患者可能可以获得治愈.不管是否做自体干细胞移植,治疗方案中加入大剂量阿糖胞苷可对预后产生较大的影响,约有一半的患者存活可达10年.异基因移植在部分复发的患者中可获得很持久的反应,在高危患者中也有潜在的作用.但随着BKT抑制剂和其他高效的非传统的化疗方法的出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这种疾病的治疗方法可能会从根本上发生改变.
  • 摘要:近年来,套细胞淋巴瘤的治疗选择不断增加,使得血液学家可以为老年患者提供风险与收益比更适当的治疗方案.不适合化疗的老年患者采用标准治疗后会有更高的毒性风险.虽然新药通常具有良好的安全性,但也可能使不适合化疗的老年患者发生意外的结果.在患者的治疗过程中进行老年病和全面的老年评估可以帮助血液学家解决这些治疗中的漏洞.老年医学评估过程很耗时,但也可以简化,可以帮助血液学家预测治疗可能发生的不良事件.
  • 摘要:一名74岁男性病人于2012年诊断为套细胞淋巴瘤Ⅲ期.由于无法进行强化治疗(高龄、既往心肌梗死(MI)病史),他接受了6个周期的R-CHOP方案化疗(利妥昔单抗、环磷酰胺、阿霉素、长春新碱和泼尼松)后达到完全缓解,随后应用利妥昔单抗维持(RM)2年.在应用利妥昔单抗维持治疗结束后一年,疾病复发并转移.随后他开始应用依鲁替尼(ibrutinib)560毫克/天,服药两周后因发生3级腹泻停药.第3个月重新应用常规剂量的依鲁替尼两周,病人出现反复出血(因既往心梗持续应用阿司匹林)而不得不再次停药.由于病人获得部分缓解,无疾病相关症状,重新服用依鲁替尼的剂量为280毫克/天,无进一步的不良事件,最后随访患者获得持续部分缓解(在依鲁替尼服用9个月时).
  • 摘要:套细胞淋巴瘤(MLC)的临床治疗效果有明显改善,但免疫化疗耐药及复发于仍是肿瘤长期控制的挑战.在MCL中,通过实时定量PCR评定微小残留病(MRD)已成为一种广泛可行的标准方法,可用于治疗后复发及减肿瘤负荷的诱导治疗后的评估,与常规方法相比其敏感性更高.几项研究表明,早期强化治疗可以改善预后,分子水平缓解率上可有很快的体现.研究表明大剂量巩固治疗并不能减少强化诱导方案.在临床缓解期MRD的残留或者重现高度预测近期的临床复发,复发后总生存期通常较短.因此研究新的针对MRD早期根除分子学复发的治疗策略和抢先治疗很有必要.此外,将MRD评价与临床的标准整合,可成为一个特定的可行的早期治疗终点.新技术的发展,如高通量测序可进一步促进了MCL中MRD的广泛应用.
  • 摘要:一个人接受输血或者妊娠时,如果它自身没有某种特定抗原而后暴露于该抗原时就会触发血型相关同种异体免疫反应.虽然暴露于一种抗原是诱发同种异体免疫的必需条件,但并仅有抗原暴露不足于引发免疫反应.血型抗原在结构、功能和免疫原性方面是多种多样的.除接受红细胞外,接受红细胞输注的受者也要接受供者的血浆、白细胞和血小板,这些因素对红细胞同种异体免疫反应发生的潜在作用并未明确.近年来,大家更多的关注受者因素对红细胞同种异体免疫反应的影响.小鼠及人类进行的研究表明同种异体免疫反应发生的危险因素特性上可能多种多样.除外源性或条件感染所致的炎症外,自身免疫反应也是同种抗体形成的一个危险因素.除胎儿与母体血液相互接触外,妊娠期发生的同种异体免疫反应的触发因素并未完全明确.利用动物模型进行研究可能对怀孕诱导的红细胞同种异体免疫反应提供深入的认识.需要对同种异体免疫反应“应答”和“无应答”状态的特征和触发因素有更好的了解,以便优化预防策略;这些策略的共通目标就是要增加输血的安全性和改善妊娠预后.
