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

摘要： 《史记》《汉书》虽然都为吕后作传,但是班固受制于时代背景和自己的史学思想,与司马迁在吕后形象刻画上有着叙述体系、语体风格等差异。《汉书》将吕后的政绩与个人事迹分开叙述,呈现多面性的人物形象。《汉书·高后纪》通过对吕后称制天下八年间政绩的记载,成功呈现出一位贤明执政者形象,同时,在《外戚传上》等其他传记中刻画了一个具有隐忍、残暴、知恩图报等多重性格的人物形象,给予了吕后较为客观的历史定位。

摘要： 在注重汉史研习的社会风尚影响下,在应对科举考试和深入参与明中叶的古文运动需求的推动下,唐顺之批选了《史记》《汉书》。唐顺之批选《史记》《汉书》的学术行为,既体现了其对《史记》《汉书》的认可和推崇,也在文字训诂、史事考实以及经世致用和“异端”史学思想方面表现出一些新的变化,从而成为明中后期相关史学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

摘要： 西汉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其政治原则和政治实践都处在一个草创阶段。在这样一个政治架构还尚付阙如的时代,处在政治框架中的官吏行事模式,也必然会呈现出一种高度的变动性。这种行事方式与风格必然是会受到时代的政治思潮影响的。由此前提出发,本文以王霸之辨为视域,以《史记·酷吏列传》和《汉书·酷吏传》为中心,聚焦于西汉时期酷吏群体的多重价值取向和行事特征,试通过分析西汉不同阶段的酷吏在文本中表现出来的特性,梳理西汉统治者对王霸道政治哲学的取舍与西汉酷吏行事方式之间相互作用的历史脉络。

摘要： 班固在《汉书·贾谊传》中,将贾谊“数上疏陈政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30页)的奏疏,“掇其切于世事者”(第2265页)节录为《陈政事疏》。疏中云:“惠王,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第2239页)。然而今本《新书·大都》却为“惠王之子,亲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王洲明、徐超:《贾谊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汉书》为“惠王”,今本《新书》作“惠王之子”,两相矛盾,其中一处记载应有误。

摘要： 20世纪70年代,荷兰学者何四维通过研究《史记·大宛列传》,认为《史记》该篇原文已佚,现本是后人依据《汉书》重构而成。之后的30年间,海外学界广泛讨论了这一有争议的观点。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韩大伟的史汉《匈奴传》研究一方面为如何看待《史记》《汉书》的关系开拓了新思路,另一方面也同样强调《汉书》记载较之《史记》更为可靠。通过梳理、分析这段汉学史,反思海外汉学的长处与缺陷,有利于促进中外学术深度交流互鉴。

摘要： 点翠,是一种用翠鸟的羽毛点缀金、银、铜等金属底板的首饰工艺。翠鸟上背、腰部以及尾部羽毛以青、蓝色为主,色泽雅致,与珠宝、衣物相衬,更显高贵华丽,因此以翠羽为饰在历代皇室贵族中颇受欢迎。点翠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战国时期,《韩非子·外储说》记载有“买椟还珠”的典故,文中描绘盛珠子的木匣“薰以桂椒,缀以珠玉,饰以玫瑰,辑以羽翠”。此处的“辑以羽翠”便是点翠工艺的前身。《汉书》中记载妃子居所“壁带往往为黄金釭,函蓝田璧,明珠、翠羽饰之”。除此之外,唐诗中有“手持凤尾扇,头戴翠羽笄”,宋词中有“只有余香留得住,满地花钿翠羽”的描述。宋朝时,翠羽之风尤为盛行,皇室贵族、士庶人家的妇人装扮均以翠羽为尚,京城内外打造金箔、铺翠、销金的作坊多达数百家,往来通贩多达数千人。

摘要： 中国历史编纂学是正在建设的一门学科。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关键所在是不能将之视为单纯的技术问题,而亟须加强对其哲理层面的思考,深入发掘史学名著的成就,认真总结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优良传统和人文精神。当前尤应深入探索以下四项有效的研究途径:第一,贯彻发展观点,将创始时期的特征与以后的纵向发展联系起来考察;第二,确立整体观念,深入总结史学名著所蕴涵的深邃哲理与高度审美价值;第三,贯彻“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克服偏颇之见;第四,运用比较研究方法,阐释传统史学精华在历史变局面前所具有的应变力。

