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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科学技术哲学

2008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科学技术哲学

  • 召开年:2008
  • 召开地:太原
  • 出版时间: 2008-09-06

主办单位:国务院学位办;山西大学

会议文集:2008年全国博士生学术论坛——科学技术哲学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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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雷蒙德·威廉斯是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典型代表,他把文化批判引申到社会批判的层面,并以意识形态分析展现了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存在特征,其中尤以突出技术在当代社会和文化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博得人们的高度重视。威廉斯非常明确地指出,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力量就是两样东西:工业与民主。本文通过对雷蒙德·威廉斯的技术化社会民主思想实质的分析,探讨了大众文化对技术化社会民主的反叛,及威廉斯通过共同文化对技术化社会民主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解决。
  • 摘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是我国政府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之后,为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采取的又一重大区域发展规划。中部地区交通发达,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是我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的板块。然而,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近年来中部地区的发展优势急剧减弱,已成“中部凹陷”之势。中部地区正面临着如何加快发展,实现崛起的重大课题。技术创新作为人类运用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改造客观世界的方法,体现为一种强大的社会生产力,渗透于社会活动的各个层面,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技术创新在直接影响经济发展本身的同时,也间接提升了区域经济的辐射能力。因此,实现中部崛起的关键在于实施技术创新战略。企业研发中心(即R&D中心),是企业建立的各类研究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及其他研发机构的统称,代表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最高水平,体现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也是企业凝聚人才,开展创新的基地。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技术创新所包含的意义远远超出经济层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研发中心建设放在重要地位,以提高技术竞争力,适应越来越快的市场变化节奏。中部地区通过技术创新引领发展,必然涉及研发中心的建设,并要以此为突破口实现跨越式发展。本文论述了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重点分析了中部地区面临的研发水平落后的问题,提出以建设高质量的企业研发中心为突破口,提高中部地区技术创新能力及辐射力的相关对策。
  • 摘要:20世纪下半叶以来,技术创新活动中的伦理问题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关注,但是否有必要构建一门技术创新伦理学并没有取得共识。本文从技术创新活动与伦理的相关性、技术创新活动的伦理困境及其不确定性、现有伦理学研究的不足等方面对系统构建技术创新伦理学、探讨不同创新主体在技术创新活动不同阶段应遵循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证。