  • 摘要:人群中存在超过340种血型抗原,任何非自体的血液都含有大量的同种异体抗原.多数血型抗原都是蛋白质,在供受者之间只有单个氨基酸的不同.在美国,每年大约1/70的输血患者会发生针对红细胞同种异体抗原的抗体应答.在很多病例中,同种异体抗体一旦形成,表达这种抗原的红细胞就不能被安全的输注了.然而,除了慢性输血,通常情况下仅有3%-10%的受者会发生同种异体抗体应答.在某些疾病状态,同种异体免疫发生率明显增高(如镰刀细胞贫血病).针对多种抗原都发生同种异体免疫的患者,继续输血会变得更加困难,甚至有些病人将无法再输血.同种抗体是体液同种异体免疫的最终效应物质,导致其形成的免疫系统的细胞基础是很复杂的,包括抗原摄取、加工、呈递以及T细胞和B细胞生物学.此外,输注红细胞的细胞免疫应答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研究明确的免疫反应(如传染病,疫苗和实体器官移植)不同.本综述集中阐述体液免疫的范例,特别集中在红细胞的同种异体免疫及其最新进展.
  • 摘要:红细胞输注是治疗和预防镰状细胞贫血病(SCD)并发症的重要方法,而且大多数SCD患者在20岁之前都会接受1次甚至更多的输血治疗.然而,SCD同种免疫是严重的输血并发症,会引发致命的急性或者迟发的输血反应.SCD患者同种免疫发生率高,很可能跟供血者多为白人,而受血者多为非洲裔美国人,两者之间红细胞上的抗原不同以及输血的频次有关.然而,目前还不清楚为什么只是部分而非所有SCD患者会产生同种抗体.发生同种免疫反应和不发生同种免疫反应的SCD患者之间不同的细胞免疫应答特征开始被确定.在发生同种免疫反应的SCD患者中发现,可调控免疫球蛋白G(IgG)产生的CD4+辅助性T细胞(Th)免疫效应发生了改变,包括调节性T细胞、TH1、TH17和滤泡辅助性T细胞(Tfh).此外,据最近报道,在SCD抗体应答中,对细胞游离血红素的固有免疫细胞应答增强,并使T细胞向促炎谱系分化,提示在发生同种免疫反应的患者中,SCD持续的溶血状态会损害其固有免疫细胞应对同种免疫的功能.通过鉴定发生同种免疫反应和不发生同种免疫反应的SCD患者之间关键细胞亚群分子通路的差别,可能会找到预测同种免疫反应的生物标记物,并设计针对高危人群的靶向治疗以预防或抑制同种抗体介导的免疫反应.
  • 摘要:大多数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患者属于国际预后评分系统(IPSS)和IPSS-修订中低危组.对于这些MDS患者进行精确地诊断和预后分层往往极具挑战性,但其可确保治疗的优化.不同治疗方案的选择已极大提高了这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生存期.就频率和症状而言,贫血是低危MDS最常见的相关血细胞减少,可以被促红细胞生成素治疗改善,应根据IPSS-R评分,内源性促红细胞生成素水平及非输血依赖来谨慎选择促红细胞生成素的治疗.促红细胞生成素刺激药物(ESAs)的治疗剂量和持续时间是决定治疗有效的关键.如果患者ESA治疗失败,其他治疗选择包括来那度胺(批准用于伴5q缺失患者),去甲基化药物和在临床实验药物,其临床实验应该提供给大多数MDS患者.二线治疗选择必须考虑个体患者生物学,细胞遗传学和分子学特点以及患者虚弱状态和合并症.其他血细胞减少很少孤立存在.在临床实验中应用促血小板生成素模拟药物治疗血小板减少已显示良好疗效,但提出了一些安全性问题.生长因子的支持治疗是中性粒细胞减少的代表性治疗,免疫抑制治疗主要用于全血细胞减少,低增生性MDS;尽管可以起效,但毒性反应限制其广泛应用.最后,造血干细胞移植也是治愈低危MDS的治疗选择,但应谨慎评估移植时机,均衡其毒副作用和生存获益.即使考虑移植适用于低危MDS,其应用也仅限于身体状况良好相对年轻的MDS患者.
