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
谢灵运的相关文献在1960年到2022年内共计1292篇,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社会科学丛书、文集、连续性出版物、中国史
等领域,其中期刊论文1285篇、会议论文7篇、相关期刊719种,包括北方论丛、贵州社会科学、求索等;
相关会议6种,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八届年会、2007越文化与水环境国际学术研讨会、二OO七两岸文学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等;谢灵运的相关文献由1075位作者贡献,包括姜剑云、顾农、唐爱明等。
谢灵运
-研究学者
- 姜剑云
- 顾农
- 唐爱明
- 曹旭
- 丁福林
- 时国强
- 李雁
- 刘向阳
- 刘育霞
- 吴功正
- 夏昕君
- 袁凌
- 谌东飚
- 马晓坤
- 付利敏
- 何方形
- 傅宝龙
- 吴冠文
- 李正春
- 李炳海
- 李知文
- 白崇
- 赵厚均
- 跃进
- 郑红梅
- 霍贵高
- 佐藤正光
- 刘启云
- 刘姝
- 刘爱丽
- 孙乐琪
- 孙习阳
- 孙兰
- 孙明君
- 宋绪连
- 张晓庆
- 张晶
- 张润平
- 张煜
- 张远丽
- 朱新法
- 李小荣
- 李真真
- 王岩峻
- 王琳
- 王辉斌
- 程世和
- 程磊
- 翁礼华
- 郁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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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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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山水文学历史悠久,文学特色鲜明,影响深远,在中国古代文学体系中占据重要席位。在谢灵运、王质、陶渊明、王勃、李商隐、韦庄等一众文人墨客的创作与不断积累下,中国山水文学不断去粗取精、发展繁荣。时至今日,古代山水文学的精粹依旧影响着现代文学创作,作品也被广大爱好者所传诵。山水文学的出现、繁荣与中国人“乐山乐水”的审美意识和情趣紧密相关,正如孔子所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此外诸多哲人、文学家和诗人都道出山水对人的精神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肯定了美丽山水所具备的净化心境的价值。下面结合《山水与古典》一书,从山水文学特征入手,探究中国山水文学所具备的审美意识和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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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韫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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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顶针修辞在古诗中的运用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反映了诗人思维层次的深化和艺术表现力的拓展。建安诗人对顶针技法的运用超越了《诗经》、汉乐府描摹叙述的功能,将其与个人情志结合,西晋诗人又发展其缠绵的抒情特质,在赠别、行旅等题材中大放异彩。谢灵运则大量采用连珠格与连环体模山范水,并影响到后人关于“谢惠连体”的解读。刘宋时期诗人将顶针修辞与声韵节奏的探索进一步结合,成为诗人“破骈为散”追求句法变化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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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寅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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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郑文焯有批点《谢康乐集》四卷,从章法意脉入手,揭示谢灵运山水诗情景间的隐含关系,这一批点特色,涉及到谢灵运山水诗评点中的重要问题,即如何恰当评价谢灵运诗歌写景、说理过于繁复的问题。他的诗集中有拟谢五言古诗11首,其仿拟谢灵运山水诗的创作实践,经历了由句法模拟到句法章法并重的过程。多次不第的人生经历使他在情感上与谢灵运颇有共鸣,并在诗歌中运用谢诗的章法结构,熔铸感愤。但郑文焯批点谢灵运诗时有附会穿凿处,仿拟实践也因过分拘泥大谢体而未能做到情景融洽,这是其学谢的桎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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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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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魏晋六朝见证了五言诗的逐步发展,更见证了诗赋两种不同文体的渗透交融。汉赋传统中的铺陈笔法、山水因素、书写结构与魏晋赋中的宗教情怀都对五言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其走上一条“赋化”的道路。谢灵运的山水诗在因袭昔日赋体传统的过程中力求新变,在书写结构、铺陈辞藻、视角变化上别具一格,将山水传统发展成为一种新型审美对象而存在。从诗赋两种文体互动的角度解读谢灵运的山水诗将有助于对其新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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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典;