  • 摘要:技术理性的生成及其张扬,通过改变人的生活、生产、思维方式深刻地变革着社会整体的型貌。然而在人类高举技术理性旗帜,一路披荆斩棘走向现代文明的今天,在人类对自然的每一次胜利中,技术理性自身的张扬嬗变为一种难以遏制的膨胀,为解放人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本初意义演化为一种新的为人类整体的生存困境。文章在对技术理性生成历史的回溯基础上,管窥其嬗变的原因,进而阐述技术理性批判的生成、意义及蔚为大观的思想流派。文章认为,技术理性的膨胀状态所产生的为人类所创设的新的困境不在于技术理性的自身,而在于其概念及概念指导下的人类实践出现的偏差。因此,技术理性批判不是要一般地反对和全面地否定技术理性,而是辨证地否定,是为了将对技术理性认识中出现的偏差纠正到常轨上来,还技术理性以本来型貌。技术理性从其起源和实践的角度来讲,是一种西方话语,它在西方实现现代工业文明中的重要价值不容忽视和否定。中国作为一个正致力于实现工业化进程中的国家,高扬技术理性旗帜掌握着整个国家的话语霸权,亦是中国需要猛补的一课。尽管现代化的选择模式可以多样,但理性精神是相通的,因此,西方技术理性今天出现的偏差很可能就是中国明天会重蹈的覆辙。基于这样的认识,文章通过挖掘和梳理从洋务运动以来的中国思想家所持有的对西方工业文明如何栽植于中国的现实土壤而生根发芽至茁壮成长的毋庸质疑的体认下,就如何保证技术理性为人的全面发展的有用性,为国家实现富强的有效性而不走向其反面的审慎关怀,以期为当前建设现代化中国的实践做出些微的理论探索。
  • 摘要: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功能性工具,更是调节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中介,它在使用过程中影响着用户的知觉和行为,进而影响人们的伦理行为决策。因此,需要对技术中介与伦理行为之间的关系做出把握,通过中介分析和设计,将道德物质化人工物的设计之中,以促进技术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源于现象学的技术中介理论引入技术伦理学领域,有助于丰富对技术自身特性的认识,有助于建立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高技术伦理学”。
  • 摘要: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发生的“语言转向”开始于《真理与方法》的第三部分。其主要内容是:首先,伽达默尔认为语言是事件,这事实上超越了对语言的工具性认识;其次,语言活动会话是一种追问方式,它超越了“问题—解决”模式;第三,伽达默尔语言观的最终着力点是弥合“主—客”分裂。
  • 摘要:《考工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手工业生产专著,其中就车制论述颇多,一些疑惑也随之而生。刘广定教授根据《考工记》所记载的轮径/牙围值与秦陵出土的一号铜车该数据对比从而推断《考工记》成书于秦代,此说值得商榷,因为该车车制上其他多项并未符合《考工记》之规范。《考工记·轮人》中“量其薮以黍”,目前大致有三种解释,通过分析得出应该是用黍衡量车两毂的容积是否相同,其他两说不足以取。
  • 摘要:英国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哈瑞·柯林斯在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和库恩的范式论思想的启发下,以及爱丁堡学派的布鲁尔倡导的“强纲领”的基础上,通过长期跟踪观察研制激光器与探测引力波两个物理学案例,逐步形成了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EPOR)。EPOR 包括三个阶段:(1)证明科学家对实验结果的解释是灵活的。(2)描述限制解释灵活性的机制,允许科学争论趋于结束。(3)把结束科学争论的制约机制与科学文化与社会网络联系起来。柯林斯的EPOR 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以柯林斯为代表的巴斯学派内部,EPOR 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批评则主要来自科学哲学家。(1)巴斯学派的平奇与比克通过对十九世纪自行车设计的研究,把EPOR的观点推广到“技术的人文社会学研究”领域,从而延伸了EPOR 应用范围。(2)科学哲学家劳丹的批评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柯林斯断言社会学家明智地假设,认为我们关于世界的信念是与世界毫无关系的观点是难以令人置信的。其二,柯林斯把相对主义与经验主义混合在一起是自相矛盾的。(3)美国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克诺尔-谢廷娜认为柯林斯最大的问题就在他所提出的所谓的相对主义,他的那些可替换的相对主义解释并没有解释清楚科学实在的内涵,没有解释清楚所谓的科学机制。
  • 摘要:科学实践哲学认为科学知识本性是地方性的,根本就不存在普遍性的科学知识。所谓普遍性知识是知识标准化的结果。那么科学知识是如何被标准化成今天大众所理解的科学知识的呢?美籍科学哲学家琼·藤村通过深入癌症科学研究实验室的实证研究工作,描述了科学地方性知识的标准化过程。有力地支持了科学实践哲学关于科学知识从始至终就是地方性知识的观点。