  • 摘要: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的主要治疗包括支持治疗(如输血,集落刺激因子,铁螯合剂等),以及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的药物,包括5氮杂胞苷,脱氧氮杂胞苷,和来那度胺).对于不再能从这些药物中获益的患者,目前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此时的挑战是对这些药物耐药机制知之甚少,而下一步最佳治疗方案选择基于以下因素:(1)患者的体能状态和合并症;(2)MDS的分组特征;(3)之前接受的治疗方案;(4)未来治疗的长期目标/可能性(例如移植或非移植).
  • 摘要: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是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唯一可治愈的方法.但移植相关并发症和死亡率的高风险阻碍了移植的广泛应用,尤其MDS患者多为老年人.然而,在策略上的最新进展是尽量减少药物相关毒副作用,使HCT成为更多患者可行的选择.选择合适的患者应考虑患者因素,包括使用老年评估工具和合并症量表,预测药物相关毒性的风险,以及疾病因素,包括遗传学标记,预测非移植和移植患者的生存期.适合患者的最佳移植时机必须考虑MDS风险评分和预期寿命,对于中危2和高危患者,早期移植,对于低危患者,延迟移植.选择合适的预处理方案必须平衡毒性风险和最大可能控制疾病.
  • 摘要:尽管高危(high-risk,HR)骨髓瘤有着众多的定义,但最新的关于初治MM危险分层的共识来自于国际骨髓瘤工作组.近期公布的修订国际分期系统(R-ISS)包括经iFISH检测的del(17p)或t(4;14)、β2微球蛋白、白蛋白和乳酸脱氢酶.所有NDMM患者均应检查上述指标.高危骨髓瘤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案尚未确立,患者应当参与临床试验.对于不参与临床试验的不适合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患者,应当考虑采用含硼替佐米而非沙利度胺的方案,且疗程至少1年以上.至今为止,能取得最佳效果的化疗方案是硼替佐米、马法兰和泼尼松.同样可以考虑采用非沙利度胺的维持方案.对于适合ASCT的患者而言,可以给予含硼替佐米和免疫调节剂的方案治疗3到6个月,然后序贯两次ASCT治疗.最后,还应当给予含至少1年硼替佐米的巩固/维持治疗以及后续的维持治疗.给予非沙利度胺的口服药物做为维持治疗更为方便.最后,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对于HR骨髓瘤患者可能有着不错的结果,但仍需要进一步研究.
  • 摘要:近年来,一些不同类别药物的批准上市极大扩展了多发性骨髓瘤患者的治疗选择,同时提高了他们的生存和生活质量.来那度胺和硼替佐米是目前初治和复发治疗的核心药物.新一代免疫调节剂如泊马度胺、和新的蛋白酶体抑制剂如卡非佐米和ixazomib也可用作复发后治疗.新作用机制药物,如组蛋白去乙酰酶抑制剂帕比司他、靶向于SLAMF7(elotuzumab)和CD38(daratumumab)的单克隆抗体,更是极大丰富了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最近的临床试验证实,联合使用这些药物在保证耐受性的基础上还使得疗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所有这些治疗不仅给治疗选择带来了挑战,同时也为增加反应深度提供了可能.本章将着重于推迟或不适合大剂量马法兰和自体干细胞移植患者的治疗选择.
  • 摘要: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SCT)是适合大剂量化疗的骨髓瘤患者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近期比较了早期移植和低剂量化疗的研究显示即便是在免疫调节剂、蛋白酶体抑制剂以及其他新药的时代,仍应在诱导治疗后继续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作为巩固治疗.虽然这种治疗策略显著改善了患者的预后,但是大部分患者最终仍会复发进展.因此,应采用ASCT后的巩固/维持治疗以达到长期疾病控制.多项随机研究支持ASCT后使用来那度胺的维持治疗.未来的临床研究将会把单克隆抗体、蛋白酶体抑制剂和其他新通路调节剂整合到移植后治疗当中,以期获得更深的缓解以及更长的疾病控制时间.
