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
朱子的相关文献在1933年到2022年内共计1193篇,主要集中在中国哲学、中国文学、中国史
等领域,其中期刊论文1187篇、会议论文6篇、相关期刊583种,包括中国哲学史、周易研究、船山学刊等;
相关会议5种,包括第十二届诠释学与中国经典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十六届年会、国际儒学论坛·2009等;朱子的相关文献由915位作者贡献,包括许家星、陈来、杨润东等。
朱子
-研究学者
- 许家星
- 陈来
- 杨润东
- 谢晓东
- 李敬峰
- 石立善
- 陈良中
- 星竹
- 王新宇
- 丁为祥
- 王志阳
- 前人
- 方旭东
- 李涛
- 杨瑞荣
- 蔡家和
- 赖尚清
- 陈才
- 刘俊
- 刘春阳
- 吴长庚1
- 吴震
- 崔海东
- 李愚
- 杨泽波
- 林桂榛
- 江求流
- 王小波
- 翟奎凤
- 許家星
- 陈林
- 陈芳萍
- 高启新
- 丁晓慧
- 东方朔
- 何乃川
- 何键
- 傅锡洪
- 刘勰娇
- 吴冬梅
- 周春健
- 宋秀清
- 张品端
- 张立恩
- 张翅飞
- 李欣
- 李毅
- 杨金鑫
- 焦德明
- 王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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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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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朱子主张的“动见”说,与唐宋诸儒的基本立场一致:反对王弼借道家之说,视“天地之心”为“寂然至无”的本体。这为回归儒家经典原意,重建儒家形上学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朱子阐扬与发挥二程及邵康节“天地之心”说的前提与背景。朱子表彰小程子、邵康节“动见天地之心”的主张,说明“天地之心”即天地生物之心,其流行不息,生生不已,是理气的圆融无间。同时,朱子以天地之“心”“性”“情”与大程子“易”“道”“神”之说对应,构建出与“心统性情”一致的宇宙本体论。朱子“天地之心”说的重要性不亚于人生界之心的地位,此为朱子“心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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邝其立;
陈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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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皇侃和朱子对《论语》中的管仲有着不同的评价。皇侃在“皇帝王霸”的经学脉络中定位管仲,遂以之为白璧微瑕的仁者;朱子则在“王霸之辨”的叙事中,因管仲的内圣之阙而贬斥其人。对管仲的两极化评价,映射出两种理解《论语》的方式系联于五经的《论语义疏》与四书系统中的《论语集注》。奠基于五经抑或四书,将生成截然不同的《论语》学风貌。譬如,皇侃谓“学”为修习经业,朱子则尤重“学”的修身之维。皇侃以出仕为儒生之志业,朱子则谓之“事为之末”而已。皇侃塑造出介于政、教之间的两可圣人观,朱子则以夫子为粹然人师。《论语》学的“多样性”,恰能彰显出经典诠释的开放性及其绵延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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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力祥;
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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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主体性”概念自西方传入中国后成为近现代儒家思想研究的重要维度。儒家的主体性观念在孔孟那里开始隐约有所呈现,此后不断受到重视与发展,但“天”作为人之道德性的根源的地位在历史上从未动摇。而天人关系定位的差异也使得思想家们主体性思想呈现出不同面向,这在朱子和阳明思想中得到了清晰呈现。船山认为朱子过于偏重客观天理而不倚重人的独立价值,凸显了天的客观性而忽略了人的主体性;阳明则侧重于天理就在人心中,提升了人的主体性而忽略了天理的客观性。船山以气的能动性消解了天理对人的束缚,以气之可变性冲破了现成良知对人的滞碍,形成了“气日生,性日成”的主体性思想。概言之,船山的主体性思想可以说是将朱子的天理向人拉近,阳明的良知从天道拉远,使人的主体性中道挺立于天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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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乐爱国,1955年生,浙江宁波人。本科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在复旦大学获得硕士学位,现为厦门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中国朱子学会副会长。先后从事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道教学研究以及宋明理学、朱子学研究。出版的学术著作主要有:《朱熹生态伦理简论》(2020年)、《20世纪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从学术思想史的视角》(2017年)、《朱熹〈中庸〉学阐释》(2016年)、《儒学与科技文明》(2015年)、《朱熹的自然研究》(2014年)、《为天地立心:张载自然观》(2013年)、《中国道教伦理思想史稿》(2010年)、《朱子格物致知论研究》(2010年)、《宋代的儒学与科学》(2007年)、《中国传统文化与科技》(2006年)、《道教生态学》(2005年)、《管子的科技思想》(2004年)、《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科技》(2002年)、《王廷相评传》(1998年)等。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朱子学研究精华集成”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朱熹《论语》学阐释:问题与新意”等课题,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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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冬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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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朱子继承、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集理学之大成。重回经典,在理之观照下,系统阐释朱子各个方面的思想,论述理与其整个思想体系各个层面的关系,可知朱子思想始于理、成于理、归于理,一“理”以贯之。理具有本体性、主宰性、参与性和归宿性等特性,而心不具备这些特性。理作为本体,是主宰者,主宰一切(包括心在内)、参与一切,是一切的唯一归宿。朱子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圆融的、不断循环、从不停息的流转图式,它贯通朱子思想体系。朱子思想是理学,不是心学。为明确厘清理学与心学的界限,朱子关于心的论述应该称为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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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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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船山在《读四书大全说》中对朱子关于《论语》“足食足兵”章之诠释表示反对。