  • 摘要:科技奖励在科技建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技奖励体系中的科学共同体内、外两种奖励体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正确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才能保证整个科技奖励体系的功能实现,目前我国的科技体系中这两者的关系还存在着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
  • 摘要: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技术的进步史,也是一部技术的创新史。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漫征途中,技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人们倚仗技术披荆斩棘,从原始文明走到了工业文明。蒸汽机的轰鸣声将人们带进了工业文明这个崭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以技术为支撑的工业使得人类的物质财富和社会生产力在短短的一百年间增加了许多倍,比以往社会生产力的全部总和还要多、还要大。它将直接的物质利益和经济繁荣带到了人们的面前,而且带来了现代化的社会生活。人们认为只要利用技术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但是,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能源枯竭、气候变暖、电子垃圾、白色污染、臭氧层空洞等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问题,技术陷入了生态困境。。人们在分析这些问题出现的原因时,发现技术起关键性的作用。人们不肯相信在各个层面给自己带来好处的技术,竟是出现这些全球性问题的原因,对技术产生了不信任感,甚至是恐惧和排斥。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成为了人们的焦点。在这样的紧张局面下,我们必须寻求有效途径消解这一困境。
  • 摘要: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增加“交叉学科”门类是科研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通过我国和美国学科专业目录设置比较分析,前瞻性地提出了我国“交叉学科”门类设置的内涵、结构和方法。
  • 摘要:合理性问题是“李约瑟难题”讨论的一个热点。本文以此为切入口,揭示了“李约瑟难题”的合理性以一个三段论为基础,其大前提和小前提的真假就决定了“李约瑟难题”合理与否,而大前提和小前提的真假又决定于它们所依赖的科学史观正确与否,而科学史观的正确与否又归结到近代科学是不是普遍的,中国古代有无科学,科学是不是一元的等根本性的问题。总之,“李约瑟难题”合理性的争论最终将归结到科学是一元还是多元的问题上来。本文进而简要地介绍了后李约瑟时期的多元科学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科学史研究的探索。
  • 摘要:虚拟技术的应用正在改变公共性建构的形态,使得公共性建构的过程具有复杂性,与国家、网络媒介和网民相关的一些价值观出现复杂对立:国家、新共同体与公民之间引发集权与分权之间双向互动、网民理性与非理性的纠结、网络媒介运营过程形成经济合理性原则与社会合理性原则的冲突。公共领域因倚重虚拟技术得到一种复合效应,一方面是公共领域得以开展,另一方面则是公共精神的消弭,这导致应用虚拟技术后公共性建构进入一个需要克服两难、但又显然难以克服两难的困境。应用虚拟技术进行公共性建构需要网络媒体、国家与公民的三方的协同合作以化解两难,即通过网民理性的虚拟社区自治和公共知识分子话语表达、网络媒介优化技术平台和实现恰当监管、政府革新网络治理策略等推进公共性建构。
  • 摘要:创意产业因所含“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而受到全社会追捧,作为思维与实践高度结合的产物,它的良性发展不能脱离来自理论层面的审视,尤其是道德伦理的考量,这使创意产业摆脱了盲目性,在产业实践中树立并强化责任意识,以避免创意产业重蹈以往产业实践破坏人类持续生存的覆辙,真正成为社会进步、人类发展的保证;在审视、考量的过程中,创意产业则通过实践,既充当了应用伦理学有关理论的立论依据的提供者,又扮演着相应理论的“践行者”。在客观上促进了应用伦理学理论的严谨性与思辨性。
  • 摘要:采用显微激光拉曼光谱和X 射线吸收精细结构分析方法,对宋金、元、明时期8 块红绿彩瓷的红彩进行了测试分析,其结果显示:各时期红彩的着色剂皆为α-Fe2O3 晶体,表明红彩的制作工艺具有明显的承继性;其着色元素铁主要表现为三价,证实红彩确经氧化气氛烧成。此外,红彩中α-Fe2O3的微观结构已有一定程度畸变,推测其为影响红彩颜色的重要因素。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此次分析样品的数量颇为有限,因此,所得结论或许不适用于其它釉上低温红彩。欲全面揭示其相关规律,尚需进一步深入探讨。