  • 摘要:在过去几十年里,随着蛋白酶体抑制剂及免疫调节剂的应用多发性骨髓瘤的疗效显著提高了.这些药物逐渐形成了初治或复发骨髓瘤治疗的基本骨架,但是在大多数患者的整个病程中,耐药仍是其不可避免的问题.因此,仍需不断探索新的治疗措施,近年来,随着靶向浆细胞表面标志物CD38的单克隆抗体daratumumab(DARA)及靶向信号淋巴细胞激活分子家族成员7(SLAMF7)elotuzumab(ELO)的批准,预示着在多发性骨髓瘤的治疗中长期等待的以抗体为基础的免疫治疗时代的到来.建立在这些进展上,一系列其他单克隆抗体也陆续展开了临床研究,包括靶向骨髓瘤细胞表面抗原、骨髓瘤微环境以及调节效应T细胞如抗PD-1抗体.在这篇综述中,将探讨以单抗为基础的方案在多发性骨髓瘤治疗中的当前现状及临床实际应用.
  • 摘要:多发性骨髓瘤(MM)的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和供者淋巴细胞输注可以诱发移植物抗骨髓瘤免疫、使病人获得长生存成为可能,但其有效性及治疗相关毒性限制了广泛应用.细胞免疫和疫苗治疗致力于寻找诱导比异基因移植更特异、可靠及有效,而仅有更低治疗相关风险的抗骨髓瘤免疫疗法.分子生物学、基础和应用免疫学的进展使得一些更有前景的治疗成为可能,如嵌合抗原受体以识别骨髓瘤特异抗原的基因工程化的T细胞,离体扩增自身T细胞、骨髓浸润的淋巴细胞、浆细胞-树突细胞疫苗.这些很有前景的治疗联合免疫调节剂、PD-1T细胞调节通路抑制剂可能给骨髓瘤病人带来临床获益.
  • 摘要:历史上,癌症免疫治疗的尝试强调了旨在刺激或增强免疫系统作用的策略.在过去十年中,发展了一种互补的方法,即释放免疫细胞免受抑制性克制.在免疫性如何调节,免疫系统如何与恶性肿瘤接触以及癌细胞如何利用这些过程来逃避检测的基础生物学中的发现已经被转化为癌症的治疗性免疫检查点抑制的快速增长领域.骨髓瘤是一种与免疫功能紊乱相关的恶性肿瘤,由疾病本身以及过去使用的许多免疫抑制治疗所致.许多关于免疫调节机制的临床前数据,在骨髓瘤中表现出作用,已经开始转化为以这些信号轴为目标的临床试验.这篇综述将试图总结目前对几种免疫检查点通路的基本生物学的了解,这些通路在骨髓瘤中可能是重要的,并提供最近和正在进行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骨髓瘤中的临床试验的最新概述.最后,将回顾在骨髓瘤中,免疫检查点阻滞的若干当前挑战和可能的未来方向.
  • 摘要:2016年针对Ph阴性骨髓增殖肿瘤(MPNs)的世界卫生组织(WHO)多参数分类,整合了临床特征、形态学和遗传学数据,用来诊断真性红细胞增多症(PV)、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和原发性骨髓纤维化(PMF).主要更新是:(1)降低了诊断PV的血红蛋白(Hb)水平的阈值,现在确定为男性16.5g/dl和女性16g/dl(基于MPN患者与PV一致的骨髓[BM]特点的辨别以及Hb水平低于2008年WHO关于PV分类的Hb水平);(2)认可纤维化前期/早期PMF,基于BM形态学与ET鉴别,前者有较高的进展为明显骨髓纤维化或急性白血病的倾向,而且以生存期缩短为特点;(3)骨髓形态学在诊断ET、纤维化前期/早期PMF、PMF和具有边界Hb值PV的重要作用;新的诊断标准包括巨核细胞数量和形态(ET典型,两种PMF不典型)以及一种新的PMF网状蛋白纤维化分级(纤维化前期/早期PMF为1级,PMF为2-3级);(4)将所有相互排斥的MPN驱动基因突变(JAK2、CALR和MPL)作为ET和PMF的主要诊断标准;10%-15%的患者为三阴性,对于这些患者需要寻找其他的克隆性标志(例如ASXL1、EZH2、TET2、IDH1/IDH2、SRSF2和SF3B1突变).