李海华(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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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说起牡丹,世人大抵便会下意识想到大唐、杨妃与洛阳。看花不是花,而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透过那层层姹紫嫣红,牡丹所照见的,是一个繁华的时代,亦是一个昌盛的民族。据欧阳修所言,牡丹是在唐代才逐渐芳名远扬的,在此之前,她与寻常草木并无甚差异。你可能在方正药柜间偶遇她,亦可能某日生火做饭时将她随意投入柴火堆间……造化或许就是这么难以捉摸的。浙江栽培牡丹的历史非常久远。东晋时期,南朝诗人谢灵运便言“永嘉竹间水际多牡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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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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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永嘉既是行政概念,又是文化地理概念。清代部分山水诗及仿谢灵运诗中多次出现的“永嘉”地理符号,不仅是坚守和传承永嘉地域文化的载体,也是谢灵运诗歌经典化过程中的重要发生路径。“春草池”“富春渚”“七里濑”“谢公岭”等文化地理符号,是清人建立对谢灵运诗歌经典性认知的重要媒介。清人仿谢诗通过对谢灵运所建构的“永嘉”地理空间进行审美感知、艺术重构和情感共振,客观呈现谢灵运诗歌在清代的内时间意识经典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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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佳佳;
程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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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陈郡阳夏谢氏崛起于东晋,而始宁是东晋南朝时期陈郡谢氏子弟的生存空间与精神家园。作为谢氏家族的奠基人物,谢安将士族意识与隐逸思想完美结合,创造了影响后世的“东山”意象,谢灵运继承了谢安的东山之志,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始宁进行表层空间和深层内涵的扩建。他笔下的始宁庄园,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玄理遥契圆融,表现了诗人的精神诉求和情感诉求,代表着诗人的生活理想和政治理想。谢灵运对始宁的相关书写,表现了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与士人思想的深层互动,对六朝士人政治心态和生存状态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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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习阳;
王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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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谢灵运自“乌衣之游”至外放永嘉前的心态变化,这主要是指东晋隆安四年(400)至南朝宋永初三年(422),即灵运16岁至38岁这22载的人生心路历程。谢灵运从一个翩翩少年直至近不惑之年,从身居乌衣巷的宴集游赏、读书著文再到政治受挫外放永嘉,这期间其个人的复杂经历、家族的地位变故及社会的政局演变,促使他的心态随之改变,并在他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发展上有着较为明显的体现与反映。本文主要依据谢灵运的性格特征与成长历程的不同节点,分为三部分来具体论述他这期间的心态嬗变,并对其心态成因及变化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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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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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见到这样的题目,同学们一定好奇——“五色相宣”是什么呀?说来话长,在我国古代南北朝时期,有一位叫沈约的名士,他在谈论大诗人谢灵运时,提出了“五色相宣”这一说法,认为文章中黄、青、赤、白、黑五色要相互映衬。不过,我认为作文中还有另外的“五色”:其一,是真情实感的“本色”——文中写出真实想法的“观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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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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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朝更替,政治混乱,思想出现了空前的活跃。