《读四书大全说》系针对朱子后学与朱子本人而作,一般而言,船山会先批评朱子弟子,不得已时才针对朱子。然而此章却直接批判朱子,对其《四书章句集注》之原文诠释提出异议。船山以为,子贡之问政,是就积弊弱国当为之先务而言,因力有未逮,无法兵、食、信三者一次到位,如此,则该以何者为先,何者为次?而朱子的说法却成了于国家板荡之际,固有之三者顿时无力维持,则此时该将何者先去,何者后去?船山的思考点是弱贫之国的富强之道,而朱子之说则是国家存亡危急应对之道,二者显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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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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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朱熹的哲学思想中,“气禀”之说有其重要的地位和价值。朱熹认为,“气禀”既是指“血气”之充,更是指滋养人们道德的浩然之气。由探讨“气禀”出发,朱子强调,“气禀”与“气质之性”是彼此互相关联的两个概念。人们禀受之气固化于意识之中,形成了“气质”;而所禀得之气的清、浊则形成了“气质之性”。由此,朱熹又提出了“气禀之偏”的论题,提出“性本是清,但因气禀而生善恶之性”的观点,并对孟子“四端”之说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论证。在回答如何才能取气之清者的工夫论问题时,朱子提出了持其志、守其气、正其心的原则,并主张通过格物穷理的方式来实现道德认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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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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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活跃于嘉道年间的"经学巨擘""川西夫子"刘沅,以推尊原典,恢复孔子、曾子《大学》本义为取向,以推动理学义理下行为诉求,向朱子学的精髓《大学章句》展开系统的辩驳。他从最完整地表征理学价值系统的《大学》之义理骨架"三纲八目"入手,全盘否定朱子对"三纲领"的解释,认为朱子所解妄牵己意,师心蔑古,完全背离圣人本旨;进而撇弃朱子以"格物"为"八条目"之统领,并以"诚意"取而代之。刘沅的辩驳显豁融通儒道、暗合阳明以及重视肉身的理论特质,一方面弱化了朱子的权威,减杀了朱子学在清代中晚期复振的力度;另一方面推动了《大学》义理向通俗化、可接受性和可实践性的转化,透显出觉民行道的现实诉求。更为重要的是,借此亦映照出清同治之前巴蜀哲学悉尊宋学、罕受汉学洗礼的学术取向,力证乾嘉汉学只是江南一域而非全国性学术现象,显现了理学区域化进程中的异质和差异,成为探究中晚清巴蜀哲学乃至朱子学学术格局和样态的一个具体而生动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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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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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儒家的修养是一种突出道德特征的人格修养。朱子在理学的视域下,对儒家的人格修养做了创造性的诠释。朱子强调修养的关键是修心,就是用道心来主宰引导人心。朱子强调心虽有人心、道心之分,但并非是两个心,只是心之所觉有不同,觉于欲即为人心,出于形气之私,觉于理即为道心,发于性命之正。修养所要达成的终极目的就是成就圣贤人格,它是通过人的气象表现出来的。而圣人气象展现的就是一种天理流行、浑然一体的人格特征。人在修养过程中自有一种体证天理的快乐,朱子将儒家的“孔颜之乐”提升为一种具有人生终极意义的天理境界,使人通过不断修养超越有形的生命屏障以达无限的道德价值之域,以此安顿人的心灵,实现人性彻底的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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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星语
-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第十六届年会》
| 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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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朱子的格物思想在朱子的整个哲学体系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的格物说驳众家之短而成一家之言,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哲学史.朱子认为“格物”是《大学》最初用功处,亦是最要紧处.朱子在《大学章句》中所作“格物致知”补传,除了为完整传文,更是为突出“格物致知”之重要地位.本文着重考究两个内容:首先,朱子在“补传”中释“格物”为“即物而穷其理”,有两方面涵义:一、格物是就事上理会;二、格物的实质是穷极事物之理.另外,格物的过程是通过穷极事物之理而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格物的过程便是穷理的过程,故本文说“格物在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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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丹;
孙威江
- 《第二届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暨国际茶业高峰论坛》
|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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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朱熹是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圣人,他的一生都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以理学入茶道,增添以茶论道之清尚,在以茶喻理方面独树一帜,深得茶道之要旨.他以茶论道传理学,他把茶视为中和清明的象征,以茶修德,以茶明伦,以茶寓理,不重虚华,崇尚俭朴,更以茶交友,以茶穷理,赋予茶以更广博鲜明的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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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晶;
金永淑
- 《第二届海峡两岸茶业博览会暨国际茶业高峰论坛》
|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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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由于武夷特殊的地理环境,道教传播至此、沉淀,并成为闽文化的重要基础;这还与宋理学大师朱熹驻山扬道密切关系;社会繁荣,制茶工艺的发展,使茶完成了从自然属性至精神属性的转变,为茶文化发展具备了条件.二者共性“自然”,天人合一,并由此在武夷地区产生了大量的道家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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