  • 摘要:实验与理论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科学哲学的重要话题。实验能否构成对理论的反驳,一个主要障碍是“迪昂--蒯因论点”对判决性实验的意见。本文以格伦鲍姆对迪昂--蒯因论点的逻辑反驳为导线,以宇称不守恒的实验分析为平台,力图展示: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实验能够判决性地反驳理论。
  • 摘要:随着对信息的研究的深入,信息的定义已成为信息学界、哲学界、语言学界和其它相关领域的热点问题和研究领域之一。本文分析了关于信息的三种定义,总结了关于信息的普适性定义,探讨了信息层面上语言、人、世界的关系。
  • 摘要:元代的冶炼生产方式较之唐、宋时期有很大区别,综观历元一代,在矿冶业中主要实行了劳役制、课额制和抽分制三种生产赋课制度。不同的生产赋课制度对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并且对矿冶业发展所起的作用也大相径庭,从时间跨度和地域范围来看,元代官营矿冶业中的劳役制生产赋课制度实行的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影响也最为深远。劳役制生产制度与唐、宋时期相比是生产制度的倒退,工匠的人身束缚性比前代大大加强,奴役程度加深。但是随着官营手工业的衰落,出现于唐代、兴盛于宋代的课额制和抽分制生产制度得到恢复发展,最终出现官私矿冶并存的局面。
  • 摘要:文章依据玻尔设计的各种以揭示化学元素周期性的电子排列周期表,仔细回顾并剖析玻尔在1913年以及在1921 至1923年期间建构的原子结构理论和两个原子模型的过程和方法。从而主张玻尔提出的原子理论和他建构的元素电子构造模型既不是单单为了解释光谱现象,也非解释化学元素周期性质,而在试图在当时的各种物理学和化学研究成果之间寻求一种调和一致的、普遍的联系,在此基础上,玻尔试图提出能够解释所有光谱现象和元素表现出的物理和化学性质的周期性。但在建立原子构造的量子理论过程中,玻尔依靠的不是逻辑推理,而是表现得更像是一位交响乐指挥。
  • 摘要:自牛顿以来,现代思想认为自然本质上是质量的王国。泰勒斯第一个提出“什么是世界的本原”这一问题,从而开启了人类对自然本性的追问。毕达哥拉斯数学方法的量的规定性给予知识理性以确定性和可分析性,其超越论思想给予了知识理性以普遍必然性和可言说性,对后世的科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将实体范畴和数量范畴区别开来,提出质料因与形式因说,使古希腊哲学关于本质探讨达到最高成就。古希腊哲学关于本质的探讨是由质的认识进到量的认识。哥白尼和开普勒发展了新天文学,复兴了毕达哥拉斯主义,指出真实世界只是量的世界,它的差异只是数的差异。近代哲学对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的区分,实际上是将人对事物质的主观感受性与在理性上企图把握真实世界的真实特性(主要的体现为量)分离开来。伽利略奠定了近代物理的数学科学基础,笛卡儿试图把物理学王国还原为纯粹几何特性,这些都给牛顿最后在科学意义上使用质量概念提供了思想和方法上的前提。本文将通过对古希腊哲学质与量的思考,以及对近代物理学中质量概念产生的考查,说明人类思维由质到量的转变过程和科学中质量概念产生的历程。
  • 摘要:科学技术是当代社会最为活跃的要素,科技政策是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进行社会经济建设的重要策略准则,对科技政策的研究首先来源于对其一般问题的分析。科技政策一般是在正确、系统地认识科学技术发展及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规律的基础上,由政策主体采取适当的行动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诸多举措。当代科技政策的研究考虑的关系更为复杂,构成其理论体系的理论研究、过程研究和方法论研究都还有待完善,需要进行深层次的拓展和丰富。中国科技政策的研究在一般问题之外有着自己特殊的情境,首先是在科技发展和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存在政治因素;其次是科技政策的解读往往需要在两层张本上进行;还有就是科技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始终面临着探索和创新。中国科技政策的理论和实践无论是从科技政策的产生到制定,还是科技政策的表达与颁布无不体现着中国科技政策的现实特征。对中国科技政策理论与实践的特性的分析一方面是寻求政策相关群体的相互共识;另一方面也是为科技政策的一般研究提供现实样本,丰富科技政策理论的建构和实践发展。