  • 摘要:造血干细胞移植(HCT)是目前唯一能够治愈骨髓纤维化(MF)的治疗方法.然而,由于风险较小的非移植疗法如JAK l/2抑制剂的广泛应用,使得最佳HCT时机变得不明确.为了在HCT与最佳可用的非移植疗法之间做出正确选择,需要对对患者、疾病和移植相关因素进行仔细的回顾.根据得到的JAK l/2抑制剂的数据,重点强调HCT的相关问题及其地位.本研究的目的是向读者提供MF HCT的最新证据,因为在HCT与非移植疗法之间的对比性研究这方面的知识是欠缺的.需要前瞻性研究更好地获取以下信息:最佳移植时机和预处理方案的确定,在HCT方案中整合JAK抑制剂的最佳方法,以及JAK抑制剂对移植物抗宿主病的影响.
  • 摘要:近十年来,随着JAK2V617F突变的发现,出现了很多有助于骨髓增殖性肿瘤(MPMs)确诊和理解其病理生理机制的重大科学进展.钙网蛋白基因突变的发现进一步填补了MPNs诊断的缺陷,许多近期的工作成果也阐释了其在疾病发病机制和预后方面的意义.最新的研究成果也在原发性血小板增多症(ET)和骨髓纤维化(MF)患者中证实了新的JAK2和MPL基因突变.特别是在MF患者中,驱动突变和其他获得性体细胞基因突变均具有预后意义.希望这些复杂的分子学标志不仅能够帮助MPNs患者判断预后,而且能够指导患者的治疗选择.
  • 摘要:Ph样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是一种新定义的高危B-ALL亚型,在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统计的高危儿童B-ALL中约占15%.其在青少年及成年中所占比例更高,有统计表明在21岁至39岁的青年成人ALL患者中,Ph样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所占比例高达27%.该病临床表现严重,预后差,具有多种基因突变,这些突变可激活酪氨酸受体基因和激酶信号传导通路,因此其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的治疗反应较好.多个团队近期对Ph样ALL患者进行前瞻性临床实验,对存在ABL类基因重排及JAK-STAT信号传导通路突变的患者予相应的TKI治疗.对Ph阳性的ALL行TKI联合化疗有效提示此治疗方案同样可以改善Ph样ALL患者的预后.因此,Ph样ALL治疗为当前精准医学的治疗方案提供了范例,同时为通过国际合作进一步改善ALL患者得预后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 摘要:含T细胞的细胞免疫治疗是治疗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的新进展.这些包括blinatumomab在内的独特的药物在复发、难治的ALL患者中取得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缓解率.源于此治疗的强烈的免疫活性,细胞因子释放综合症(Cytokine release syndrome CRS)是其最为显著的治疗相关毒性.CRS的突出表现为发热、精神不振,甚至进展为致命的合并低氧血症、低血压的毛细血管渗漏.CRS的临床表现与T细胞的活化以及包括IL-6在内的高水平细胞因子有关.Tocilizumab,IL-6受体拮抗剂,能够有效的用于CART导致的严重CRS的治疗,同时也被纳入许多临床试验研究.在blinatumomab给药时预先使用激素,降低原发病的细胞数以及调整输注的细胞数量均是以预防CRS为目的.多方的协做正在进一步完善CRS的定义以及分级系统,通过临床试验更好的了解CRS的毒性,为治疗提供更多的信息.
  • 摘要:目前老年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治疗方案并不能满足治疗需要.伴随年龄增长,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老年患者与年轻患者相比,明显出现临床缓解率低、早期死亡率高、高复发率、较低的存活率,部分解释了老年患者不良预后的高发.更为重要的是,不论加或不加干细胞移植,老年患者对强化化疗治疗耐受不好.通过年龄调整,在Ph染色体和BCR-ABL阴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采用适度强化化疗而在Ph染色体和BCR-ABL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采取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联合化疗取得一些进展.将来优化支持护理、引入靶向治疗、新的免疫疗法、适度强化巩固治疗以及降低干细胞移植强度皆为有希望的方法.因此迫切需要对老年患者进行前瞻性临床试验来检测这些新方法.