在儒教继续发展的大背景下,释、道二教也加入文化交锋。孔子的形象逐渐在历史中复杂化,老学的勃兴导致玄学清谈成为主要的文化活动,在学问上呈现出由人事到玄理的趋势。谢灵运处于熟稔汇通儒释道三教的南朝之初,《游名山志》作为山水游记散文,蕴含着他的学术观点和独特的人生观,颇能代表同时代一批文人的心声。面临"心"和"口"的矛盾,"出"和"处"的抉择,谢灵运选择遍游名山,书写山水以获得慰藉。谢灵运无论是在游历中体悟释、道二教之理,抑或是借山水的背景营造名士之风,都可见山水填满了他的精神空间,从中可观个人精神、生命意识在南北朝时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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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台瑛
- 《二OO七两岸文学与文化学术研讨会》
|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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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山水诗从魏晋时期开始,人们对“意象”的认识是要使“意”“契”物,以达“穷形而尽相”的目标。从“各适物宜”到“兴象”尽意的历程,已然成为山水涛中物存在的轨迹。谢灵运以富丽精工、清新可爱的语雷描绘了永嘉、会稽等地的秀丽景色;陶渊明用恬淡醇美的笔墨,任真自得地勾画出自己所居山水田园的朴素美好;而王维更用朴实恬静的诗画蕴含浓厚的禅趣于其中。陶、谢二人标志着山水田园诗作勾一个独立的诗歌流派和完整艺术形式的成熟,而王维更使之登上艺术的颠峰,跃为诗歌的第一大宗。这三位诗人,谢灵运堪称山水诗的开拓者,陶渊明是深耕者,而王维则是集大成者,使得山水诗中物能够内外通而合于意,充分地展现了情韵与理趣的意象。虽然,三者共同搭建了山水诗艺术的整体框架和格局,完成了山水诗从产生到成熟的演进历程,不过,在对山水景物表达意象方面,其手法仍属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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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曉海
-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第十八届年会》
|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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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选》共收录姬周至萧梁七代、六十六位文士的诗.谢灵运入《选》之作四十首,仅次於入《选》五十二首的陆机,但在其他文类中,谢氏则无一首见采,这种强烈的对比可以反映他在诗这方面造诣之高及突出.谢氏青少年时期,「性豪奢,车服鲜丽,衣裳器物多改旧制,世共宗之」,可谓时尚流行的领导者。中岁撰写(山居赋)时,竟然一反潮流,「废……艳辞」,「去饰取素」。虽然仍强调美,但不论是居於指点功能的形迹(山水),或者藉此以期顿悟所达到的境界,都是一种脱俗的美,「以丽为美」成为他鄙夷的对象。这种巨变是否与他的佛教信仰影响日深有关,不得而悉。不过,这篇赋既然是自觉权参机要无望,不顾宗亲劝阻,坚持辞官,于始宁「有终焉之志」后的作品,而他又是个「为性褊激」、「好臧否」的人,则不禁令人揣想。形同向他的「览者」宣告:别业、山水、植物、动物、于其中求道等等如此冗长的铺叙都仅是「迹」,阅读时,不能泥於「言表」,因为有待「索」的言外之「意」,只是造就端赖真正的知音洞见了。谢瞻卒於刘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可见:在此之前,不论是否出於酸葡萄的心理,灵运已经将自己投射于古人身上,流露出对权势富贵的蔑抑,只是那时两未意识到保身的重要,但不循仕途而以立言树立名灵,则至退回始宁别叶时,犹仍旧贯;否则,又何必让自己山居时写的诗流布「至都邑」,「名动京师」?只是这时他为自己的写作加上了冠冕堂皇的帽子:「自求诸己」,「会性通神」。包括两度山居时的诗,萧纲认为:谢诗确实饱含「篇什之美」,但那是[出於自然」,意谓谢氏的杰出来自天才。天才当然拔于中人流俗,学不来的,所谓「巧不可阶」,就如同[得道应须慧业」,「不容阶级」,则谢氏在「络绎」写出那些如同「神助」的「迥句」「新声」时,也是在表现一种脱俗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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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中国语言文学》
| 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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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钟嵘称曹植是“建安之杰”、陆机是“太康之英”、谢灵运是“元嘉之雄”容易造成一种印象,即曹植、陆机、谢灵运的五言诗创作高峰都是在建安、太康、元嘉年间.事实相反,这三人的创作实际情况与这三个年号之间恰好发生错位,即曹植、陆机、谢灵运的诗歌创作高峰均不是在建安、太康、元嘉这三个时期.本文通过对三人作品系年的疏理,指出曹植的诗歌创作成就主要是在建安二十五年以后,即黄初、太和年间,他并不是建安风骨的典型代表,建安诗风的代表应该是曹操.陆机的诗歌创作成就主要是在入洛以后的元康年间,太康时期诗坛的主将应该是张华.谢灵运的诗歌创作成就主要是在晋宋易代之际,进入元嘉以后,从总体上创作已过高峰,元嘉时期最杰出的诗人应该是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