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

摘要： "颠覆性(subversive)"一词曾被用于对维多利亚时期煽情小说的评论。该小说体裁中的女性形象很多是强势且具有进攻性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家中天使",因而在当时的文学评论中被解读为离经叛道。比如威尔基·柯林斯、艾伦·伍德等作家被批评为"自以为是、粗俗不堪的颠覆分子"。而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这种对传统维多利亚男权的"颠覆"是积极进步的体现,更为后来女性文学形象的丰富打下了基础。

摘要： 作为崛起于"五四"时期的第一批女作家,凌叔华对儒家文化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凌叔华欲通过对儒家文化的批判摧毁其精神统治地位,从而实现思想解放.另一方面,凌叔华深受儒家文化浸润,保持着儒家文化的情感规范和美学规范.在其小说中,表现为既通过小说中的女性群像揭示儒家宗法文化下女性的悲剧命运,又在小说中多次复现儒家文化的仁爱母题,其小说温婉淡雅的艺术风格也契合了儒家文化的中和之美.

摘要： 在五四作家群中,凌叔华是对于两性关系讨论最多的作家之一。《酒后》作为凌叔华的代表作之一,对于女主越轨行为和性爱意识的描写,展现了强烈的女性主体意识。女主借酒醉的形式,从“被”看到主动“看”这一角色转变中,个人主体意识已然具备,加之在反抗强大的男权传统之于女性的规训的过程中,女主暂时实现了自我主体的显现。然而男客作为“他者形象”的虚幻性而给予女主以心灵慰藉作用的短暂性,以及更重要的是封建伦理道德长期地对于女性的规约与控构,成为女性建构主体性时所表现出软弱与惊惧的原因,也表明了女性觉醒和反抗之路的艰难。

摘要： "布鲁姆斯伯里团体"(The Bloomsbury Group),是一个英国二十世纪初号称"无限灵感,无限激情,无限才华"知识分子的小团体.稍晚于它出现的民国文学团体"新月派"则因相似的组成方式和文化观被誉为"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尽管处于不同的社会背景,两个团体的知识分子在文艺审美及价值信念方面多有共鸣,实现了多次跨地区跨文化的交往.以新月派女作家凌叔华为例,她与布鲁姆斯伯里第二代成员朱利安·贝尔(Julian Bell)的邂逅构成两个团体的文化纽带,朱利安将布鲁姆斯伯里的审美情趣带到中国,影响了凌叔华的小说创作及翻译,凌叔华也通过与朱利安婶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交往将中国的文学艺术带入英国.以凌叔华和朱利安的合译为例,研究辐射出布鲁姆斯伯里与新月派其他重要人物的对话,呈现出上世纪上半叶这两个中西文化团体纷繁复杂的文化交流空间.

摘要： 凌叔华作为"布鲁姆斯伯里文学圈"的中国成员,在跨文化语境中创作了自传体小说《古韵》,为西方读者展现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中国.基于此,文章从两方面阐述凌叔华在《古韵》中塑造的中国形象,对研究东西方文化异同、助力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积极意义.

摘要： 京派作家凌叔华的作品包含大量中国传统审美元素,如古诗词、水墨画等等.这些看似传统的中国古代审美特质,却与20世纪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现代主义作品有相通之处.两位作家曾在20世纪上半叶有过一场跨文化的文学交流.伍尔夫一直被看作是现代主义先锋作家,而京派作家凌叔华则是以新传统主义为特色.将这两位看似风格迥异的作家进行对比,可以发现现代主义抽象性通过京派新传统主义文学表达出来的可能性.

摘要： 陈小滢女士是陈西滢和凌叔华夫妇的独女,今年整90岁。我与她的交往始于1991年。那时,我刚翻译完凌叔华的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由恩师萧乾先生推荐给台北业强出版社,需小滢签署一份授权书。正值小滢和她的英国汉学家丈夫秦乃瑞来京,我前去拜望。自此,我与小滢持续交往,至今整整30个年头。

摘要：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女作家,凌叔华及其小说一直备受关注,除却作品本身原因外,也与其大家闺秀身份密切相关。闺秀写作传统既是凌叔华借用的文化资源,也是掩盖性别越界之政治激情的历史甲壳。她一方面通过表述女性生命故事暴露中国社会的男权无意识;另一方面又在越轨游戏中重建一个游移于主客、男女、夫妻间的新性别政治空间。

摘要： 序言:想象日本的方法——中国现代文学的日本女性叙事1924年,徐志摩陪同泰戈尔访问日本,期间写下了《沙扬娜拉十八首》,后收录于翌年出版的《志摩的诗》,1928年再版时又删除了前17节,仅保留最后1节。这首诗题为《沙扬娜拉一首》(赠日本女郎):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沙扬娜拉2!

摘要： 伍尔夫和凌叔华两人之间有一种女性关于写作的默契.伍尔夫认为想要建立女性历史,女性写作是其完整的必要手段,因为写作能让作者的思想比肉体还要存留得更长久.而凌叔华则渴望以中国女作家的身份向世界展现真实的中国女性生活.基于这种"女性意识",激励着凌叔华在女性写作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向前,其中受伍尔夫女性思想影响的自传性质小说《古韵》,有着浓厚西方气息.

摘要： 受“五四”的影响，凌叔华主要关注妇女解放和高宅深闺中的男女平权，关注女性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和话语权的失落。但她的小说平和冲淡，优雅秀逸，“落笔谨慎”；对封建礼教的批判非摇旗呐喊式的，对女性弱点的披露透着怜悯；在文艺观上，与同为京派的沈从文一样，“无意使小说成为政治批判、社会批判的武器，用以进行的是文化批判、道德批判”，始终保持女性书写的审美情怀——凌氏绝不是一个热衷政治运动的女权主义者，充其量仅是一个文化女性主义者。她的身世学养经历和生活圈子，她的文集《古韵》、《爱山庐梦影》和山水画所散发出的幽兰气息，都很难让人把她和张牙舞爪、呼号堕胎或反对堕胎的女权主义者牵扯到一块。因此，本文将把探究的目光聚焦在凌氏的女性主义尴尬上。在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代女作家群里，凌叔华不像冰心流连于女性传统文化的人格美，不像冯沅君狂热讴歌新女性对封建礼教的反叛，也不像丁玲大胆抒写新女性的个性主义，而是兼具传统与现代两个维度，款款绣出新旧女性尴尬的心理淤青，使女性文学由外在的觉醒空洞的解放深入到女性自身历史文化品性的审视，尤其是她殷勤探看了男权本位、物化等观念对女性文化心理结构的长期整合建构，探讨了初获解放女性的尴尬地位和何去何从的问题，从而提升了女性文学的文化品位。凌叔华的女性主义尴尬是个人阅历学养心智的微妙写照，是解放了的中国女性尚未建构自我文化价值系统所致的漂浮，也是中国社会程序更新的必然，它折射出五四时期社会转型阶段知识女性心态的真实，斜照出古老华夏民族迈向现代化时摇曳的侧影，暗示了东西方文化交融磨合的艰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