  • 摘要:T-细胞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T-ALL)在生物学特性上区别于B淋巴细胞白血病(B-ALL),并表现出不同的疾病反应动力学模式.虽然使用非常相似的方案治疗T-ALL和B-ALL,但可观察到两种白血病对不同治疗元素有差别反应.和B-ALL类似,T-ALL中预后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微小残留病(MRD).有别于B-ALL,当纳入MRD后,其他因素包括年龄、初诊时白细胞计数以及白血病幼稚细胞的遗传学特征都不是独立预后因素.利用现代基因组学技术,近期针对T-ALL生物学的研究,已经确定了一些重现性基因突变,这些突变可被划分入几个靶向传导通路中,包括Notch,Jak/Stat,PI3K/Akt/mTOR和MAPK.利用现有化学疗法,新发T-ALL的预后稳步提升,现已接近B-ALL的疗效,5年无事件生存率约为85%.不幸的是,挽救疗法成功率仍然很低,复发病人的无事件和总体生存率小于25%.因此,目前的研究工作重点在加强高风险病人的治疗以预防复发,降低良好亚型的化疗毒性,开发治疗复发病人的新方法.
  • 摘要:发生于儿童、青少年和年轻成人(AYA)的非霍奇金淋巴瘤(NHL)以在肿瘤生物学和生存情况上有着各种年龄相关的差异为特点,儿童通常表现为高级别淋巴瘤,如伯基特淋巴瘤、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淋巴母细胞淋巴瘤、间变大细胞淋巴瘤,而低级别组织学亚型如滤泡细胞淋巴瘤,更常发生于年龄更长的病人.儿童NHL的疗效往往优于成人,引起这种差异的因素包括社会心理因素、病人因素和肿瘤生物学和治疗上的差别.本文将综述这些因素,尤其侧重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和间变大细胞淋巴瘤的生物学特征和相应的治疗挑战.有些对病人有效的新的靶向药物已被研发.故显然需要可覆盖从儿童到年轻成人这一年龄范围的、包含精细的肿瘤分子学特征的合格标准的治疗方案.
  • 摘要: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DS)和骨髓增殖性疾病在儿童中少见;它们可分为低危MDS(儿童难治性血细胞减少症[RCC]),进展期MDS(难治性贫血伴原始细胞增多转化型)和幼年粒单核细胞性白血病(JMML).每种的特征和治疗策略各不相同.越来越多的患者的遗传倾向被识别.70%的青少年MDS和7单体患者具有胚系GATA2突变.区分RCC与再生障碍性贫血、遗传性骨髓衰竭和反应性疾病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RCC通常是低增生的,并且可能对免疫抑制治疗有反应.对于免疫抑制治疗失败的病例和过度增生的RCC或具有7单体的的RCC,建议使用降低强度的预处理方案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几乎所有难治性贫血伴原始细胞增多的患者都是HSCT的适应症;12岁或以上的儿童有较高的治疗相关死亡风险,并且预处理方案应做相应调整.JMML遗传背景的解读表明具有胚系PTPN11和CBL突变的JMML患者经常自发缓解,很少建议治疗.相反,患有神经纤维瘤病l型、体细胞PTPN11突变、KRAS和大多数具有NRAS突变的JMML患者呈现出快速进展性疾病进程,建议早期做HSCT.HSCT后复发风险较高,相应于这种风险应注意预防移植物抗宿主病和加强监测.
  • 摘要:维生素K拮抗剂(VKAs)被广泛用于血栓性疾病的防治.该类药物特异性作用于维生素K循环而影响维生素K依赖性凝血因子在肝脏的合成.由于VKAs的量效关系在不同个体差异显著,且出血并发症与其抗凝强度密切相关,因此需要根据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密切监测其抗凝效应.VKAs的使用常伴有一定程度的出血风险和较高的出血相关病死率.当患者发生出血或INR异常升高以及在高危手术或有创操作前,常需要逆转VKAs的抗凝效应.采取何种解救措施取决于患者是否发生出血或需急诊手术,并应基于VKAs的药代动力学和药效动力学特征.通常在一般止血处理的基础上,可采取的措施包括停药、给予维生素K1以及维生素K依赖性凝血因子的替代治疗.