摘要： 由陈其泰先生主编的五卷本《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以编纂学为主线,将中国历代史学经典尽其所能地囊括其中,清晰地勾勒出中国传统史书体裁演进的路径,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内容。第二卷《两汉时期》以《史记》和《汉书》为核心,深入而细致地剖析了二者分别作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和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对历史编纂学发展的奠基性意义,既是全书的题眼,更是理解整个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的关键所在。总结和体察本卷创造性阐释史学经典的论述,对深入理解历史编纂学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价值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摘要： 孙晓先生主持修注的《今注本二十四史·汉书》是近年来《汉书》研究的重要收获,其“今注”部分广泛吸收今人研究成果,注文力求“准确、质朴、简练、严谨、规范”,立意颇高。然个中仍有可待商榷之处。《律历志·上》:“量者,龠、合、升、斗、斛也……其状似爵,以縻爵禄”,原书“其状似爵”一语颜师古无注,今注本在“爵”字后加注“爵:商周时的酒器”,恐非。

摘要： 古代文字中的“吃”,并没有“进食”的意思,而是指人说话结巴,即口吃。汉高祖刘邦手下有个著名的大臣叫周昌,《汉书》本传中有“昌为人吃”的记载,即指周昌是个结巴,绝非周昌被人吃掉的意思。古代讲到吃东西,常用的是“食”字,如食菽、食肉、食菜等,但又有食酒、食水等词,可见还包括“饮”的含义。稍后,分得细一些,则以“噉、啗、啖、哺”表示吃,用“啜、呷、吮”表示饮。

摘要： 《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中对西汉时期西域诸国的地理位置、户口胜兵和民俗风貌等皆有详细记录,是人们了解西汉时代西域诸国历史文化的主要材料,而诸国在排列顺序、记叙方法上亦有诸多相同之处,而某国与某国“同俗”亦是一个经常被提及的问题,这或许可以反映了诸国之间或许有某种隐藏着的联系,亦或许可以反映汉王朝对西域诸国的认知情况、接受情况,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作者做了考察并进行了阐述.

摘要： 《汉书》编撰深受当时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汉书》文本逐步成型的西汉后期到东汉前期，正处于汉帝国从政权崩溃到重建秩序的历史阶段，《汉书》本质上是东汉明、章之世帝国精英参与创造的时代共识。全面考察《汉书》编撰的历史过程及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尤其是东汉前期的政治状况、学术环境对《汉书》编撰及其内容的影响，不仅能让人们细致领会东汉帝国重建秩序、建立共识的良苦用心，也有助于深刻认识《史》《汉》之际中国史学的巨大变迁，以及此后近两千年中国历史编撰的走向。

摘要： 敦煌文献中保存有不少正史类写卷,包括《史记》、《汉书》、《三国志》以及《晋书》等,自发现伊始,便深受学术界的重视.比如《汉书·匡衡张禹孔光传》残卷正是散藏敦煌文献中的一件珍品.最近,日本杏雨书屋公布了该写卷的全部图版,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带来了重要契机.由形态和讳字两方面的分析可知，S.20→羽432号、S.2053号和P.3669→P.3557号三件残卷，虽然同属蔡谟《汉书集解》一系，但却是分属于唐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写本，自然不可能来自同一卷帙。其中以S.2053号的抄写年代最早，当为“高祖时写本”;S.20→羽432号很可能抄写于高宗即位以后、中宗神龙元年(705)之前;P.3669→P.3557号则抄写于武周之后，大概不会晚于玄宗时期。以上三件《汉书》写卷保存的大量异文足以匡正今本的脱、讹、衍、倒之处，对于探讨《汉书》的版本演变以及该书在唐代的流传情况，都具有宝贵的价值。

摘要： 本文主要从关于“五经”序列的问题、关于《易》与《穀梁传》的传承问题、关于对董仲舒的记载问题三个方面比较了《史记·儒林列传》和《汉书·儒林传》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在于铺排与重点的不同，若进一步剖析这些铺排和重点，应该发现它们很大程度上是由马、班二人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因素决定的。

摘要： 在《汉书·叙传》里,班固明确表达了自己著述的意图,即:载西汉一代历史,达到"上下洽通".他将《汉书》规划为一部包罗世间万象的作品:"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其逻辑思想是,以皇帝、百官、侯王及有关政治设施为中心,以天地、阴阳变化为准绳,以地域、经济生活、人事为依托,以《六经》为纲统率百家学术以备典籍文章.可见,班固为实现著述目的,在内容的综合关联方面提出了初步的设想.不过,有的后世学者认为他的这些努力离"上下洽通"的境界相去甚远.本文首先提出了《汉书》四体对历史运动的单独展示,然后描述了《汉书》四体对历史运动的共同展示.