  • 摘要:分子生物学作为新兴学科在当代生物学研究中起到主导作用,而中心法则是分子生物学中的基础理论。文章详尽地剖析了中心法则的理论结构,指明了中心法则受物理与化学定律制约、具有否定性的理论结构以及难以存在判决性实验等三种理论特异性。中心法则的这些理论特异性形象地反映出了当代生物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特点:首先,中心法则受物理与化学定律制约反映出了现时代科学研究中的各种学科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这也需要研究者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储备以及开阔的思维方式。其次,中心法则具有否定性的理论结构清楚地表明了它对确定实验方向所起到的必不可少的指导作用,同时对于生物学家而言,怎样练就从纷杂的经验事实中“去伪存真”的能力将显得极为重要。从另一方面来看,否定性假说指称的信息量是如此之广,即对一个未知的事物说“它不是什么”比论断“它是什么”要容易地多,中心法则中的否定性假说还表明了人类刚刚踏步于探索生物学的旅程,人类从经验事实中归纳获得的生物学知识极为有限,而且生物学研究的对象仅仅局限于我们生存的地球上的生物体。最后,中心法则难以存在判决性实验则从侧面表明了分子生物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到的尴尬——实验事实相当丰富,基本理论却数量匮乏以及缺少统一的假说。
  • 摘要:现代社会,技术在专利制度的安排下,保护了其所有者的利益,也同时促进了技术创新,技术在专利制度下被保护多长时间呢?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法律问题,每个国家都有法律条文的明文规定。但就其根源来看,专利保护期受到技术本身的制约,是技术本身决定了自身的生命周期。技术价值的实现最终依赖于产品价值的实现,产品生命周期决定了技术的收益和成本,从而决定了技术生命周期。专利只是保护技术的一种制度安排,技术生命周期决定了专利生命周期。本文从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初步探讨了专利保护期的形成机制。从经济学范式出发,在宏观层面,专利在增加社会福利的同时,由于其垄断性质也在减少社会福利,两者之间的博弈形成了最优专利寿命的均衡状态。从计量学范式出发,本文在提出专利持续期概念的基础上,运用生存分析统计方法,通过样本数据分析,认为专利持续期远远小于专利保护期。因此,专利保护期应该在这样一个区间内:区间的下限是专利持续期,区间的上限是最优专利寿命。专利持续期的研究意义在于,一方面建议政策制定者在决定专利保护期长度时,应该从实证角度出发,给出专利保护期的长度;另一方面在于专利持续期的理论假设是发明人认为专利没有了价值,其背后的逻辑是产品没有了价值,技术也就没有了价值,这为研究产品生命周期和技术生命周期提供一种思路。
  • 摘要:在本文中,“欧盟科学技术”是指二战以后欧洲委员会以及后来的欧共体及欧盟的诸成员国彼此联合共同进行的有组织的科学活动,是指欧洲范围内跨越国家层面的、且以制度化形式发展的科学技术,而非欧洲各国“国家科学”的合称。本文以欧洲核子研究组织(CERN)创建初期核心成员为对象进行群体志分析,借以了解这一核心成员群体的特征、理念、群体结构以及CERN在当时的运行方式,并据此解析以CERN 为开端的“欧盟科学技术”的复杂性质。本文认为,CERN 容纳了不同的科学研究传统且极大地促进了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它的产生、存续和发展,为欧盟乃至世界科学在未来的制度化发展揭示了方向、提供了范例。在更深的意义上,CERN的创建是欧盟科学技术制度化进程的始端,在更深的意义上,它象征着某种超越通常所说的“国家科学”层面、同时也像国家科学一样实现了制度化的“超国家科学”的产生。
  • 摘要:作为二十世纪极具影响力的两位科学家,爱因斯坦与皮亚杰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哲学界,他们也同样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他们的认识论观点,立足科学①、眼界宏远、思想深刻、独树一帜,为丰富人类哲学园地作出了突出贡献。迄今为止,就爱因斯坦和皮亚杰的认识论问题所作的探究和阐释已有不少,但对两者之间的比较研究并不多见。本文试图将他们的认识论思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即从在认识起源上的不同态度、对康德“范畴论”的批判继承和与布里奇曼“操作论”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两人的认识论思想。
  • 摘要:班威廉(William Band,1906-1993),著名物理学家,出生于英国,1929年来华,任教于燕京大学,1932-1941年任燕京大学物理系系主任,为中国物理学人才的培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进入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边区无线电高级训练班任教,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急需的通讯人才。文章论述了班威廉在中国的教学科研经历,并对其主要贡献作简单的评述。
  • 摘要:查尔斯·泰勒认为,人类存在是一种自我诠释的动物,社会实践应该按照行动者的社会意义进行阐释。他由此批评了试图按照因果解释将社会科学还原为自然科学的自然主义,倡导一种诠释性的社会科学知识理论。这种诠释性理解理论通过语言哲学得到支持,主体的实践通过他们的语言理解所塑造。