  • 摘要:直接口服抗凝药(DOACs)其疗效不劣于传统口服抗凝药,且具有安全性良好、不需常规实验室监测、起效快速以及给药方便等多方面的优势.在一些特殊情况下,例如严重出血或围手术期,需要对该类药物的抗凝效应进行逆转.依据患者的风险分层,对于中度或严重出血的患者在停药之外还需要考虑给予相应的解救措施.实验室检测对于出血事件的紧急处置价值有限,其中凝血酶时间和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可用于推断达比加群的血药水平,凝血酶原时间虽然在利伐沙班和依度沙班的监测中有一定作用,但校正的抗Xa活性检测仍是判定FXa抑制剂体内水平的最佳检测手段.由于特异性的逆转剂尚未得到广泛应用,DOAC相关出血事件的处理仍以支持治疗以及各种止血措施为主要手段.非特异性的逆转剂无确切疗效且有增加血栓事件的风险,应仅在发生有严重出血事件的患者考虑使用.近期3/4期临床试验的数据证实了达比加群特异性解毒剂((idarucizumab,达比加群特异性单克隆抗体片段)和因子Xa抑制剂的解毒剂(andexanet alfa,重组非活性形式FXa)的疗效.一种可逆转包括DOACs在内的多种抗凝药物的通用逆转剂(ciraparantag)在Ⅰ/Ⅱ期临床试验中也显示了良好的前景.
  • 摘要:在发生威胁生命的出血并发症后,恢复抗凝可避免严重甚至致命性的血栓栓塞事件发生,而停用抗凝则可能降低再出血风险,究竟如何取舍对于医生或是患者都是极为困扰的难题.已有的证据支持在消化道出血或颅内出血患者择期恢复抗凝治疗.在综合评估出血事件自身特征、原发病的血栓栓塞风险以及合并疾患的基础上,经过与相关科室医师、患者本人以及看护人员的协作和充分沟通,可进一步确定是否恢复抗凝.尽管最佳恢复时间仍需进一步研究确认,现有证据表明消化道出血患者在出血事件后2周左右恢复抗凝可能是平衡再出血、血栓栓塞和死亡相关风险后的最佳选择.颅内出血患者何时恢复抗凝更加有待明确,但大多数研究显示在出院后的1个月内恢复抗凝预后较好.
  • 摘要: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autoimmune hemolytic anemia,AIHA)是一种罕见的异质性疾病,发病率约为每年1-3/10万.温抗体型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w-AIHA)是其中最常见的类型,由于自身抗体与红细胞表面抗原反应的最适温度为37°C而得名,约占成人AIHA的70-80%和儿童的50%.约半数的w-AIHA病因不明,为原发性;其余则继发于其他疾病.本文首先阐述了原发性和继发性w-AIHA的免疫发病机制,并介绍了较为少见的直接抗人球试验阴性AIHA.直接抗人球试验阴性的AIHA由于致病自身抗体特殊性,容易被误诊并延误治疗,因而具有更高的致死风险.本文后续讨论了w-AIHA合并其他免疫系统疾病的特征以及治疗原则,最后总结了这种慢性免疫性血液疾病的标准治疗方案和新的治疗选择.
  • 摘要: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Immune thrombocytopenia,ITP)是一种发病率较低的,获得性自身免疫性疾病,以血小板减少伴出血风险增加为特征.尽管,多数儿童和成年ITP患者一线治疗即可获得疾病缓解,一线治疗包括定期检测、激素治疗,静脉注射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IVIG)和抗-(Rh)D免疫球蛋白,但是部分患者需要二线治疗.二线治疗方案的选择取决于治疗目的如:控制出血、改善健康相关生活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HRQoL)、缓解概率;以及患者诉求如药物副反应、给药途径和医疗费用等.现有研究缺少对照试验,且实验结果、概念及终点事件的定义缺乏一致性.本文总结了最新的ITP二线治疗的临床对照试验,着重强调了患者重要观察指标(如出血、HRQoL、乏力和血小板计数)的评估及其在共同决策模式中的影响.