摘要： 按赵翼《陔余丛考》卷五《班书、颜注皆有所本》说：“葛洪云：家有刘子骏《汉书》百余卷,歆欲撰《汉书》,编录汉事,未得成而亡,故书无宗本,但杂记而已。试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其所不取者二万余言而已。王鏊因推论之,谓班书实史才,然其他文如《文选》中所载多不称,何其长于史而短于文?及观葛洪所云,乃知《汉书》全取于歆也。”这段话发人深省,对此应作出认真的回应。纵观中国史学史,任何一部影响深远的史书均非一人一时之作,譬如《后汉书》,除了范晔之外,尚有《八家后汉书》残片流传至今,足证范晔撰写《后汉书》，亦曾渔猎前人,且博采众长；沈约修《宋书》,之所以能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告竣,其原因在于,时有何承天、徐爰等人的成果瞻彼在前。故而,若推之以常理,班彪、班固分属西汉末和东汉初的人物,若无凭藉,绝不能凭空杜撰,一部《汉书》,意味着一部《太史公书》再续接武帝身后以至王莽的人和事,而试问何者能拥有《太史公书》及武帝朝之后的史料文献?思考班氏家学渊源及交游,似乎都指向了刘向、刘歆二人,刘氏父子当在其间发挥着关键要的作用,并且印证着赵翼所言,符合事实,绝非虚妄。本文围绕刘、班资料中心的文士集团的考仃，探讨了署名班固《汉书》中的刘向、刘歆的影子及其中重要传主的遴选与刘氏父子的关系。

摘要： 东汉碑刻是汉代人书写"当代"的直接史料,其中的"循吏"包括了"两干石"以及县令长一级的临民之官.碑文撰作者普遍强调碑主导德齐礼、移风正俗方面的治绩;而在凸显教化之功外,亦重其"德主刑辅"、宽猛相济的施政风格.前、后《汉书》与东汉碑刻中的"循吏",多有富民、利民的事蹟,这是两汉地方官治理的共同目标.东汉碑刻文献多视《汉书》中的循吏为好官之象徵;而在治绩表现上,则与《后汉书》中的循吏形象更为相近.

摘要： 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汉书》对河间献王的评价,修学好古,一般认为是河间献王雅好儒术,从而收藏儒家经典,招揽儒学学者,钻研儒术精义,进行儒术实践的治国方略,但河间献王的修学好古也研究收藏探究其他的学术经典；实事求是一般认为是河间献王爱好儒术从而对研究儒术的学术精神,但实事求是也有河间献王对学术精义的探求与实践,在他的头脑中并无今古经学的区分.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两者是密不可分的,是河间献王研究并对中国传统儒学以及其他学术并给予实践的一种学术精神.但汉以来,实事求是仅仅是被当作一种古文经学的学术精神,这偏离了实事求是精神的真义,也不是儒学博大宏深的宗旨.汉代以后，对《河间献王传》“实事求是”的含义的理解，每代都有新意，但都以经学者理解为最多。直到近代以后，才被赋予新的精神，但也更符合实事求是的真谛所在。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文化不断在传承中更新，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新的时代也应该具有新的意义。

摘要： 考《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南粤王献……翠鸟干……生翠四十双……"据田久川注译:"生翠是未经涂蜡的翡翠.又《汉书补注》:"海南邕,贺二州(柳:二州皆在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亦有腊而卖之,故此云生翠."《汉书》是已知最早的有关翡翠的文献.献生翠属玉非石,献石大不敬.

摘要： 文章就传舍与相关历史进行若干考辨，以体察传舍在秦汉社会中的实际作用。本文从英雄末路与生离死别、身份象征与奸诈叠出、春秋笔法与微言大义三方面介绍了传舍的实际意义。传舍，也标志着一个人将要面对的前程，乘传而行，或喜或忧，其感受也是多层面和极复杂的。

摘要： 本发明涉及英语翻译附属装置的技术领域，特别是涉及一种中学生英翻用英汉书放置架，其可按照用户身高进行放置板高度调节，提高其适应能力，降低其使用局限性；并且增加其使用方式，增多使用功能，提高其实用性；包括放置板、上滑道、下滑道、第一限位夹、第二限位夹、第三限位夹、第四限位夹、左支架、右支架和底板，左支架包括左插柱和左插管，左插柱底端插入至左插管顶端内部，还包括第一拉手、第一连接柱、第一弹簧、第一连接板、第一限位块、第二拉手、第二连接柱、第二弹簧、第二连接板和第二限位块，左插管左侧壁和右侧壁上分别设置有第一通孔和第二通孔，第一弹簧位于左插管内；还包括左挡板和右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