  • 摘要:科学实验中的经验反常往往激起科学家强烈的好奇心,引导科学家进行扩展性探索,以创造解释性假说去合理解释之。创造性溯因是创造新假说的重要机制。现代原子模型的早期发展体现了经验反常、创造性溯因与科学发现之间的密切关系。
  • 摘要:从简单系统到复杂系统的研究线索之一起源于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知识系统。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表明复杂性研究与之联系紧密。模式识别技术的改进是针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多变性等特点。多智能体系统可以用来对复杂性问题进行建模,有利于复杂问题的解决。从复杂系统理论视角看,人工智能研究进一步出现多学科交叉的情景,研究计算机与人类智能活动的环境直接进行交互作用的问题,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人工智能将进一步在复杂系统科学的指导下构造智能系统。
  • 摘要:用数学方程或函数对事物的客观规律进行定量的描述是自然科学严密性和精确性的内在要求。然而描述事物变化规律的数学方程一旦确定下来,方程中变量的个数以及变量之间的关系都是不变的,而事物发生质变时,就有新的质的产生,各个属性之间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在函数关系中自变量与函数只是单向的线性关系,没有从函数到自变量的反馈。函数是通过自变量的外在变换而得到的,不是基于自身而发生的内在变化过程,函数的某一时刻的数值没有把它以前的变化过程继承下来。而事物发生的变化过程中各个属性是相互影响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事物发生的变化也是基于自身发生的内在的变化,量变产生质变是对事物变化过程的继承。数学方程和函数的这种外在性决定了它们无法反映事物的质的规定性,以及事物质变和量变相互交融的内在变化过程。如果忽略了事物发生的质变,或者把质归结为量,并不能真正实现对客观规律的精确描述。数学方程是对规律的外在的描述,方程的形式不变性并不等价于规律自身的同一性。相对性原理是对规律客观性和普遍性的反映,把相对性原理看做是描述物理规律的数学方程在坐标变换下形式的不变性是对相对性原理的误解。
  • 摘要:“大科学”与“小科学”在科学研究中各自起到了独到的作用。在大力发展大科学的同时也需要兼顾发展小科学成为了当代中国科学的发展趋势。“大科学”中的科研人员必须各司其职,难以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与创造力。“小科学”中开放、自由的研究模式有效地激发了科研人员的热忱与动力,培养了他们的科学精神,如此的科学精神在大科学中则难觅踪迹。富兰克林精神首先很好地体现了科学精神的本质,它是科学精神的典型代表。无论从其解决了“小科学”中诸多的具体实验问题,还是从其作为当今的科学方法论而言,富兰克林精神极大地促进了自由创造的“小科学”的发展。特别地,由于目前中国的科技资金投入难以与欧美大国抗衡,所以对于中国的科研人员而言,大力提倡科学中的富兰克林精神将显得极为必要,在此形势下,科研人员自觉运用富兰克林精神进行科学研究,将有效地弥补由于资金不足而引发的不利局面。从中国科学发展的远景来看,富兰克林精神将为未来的科研人员从事科学研究注入强劲的原动力、提供强大的科学精神支持以及有力的科学方法论支撑。
  • 摘要:当代社会认识论的兴起及繁盛明确了认识论的研究态势,肯定了对知识社会维度的认识论研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当代社会认识论的理论特征,重点介绍了戈德曼、凯彻尔及富勒尔三位代表人物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阐述了社会认识论是人类知识探索过程中深入到社会实践的诉求,是人类认识深化的实现机制。
  • 摘要:随着苏联国内部分档案材料的解密和最新分析研究,“李森科”事件来龙去脉变得越来越清晰。文章回顾了事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事件的完整经过,认为整个事件的产生并非是国家权力对的滥用。李森科本人除趁机借用当时国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气候影响之外,科学家自身的立场和科技管理的纷乱也是李森科事件产生和兴起的主要原因。
  • 摘要:量子计算作为量子力学与计算科学结合的产物,在最近的三十年来受到了众多物理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深入的进展。文章从简单介绍了量子计算的基本过程入手,比较了量子并行计算与经典并行计算的不同,并简略的思考了量子计算并行性所内涵的哲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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