  • 摘要:抗磷脂综合征(APS)是以血栓事件、病理妊娠、和实验室检查存在抗磷脂抗体(aPL)证据为特征的获得性免疫综合征.处理包括高风险的患者首次血栓发作的预防(初级预防)、有血栓史的患者血栓复发的预防(次级预防).对这些患者进行血栓风险的评估,平衡抗凝治疗导致的出血的风险,能够帮助临床医生决策是否给予抗凝治疗.血栓风险的评估可通过患者aPL抗体谱、和其他的血栓危险因素来进行.尽管对静脉血栓患者(VTE)的次级预防有临床试验的评价结果,对无症状aPL患者的初级预防的研究仍有需求.对高风险aPL抗体谱,尤其伴有其他危险因素存在的无症状患者可考虑使用阿司匹林进行预防.长期抗凝进行次级预防的推荐是基于预测VTE复发,尽管常规的血栓风险的筛查有助于确定进行中的抗凝是否必须的.对aPL阳性患者进行血栓风险分层、以APS患者是否进行抗栓治疗的相关研究将有助于这群患者处理的个体化.
  • 摘要: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是急性髓系白血病(AML)分型中伴有明显凝血功能障碍的一个独特亚型.随着治疗药物的研制进展,APL这一曾经的致死性疾病已成为AML中治愈率最高的亚型,堪称肿瘤治疗领域的成功典范.如今患者可以不仅仅依靠传统化疗而达到治愈.人们期待通过限制化疗的使用,降低治疗相关死亡率,甚至使生存率远低于年轻人的高龄、高危患者死亡率进一步降低.尽管如此仍需认识到,APL患者存在早期死亡的风险,这一风险会持续威胁患者生存.此外,对使用化疗或三氧化二砷(ATO)的病人需监测药物的远期毒副作用.这有助于最大程度提高APL病人存活率.
  • 摘要:母细胞性浆细胞样树突细胞肿瘤(BPDCN,原名母细胞性NK细胞淋巴瘤或CD4+CD56+追血细胞肿瘤)是一种罕见的髓系恶性肿瘤,目前尚无明确的规范化治疗方案.BPDCN在白血病细胞浸润前最常见于皮损,伴或不伴有髓外器官损害.临床症状不易进行BPDCN、良性皮损和AML皮肤浸润的鉴别.尽管许多患者在CD4、CD56的表达上存在差异或浆细胞标记物发生改变,从而加大了BPDCN同髓系及淋巴系恶性肿瘤进行鉴别的难度,但如果免疫表型为CD4+CD56+CD123+且隐性细胞系髓过氧化物酶则不难确诊BPDCN.目前化学免疫疗法尚没有可针对的靶点,但BPDCN染色体畸变使其突变特征极具特异性.目前应用于AML、ALL、MDS的化疗方案均已应用于BPDCN的治疗但复发常见且总体存活率极低.异基因移植为有适应症的患者延长缓解期甚至治愈提供了可能,但移植后复发率高达30%-40%.新药例如SL-401,一种由白喉毒素与IL-3结合重组蛋白,已在BPDCN及其他一些侵袭性髓系恶性肿瘤中应用,并在目前进行的临床试验中展现了良好的前景.未来的研究不但将奠定SL-401在治疗复发或难治性BPDCN中的地位,同时可能成为首选疗法或向移植过渡的用药.
  • 摘要:治疗相关髓系肿瘤(t-MN)包括t-MDS和t-AML.它们都具有进展迅速、发病机理相似、预后差的共同特点.表鬼臼毒素(如依托泊苷)治疗后较短时间内易发t-AML、融合癌基因KMT2A/MLL-MLLT3阳性、预后较好.烷化剂治疗后较长时间后易发t-MDS、具有不良细胞遗传学标记和不良的预后.T-MN的发病机理涉及直接诱导肿瘤性融合基因形成、诱导染色体易位、诱导遗传不稳定性或者选择事先存在的异常造血干细胞克隆.最近的证据多数支持最后一个机制,由此可以解释t-MN患者高发TP53突变.细胞毒治疗后的t-MN患者特别脆弱,可以在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具有较高的非复发死亡率.这里,将讨论当前上述风险因素的预后影响和不同亚组患者的治疗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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